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记钱穆:犹记风吹水上鳞

名字写在水上
2018-01-03 看过

犹记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师

文/余英时

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

避地难求三户楚,占天曾说十年秦。

河间格义心如故,伏壁藏经世已新。

愧负当时传法意,唯余短发报长春。

八月三十一日深夜一时,入睡以后突得台北长途电话,惊悉钱宾四师逝世。悲痛之余,心潮汹涌,我立刻打电话到钱府,但钱师母不在家中,电话没有人接、所以我至今还不十分清楚钱先生(我一直是这样称呼他的,现在仍然只有用这三个字才能表达我对他的真实情感)逝世的详情,不过我先后得到台北记者的电话已不下四五起,都说他是在很安详的状态下突然去的,这正是中国人一向所说的“无疾而终”。这一点至少给了我很大的安慰。今年七月,我回到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的会议,会后曾第一次到钱先生的新居去向他老人家问安。想不到这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了,走笔至此禁不住眼泪落在纸上。

最近十几年,我大概每年都有机会去台北一两次,多数是专程,但有时是路过。而每次到台北,无论行程怎么匆促,钱先生是我一定要去拜谒的。这并不是出于世俗的礼貌,而是为一种特殊的情感所驱使。我们师生之间的情感是特别的,因为它是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四十年来,这种情感已很难再用“师生”两个字说明它的内容了。但最近两三年来,我确实感到钱先生的精神一次比一次差。今年七月初的一次,我已经不敢说他是否还认识我了。但是他的身体状态至少表面上还没大变化。所以他的突然逝世对我还是一件难以接受的事。

我对于钱先生的怀念,绝不是短短一两篇,甚至三五篇“逝世纪念”那种形式化的文字所能表达得出来的,而且我也绝不能写那样的文字来亵渎我对他老人家的敬爱之情。所以我现在姑且回想我最初认识他的几个片断,为我们之间四十年的师生情谊留下一点最真实的见证,同时也稍稍发抒一下我此时的哀痛。以后我希望有机会写一系列文字来介绍他的思想和生平,但那必须在我的情绪完全平复以后才能下笔。

我在前面所引的诗是我五年以前祝贺钱先生九十岁生日的四首律诗的最后一首,说的正是我们在香港的那一段岁月。我第一次见到钱先生是一九五零年的春天,我刚刚从北京到香港,那时我正在北京的燕京大学历史系读书。我最初从北京到香港,自以为只是短期探亲,很快就会回去的。但是到了香港以后,父亲告诉我钱先生刚刚在这里创办了新亚书院,要我去跟钱先生念书。我还清楚地记得父亲带我去新亚的情形。钱先生虽然在中国是望重一时的学者,而且我早就读过他的《国史大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曾在燕大图书馆中参考过《先秦诸子系年》,但是他在香港却没有很大的号召力。当时新亚书院初创,学生一共不超过二十人,而且绝大多数是从大陆来的难民子弟,九龙桂林街时代的新亚更谈不上是“大学”的规模,校舍简陋得不成样子,图书馆则根本不存在:整个学校的办公室只是一个很小的房间,一张长桌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我们在长桌的一边坐定不久,钱先生便出来了。我父亲和他已见过面。他们开始寒暄了几句。钱先生知道我愿意从燕京转来新亚,便问问我以前的读书情况。他说新亚初创,只有一年级。我转学便算从二年级的下学期开始,但必须经过一次考试,要我第二天来考。我去考试时,钱先生亲自出来主持,但并没有给我考题,只叫我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先生不但当场看了我的中文试卷,而且接着又看我的英文试卷。这多少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知道钱先生是完全靠自修成功的,并没有受到完整的现代教育、他怎么也会看英文呢?我心中不免在问。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在写完《国史大纲》以后,曾自修过一年多的英文,但当时我是不知道的。阅卷之后,钱先生面带微笑,这样我便被录取了,成为新亚书院文史系二年级第二学期的学生了。这是我成为他的学生的全部过程。现在回想起,这是我一生中最值得引以自傲的事。因为钱先生的弟子尽管遍天下,但是从口试、出题、笔试、阅卷到录取,都由他一手包办的学生,也许我是唯一的一个。

钱先生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虽小,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同时还有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十分严肃、不苟言笑的人。但是这个感觉是完全错误的,不过等到我发现这个错误,那已是一两年以后的事了。

