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的想象力》读书笔记

厄庇美尼德
2017-12-31 22:34:16

『人生、历史与社会这三者就是有关人的恰当性研究的坐标点。』(P143) 第一章 承诺 (一)米尔斯论述了普通人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境』与『关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间的张力。『“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通渗透的改造。』(P16)

(二)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正在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这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更多个体乃至文化共同体中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note:在思想史中,每个时代都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自然科学式的思维模式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室技术”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保障的源泉。』(P17)但米尔斯质疑自然科学作为思想共同体与文化公众群体所广泛知悉并深切思虑的那些问题的主要价值尺度的有效性,而当代文学和艺术也不足以洞悉这些问题的真相。]

(三)经典社会分析传统的赓续在社会科学内部以及其学院环境和政治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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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历史与社会这三者就是有关人的恰当性研究的坐标点。』(P143) 第一章 承诺 (一)米尔斯论述了普通人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进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以及『源于周遭情境的个人困境』与『关于社会结构的公共议题』间的张力。『“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社会本身桀骜难驯的力量,以及其令人异化的生产方式、严丝合缝的政治支配技术、国际范围内的无政府状态,简言之,即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通渗透的改造。』(P16)

(二)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的想象力正在成为当代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这在社会科学和心理科学中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但在更多个体乃至文化共同体中仍没有得到充分发挥。[note:在思想史中,每个时代都有某种思考风格趋于成为文化生活的共同尺度。自然科学式的思维模式是现代西方社会的主要共同尺度,『“实验室技术”成为普遍接受的程序模式和学术保障的源泉。』(P17)但米尔斯质疑自然科学作为思想共同体与文化公众群体所广泛知悉并深切思虑的那些问题的主要价值尺度的有效性,而当代文学和艺术也不足以洞悉这些问题的真相。]

(三)经典社会分析传统的赓续在社会科学内部以及其学院环境和政治环境方面遇到的阻碍与机遇。[ note:社会学的三个可能导致走火入魔的研究方式:(1)趋向一种历史理论。(2)趋向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本质”的系统理论(3)趋向针对当代社会事实和社会问题的经验研究]

第二、三章分别是对宏大理论、抽象经验主义进行评析

对宏大理论的分析: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例,米尔斯认为所谓的“社会系统”其实是“社会均衡”概念的实在化,系统中的个体共享价值标准,一切都井然有序。而维持社会均衡的两种手段:一为将自然人“社会化”,二是使人循规蹈矩的“社会控制”。那么就很难想象在这样的系统中,革命和反叛如何发生,社会变迁何以实现。帕森斯等宏大理论家与其说是在探讨某种制度,不如说是在根据定义的情况下,将所有制度结构转换成某种道德领域或者“符号领域”。他们所称的“价值取向”和“规范性结构”,主要处理的就是有关合法化的主导符号,而假定存在“规范性结构”正是“社会系统”的核心。『当然,如今我们无须争论就明白,归根结底,强制(coercion)就是权力的“终极”形式。但我们绝不是始终处于归根结底的状况。除了强制,我们还必须考虑权威(authority,即自愿遵从的一方所持的信念使之正当化的权力)和操纵(manipulation,即无权方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对其行使的权力)。』(P57)

存在的问题:(1)宏大理论的术语讨论任何实质问题都得不到清晰的表述。(2)宏大理论预设并崇拜一种和谐的共同体概念,但对社会何以整合、秩序和变迁的具体原因则不甚了了。

积极意义:使用“宏大理论”勾勒普遍图式有利于理解社会结构的一体性。

对抽象经验主义的分析:抽象经验主义者的研究结果表现为统计判断。在最简单的层次上属于定比判断;在较为复杂的层次上,对于多个问题的回答被组合成交叉分类后以多种方式分解成等级量表。而这种研究的主题除了广告和传媒研究,绝大部分或许就是“舆论”。

『抽象经验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风格,其特征并不在于什么实质性的命题或理论。』(P77)

