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人论世——研读《文史通义》的前行

戈北刀客
2018-01-05 21:48:19
章学诚学术小传

一、生平传略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浙江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戊午,卒于嘉庆六年辛酉(1738年——1801年),年六十四。幼多病,资质椎鲁,日诵百余言,至十四岁《四子书》尚未卒业。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虚字多不当理,亦不肯为应举时文,好泛览而心无主张,唯兴趣不离纸笔而性情近于史学;廿一二岁以后,骎骎向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善言利病得失,识趣已在通史;二十三岁始离家游学,至北京。数肄业于国子监,不得赏识。二十九岁,始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与邵晋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学也。四十岁,中顺天乡试,四十一岁方为进士,然立志已定,欲专攻文史校雠之学,遂托迂疏,不复入仕。先后主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讲席,五十岁始识毕沅,五十一岁,始依毕沅于湖北,为之代编《史籍考》,又为和州、永清、亳州编修志书,最后为《湖北通志》,时年五十七。自后遂归浙,时游扬州,以老。

二、学术路径
章学诚的一生可谓与时与世都格格不入,一方面,他躬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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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学术小传

一、生平传略
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浙江会稽人,生于乾隆三年戊午,卒于嘉庆六年辛酉(1738年——1801年),年六十四。幼多病,资质椎鲁,日诵百余言,至十四岁《四子书》尚未卒业。二十岁以前,性绝騃滞,读书日不过二、三百言,犹不能久识,学为文,虚字多不当理,亦不肯为应举时文,好泛览而心无主张,唯兴趣不离纸笔而性情近于史学;廿一二岁以后,骎骎向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善言利病得失,识趣已在通史;二十三岁始离家游学,至北京。数肄业于国子监,不得赏识。二十九岁,始依朱筠,得见当世名流,遂知名。三十四岁,朱筠为安徽学政,先生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诸人皆从游,与邵晋涵尤相知,以同治史学也。四十岁,中顺天乡试,四十一岁方为进士,然立志已定,欲专攻文史校雠之学,遂托迂疏,不复入仕。先后主定州定武、肥乡清漳、永平敬胜、保定莲池、归德文正诸书院讲席,五十岁始识毕沅,五十一岁,始依毕沅于湖北,为之代编《史籍考》,又为和州、永清、亳州编修志书,最后为《湖北通志》,时年五十七。自后遂归浙,时游扬州,以老。