当时新亚学生很少,而程度则参差不齐。在国学修养方面更是没有根基,比我还差的也大有人在。因此钱先生教起课来是很吃力的,因为他必须尽量迁就学生的程度。我相信他在新亚教课绝不能与当年在北大、清华、西南联大时相提并论。我个人受到他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之外。他给我的严肃印象,最初使我有点敬而远之。后来由于新亚师生人数很少,常常有同乐集会,像个大家庭一样,慢慢地师生之间便熟起来了。熟了以后,我偶尔也到他的房间里面去请教他一些问题,这样我才发现他真是“即之也温”的典型。而后来我父亲也在新亚兼任一门西洋史,他常常和我们一家人或去太平山顶或去石澳海边坐茶馆,而且往往一坐便是一整天,这便是上面所引诗中的“犹记风吹水上鳞”了。钱先生那时偶尔还有下围棋的兴趣,陈伯庄先生是他的老对手,因为两人棋力相等。我偶尔也被他让几个子指导一盘,好像我从来没有赢过。

这样打成一片以后,我对钱先生的认识便完全不同了。他原本是一个感情十分丰富而又深厚的人。但是他毕竟有儒学的素养,在多数情况下,都能够以理驭情,恰到好处。我只记得有一次他的情感没有完全控制好,那是我们一家人请他同去看一场电影,是关于亲子之情的片子。散场以后,我们都注意到他的眼睛是湿润的。不用说,他不但受了剧情的感染,而且又和我们一家人在一起,他在怀念着留在大陆的子女。但这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敬爱。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

我跟钱先生熟了以后,真可以说是不拘形迹,无话不谈,甚至彼此偶尔幽默一下也是有的。但是他的尊严永远是在那里的,使你不可能有一分钟忘记。但这绝不是老师的架子,绝不是知识学问的傲慢,更不是世俗的矜持。他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但这是经过人文教养浸润以后的那种自然。我想这也许便是中国传统语言所谓的“道尊”,或现代西方人所说的“人格尊严”。

这种尊严使你在他面前永远会守着言行上的某种分寸,然而又不觉得受到什么权威的拘束。说老实话,在五十年代初的香港,钱先生不但无权无势,连吃饭都有困难,从世俗的标准看,哪里谈得上“权威”两个字?这和新亚得到美国雅礼协会的帮助以后,特别是新亚加入中文大学以后的情况,完全不同。我们早期的新亚学生和钱先生都是患难之交以后,雅礼协会和哈佛燕京社都支持新亚了,香港大学又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钱先生在香港社会上的地位当然遽速上升。但是就个人的亲身体验而言,钱先生则依然故我,一丝一毫也没有改变:发展以后的新亚迁到了嘉林边道。我仍然不时到他的房间里聊天,不过常不免遇到许多形形色色的访客。有一次,一位刚刚追随他的文史界前辈也恰好在座,忽然这位先生长篇大段地背诵起文章来了,我没有听清楚是什么,钱先生有点尴尬地笑,原来他背诵的是钱先生几十年前在北平图书馆馆刊上所发表的一篇文字。这一切都和钱先生本人毫不相干。一九六零年春季,钱先生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我曾两度去奉谒,他和钱师母也两度到康桥来作客。他们临行前,还和我们全家同去一个湖边木屋住了几天。我们白天划船,晚上打麻将,这才恢复到我们五十年代初在香港的那种交游。钱先生还是那么自然、那么率真、那么充满了感情,但也依然带着那股令人起敬的尊严。

上面描写的钱先生的生活的一面,我想一般人是不十分清楚的。我能比较完整地看到这一面也是出于特殊机缘造成的。钱先生从来不懂得哗众取宠,对于世俗之名也毫无兴趣,更不知道什么叫作“制造社会形象”或“打知名度”。这些“新文化”是向来和他绝缘的、因此他不会在和人初相识时便有意要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尤其不肯面对青年人说过分称誉的话。除非有五十年代香港的那种机缘,钱先生的真面目是不易为人发现的。他对《论语》“人不知而不愠”那句话,深信不疑,而近于执著。五十年代初他和我闲谈时也不知提到了多少次,但他并不是向我说教,不过触机及此罢了。

上面说到我得到钱先生的教益主要是在课堂以外,这也有外缘的关系。我在新亚先后只读了两年半,正值新亚书院最艰困的时期,钱先生常常要奔走于香港与台北之间,筹募经费。一九五零年年底,他第一次去台北,大约停留了两三个月,好像五一年的春季,他没有开课。五一年冬他又去了台北,不久便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而礼堂倒塌的事件,钱先生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所以整个五二年春季他都在台湾疗养。五二年夏初,新亚书院举行第一届毕业典礼,我是三个毕业生之一,但钱先生还没有康复,以致竟未能赶回香港参加。所以我上钱先生的课,一共不过一个半学年而已。事实上,我有机会多向钱先生私下请益是在他伤愈回港以后,也就是我毕业以后。