『它最明显的特征(哪怕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特征),必然牵涉到它已经开始采用的行政管理机制,涉及它所征召和训练的学术工作者的类型。』(P77)

而抽象经验主义实践者所持的科学哲学,以及他们奉行和应用这种哲学的方式,正是抽象经验主义的思想特征中最有必要把握的。(是自然科学式研究的延伸)『社会学作为一系列专门化的“社会科学”的助产士,处在两方之间:一方是尚未成为“方法”的研究对象的任何话题领域,另一方则是“充分发展的社会科学”。』(P84)

存在的问题:(1)抽样经验主义过于偏向微观研究,而缺乏一种总体视野的指导。『只有当我们拓宽视野,涵盖比较性、历史性的多种社会结构时,才能获得那种多样性,并由此正确地梳理问题。但经验主义者由于保守认识论上的教条,系统性地采取了非历史、非正规的视野。它们探讨小范围的区域,偏向于心理主义。』(P96)总体视野与心理主义恰恰构成对立,但总体视野对研究方法的影响却是不容置喙的。『细节性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当切合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问题。在情境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加以观测的“变量”,应当是我们考察结构后已经发现的很重要的那些类型。』(P96)(2)在实践中,抽象经验主义有拓展细碎的变量的意义来说明宽泛地假设的趋势。而米尔斯认为『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用。』(P100)(3)抽象经验主义往往关注真实但不重要的问题,而对社会科学领域里的精心阐发的假设则不甚关心。『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它们应当与我们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这套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具备真正的相关性。』(P102)

积极意义:(1)精心阐发的假设需要凭借翔实的信息加以论述。(2)研究问题适宜于统计程序的,应当坚持使用。

结论:『人们普遍认识到,任何系统性的理解尝试,都涉及(经验)吸收(intake)与(理论)吸收之间的某种相互轮替,也就是说,应当用概念和观念来指导事实调查,而细节性调查又应当被用来核查及重塑观念。』(P104)(经典研究范式)

第四章 各种实用取向

社会科学必然牵涉到科曾惯例和意识形态话题。社会研究不得不考量是否存在不同价值间的冲突,而在冲突时分离事实与价值是社会学家的首要任务,并通过这种分离以便开放求解,导出新兴价值。但如果真正彼此冲突的利益集团顽固不化,那么理性可能无法提出解决办法。事实上,即便社会学家可以阐明和协调各种价值的意义与后果,可以确定它们实际的优劣缓急,也很难避免成为单纯的断言与反断言,最终导向道德上的强制。『我们选择研究哪些问题,涉及价值;我们使用哪些核心观念来阐述这些问题,涉及价值;而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也受到价值的影响。』(P109)在这种情况下,『就观念而言,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多的使用“价值中立”的术语,自觉意识到残存的价值意涵,并主动加以阐明。』(P109)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应当把他们的研究置于其所处时代的政治冲突和力量之外,保持“科学客观性”,有实质担当地阐明他所处的社会的结构,而不是顺从地接受。

『每个社会都持有标明其自身属性的意象,尤其是那些为其权力体制和有权势者的做派提供正当性辩护的意象和口号。社会科学家搞出来的意象和观念与这些通行意象可能契合,也可能抵触,但总会与后者产生连带意涵。一旦这些连带意涵为人所知晓,往往会陷入争论,并被付诸应用:

这些意象和观念为权力的安排和有权势者的支配地位提供正当化辩护,就此将权力转换成权威。

它们批评或揭露通行的安排和统治者,就此剥夺其权威。

它们转移对于权力和权威话题的关注,就此转移对于社会本身结构性的关注。』(P113)

分论:

(一)在美国作为社会研究在政治领域的共同尺度: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它适用于某些囿于既存视野的标准的团体。『他们的个人阅历,还有他们各自看待社会的视角,都太类似,太同质化,无法促成观念的竞争和意见的争执,担心会带来试图建构整体的结果。自由主义实用取向就是一种道德化的情境社会学。』(P123)

