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生”:太宰治的脸,或孔雀肺 | 霍俊明论严彬及其诗歌

严彬
2018-01-02 看过

严彬

严彬,1981年生于湖南浏阳,诗人。出版诗集《我不因拥有玫瑰而感到抱歉》《国王的湖》《献给好人的鸣奏曲》《大师的葬礼》。参加第32届青春诗会。有诗歌《在家乡》与李宗盛、李剑青师徒合作改编成歌。

—— “双生”:太宰治的脸,或孔雀肺——

  ☉ 霍俊明

已经写出全部的诗了
我给它们按悲伤排序
——严彬《诗人》

严彬是处女座。他曾经写作一首诗《处女座》来纪念诗人摄影家任航(1987~2017),实际上这是一个人的精神自审--这甚至违背了神的示谕“不可使他认识自己”。正如湖水照亮了那喀索斯(Narcissus)俊美无比的白弱脸庞,同时湖水中的影子也成了吸附诗人的深渊。

严彬的诗歌以及“诗人形象”让我有些不明所以地想到了两个奇怪的但印象极其深刻的“太宰治的脸”和“孔雀肺”。太宰治的脸相信没几个人见过,“有的脸莫名其妙地难以忘记。有一种脸不知为什么深深铭刻心里,不断地迫你思索……有这种悲戚而高贵的脸的人一世纪顶多一个或两个罢”(桥川文三《太宰治的脸》)。至于“孔雀肺”是什么样的异常结构就更让人难解,“我是一个病人,一个凶狠的人 / 我不招人喜欢。我认为 / 我的肝脏有病,但不要紧 / 我瞒着女朋友,去看过医生和 / 殡仪馆工”(《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而二者,一表一里恰恰是“双生”结构,即由诗人的语言、修辞以及呼吸方式所搭建起来的迷宫一样奇妙的气息。这种新奇、陌生、难解、分裂甚至吊诡的病疾气息的戏剧性结构,一定程度上正是一个诗人精神原型的隐喻--“请相信牙疼病也有它的基本趣味”。一个诗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方式以及词语系统如何发生化学反应般的相互渗透甚至伤口一样的愈合?这是捉摸不定的精神现实。由此,我想到了萨拉马戈的小说《双生》,身份认同或身份焦虑。而“双生人”(互补、交叠、分裂、龃龉)正是诗人摄影家任航擅长的手段,一个倚靠固守,另一个拼命挣脱。任航曾经有一张个展的海报,近景是一只孔雀,孔雀的后面是一个被遮住了半张脸的女性,极其富有戏剧性的是孔雀的眼睛刚好挡住了女性的眼睛。孔雀的眼睛和女性的眼睛刚好构成了“双生”结构。然而更不可思议的还在于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标题以及正文的时候我几乎对任航一无所知,是读到严彬的那首诗《处女座》才搜索了任航。这同样具有不可解释性。而就诗歌写作而言,现实和语言之间最易于形成双重生活和多重人格,而诗人从原型意义上而言更接近精神上的无根者与漫游的囚徒。这既是自我发现,也是影响的焦虑,“所谓的真实生活是不存在的,他必须创造一个真实以及它的必然后果。”(纳博科夫)

2016年夏天,严彬和我坐在扬州的夜色里。那时,我和他面对面坐在一个叫“探”的咖啡馆里。很多年不喝啤酒了。此时已是深夜,空荡荡的啤酒瓶越来越多,内心越来越空旷。这一喝就到了凌晨三点钟。我和严彬几次走出来,江南夜风习习,舒服得让我忘乎所以。这是夏天难得的馈赠,台风来了但是距离扬州还远。这是楼房和停车场之间的一个空地--暂时性的,不久后高楼将拔地而起。不远处的水泊在夜色里闪亮。各种野草丛生,我只认识狗尾草。虫鸣蛙叫,风吹来,我和严彬在夜色里撒尿。头顶没有星空。严彬不想回去了,想躺在这个湿地边睡去。如果是多年前我会毫不犹豫地坐下来陪他。可是一扇门在背后,我们必须都要转身。

