划重点

厉子馨
2018-01-07 看过
划重点:秦始皇建立的大一统帝国仅存在了15年就轰然倒塌,而紧接其后刘邦建立的刘氏政权却存在了400年之久,原因就在于汉朝对始皇帝遗产的继承。

2200年前,中国诞生了一位传奇的帝王。他结束了春秋以来五百余年的纷争割据,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他就是中国的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在日本,人们习惯称他为“始皇帝”。
可以说,秦始皇是极富成就而又备受争议的一位皇帝。秦始皇的很多政治发明,比如皇帝制度、官僚制度、中央管理地方、郡县制等,被两千年来的后世朝代所沿用遵行;另一方面,秦帝国仅存在了15年就被推翻,残暴又是秦始皇的另一个代名词。对秦始皇的研究从古至今从未停止,这不仅牵动着中国学者的神经,也将一位日本学者领进了中国秦汉史的殿堂,这个学者就是鹤间和幸,也就是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这本《始皇帝的遗产(秦汉帝国)》的作者。
现年67岁的鹤间和幸1950年生于东京,长期致力于中国秦汉史研究,在中日学术界享有盛誉,被称为是日本秦始皇研究第一人。

本书认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建立的秦帝国虽然命短,但是在短短十几年的统治中,其创立的制度却对后世的国家和君主的建章立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秦汉四百四十年的历史来看,正因为汉代在政治上完全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格局和遗产,并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于秦朝的制动措施,也就是学习好的经验,吸取坏的教训,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式、改良式的继承,汉朝才得以延续四百年之久,这也是作者将本书命名为《始皇帝的遗产》最重要的理由。

本书的重点内容可以分为3个方面来看:
第一,对秦始皇“大一统”及“焚书坑儒”两个历史史实的重新认识;
第二,汉代在政治上完全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格局和遗产,并采取了不同于秦朝的制动措施,得以延续四百年之久;
第三,鹤间和幸独特的学术研究方法和对于考古新资料的大量运用是本书与其他秦汉历史著作最重要的区别。

第一个重点是关于对秦始皇“统一”及“焚书坑儒”两个历史史实的重新认识。
提到“大一统”,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就是秦始皇。确实,从小学教材到现在的历史读物、影视作品都在不断的提到秦始皇在公元前221年征服六国建立了大统一秦帝国的故事。不过,秦国的统一就是统一了六国吗?鹤间和幸提出,秦代大一统的贡献远不仅是统一了六国,人们需要重新认识“秦统一”的意义。
实际上,统一后秦帝国的版图是今天中国领土中除新疆、西藏、内蒙古自治区北部和东北三省之外的地区。远超出了六国领地的范围,当时六国的疆域面积分别是齐国15万平方公里、楚国50万平方公里、燕国20万平方公里、韩国9万平方公里、赵国20万平方公里、魏国10万平方千米,再加上原来秦国的领土面积,其疆域也仅仅只到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带。而与此同时,秦始皇北击匈奴收取河套,又派遣屠睢率领50万秦军平定百越,疆域面积得到迅速扩展,最后才达到了我们现在熟知的340万平方公里左右的秦国版图,奠定了中国王朝对外扩展的视野。而此前,秦国对外扩展领土部分的贡献被大部分人所忽略了。
但恰恰后者的意义可以说更为重要。正是通过军事和对外战争的方式,秦朝实现了中原政治制度及文化向北边匈奴控制区和岭南越人居住地的扩展。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既然秦始皇这么雄才大略,秦国为什么仅存在了十几年呢?“暴政”“暴君”是教科书或者历史读物中给到的最常见的答案。不过这个答案在鹤间和幸看来可能有待商榷。他认为秦始皇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而这个帝国却仅仅存在了15年就被推翻了,其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因为太传奇,于是才有了暴君与干才君主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后代也产生了各式各样脱离史实的演义。
其中秦始皇最为人熟悉的罪行之一就是“焚书坑儒”,也是后世作为秦始皇暴君形象的证据而众所周知的。但实际上,这并不是法家李斯镇压儒家的政策,李斯的动机在于防止当时秦实行的郡县制因为受到批判而导致无法实行。
公元前213年,博士齐人淳于越反对当时实行的“郡县制”,要求根据古制,分封子弟。丞相李斯驳斥其为愚儒。“儒”既有温柔也有愚蠢之意,当时所谓“儒”并不仅仅指称那些继承孔子学说的学者,而是指那些愚蠢学者不知其所云的意思。为了为郡县制的实行扫清障碍,李斯主张禁止百姓以古非今,以私学诽谤朝政。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遂即下令焚烧史官所撰写的秦国意外的各国史书,此外对不属于博士馆的私藏《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一律要交到各地郡官署统一烧毁,此为“焚书”。《诗》、《书》及诸子百家书籍虽说不是批判秦的书籍,但由于它们都是在过去的历史之中发现理想政治,讽刺现实的批判工具,李斯认为有可能会被利用作为批判体制的工具。
至于“坑儒”,鹤间和幸提道,“焚书坑儒”并不是专门坑“儒生”——即儒家学派的学者,坑儒的对象实际上应该是“坑诸生”,当时所谓“诸生”指的是寻求长生不死仙药的方士和信奉孔子的儒者。由于想要长生不老,成为“真人”,秦始皇派遣方士去寻找仙药。徐福等方士耗资巨大,却一直没能找到仙药。后来秦始皇得知方士卢生等在享受优厚待遇的同时却在背地里诽谤自己,勃然大怒,迁怒于方士,对咸阳诸生进行了大规模的搜查审讯,在这个过程中有460名“诸生”被活埋处死。事实上,“坑儒”事件的导火索是秦始皇被寻仙求药的方士激怒,而到东汉以后所记述的历史,却将“坑儒”特定为坑杀儒者了。