『“文化滞后”(cultural lag)作为对失衡“进步”的评估性断言,对秉持自由主义和祈愿情怀的人非常有用。』(P124)其实质是『启蒙运动在自由主义角度上的延续,它满怀理性主义;对于自然科学抱持弥赛亚性质的、如今在政治上看来天真幼稚的崇拜,不仅把自然科学看作思考的典范,而且视之为行动的榜样,还将其尊奉为进步的时间观。』(P124)

(二)非自由主义实用取向:以“工厂人际关系”学派为例。新的实用取向的定位从学院转向科层,面向的公众从改良运动到决策集团,他们研究的问题从自己的选择变为新主顾的要求。

第五、六章 通过对科层气质与各种科学哲学的比较,米尔斯认为经典风格的研究是最适用的

米尔斯认为抽象经验主义的技术及其科层用途融为一体的现象会导致科层式社会科学的发展。并由此带动所谓“应用性社会科学”和“人类工程”的发展。而科层式社会科学的主要应用范围和服务对象,就是社会中的非民主领域。宏大理论由于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并不具备任何直接的科层功用,因此可能的功用并不想见。但如果宏大理论与抽象经验主义这两类风格形成学术研究的”双头垄断”,就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理性在世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完成巨大威胁。

而经典风格的社会分析家应当努力释放社会学的想象力,成为“方法”与“理论”的主人,能够自如地工作、尝试,探察世事的现状。『绝大多数经典风格的研究(就此而言有时被称为宏观研究)都介于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之间。这类研究也包含了对于日常情境中可以观察到的东西的某种抽象,但其抽象的方向是趋于社会历史结构。』(P173)

『因此,对于问题的梳理应当包括明确关注一系列公共议题和个人困扰,并且应当开启对于情境与社会结构之间因果关联的探究。』(P181)

第七章 人的多样性

『只要坚持认为社会科学的方向在于研究人生,研究历史,研究它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交织的相关问题,就很容易想到社会科学的全局性问题。要研究这些问题,要认识人的多样性,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与历史现实的层面,与这种现实对众生男女个体的意义,保持持续而紧密的联系。』(P186)

出发点:以国族社会结构作为通用的社会研究单位是一种合宜的概括层面,选择国族社会结构还能使我们易于把握公共关注的重要议题。

以及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应适当把握与其他科学的关系『要陈述并解答任何一个我们时代的重大问题,都要求从这几门学科中的不止一门选取材料、观念和方法。一名社会科学家要想足够熟悉某领域的材料和视角,用来搞清楚自己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需要“把握该领域”。』(P198)

第八章 历史的运用

米尔斯认为每一种思虑周详的社会研究都要求其观念具备历史视野,并能充分运用史料。(1)在陈述有待说明的观点时,只有了解人类社会在历史上的多样性才能提供充足的背景。『各个社会在内部特定现象的变化范围上,以及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就其社会同质性的程度而言,都互见差异。』(P206)这就需要社会学家以比较的方式考察一定范围内的当代社会与历史社会。(2)社会研究只有在涵盖足够的历史跨度时,才可能意识到某些变迁。因此在社会学家想要理解较小的情境和较大的结构如何相互作用,想要理解作用于这些有限情境的较大的原因时,就必须处理历史材料。在社会研究的过程中,社会学家并没有发现有关历史变迁的任何普遍原则,变迁机制往往会随所考察的社会结构的不同而各见差异。因此社会学家希望把握的是马克思所说的“历史特定性原则”或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所称的“中介原则”。(3)比较研究和历史研究在社会研究中有着深切的联系,但即使社会研究并不需要明显的比较性却也需要必要的历史研究。

历史在运用中的说明:(1)『常常被当作历史说明的东西,其实更应该被视为属于有关被说明的东西的陈述。我们不应只是把什么东西“说明”成“来自过去的某种延续”,而应当追问:“它为何会延续下来?”』(P215)(2)『在说明社会在当代的特征时,首先看其在当代的功能。』(P215)(3)『就理解它们是否需要直接诉诸“历史因素”而言,各个时期和各个社会都不尽一致。一个给定在某个给定时期的历史性质或许在于,对于理解它而言,“历史过去”只具有间接相关性。』(P216)