二、学术路径
章学诚的一生可谓与时与世都格格不入,一方面,他躬逢盛世,经历了乾隆朝的富庶和强盛,而仕途始终不得志,终身沉沦下僚,过着客馆、游幕、编书的生活,毕生未尝做官用世;另一方面,身值乾嘉考据之学的鼎盛时期,而他的学术志趣与同时代的学人格格不入,在众人的哂笑和漠视之中,他独力开创了“文史校雠”之学,然而终其一生也未能得到充分的认可。但是,这格格不入也是时代也给予他的苦涩的馈赠,一方面,不能“得君行道”,便安于著书立说,守先待后;另一方面,乾隆朝的文化可谓繁盛,经学考据发展到了顶峰,四库馆开馆校书,形成了一时的文化盛事,众多遗佚书籍重见天日,书籍的考订与校雠的义法都成为学人讨论的重大问题,章学诚虽未能亲身参与四库校书,但是通过身边的学人圈子,他也能与闻其间的讨论,这些既为他的思想展开提供了相对完备的材料,也给了章学诚反向的刺激,使他在与时代学风的紧张关系中不断开创自己的学问,并时刻加以反思。
 章学诚学术的大体路径是由校雠之学上探文史之学,最终期以明道。“校雠”是他的学术基础,正是通过校雠的实践与著作体例、形式的探讨,他才能厘清古今著作的源流,以进而上探文史的义例、心法,最后一步则是由文史以明道。
他学术的最初进路是所承习的庭训与自己性情共同作用的结果。他的父亲章镳便激赏同乡先贤邵念鲁的文史之学,喜讲心得而略于名物度数,这对章学诚学术个性的养成十分重要,而章学诚的性情也恰好有近于此,故其观书多不喜为训诂所牢笼,讲求别出己意,不避鲁莽而要在识见古人之大体。(邵廷采《答蠡吾李恕谷书》有云:夫论学当提撕本原,使人知用功下手处。若博闻强记,讲求刺刺,穷年劳壤,总归丧失。昔孟子论井田、封建,止述大略。此谓之善于师古,知时务之要。后此荀淑不为章句,渊明不求甚解:外期经世,内养性情。两贤虽未达圣功,要为窥见体用。)这一学术进路与当世学人大相径庭,而他并不以世人为然,直到1766年(时年二十九岁)初晤戴震而受到极大震撼。(本年的《与族孙汝楠论学书》写道,“往仆以读书当得大意,又少年气锐,专务涉猎,四部九流,泛览不见涯涘,好立议论,高而不切,攻排训诂,驰骛空虚,盖未尝不憪然自喜,以为得之。独怪休宁戴东原振臂而呼曰:‘今之学者,毋论学问文章,先坐不曾识字。’仆骇其说,就而问之……仆重愧其言!”)此次会晤,章学诚为戴震由训诂以通经学的观点所震动,至于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的惭惕寒心。后来虽从震动中恢复过来,但对“空谈义理”之戒终身守之。自此之后,以戴震为代表的经学考据终章学诚一生都制造着“影响的焦虑”,甚至可以说是他自身学术获得定位的一个重要坐标系。
震撼之余,章学诚退而反思,并往复揣摩《思复堂文集》,他不肯违背自己的性情勉强走训诂的道路,又为了和当时“经学训诂”的风气相抗,他终于选择了“文史校雠”的方向。因此才有了1772年“斟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 ”(《候国子监司业朱春浦先生书》)和1773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赅《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与严冬友侍读》)的艰苦努力。再加上《和州志》的修纂,更使他有机会在实际研究中发展他的校雠理论,此时文史之学的面目在他心中已经日渐清晰起来,他的思想之大体趋向已经稳定,一套系统的文史校雠理论也在酝酿之中,故而在1773年再次与戴震会晤时,他便能够与之质对,此时修志问题的争论实质上反映了两人对史学的不同观点。章学诚身处考据学风盛行之时,当然深知清代学术上的虚实之辩,因而他一方面对自家的理论有着充分的材料自觉和实践冲动,另一方面也时时怕别人批评他徒具空言而不能征诸实事。因此他的义理进展始终都是与文献整理的实际工作相结合的,对文献的整理和对义例的揣摩、应用相辅相成,促进着他对“校雠心法”的求索。
《校雠通义》完成于1779年,然而,全书未得付梓便于1881年因遭遇强盗而散失。在此前后的几年他的主要精力都用在整理旧稿件上面,这也可以看作是前一个阶段学术生活的整理,直到1783年,这一整理阶段告一段落,这一年他作了《癸卯通义草》十篇,包括《诗教》、《言公》等主要篇章,这也是今本《文史通义》撰写的开始。如果根据章学诚治学重点的转移,将其学术生涯划分为准备和成熟两个阶段,那么他前期的工作重心是通过班固、刘向、刘歆的校雠方法来考辨文史之学的源流,这是他学问的基础功夫,《校雠通义》就代表了这一准备阶段的结束,此时他的文史校雠之学已然有了稳固的基础,自然而然进入后一阶段,探索义理诉求的进一步升华。章学诚的文史之学最核心的“六经皆史”理论得力于1788年开始编纂《史籍考》。《史籍考》是一种规模较方志远为浩大的“校雠”工作,在此,前一段的训练便可以充分展开,而且这项工作本身也要求了更加精深和恰切的义例分判,以及更加深湛的义理统率。他在1788年《与孙渊如书》中说:“为中丞编《史籍考》,泛览典籍,亦小有长进;《文史通义》庶可借是以告成矣。”果然,第二年(1789年)《文史通义》的中心文字便大量涌现了。随后几年,《史籍考》的编纂工作始终未曾放下,方志的编写又更加纯熟,这两项实际工作与他的义理诉求相辅相成,共同推进,最终他完成了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文史理论体系,并在《浙东学术》一文中,将自己安放在文史性命之学的统系之中,与戴震分庭抗礼。
回顾章学诚的治学路径,大体来说,通过方志和《史籍考》的编纂,他逐渐建立了“以史概经”、“以今代古”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最后则凝聚在“六经皆史”这一中心命题之中。“六经皆史”论的完成,不但在实斋个人的思想发展上为一最大的突破,即在整个清代学术史上也是一项重大的突破。