第二个重点,汉代在政治上完全继承了秦始皇创建的格局和遗产,并采取了不同于秦朝的制动措施,才得以延续四百年之久。
首先,从基本政治制度来看,秦统一后,不仅将原六国之土划为三十六郡县,还在匈奴、百越、西南夷等新拓之地设郡置县,与内地一律,将郡县扩大至四十六郡县,形成了与商、周王朝不同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
不过随着秦帝国的灭亡,秦郡县制也面临着崩溃,后来人是怎么做的呢?面对刚刚被推翻的秦国,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是当权者首先要思考的问题。项羽采取的做法则是将战国楚怀王的子孙立为义帝,自己仅称王,并分别设立了十八个王,这是一种在封建分封制之上拥立一个皇帝的独特体制。后来刘邦战胜项羽建立汉朝,其时王朝初立,残余势力十分强大,为了稳定全国局势,稳定统治,刘邦一面继承了秦的郡县制,一面又导入楚国实行的分封体制,实行了郡国制,中央直接管辖15个郡。
可以说,“郡国并行制”是汉朝对秦国单一郡县制创新式继承的产物,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使汉初的功臣及王室子弟得到了相应的利益,对稳定当时的政权和社会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避免了短命王朝的命运。对于这种制度,鹤间和幸直言“这是一种没有政治独立性,说到底是具有维护中央集权机能的制度。秦郡县虽说短命,汉以郡县、封建并行却持续了四百年之久。正是因为(汉朝)经常有着不致陷入秦短命局面的制动措施,秦汉时代才得以延续四百四十年之久。”

除了郡县制,秦律法也是汉朝统治者继承的另一个始皇帝的遗产。
在秦国分崩离析之际,项羽与刘邦对峙时期,刘邦曾与父老、豪杰相约:除了“法三章”之外,将废除一切繁杂的秦法。所谓父老,就是村落的长老,豪杰就是有势力的人。而“法三章”则指的是“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当然,建立国家仅仅依靠“法三章”是无法治理的。不过在刘邦希望得到尽可能多支持者的动乱年代,口号越简越容易理解,就越能获得人心,但这最终不过是双方之间暂时的条约罢了。汉朝建立之后,萧何将藏于秦丞相、御史府的律令保存了下来,得以从秦律中找出新国家所需要的法律。据说秦律来自于战国时期李悝的《法经》六篇,即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秦将“法”改称为“律”,即秦六篇。此外,萧何又加上了户律、兴律、厩律三篇合为《九章律》,并在全国内进行推行。
在这里需要特别解释一下,秦汉时期的律与唐代的律不同,尚未分为刑法与行政法。比如,在唐朝的“户婚律”中有同姓结婚是犯罪,处以劳役刑的刑法和男子年龄15以上,女子13以上并听婚嫁的行政法。秦汉时期称基本法为律,律之中既有刑法也混杂了行政法。
那当时秦律在汉朝实行的情况如何呢?1975年发现的睡虎地秦简、1983年发现的张家山汉简终于使我们弄清了虚幻的秦汉律的具体内容。睡虎地出土的1150支秦简包含了被命名为《秦律十八种》《秦律杂抄》《法律问答》等法律条文,为我们呈现了内容丰富的秦律法;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一套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汉简,其中包含41条贼律、18条盗律、24条具律以及后来萧何补充的兴律等等,从张家山汉简的内容来看,汉继秦律在文物层面得以证实,而且汉朝在秦律的基础上又对律法进行了创新及补充,使其更加完善。
另一方面,通过秦汉法律体系史料的出土,也证实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帝国的确是以法律为基础建造的。除了对于中国古代国家的影响,鹤间和幸还提出秦律法是东亚世界律法的源流的观点,这一观点需要特别提及。他认为作为中国法代名词的“律令”在一定时期内,发挥着维持东亚世界国家、社会的法律机能。包括新罗、百济、高句丽、日本、越南在内都是采纳了中国律令作为国家基本法的东亚国家。古代日本就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律令,因而称为律令国家的,虽然其时采纳的是当时中国唐代的律令,然而若寻觅中国律令渊源的话,势必追溯至秦汉的律令。