大概在一九五零年秋季开学不久,我为了想比较深入地读《国史大纲》,曾发愤作一种钩玄提要的工夫,把书中的精要之处摘录下来,以备自己参考。我写成了几条之后,曾送呈钱先生过目,希望得到他的指示。这大概是我第一次在课外向他请教。钱先生的话我至今还记得。他说:“你做这种笔记的工夫是一种训练,但是你最好在笔记本上留下一半空页,将来读到别人的史著而见解有不同时,可以写在空页上,以备比较和进一步的研究”他的闲闲一语对我有很深的启示,而且他透露出他自己对学问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代表了他自己对一部中国史的系统见解,但是他并不认为这是唯一的看法,而充分承认别人从不同的角度也可以得出不同的论点、初学的人则应该在这些不同之处用心,然后去追寻自己的答案。用今天的话说,钱先生的系统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个意思,他在《国史大纲》的“引言”和“书成自序”中也隐约地表示过,但是对我而言,究竟不及当面指点,直凑单微,来得亲切。从此以后,我便常常警惕自己不能武断,约束自己在读别人的论著—特别是自己不欣赏的观点—时,尽量虚怀体会作者的用心和立论的根据。

这次以后,我曾不断提出《国史大纲》中的具体论断,请他说明为什么要这样说,而不那样说。每一次都是我“小扣”,而他“大鸣”。我渐渐明白原来他多年在北大等校讲授中国通史的过程中,读遍了同时史学专家在一切重大关键问题上的研究文字,然后根据他自己的通史观点而判定其异同取舍。有一次我们讨论到西魏府兵制,他便向我说明他和陈寅恪的看法有何异同之处。他认为陈寅恪过分强调了宇文泰个人私心在府兵制成立上的作用,而他则宁可从胡汉势力的消长上去着眼。他很推崇陈寅恪的贡献,但认为专题考证的具体结论和通史所需要的综合论断未必能完全融合无间。我举此一例,以见《国史大纲》并不易读。因为钱先生写通史时惜墨如金,语多涵蓄,其背后不仅是正史、九通之类的旧史料,而且也包含了整个民国时期的史学史。

我们讨论的范围几乎无所不包,但重点总是在现代史学的演变方面。我从他的谈论中,逐渐领悟到中国传统学术一方面自有其分类和流变,另一方面又特别注重整体的观点。这是“专”与“通”的大问题。但是这一传统和现代西方学术的专门化趋势接触以后,引起了许多有关如何沟通和融化的困难,一时无法解决。如果单纯地依照西方的分类,各人选一专门的范围去进行窄而深的断代研究,当然也会有成绩。但在熟谙中国传统的人看来,总不免有牵强和单薄之感。如果过分注重“通”的传统,先有整体的认识再去走专家的道路,事实上又是研究者的时间、精力、聪明都不能允许的。钱先生走出了自己独特的“以通驭专”的道路。现在大家都把他当作学术思想史家,其实他在制度史、沿革地理,以至社会经济史各方面都下过苦功,而且都有专门著述。《国史大纲》中 “南北经济文化之转移”三章尤其有绝大的见识,显示了多方面的史学修养和现代眼光。在钱先生门下,以我所认识的人而言,严耕望先治政治制度史后治人文地理,都是受到钱先生的启发和指导。一九五三年钱先生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三四个研究生,我也在其中。但我当时的兴趣是研究汉魏南北朝的社会经济史,由钱先生任导师。钱先生仍一再叮咛,希望我不要过分注意断代而忽略贯通,更不可把社会经济史弄得太狭隘,以致与中国文化各方面的发展配合不起来:这仍然是“通”与“专”之间的问题,不过钱先生的道路并不是人人都能走得通的,所以这个大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他也承认这个问题恐怕无法统一解决,只有凭各人性之所近,分途摸索。也许等到新的研究传统真正形成了,这个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化解了。这里又显示了钱先生治学的另一面:他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是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并没有陷人相对主义的泥淖。他相信,各种观点都可以用之于中国史的研究,然而学术价值的高下仍然有客观的标准,也不完全是时人的评价即能决定,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了吸尘器中的灰尘。这便回到“人不知而不愠”那个老话题上去了、但是他承认三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已酝酿出一种客观的标准,可惜为战争所毁,至今未能恢复。