三、学术述要
道是章学诚最核心的关注,《原道》三篇是他整个学术的总枢纽。综观他繁复而略显混杂的论述,有两种基本理念贯穿于他对道的信念中,其一是道无所不在而又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之中,其二是“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原道·上》),这两个理念展开了道的两个侧面——将万物统摄为一,因而将所有的人事物象统合在其中;随着人类社会的演进而不断展开、显现,与天地相始终。乍看之下,这里的道与黑格尔所谓的“绝对理念”颇为相似,但章学诚所认为的“道”根本上还是客观性的存在,因为它根源于天。应当说,这种对于道的认识和信念在传统中国是很大程度上被共享的,章学诚的独到之处在于将道从六经、圣人之中解放出来,使道一方面还原为形而上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植根在历史进程中,它的运行和展开造就了人类社会及其历史,道不是个别事件和事物的“所当然”,而是其背后的“所以然”,这样就建立了人类文明进程的史与形而上的道之间的对应关系,将历史的意义抬高到足以与经学分庭抗礼的地步。
这一整理工作的完成使得整个文明的进程图景大大改变了。道之始与天地同样不可得而知,我们所能认知的道是从三人居室开始的,“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得已而後起者也”(《原道·上》),而后世尊为法度的纲常礼教都是慢慢演变出来的。在此,道似乎是一种使人类趋于秩序化和文明化的“负熵”,它既出于天,又是人的本性所具有的潜能,它的展开便是文明的进程。在这一演变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的是作为历史规律“不自觉的工具”的众人,众人的分工任事之需求造就了均平之秩序,众人在实践中对于主持者、领导者的需求造就了长幼尊卑之秩序,这些都是出于“自然”,而圣人在此过程中只能顺众人之势,圣人的创制只能是“不得不然”,因此,道通过众人发挥功能,圣人通过“学于众人”而体认道的运行,再顺着所体认的运行规律创立文明所必须的礼乐制度,使得道更加充分地展开自身。这是一个重新构造的“三才”结构,在其中人的作用被理性地加以限制,圣人不再能与道同体、通于天地神明,而是必须通过众人来领会人道,而人道也只是形而上的天道所展开的一部分。这一道的结构使得《易经》处于天人之间的枢纽性位置——《周易》“盖与治历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在章学诚看来,《易经》所记录的是天地的变化及人类社会的应变,是处置天人关系的法典,“夫悬象设教,与治历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易教•上》)。而通过《易经》的接引,六经之人道与天道才能上通下达。
在这一重新构造的文明图景中,出于道的自然(体现为众人自然而然的需要)和圣人的不得不然(根据众人需要确立和损益文明制度)人类社会逐渐形成和演进,文教制度确立,文明走向上升,每个圣人都因时代的需要而对制度斟酌损益,这一过程在周公时代达到了鼎盛,终于确立了一套官师合一的完美制度(将历史的潜能与历史的需要在此整合一致),整个社会进入了黄金时代。然而一阴一阳、否泰交替的天道则带来了极盛而衰,黄金时代所确立的文明之总体制度终于衰落,官师分离,整个文明面临巨大的危机,当此之时,孔子学于周公,而将整个文明浓缩于六经(周公所流传的六种政典)之中,以之展开教化。此后,文明便在下坡路上行进,于是“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厘清了道的结构和文明进程的图景,就可以明晰六经及其演化出来的庞大文史传统的面貌。在章学诚看来,六经是整个文明的上升阶段中,不同时代的圣王对于文明制度的损益,周公将之集大成,而孔子鉴于时势、因于失位,只有以之垂教,以期整个文明重回黄金时代。因而六经是黄金时代的核心文献,是整套文明制度的浓缩,也是后人在当下重塑黄金时代的钥匙,只有将每一部经典的义例和心法参透,才可能重构出符合天道与人道的典章制度,将时王政治带向圣王时代。
理解章学诚的文明图景,一个主要困难在于周孔之际的变动,亦即,周公所创制的完美制度何以崩溃?章学诚似乎没有给出正面的解释,只是笼统概之以“势”,“势”是《文史通义》出现极多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是赋予历史以合理性解释时,时常被援用来化解历史所“给定的”不合理结果的概念(这恰恰反映了章学诚所继承的儒家历史观与自己的历史哲学之间的裂隙),它代表了那些历史进程中不可理解的客观性部分,原本在道的展开过程中,社会的发展、圣人的创制、文明的演进是一个良性互动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在周公、孔子之间的历史时段被撕裂,经历了极盛而后便越来越失去良性的互动,道依旧高高在上,仍在展开,而社会则在势的作用下,逐次经历言公时代、诸子学派时代、文学私著时代,文化的统合性与秩序性逐渐丧失,“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要体道、见道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然而,章学诚正是面对“势”,面对文化秩序解体的事实,找到了作为个体的学者、专门家的价值和道义担当。在《原学》篇中,他提出了“天德”和“天位”,而个人要做的就是“以天德修天位”,下学而上达,由效法上达到成象,最终得见天道,然而每个人秉气不齐,各有所蔽郁,只有圣人作为“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能够完全理解天道的知识,我们的道德知识最终也依赖于圣人。在这里,学与思、知与行以及风气的作用都得到了新的阐释,而《博约》篇提出的性情与功力之说可以在此得到阐发,将以上这些整合起来,就为一个面对现代知识分工的学者如何才能见到古人之大体开辟了新的途径——专门化,这是解决现代学者困境的方法,根据在于每个人的天赋能力和思维方式,“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力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而这一过程也是“致良知”,只不过由德性之知转而为学问之知。根据人的天赋能力和学问的固有特质,他又分出了考据、文章、义理三种知识活动的类型,并且认为三种知识活动各成一时之风气,循环往复、交相为功。以上部分,章学诚解决了作为个体的学者“见道”的问题,而他的最终旨归还是行道,也就是说,能够顺着道的展开在后世重建黄金时代、重回官师合一的完美秩序,这就涉及到学者与他人、国家和整个传统之间的关系。他主张重视时王的典章制度,因为其中也有道的作用,并且参酌古礼以成今礼,最终完善一套“今礼”,将历史带回官师合一的完美制度和秩序之中。无疑,这与他身处的时代有密切关系,也与他的威权思想紧密相关,然而,也唯有如此,他的理论系统才能回到最初的起点——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即事存理,即器存道。


参考文献:
章学诚 著,叶瑛 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5月第一版
章学诚《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8月第一版
胡适 编订,姚名达 补订《章实斋先生年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一版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8月第一版
余英时《论戴震与章学诚》(增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4月第一版
[美]倪德卫 著,杨立华 译《章学诚的生平及其思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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