为什么呢?这个就跟我们提到的汉代继承的第三个始皇帝的遗产有关,即汉朝继承了秦代对外开拓的国家视野。
我们第一部分提到过对于秦始皇统一概念的重新认识。我们常说秦始皇的统一是“六王毕,四海一”,实际上秦国不仅兼并了六国,同时还北击匈奴,南征南越,形成了后来中国整个版图的基础。可以说,就对外开拓意义而言,秦之于汉,先导之功诚不可没。
西汉时期,武帝有意识的效法秦始皇,平定南方闽越国的动乱,派名将卫青、霍去病三次大规模出击匈奴,收河套地区,夺取河西走廊,封狼居胥,将当时汉朝的北部疆域从长城沿线推至漠北,建立了将秦帝国大大扩充了的汉帝国;对匈奴的战争同时,汉武帝采取和平手段和军事手段使西域诸国臣服,基本解决自西汉初期以来匈奴对中原的威胁,为后来把西域并入中国版图奠定了基础。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不断对外扩展统治领域的必然结果就是把先进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带到别的地区乃至国家,才有了郡县制、律法的推行,才有了秦汉文化对东亚的深远影响。
钱穆先生论及秦汉,曾言:“武帝发奋,欲兴太平,乃其实亦仍袭秦故”,又言:“若以与秦始皇相比,似其对内政治,尚未能超出秦制规模,而对外开拓,则确又驾秦而过之矣”。意思就是说,武帝时期之所以国家能够兴盛,是因为汉武帝袭承了秦朝的制度;汉武帝虽然在对内政治上没有超越秦朝的创建,但是在对外开拓方面则超过了秦朝的作为。
那么延续了400年之久的汉朝为什么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呢?鹤间和幸认为,自然灾害与内乱是最终导致东汉灭亡的原因。而二世纪后半期桓帝、灵帝统治期间,东汉社会经济政治混乱加剧。朝廷内腐败严重,宦官外戚争斗不止、边疆战事不断,加上干旱、洪涝、饥荒、地震等灾害频发,京师、九江等地方传染病蔓延,社会陷入动荡,引发了黄巾起义,董卓之乱,最终导致了刘氏王朝的终结。

第三个重点内容,也是这本书与其他秦汉历史著作最重要的区别,即本书作者鹤间和幸在书大量运用考古新资料的论证方法。
可以说,考古材料就是本书的灵魂,而对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等新资料的利用,正是鹤间和幸这部著作显著的优异之处。
近年来,秦汉时代的考古工作不断取得重大进展,秦始皇时代的里耶秦简、走马楼吴简、汉武帝前期走马楼汉简、汉代居延木简等史料陆续出土。以前人们对秦汉历史的研究多来自于文字,比如《史记》《汉书》,而这些简书的出土则标志着对于秦汉时代的研究有了超越《史记》、《汉书》的出土史料,依据出土史料从事研究成为可能,对秦汉历史的认识也需要进入新的阶段。
基于这样的学术态度,鹤间和幸结合实地考察,运用新出土资料,对比《史记》等史料,对资料再加工,再将其运用到具体时代的论述中,不断地将史书的文字记载和考古材料相结合去说明问题,特别是遇到历史文献中没有记载,无法用文献去直接论证的问题时,鹤间和幸就用实物或者考古材料去论证。
比如在论述秦统一前221年的历史时,由于对于这一年的历史没有任何文献可以参考,鹤间就充分利用了新出土的里耶秦简中发现的始皇二十六年的纪年简牍。里耶秦简中公元前221年历史的木牍记载了秦官吏处理本县行政事务的情况,包括地方官署管理徭役劳动机构制定的服徭役的劳力名簿以及迁陵县发生的越人举城叛乱等情况。作者认为,这些出土的木牍所记载的内容中完全没有庆贺天下统一的气氛,依然残存着被占领以来所产生的紧张状况。虽然这一史料并非来自中央,但通过地方保留下来的公文,鹤间带我们看到了《史记》中所没有记载的天下统一时地方的紧张局面。