钱先生回忆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的变迁,对我也极有吸引力。最初我只是为了好奇而向他追问各派的人物的性格和治学的长短及彼此间的关系,但久而久之,我对民国学术思想史有了比较亲切的认识。这一部分的知识更是书本上所找不到的。钱先生自民国十九年到北平以后,表面上他已进入了中国史学的主流,然而他的真正立场和主流中的“科学”考证或“史料学”又不尽相合。因此,他和反主流派的学人却更为投缘,甚至左派学人中也不乏和他谈得来的,例如杜守素便非常佩服他,范文澜也十分注意他的著作。四十年代中,范文澜开始编《中国通史简编》,便颇取材于《国史大纲》,不过解释不同而已。此外如南方以中央大学为中心的史学家如缪凤林、张其昀也和他交往很密切。钱先生不在任何派系之中,使他比较能看得清各派的得失;他又有自己的观点,所以论断鲜明,趣味横生。一九七一年以后,我每次到台北去看他,只要话题转到这一方面,他总是喜欢回忆这些学坛掌故。我曾一再请求他写下来,为民国学术史留下一些珍贵的资料。这也许有助于他后来下决心写《师友杂忆》。但是《杂忆》的文字还是太洁净、太含蓄了。这是他的一贯风格。但读者如果不具备相当的背景知识,恐怕很难体会到他的言外之意,更不用说言外之事了。

自从获得钱先生逝世的消息,这几十小时之内,香港五年的流亡生涯在我心中已重历了无数次。有些记忆本已隐没甚久,现在也复活了起来。正如钱先生所说,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我这篇对钱先生的怀念主要限于五十年代的香港,因为这几年是我个人生命史上的关键时刻之一。我可以说,如果我没有遇到钱先生,我以后四十年的生命必然是另外一个样子。这就是说:这五年中,钱先生的生命进人了我的生命,而发生了塑造的绝大作用。但是反之则不然,因为钱先生的生命早已定型,我在他的生命史上则毫无影响可言,最多不过如雪泥鸿爪,留下一点浅浅的印子而已。

这篇文字在情感波动中写出,无暇修饰,也不能修饰,但所记仅仅是一个轮廓。在结束之前,让我叙述一个刚刚发生的故事,因为这个故事富有象征的意义。

我在美国教学和研究已三十年,钱先生的著作当然是和我的工作分不开的。在我的朋友和学生之中,当然也有不少人因为我的指引才去细读钱先生的著作。其中最明显的当然是Jerry Dennerline。前年(一九八八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的《钱穆和七房桥的世界》这是以《八十忆双亲》的译注为基础而写成的专著。

但是三十年来,我并没有利用任何机会去宣扬钱先生的学术和思想,好像要造成一个“学派”的样子,这也是本于钱先生的精神同时,我深信“道假众缘,复须时熟”之说,揠苗助长是有害无利的。而且钱先生毕生所发挥是整个中国学术传统,不是他个人的私见。过分强调或突出他个人的作用,不是抬高或扩大他,而是降低或缩小他。他对章学诚“言公”和“谢名”的深旨,低回往复,不能自已,其故正在于是。

我个人几十年来也没有直接写到钱先生的机会,因为我在美国的教学和研究都不涉及近代和现代的人物与思想。一年多以前,我接受了瑞典诺贝尔委员会的邀请,在今年九月初参加一个讨论世界各国“民族史的概念”(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的学术会议。我想借此机会听听其他国家的专家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因此几经考虑之后,决定参加。我的题目是“二十世纪中国民族史概念的变迁”,论文期限本在六月底,但因为我七月初回台北开会,加上其他事情,一直延至最近才赶写了出来。这篇文字从章炳麟、梁启超开始,最后一位代表,恰好是钱先生。在我得到钱先生逝世消息的前几个小时,我正在撰写《国史大纲》所体现的民族史的意识。也许在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刹那,就是我介绍《国史大纲》的时刻。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感应之理呢?也许像我在上面所说的,由于他在我早期的生命中发生了塑造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临终前又从我的潜意识中涌现了出来。无论如何,这总是一种不可思议的巧合。但是使我备加哀痛的是:我不能不对这篇文字作一次最后的修改,添上了他的卒年,并且把动词改为过去式。

钱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有过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内。

(本文作于一九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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