『在许多方面,具有社会和历史维度的心理学问题是我们当下最引人入胜的问题。』(P220)历史特定性原则不仅适用于社会学,还适用于心理学,所以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行动者,必须要在与社会历史结构密切而复杂的相互作用中来理解。而要充分理解个体的生活,就必须结合他的人生历程在其间展开的那些制度。但是『并不能单单基于有关特定系列的个体及其对所处环境的反应的观念或事实构筑起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P227)并且米尔斯认为没有任何“基础”心理学、“本能”学说,除了能够对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中内在固有的人的生活做出判断外,不能做出任何有效的断言。因为在人这个物种的生物性限制和潜能中,仍然看到了人的众生相,并认为这种研究是无关痛痒的。『所谓存在某种人之为人所共有的“人性”,这一观念有悖于社会特定性和历史特定性,而有关人的研究中的细致工作正需要有这两种特定性。』(P229)

第九章 论理性与自由

源于启蒙运动的两种意识形态: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共享着许多假设和价值。它们都认为『合理性的增长是自由增长的首要条件。理性是推动进步的解放性观念』(P232)这些观念支撑着弗洛伊德、马克思作品的主线。然而种种启蒙观念都依赖着『自由与理性有着内在固有的联系』的假设。但米尔斯认为『无论是对于政治和文化的自由主义解释,还是马克思主义解释,都无法据以正确理解我们时代的主要发展趋势。』(P233)他们从不曾思考所谓不发达国家面临的那些问题,而这些国家中的大多数人正挣扎在生存线上。『由“现代生发而来的“第四纪元”在意识形态上的标志,就是自由和理性的理念重新变得有争议了,合理性的增长或许并不一定能够促进自由的增长。』(P234)

『大型理性组织,简言之,就是科层体制,确实是在愈益增长,但大多数个体的实质理性却并非如此。芸芸众生困于日常生活的有限情境,往往没有能力理性地思考自己所处情境所臣属的庞大结构,无论后者是否具有合理性。』(P234)

『社会、技术或科层等方面的合理性,并不只是个体的理性意志和理性能力的宏大汇总。事实上,获取那种意志和能力的机会本身倒似乎往往被这种合理性阻碍了……倒往往有人借助这些社会安排,实施暴政和操纵,剥夺理性思考的机会,剥夺人们作为一名自由人行事的能力。』(P236)

『社会合理化程度的加剧,这种合理性与理性之间的矛盾,理性与自由之间原本据称的和谐一致的崩溃——透过这些发展趋势,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类人的兴起:“有”合理性,却没有理性;越来越自我合理化,却也越来越焦虑不安。』(P236)

由于权威往往不是公开显明的,当普通人身陷困扰时,就难以找准思考和行动的目标。『合理化趋势甚嚣尘上,产生上述种种效应,个体也因此“竭尽所能”。他的渴望、他的工作,都维系于他所处的情境,从中他找不到任何出路。他并不是为寻求逃脱之路,而是在摸索求适之道。他的生命中工作之外的那一部分被用来玩闹,用来消费,用来“找乐”。但就连这块消费领域也逐渐被合理化。他先是与生产异化,与工作异化,现在也与消费异化,与真正的休闲异化。』(P237)

合理化的组织通过对行为与思考,甚至是情绪的指导原则使人产生异化。『如此一来,就出现了没有理性的合理性(rationality without reason)。这样的合理性不会与自由共进退,而是自由的毁灭者。』(P238)

关于自由和理性的诸多议题,都需要从人生历程和时代历史这两个经典角度来进行研究。『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捕捉一些替代选择,让人的理性与自由现在可以在其中塑造历史。』(P243)『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选择,并加以探讨权衡;接下来才是有机会做出选择。』(P243)

