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读书笔记/读后感

εὕρηκα
2017-12-31 19:59:16

本书的立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鸦片战争必败。第一,英船坚炮利,在兵器上领先代际;第二,英国彼时的单兵素质远超清兵;第三,英国的近代军队序列和近代军事战术为清朝所全然不知;第四,清朝所能炫耀的唯一“人数优势”也因驻防体制的问题而荡然无存。究其根本,这一场必败的战争实际上是近代对中古的叩问,形式上表现为西方VS东方。

厘清这一点,便能顺利接收作者利用丰富扎实的史料所论证的:中国官员的立场是由“剿”到“抚”,而不是“战”、“和”对立。时人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天朝上国、万邦来朝,剿灭来犯的英夷和二十几年前剿灭作乱的张格尔别无二致,此战或败的概念一开始并不存在于任何一颗保有“天朝”概念的头脑之中。及至眼见英军船坚炮利,还持有夷人腰长腿硬不擅陆战的幻想。加之道光治下的风格(或曰清帝国zf体制问题),官员对战况不敢如实据报,更不敢通报同有被英军攻打之虞的同僚,广州、厦门、定海、镇江等重镇沦陷的过程几乎是如出一辙:战舰炮打正面,从侧后上岸包抄,拿下一城要不了半天。这就是“剿”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有接受不了现实者如裕谦投池自杀,也有被现实当头一棒立即转向“抚”者如刘韵珂,不过更多的是未受这现实的大棒而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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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立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鸦片战争必败。第一,英船坚炮利,在兵器上领先代际;第二,英国彼时的单兵素质远超清兵;第三,英国的近代军队序列和近代军事战术为清朝所全然不知;第四,清朝所能炫耀的唯一“人数优势”也因驻防体制的问题而荡然无存。究其根本,这一场必败的战争实际上是近代对中古的叩问,形式上表现为西方VS东方。

厘清这一点,便能顺利接收作者利用丰富扎实的史料所论证的:中国官员的立场是由“剿”到“抚”,而不是“战”、“和”对立。时人的思想依然停留在天朝上国、万邦来朝,剿灭来犯的英夷和二十几年前剿灭作乱的张格尔别无二致,此战或败的概念一开始并不存在于任何一颗保有“天朝”概念的头脑之中。及至眼见英军船坚炮利,还持有夷人腰长腿硬不擅陆战的幻想。加之道光治下的风格(或曰清帝国zf体制问题),官员对战况不敢如实据报,更不敢通报同有被英军攻打之虞的同僚,广州、厦门、定海、镇江等重镇沦陷的过程几乎是如出一辙:战舰炮打正面,从侧后上岸包抄,拿下一城要不了半天。这就是“剿”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有接受不了现实者如裕谦投池自杀,也有被现实当头一棒立即转向“抚”者如刘韵珂,不过更多的是未受这现实的大棒而仍然要“剿”——诚如作者所言到英军沿东南海岸线侵入长江这一阶段发,主“剿”和主“抚”的官员差别仅在于其治所是否在东南沿海,显然不在沿海的为多,而主“剿”者多对主“抚”加之道德上的批判,并认为胜负的关键在于“人心”(如自杀前的裕谦)。“人心”制胜与“天朝上国”之概念纯属同源,儒家礼教如此。事实上,乍浦、镇江等地的激烈抵抗确实给英军带来了意料之外的麻烦。 值得一提的是三元里的民众自发抗英,按照较为可靠的记载英军死伤在28人至49人左右,是鸦片战争期间中方名列第四的战绩。而乍浦、镇江和三元里的激烈反抗有非常突出的共同点,即保卫家园。乍浦、镇江两地,驻防的八旗兵营已经设置两百余年,家产、眷属、祖坟皆在本地,故而面对英军入侵拼死一战。镇江取得了鸦片战争中方最大的战绩:英军39人死亡,130人受伤,3人失踪(其中还有英军轻敌、战舰并未正面炮击镇江城的因素)。由是观之,“人心”实在不足以制胜。及至镇江沦陷,英军兵临南京,道光谕令耆英等人“便宜行事”、“速妥办理”,同英军议和,“以拯民命”(牛鉴上奏语)。道光和清廷官员所不明白的是,“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愍不畏死若死?”吃了一场完败,仍以为英军制胜的关键是士兵不怕死。

观念的落后同样体现在战后议定条约之上。从南京条约至虎口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道光、耆英等人所虑者皆是细微末节,而对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关键之处不得要领。后世评议,《南京条约》及其附件实属丧权辱国,而就道光年间时人的眼光看来,辱国有之,而不知其“权”丧在何处——实在没有主权的概念。南极条约签订后,美国派出使者,要求和英国同等待遇,并到北京觐见道光帝、递交国书,耆英等浑然不觉给美国同等待遇有何可虑之处(还觉得对外夷一视同仁挺好),反而对美国政府的特派员(commissioner)要求觐见道光感到非常紧张:外夷觐见不行跪礼岂不是大大的冒犯?这一紧张之处被美国特派员识破,进而为之利用谋取了许多英国此前在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中都未取得的利益。如此种种,今人观之可笑之至,然而对时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

通过史料的整理,暴露历史的真实(或者说作者、看客以为的真实)在本书是非常成功的,但作者的另外一个目的:破除道德史观,稍显不足。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影响下,对鸦片战争的解读往往二分:琦善、耆英等人为主“和”的负面形象,林则徐、关天培等人为主“战”的正面形象。前面已经讲了作者如何破除战、和的二元对立(事实也是如此,琦善等人亦有支持硝烟和战的时期,甚至琦善硝烟的实绩超过林则徐,支持讲和的大多是粤、闽、浙、苏一带直面过英军,由剿转抚的官员),则战、和本身不代表善恶或忠奸,但是就此是否可以完全消除道德影响仍然存疑。今天我们站在全知全能(中、英史料皆备可查)的角度讲,鸦片战争是必败之战;但关天培等守将抵抗英军至战死的英勇难道不值得称颂(虽然不像影视作品和中学历史书讲的一样给英军造成了多大的麻烦和损失),奕经等不战而逃的懦夫行为难道不值得唾弃吗。当然和对历史整体的审视视角相比,对单一行为的评论似乎是细枝末节——中学有好好上历史课的人都会有印象,历史教科书是如何渲染三元里、关天培、王锡鹏等人,似乎仍然是鸦片战争后各种长红、檄文的评价标准:倘若多些英勇的守将和民众则病入膏肓的泱泱天朝上国还不至于毫无还手之力。

这里,作者提到的三元里抗英是民族觉醒连锁反应的第一环是非常准确的论断。虽然作者在“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上稍有问题,这里明显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民族自觉——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完全意义上的民族自觉是借由反清实现的,而“民族”构建完成则是抗日以后的事情),但三元里抗英主要是出于保护家园而自发,当个人利益和民族、国家利益统一起来的时候才能有全面的抗争,而时人亦不知近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为何,在鸦片战争时期就发起广泛的民众抗英(西方列强)是不现实的。

虽然鸦片战争后,《海国图志》便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无论是魏源还是林则徐、徐继畬 、梁廷枏,既然不知道夷长在何处,又如何能师夷、制夷呢?作者在书中对清廷备战的评价是,细致入微但闭门造车,可以说,这种不得要领一百多年来一直未能摆脱。

作者最后问:中国大陆与西方的差距,150年来是变大了还是变小了?(问于1994年)

怎么讲,当今中国(2017年)仍然存在很多前现代的问题,并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同西方的差距,当时是中古和近代的差距,现在是(消音)和现代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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