严彬的眼睛很大,因为个子不算高,所以眼睛就显得格外大。如果是黄昏,那简直就像是两盏灯--深情而又不屑、迷离而又肯定。一个晚上,蒋一谈端详了严彬一阵后说(像是看一个陌生人)“你的眼睛看起来像杀手。”实际上,我喜欢严彬的眼睛--忧郁而有亮光。我一直在严彬的诗歌里与一个孤独、自傲、偏执、深情的处女座男孩相遇,有时细腻如针似丝(比如这样的句子“知道你修的房子上苔藓生长的方向”就是典型意义上处女座的)有时又严苛、挑剔甚至玩世不恭,有时受到点刺激还会来上戏剧化的情绪。孤独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完全不是孤单。那么,严彬能杀死内心的孤独吗?就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孤独都在内心里举着手抓挠,“我是个孤独的人 / 常常被自己惊醒”。1994年夏天,大学女生从我后面递给我她的单放机,里面播放的是张楚的歌《孤独的人是可耻的》。那一年,我耿耿于怀的一句话就是--孤独的人是可耻的。2015年9月12日,夜。来到邯郸的严彬在舞台上唱着周云蓬的那首大家熟知的歌《九月》。一个盲歌手,70后的绿色火车。严彬的身后有乐队,如此专业。我喜欢会唱歌的诗人,因为我也喜欢唱歌。有一次走在北京的大街上,自己走着走着突然哼唱起歌来。这声音简直把我吓了一跳,这个声音太陌生了。但他是我体内的另一个自己,不知不觉他已经沉默无声多时了。那一刻,我比泪水更孤独。在严彬可塑性很强的嗓音中,海子在那一刻与他重合。甚至在灯光黯淡的那一刻,当他走下台来,我恍惚觉得他是另一个人。正如我在云南的时候,那也是一个夜晚。我和一行云南朋友在酒吧里喝茶,一个年龄较大的在云南某报社工作诗人朋友--近乎陌生,他盯着我看了半晌说出一句闪电般的话--“你很像当年的骆一禾。”而9月13日上午,我已经在赶往青海德令哈的路上了。

严彬诗集《大师的葬礼》(2017 中国青年出版社)

沈浩波在一篇关于严彬诗歌短论结尾的一句话--“他本质上是很有精神活力的诗人,不必在诗歌中耽于病痛。祝他长命百岁吧!”显然,沈浩波夸大了严彬诗歌中的“病人形象”。以前看严彬网上的照片,他身形落寞,而眼神明亮。直觉,他是一个诗歌中的孩子,所以他可以无所顾忌地说--自己就是自己的王、自己就是自己的一切。严彬的“诗人形象”极其突出,走在大街上甚至是标识性的。他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一些终其一生孤独的诗人。实际上严彬并不是另外一个诗人或作家(太宰治?布考斯基?海子?),不是另一个人的影子。他就是自己。严彬是一个真实的人,诗歌里也具有精神自剖的一面,“我时刻惦着我的孔雀肺。 / 我替它打开血腥的笼子”(张枣《卡夫卡致菲丽丝》,十四行组诗)起码在我看来这样的诗歌话语方式是可靠的,是自我生长性的,而非寄生、嫁接、矫饰和伪托。无论诗歌体式和话语腔调以及诗人抒发情志的姿态如何不同,这都是由一个诗人内在性生发出来的,而这一自我主体性的调式显然是不应该被任何人替代的。也许,就诗歌腔调而言,严彬仍在反复拉抻自己的音色来练习发声。