米尔斯切合时代地恰当地分析出了自由与理性面临的危机,(在当代,我们应该意识到人的心智在质量与文化层次愈益下降的危机,是由于技术的丰足?是没有合理性的理性的体现?是人的异化?)以及我们在什么条件下开始想要自由并且有能力自由行事?我们是否能被塑造成想要成为快活的机器人?而自由和理性这样的价值危机是社会探究的一切重要问题所必须具备的道德要旨,也是一切公共议题和私人困扰的道德要旨。(尽管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

第十章 论政治

任何社会科学家都无法避免做出价值方面的选择,但同时他们也不得不面临如下问题:『他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所做工作的用途和价值,这些用途和价值是否在自己的控制之下,他们又是否力求控制它们?』(P248)

社会科学诸传统中蕴含的三种主导性的政治理念:(1)真实的价值,事实的价值(2)理性在世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价值(3)人的自由

社会科学家可能试图履行的公共角色观念:(1)哲人王。哲人王本质上含有某种贵族统治,即使这种贵族统治凭借的是才智,但他仍与民主体制的气质背道而驰。(2)国王的顾问。但在这种角色下,社会科学本身就倾向于变成一套功能合理化的机器,而社会科学家往往也失去其道德自主和实质理性。(3)独立的公共知识分子,既针对“公众”,又针对“国王”。米尔斯支持第三种形式的公共角色。

米尔斯关于决定论的看法:『命运并不是一桩普遍的事实。它并不是历史本质或人的本性中内在固有的东西。命运是具有历史特定性的社会结构类型的一种特性。』(P254)

米尔斯认为在我们所处时代,塑造历史的国内手段都愈益集中化,人的自觉能动作用在历史塑造过程中所能享有的范围和机会在如今是史无前例的。但在西方社会,启蒙运动的期望、赋予人们塑造历史希望的意识形态趋于崩溃。(参考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

社会学家只要接受了自由和理性的价值,当务之急就是确定自由的限制,确定理性在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限制。并对以权力和知识角度区分出的三种人做出阐述:(1)『有权力展开颇具结构相关性的行事,并清楚意识到自己行动的后果。』)P258)针对这类人,社会科学家应该根据自己的研究,确定为这类结构性后果担负的不同程度的责任,并将责任归于这些人的决策与否的决定性影响。(2)『针对那些行动造成如许后果但似乎无所意识的人,不管他已经发现了什么,他都要指向那些后果。他试图教育这些人,然后,同样要分派责任。』(P259)(3)『针对那些通常没有这样的权力,其意识也仅限于自己所处的日常情境的人,他应借助自己的研究,揭示个人的困扰通过那些方式与公共议题相关联。』(P259)

大众与公众的区分:在民主社会中,盛行的是真正的公众,而不是大众。米尔斯认为『处在大众社会里的人无论是否了解自己,都囿于个人困扰,而自己又没有能力将其转化为社会议题……另一方面,处在真正公众当中的有见识的人却有能力做到这一点。』(P262)(冲出鲸腹,成为自己的主人。)

社会学家的在关注解放性教育的情况下应当(1)将私人的困扰与关注转化为社会议题与问题,并接受理性的审视。帮助个体成为自我教育的人。(2)帮助打造并巩固一些自我教化的公众群体。担当教育角色和政治角色。这并不意味着社会学家自己要进行大量的演讲、竞选议员等等活动,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的任务之一就是搞清楚关于历史变迁的性质,关于自由而讲求理性的人在其中如果有一席之地,会居于何种位置,他自己的观点是什么。』(P268)

任何一位明晰的社会科学家都必须面对『人们的利益所在,有别于人们的兴趣所在。(the difference between what men are interested in and what is to men's interest)』的困境。(核心仍是『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选择,并加以探讨权衡;接下来才是有机会做出选择。』(p243))但若将人们的利益所在当成我们在道德上所需关注的全部,从而人人都努力讲求理性,那么社会家可能会成为操纵者或胁迫者。对此米尔斯的建议是『将它们作为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梳理……能让理性以民主的方式在自由社会中与世间人事紧密相关』。(P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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