再如,鹤间以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秦律十八种》为例,指出秦汉律令沿袭自有脉络;在论述武帝时的历法与审判时从酷吏张汤以及新出土的汉简文书讲起。
此外,本书的每段论书几乎都能做到有出处和根据,将出土文献与历史文献相对照,将近年来秦汉考古学乃至于人类学的发现贯穿其中引用佐证,可见其严谨的学术精神。另外,在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大量的文物照片以及遗址的照片,帮助读者更好的理解所述内容;在本书附录作者还列出了秦皇帝系图、秦汉官制、主要人物略传、主要历史关键词解说、参考文献和历史年表,几乎将秦汉史研究的史学、考古学、文献学、气象学、艺术史资料一网打尽,读者只需按图索骥,就可探骊得珠,可谓秦汉史学研究中的一股清流。

除了以上的重点内容,书中的几个观点也值得注意:
第一,作者在前言里提出了陶渊明所咏桃源乡真实存在的可能性。陶渊明《桃花源记》讲述东晋太元年间一日,武陵渔人乘舟进入一片盛开的桃花林后,弃舟穿过洞穴,到达一个奇异村庄的故事。这个村庄的人告诉他说祖先是因为躲避秦时的战乱至此,以后再也没有出去过,与外面的世界断了来往,它们向渔人询问现在是什么朝代“竟不知有汉,更不必说魏晋”。受到热情招待的渔人希望能够再次来访,回去的路上沿路做了标记,但是等后来再去寻找时桃源乡却不知所踪。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桃源乡也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本不存在的乌托邦式的理想国。
不过里耶新发现的简牍其中记载的内容,证明秦国的势力的确已经延伸到了陶渊明所提及的这一带的边境,揭示了桃源乡背景的历史真实性。当然作者也仅仅只是提出此假设,并无定论。

第二是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有着相近的血缘关系。东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的共同研究小组分析了山东省临淄西汉遗址出土的五十八具人骨和东周时期九十二具人骨的线粒体。当他们将距今两千五百年前的春秋、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两千年前两汉末的山东人,以及现代山东人的身体特征进行比较时,得出了意外的结论。即战国时代中期的山东人与欧洲人竟然有着相近的关系,西汉末的山东人则与中亚的维吾尔和吉尔吉斯人接近。
鹤间和幸由此提出,悠久的中国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并且经过不断的质的变化才得以形成,而不仅仅是汉民族的历史的观点。

第三、对项羽历史地位的重新评价。
讨论楚汉这段历史时,鹤间和幸认为司马迁的《史记》、包括一些现代学者对项羽的负面评价有失公允,而且现代史学家认为的项羽在反秦斗争中是起倒作用、他从贵族立场出发实行分封是与历史潮流背道而驰的观点也有待商榷。
鹤间和幸提出,项羽杀秦子婴,未封刘邦为关中王,流放并杀害楚怀王等背信弃义的行为虽理应受到非难,但从漫长的历史潮流来看,正是项羽杀掉秦子婴才结束了秦王朝。才有了后来刘邦作为项羽麾下的汉王,破项羽称帝,继承秦始皇统一帝国体制的历史。可以说,始皇帝的遗产是以项羽为中介,再由刘邦继承下来的。此外,汉朝建立后,刘邦一面继承秦郡县制,一面又导入项羽建立的分封十八诸侯体制,实现了郡国制。从这一意义上来说刘邦是一面与项羽战斗,一面学习并吸收项羽的楚式体制的,项羽于历史之贡献,不容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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