就诗人的抒情主体位置而言严彬是极其突出的,那些诗中的“我”有着绝对的中心位置。是的,严彬的诗歌最为专注于精神自我,甚至更多的时候是通过自我戏剧化的方式完成非我、反我、超我。而严彬的诗又是“面目怪异”而极其驳杂甚至“泥沙俱下”的,严彬是一个“敢写”“大胆写”的诗人和反常规的选手。严彬是一个敢于不避谶语的百无禁忌的写作者,他的文本中有各种各样的“死亡”,而张枣最后时日写的“灯笼镇”则是命运和语言的本质化对应--互相揭开了盖子。甚至有时候很多文本逸出了惯常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诗歌的“边界”,从而出现了一些看起来接近“非诗”“反诗”的特异的文本,“存在主义小说,地下室手记 / 幻想讽刺症患者,鳄鱼 / 写实的狂欢曲,赌徒 / 心理变态自言自语的人,永远的丈夫…… / 全部是幻想,荒唐的梦”(《陀思妥耶夫斯基笔记》)。而严彬的诗歌,我尤其喜欢他的正是这些看起来不太像诗的诗。这种变动和不确定性大体可以看做是诗人写作的活力,当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视为对属于自我诗歌话语腔调的寻找和权衡之中。不太像诗的诗,包含了某些不确定的因素以及某种异质性和不合时宜,这恰恰是维护了诗人作为同时代人的权利--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严彬的诗歌征候和他的诗人形象一样突出,这种突出在于严彬并没有将自己过早地“风格化”--这不得不归功于他的一贯的“不合时宜”。风格化在此有两个指向。其一,“风格化”的形成来自于模仿、追赴和套用别人诗歌腔调。这是不折不扣的二手货、替代物。这种风格化甚至在某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会变得比较普遍,比如当代诗人的“哺乳期”和精神空档期。其二,“风格化”指向的是诗人自我,其写作从一开始无论是在语言方式、意象构成等方面都过早地形成了固化和惯性方式--质言之就是作茧自缚又自以为是。

严彬的诗歌具有明显的反讽、自轻、戏谑和悖论化的腔调,由此形成了自我戏剧化--不同的声音、不同的形象叠加在一起。与从星期一到礼拜天的编排方式相应,严彬每一首诗都有具体的写作时间,这是否像诗人所说的是“精神病变日记”?这是一个掏空了内脏还被鹰鹫啄食的躯体,一个名副其实的“病人”。他在隐喻化的疾病中走得如此之深。那么诗歌是否能够成为自我疗治的利器?即使诗歌是一把手术刀治愈了病疾,但是也必然要在身上留下不能抹去的伤疤和隐痛。当年波德莱尔在城市街区的游荡,波西米亚的密谋者聚集在乌烟瘴气的小酒馆,这个时代人们只是热衷于谈论新闻、天气和翻滚过后床单的颜色,而“病人”“游荡者”“革命者”已经委顿成高档会所里莫谈国事的“哈哈哈”的调笑或者充当了新媒体江湖的公知和正义的虚假化身。与此同时,他的阅读想象和自我经验是一起缠绕生长,异质空间的混合,风格化的谣曲和说唱式的精神自白互见--严彬的很多诗几乎是说着说着就不自觉地唱起来了(甚至有的诗干脆直接唱出来,比如《我的情欲大--和木心》),叙事和抒情杂糅声调时而尖利时而低郁。他有着对孤独甚至分裂情境一意孤行的深化以及某种僭越和“不洁”的“异质性”冲动。这使得严彬的诗歌充满各种“杂质”“颗粒”和“体液”。严彬一直在做的就是把自己、他者置放在实有或虚无的时间砧板上一次次地敲打。

