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疲劳 生死疲劳 8.3分

史景迁:评莫言《生死疲劳》

名字写在水上
2018-01-03 22:54:23

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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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夏天,毛泽东在北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山东省高密县西门屯大队杏园养猪场的猪也奄奄一息。第一批病死的五头猪,“它们的尸身上,布满了铜钱大的紫色瘢块,圆睁着眼睛,一副死不瞑目的模样”。公社兽医站的兽医宣布是“急性丹毒”,令人赶快将死猪焚烧掩埋。可当时已经连续下雨数周,土里浸透了水。往死猪身上倒上煤油,点火焚烧,恶臭的浓烟笼罩着整个猪场。没过多久,800多头猪被传染。又有一队兽医坐了汽艇过来,带了好药,但还是无济于事。猪场里到处堆积着死猪,尸体在炎热的天气中发胀。

由于无法掩埋死猪,猪场“无计可施的人们,在兽医们走后,便趁着夜色,用平板车,将那些死猪,拉到河堤,倾倒到滚滚的河水中。死猪们顺流而下,不知所终”。猪场一片废墟,足证猪场“辉煌的日子”“如今已成往事”。猪舍的地基倒塌,肆虐的洪水冲断了电线杆子,切断了公社与外界的联系。因此,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是从村里唯一的一部收音机里听到的。“毛主席怎么会死呢?大家不是说他至少可以活到158岁吗?”

莫言最新的力作《生死疲劳》中有许多这样生动的片段。这部小说的背景几乎涵盖了中国的整个革命历程——从1950年到2000年,进入后邓小平时代中国所谓的“改革开放时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生死疲劳》是一部纪实作品,带领读者穿越时间,从中国内战结束后的土改,到20世纪50年代初、中期建立互助组与初级合作社,到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大跃进与饥荒等极端岁月,一直到集体经济不断削弱,进入基本不受管制的“社会主义特色的资本主义”新时代。小说结尾处,一些人物已是开着宝马,另一些人物则染了一头金发,打着金色鼻钉。

然而,虽然可以说莫言叙述的政治剧从历史上讲忠实于现有已知的记载,《生死疲劳》依然是一部幻想大胆、具有创造力的小说,它不断地自嘲、重编,并通过文中的评论给读者以震动。它将政治作为病理学来阐述。从一开始,读者想必就乐于欣赏莫言这部小说的别出心裁之处:五位主要的叙述者不是人而是动物,尽管它们都用巧妙控制的人的声音说话。五位叙述者每一位——驴、牛、猪、狗、猴——是一位名叫西门闹的男子逐次转世的化身,这是由阴曹地府的阎王所定。

西门闹,30岁,高密县的富裕地主,共产党接管政权后,在土地改革初期,就被当地的一个村民在寒冷的十二月近距离枪毙了。自觉自己在人世善良正直、修桥补路、乐善好施,是孝顺的儿子,慈祥的父亲,深爱自己的正房与两个姨太太,西门闹抗议命运的不公。阎王的答复是,世界上许多人“该死,但却不死;许多人不该死,偏偏死了。”因此,阎王答应放西门闹转世,正是从这一刻起,他回到了人间,先是做动物,最终恢复人形。

使用这种虚构的手法,在语调与叙述上自然会面临种种困难。五个不同的动物叙述者必须用各自的动物声音描述各自的经历,杂以各自前世在人间生活的情绪与见闻。它们对所谓的现实主要的维系在于,各自与西门闹活着的长工蓝脸存在某种联系,蓝脸是一个强壮、忧伤、吃苦耐劳的农民,坚守自家的土地,坚决拒绝参加后来的各种社会主义组织。蓝脸倔强、骄傲、忍耐,他反过来又是每一种动物的主人或同伴。他们共吃不多的供应粮,一起劳作。虽然他们之间无法交谈,但蓝脸还是在这五种存在形式的身上,回想起自己那被枪毙的东家。

如此简要的梗概或许会使小说听来过于精巧,而这部小说其实粗糙而又坚毅,粗俗而又滑稽。革命分子的乡村政治翻天覆地;村里的性交(无论是人的还是动物的)灿烂而又强烈。死亡令人意外而又暴力。处处可见苦心谋划的巧合。最为滑稽可笑的事件,却是带着超然的精心加以描绘,资深翻译家葛浩文(HowardGoldblatt)流利而又优雅的译笔,无数次再现了这些事件令人同情的时刻。人们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每一种动物确实是在用各自独特的声音发表意见——譬如,对猪场多起死亡的尖锐看法,便主要来自转世为猪的叙述者。此外,担负叙述或评论之任的,通常不是蓝脸就是其他人。

该书的作者也常常出现在叙事结构中。他作为作者与个人的局限不断受到嘲笑,而我们也常常受到作者莫言的提醒,小说中的人物莫言不可信。“莫言从来就不是一个好农民,”我们被告知,“他身在农村,却思念城市;他出身卑贱,却渴望富贵;他相貌丑陋,却追求美女;他一知半解,却冒充博士。这样的人竟混成了作家,据说在北京城里天天吃饺子。”在小说的结尾,莫言另有发展,成了主要人物之一。正是在西安莫言的家里,蓝脸的儿子得以与情人度过艰难的5年。莫言甚至还给这一对提供日本避孕套。

《生死疲劳》并非一直对共产主义体制充满敌意,有时候莫言似乎急于重建他一直在烧毁的桥。“我不反共产党,”蓝脸悲壮而苍凉地喊叫着:“更不反毛主席,我也不反人民公社,不反集体化,我就是喜欢一个人单干。”然而,在这样一部宏大、残酷而又复杂的故事的语境中,向党表忠心显得脆弱不堪。

我们在这部小说中看到的批评,在当今中国也有许多的共鸣。姜戎在其新作《狼图腾》中,对一群饥饿的狼与一群野马之间可怕的较量做了描写,以此显示旧有的草原生活方式的价值,与之相对照的是党强加于其上最终灾难性的价值观念。对于这种较量,莫言有他自己的版本:在集体农场附近,驴跟狼之间的搏斗。阎连科的《为人民服务》中,一个勤务兵和他的情人——军队师长的妻子——在夏日里激情做爱,高潮发生的那一刻,是二人性狂欢中撕毁了所有一度珍贵的藏品——毛泽东像,以及毛那些过时而又没有意义的政治纲领。在莫言《生死疲劳》中描写的许多性纠缠中,也显现出了这种反政治的激情。如此看来,中国的小说正在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小说作者也在主张新的表达自由。毛泽东成了一位很顺手的反面人物。人们不禁想问,他的后继者免遭类似的对待还会持续多久。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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