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主之死 公主之死 7.8分

读书札记

勒夫的鼻屎
2018-01-01 看过
《公主之死:你所不知道的中国法律史》由台湾历史学家李贞德所著。本书围绕北魏兰陵长公主在婚姻中遭遇丈夫不忠和家庭暴力,流产致死。这起“殴主伤胎案”,代表皇室旨意的门下省官员和以尚书三公郎中为代表的汉化官僚集团针锋相对,就如何处置驸马和与此案相关的四个平民展开激烈斗争。
辩论的一方是维护皇权、保护公主的势力,即门下省的官员,实质上是代表灵太后的意志;另一方是主张以父系家族伦理为标准来断狱判刑的汉人和汉化官僚集团,以尚书三公郎中崔纂为代表。从他们的共识和歧异之处,可以一窥中国法律的“儒家化”进程,以及汉唐期间女性法律地位状况。

一、悲剧的发生
在大部分国人的印象中,中国古代男子可以三妻四妾风流无比,但这也有例外的时候。据说南北朝时期的妇女都“善妒”,甚至以此为“妇道美德”,因此“善妒”也就成为女性出嫁前所必修的课程之一。刘宋时代就有人编了一本《妒妇记》来调侃这种“妻管严”现象,而本书主人公兰陵长公主恰好正是当时妒妇的典型代表。长公主是北魏孝文帝的女儿,驸马刘辉是南朝叛将刘昶的孙子。二人结婚后,兰陵长公主继承了“善妒”的美德,对驸马爷管束十分严格,曾经残忍地将与刘辉有染的一个怀孕了的婢女开膛剖腹处死,二人也因此决裂并离婚。如果二人就此分道扬镳也罢,但不久长公主又请求复婚并得到太后允许,二人因此又成夫妻了。后长公主怀孕,期间刘辉又在外面寻花问柳,与平民张容妃和陈慧猛有染,公主大怒,与驸马冲突,“刘辉在忿怒之中将公主推到床下,又用脚踩踏她的肚子,导致公主流产,最后终于因此次受伤过重而去世。”之后刘辉跑路遭谋逆通缉,张、陈兄妹四人被捕入狱。

二、控辩的焦点
    这件案子乍一看并没有什么疑难之处,然而当我们深究其中,却会发现,焦点并不仅仅停留在如何判案的表面,而是中国法律“儒家化”进程中的“父系伦理法制化”问题。针对驸马,有两项罪名难以判断:究竟是谋逆大罪,还是杀子罪?也就是说,究竟是以公主皇家贵族身份为先,还是以其作为刘辉妻子的身份为先?以崔纂和游肇为代表的汉化官僚集团所主张的斗殴杀子罪,认为公主在出嫁之后“从夫”,事实上已经丧失了自己“皇室女”的身份,或者说这一自身身份已经退居次位,这一论断十分鲜明地体现了儒家的思想观。奈何胳膊拧不过大腿,最后灵台后也没有采纳他俩的观点,但围绕二人的精彩反驳,李博士详细论述了那个时代妇女的法律地位。
三、女性地位的差异
1.时代差异
提到中国妇女,必须要说妇女在中国古代的地位。这本书中用三个词来概括:夫尊妻卑、父尊母卑、夫家认同。从秦汉魏晋到隋唐时期,女性的位可以说大大降低了。
以通奸罪为例,在秦汉魏晋时代,虽然相比男性妇女触犯通奸罪的可能性稍大,但男女犯此罪后所遭受的惩罚确实相似的,并无大的差别,大多处以徒刑。由此也可以看出那时“男尊女卑”并未成为根本的法律原则。但若将魏晋以前和隋唐时代对夫妻家庭暴力案件的处理情况对比来看,则可以看出“男尊女卑”逐渐演变成中国古代法律的重要原则。在前期,无论是男方还是女方实施家庭暴力,在治罪时一般平等对待。虽然也有人从儒家“三纲五常”和“五服”理论体系出发,以子女在告发父母犯罪时不同的容隐选择为例证论证男女尊卑有别,但并未被接纳为主流思想。可到了唐代,家庭暴力中的男方和女方就有了不平等的对待,有了差别,明确体现出了“男尊女卑”的儒家“三纲五常”理论。正如书中所考证的,北魏在入主中原前妇女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男性高。这样,处于中国法律儒家化和少数民族汉化纵横交错的背景中的“殴主伤胎案”也就更显得复杂了。
2.地域差异
若我们用汉唐两个朝代与魏晋时期相对比,魏晋南北朝不同文化碰撞融合,女性的地位反而比较高。本书的整个案件中,灵太后才是最高决策者,她作为当时北魏的实权者,甚至最终忽视臣僚的意见按照自己的意志对驸马和其他人定罪。众所周知,鲜卑妇女的政治影响力很大,在南北朝之前,是汉族妇女遥不可及的。在这里似乎自由女性才是运筹帷幄的枢纽人物,影响男人能否决胜千里。正因为鲜卑族和汉族文化的差异,女性在不同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差异,才引发了“殴主伤胎”中的辩论。
此外,作者以婚姻暴力为例,夫妻之间的谋杀行为,一般而言确实会受到严厉处分,但南北政权对于夫妻之间相杀相伤的处置并不完全相同。在南朝,妻子伤害丈夫所受到的惩罚比一般人之间的伤害罪行更重;而在北朝,却有丈夫意外杀妻而被处决的例子。此外,在南方,倘若母亲损坏了父亲的遗体,无论是否为了医学理由,儿子若不阻止就会被视为不孝,遭到弃市之刑;然而在北方,法律明文规定“容隐”,准许女儿对母亲杀父亲的行为三缄其口。
作者由此提出观点:直到公元六世纪下半叶,分裂的魏晋南北朝即将结束之前,夫尊妻卑的伦理在北方仍然尚未成功地进入到法律体系之中。

四、对现代的联想
作者在此书中不仅了讨论古代的法律制度、女性地位和婚姻史,也用了大篇幅“以古鉴今,”将近现代关于女性的法律尤其是台湾的民法与古代相对比,以学术角度分析和呈现女性地位的古今状况。
在本书首章,李贞德借东晋谢安夫人刘氏之口道出了女性自身的性别认知,“周公是男子,相为尔,若是周姥撰诗,当无此也。”这句千古名言道出了当时社会背景和礼仪伦常约束中女性的呐喊和潜藏的“女性意识”。
作者通过大量举例,之处台湾的法律在上个世纪依然保留着男性主导的意志,直到1999年法律才终于规定:夫妻结婚时,可以保留各自的本姓;夫妻住所由双方共同协定,不再以夫之住所为准;父母对子女权利义务相当;女性离婚后不必再等半年才得结婚等等。而古代的女性则没有今天这样幸运,她们没有独立的法律地位,而是“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子可以有三妻四妾,而女性却被要求始终如一。男子出轨了可以将女子纳为小妾,以辩通奸之罪,而女子却要受到惩罚,只有以妒防奸,成为“妒妇”。
最后,作者提出了最重要的观点,我们讨论妇女在法律上的地位时,不能只是分析女性在各种条文和案例中的处境,而必须检讨女性运用法律的机会和参加立法的可能性,这是女权得以保障的唯一手段。女性想要改变命运,或许只能用刘氏的一句话来概括:“何不让周婆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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