严彬诗集《献给好人的鸣奏曲》(2016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严彬的诗歌有一部分在我看来可以归入“轻颓诗”的行列(印象里好像还没有人提出过这个说法)。这些诗不仅从形制上看短小,而且在阅读速度和感受力上也比较节省时间,而从诗歌内质来看这种“轻”“颓”显然直接对应于严彬的内心精神图示。他的诗歌处理的是自我的身体经验(有一部分来自于阅读经验)、内心渊薮以及想象性的边界,孤独、压抑、游离和飘荡感几乎无处不在,无力、尴尬、虚无、漶散显得诗歌的面孔有些苍白。因为身体失衡以及内隐的病疾状态,诗歌也随之处于失重、失衡的位置。这种“轻颓”有时候会给我们诸多幻觉和不确定性的体认,这种幻觉和体认同时指向了诗人、修辞以及现实。严彬已经在他的诗歌中游荡了无数次,病倒了无数次,也为自己和别人乃至故乡和整个时代死了无数次。从统计学的角度,严彬是同时代人中最为频繁对病人、游荡者和死人反复倾心描画的诗人。因此在修辞学那里这具有了时而梦中、时而死亡、时而复生的“变形”“穿越”能力--比如他的《精神病变日记》系列诗--“我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病人 / 像个完整的病人,轻轻走路”。他用比叹息还轻的脚步游荡于无地,他反复用诗句涉入死亡之水和梦幻里的水银面具--“我又回来了 / 推开门 / 跳进自己的身体 / 参观他的地下室 / 带走几件旧衣服”(《死后》)。这是对肉体的冒犯,还是对自我以及存在的重新认识?

有时候是一个梦游人突然从窗口伸出一只瘦削颤抖的手,有时一个病人穿着条纹衣正摸索着走出医院昏暗的走廊,有时是在半梦半醒之间真假参半地说话,有时候一个信使不断向废弃的绿色邮筒扔进白色的信件,有时候是醉酒后一个人抚摸心口的自我劝慰,有时候一个人拿着指挥棒站在大街上企图拦住这个时代形色匆匆的人们,有时候从梦中的高楼大叫着跳下来,有时候是频临死亡前的谁也无法猜测和确认的声音。一个孤独、悲痛而又具有自我嘲讽精神的人牵着他的矮脚马出走在路上或者原地打转。湖水中是孤独的树枝堆积,远方的路消失在荆棘的后面,背后的故地插满死亡的手杖,爱情的紫葡萄正在化为深秋的露水--“我是个孤独的人 / 常常被自己惊醒”“我回绝了所有的人 / 整天和自己在一起”。

平心而论,严彬的诗歌也并不只是这种“轻颓”的类型,他的一些带有明显的带有“说话”“陈述”“讲述”“互文”的故事片段和拼贴而成的戏剧化场景让我看到了诗人的另一种能力--化大为小,举重若轻,声东击西,虚实转化。实则这种写作能力对诗人的要求更高,因为单纯的“轻颓诗”发自本性和诗性,而后者则具有明显的自觉化的提升。就后者而言,严彬的诗歌在近乎筛选出的“小说”“戏剧”元素中抵达的却并不是“故事”本身,而是完成了以个人想象力为前提的生命意志--这必然形成诗歌强大的包容力和广阔的各种空间层。这对于很多青年诗人以及熟练的写作者而言都是很难完成的。质言之,全媒体时代的诗歌写作空间如此开放,而每个人的写作格局和精神世界竟然如此狭仄。每个写作者都在关心自我却缺乏“关怀”众人,每个人都热衷于发言表态却罕见真正建设性的震撼人心的诗歌文本。这让人们联想到当年《芝加哥论坛报》对雷蒙德·卡佛的小说评价,人性关怀是第一要素--“他这些角色可能属于混蛋、晦气鬼、失败者、傻瓜、同性恋,但每一个这样的角色又都心存关怀。”

严彬的诗歌不乏现代感,这种现代感在于严彬的诗歌大体与其容留性有关--可以将自己以及想象性的场景予以破碎、组接、变形或者剥离。严彬并不是一个排斥性的雅罗米尔气息的诗人,新变以及游荡感在他的诗歌中反复出现。与现代感相应,严彬的诗歌带有现场的活力以及自我多重形象的变身能力。据此又生发出大量的实有和虚拟的人物、故事、场景与空间(尤其是那些异域性的空间),这是一种互文的借用,也是“借尸还魂”从而放大了诗歌的空间和想象的尺度。严彬会平地上走着走着突然就跳到湖里去了--“在湖底说话和吹口哨”,甚至一跳又跳到山顶或者更高的月亮上去了。这种有违日常的白日梦和机器猫无疑使得严彬诗歌的陌生感、剥离感、介入感、现场感、梦幻感一起催生,光怪陆离而又直抵核心和本相。虚拟的比现实更现实,现实比虚拟的更虚拟。正因如此,才会有这样的诗句发生--“如今我们生活在头镇,这里没有一个大人物 / 几条狗在傍晚叫着,几只鸡在早上打鸣 / 我在这里育有一子一女,在门前挖了一口新池塘”(《写给头镇的诗》)而现代感并不是单纯现在时和指向未来的,更应与过去时的记忆和内在精神的成长方式有关。

在中国最北方漠河的夜色里,头顶上悬挂的星星有些不真实,而“午夜的秘密所剩无几”。严彬对我提起他当年带着母亲来北京看病,神色黯然,而他母亲已经病逝--他是否在诗歌中“捡回母亲的胫骨 / 父亲的灰色心脏”?我想到了严彬诗集中有一首极其怪异特别的诗。这首短诗的跨度居然是十二年,初稿于2004年,改订于2016年。这首诗是《年轻时给母亲的十四行诗》。在那一刻,这个生活在北京,在新媒体上天天与形形色色的人和文本打交道的人在此时带我回到了1981年的湖南某个山村,再次遇到了那个呆坐在池塘边时常犯头痛病的母亲。那时一个个有根系膨胀的树正在成长,而后来几乎是一夜之间一个故乡的陌生人形成--其方式是在新旧转捩和较量中那些旧的、乡土的、过去时的东西一败涂地,那些乡村之树转瞬间被连根拔起、烟消云散。由这一地方性的时代景观出发我看到的严彬是一个唏嘘的不时喟叹的徘徊者,他提前经历了布满了灭顶之灾的洪水和死亡景象的“乡土末日梦”,“我们开始和死者交谈 / 我们是所有生存和死去的人 / 第一次醒来时还是预言 // 第二次醒来时我明白了一切 / 看见一个极为聪明的人描述对岸的生活 / 我想到古埃及最后的日子,浏阳河边上一个村庄的一天”。一个光怪陆离的门就在面前,身后却是无路可返的黑夜。我这样说并不是强化一个诗人的精神和伦理的正确,其前提还必须是诗歌层面的。这时我看到严彬手里有一盏多年不用的灯。他只能本能性地提在手里,这一老旧的光源已经无用武之地。它无奈地成了废墟的一部分,而严彬正在废墟上呆坐,他有时候会爬到残垣断壁的某个柱子上歌唱,眺望一个时代秋天的黄昏正在结束。那是平淡却惊心动魄的时刻!焦虑的诗人已经诞生!

严彬诗集《国王的湖》(2016 黄山书社)

在北去的火车上,严彬的女儿小番茄睡醒之后在静静地看童话书。严彬也有童话,成人的童话在内心的盐水里浸泡、划桨。在闪现的光斑中严彬的脸时而明亮时而晦暗。我知道,严彬的心里还在暴雨般的唱着属于他的“孔雀肺”的摇滚。

严彬主编的三本书:野渡、临渊、盗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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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俊明

霍俊明,河北丰润人,工作于中国作协创研部,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中国现代文学馆首届客座研究员。著有专著《尴尬的一代》《变动、修辞与想象》《无能的右手》《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从"广场"到"地方"》《萤火时代的闪电》《"70后"批评家文丛 霍俊明卷》《陌生人的悬崖》《先锋诗歌与地方性知识》《中国诗歌通史》《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理论史》,诗集《有些事物替我们说话》《怀雪》《一个人的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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