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 丈夫 7.8分

怅然一声长叹——致苦难夹缝中的人们

昭正太岳
2017-12-31 12:37:52

一、底层的苦难 小说一开篇就着重介绍了一种“生意”(船妓),用很多笔墨介绍了它的产生在湘西特殊环境下存在的合理性。首先,它“这叫做“生意”。她们都是做生意而来的。在名分上,那名称与别的工作同样,既不与道德相冲突,也并不违反健康。”其次,“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不亟于生养孩子的妇人,到了城市,能够每月把从城市里两个晚上所得的钱,送给那留在乡下诚实耐劳种田为生的丈夫处去,在那方面就可以过了好日子”因此“名分不失,利益存在”。这样一来,“许多年青的丈夫,在娶妻以后,把妻送出来,自己留在家中耕田种地安分过日子,也竟是极其平常的事”。 这种违反道德的所谓“生意”所谓“职业”,竟然成为“极其平常的事”。内中缘由,其实是农村生活的重担和城市的享乐需求。所以,从事这种职业是丈夫和妻子十分无奈的选择。这些“强健女子同忠厚男人”由于“地方实在太穷了,一点点收成照例要被上面的人拿去一大半,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任你如何勤省耐劳的干做,一年中四分之一时间,即或用红薯叶子拌和糠灰充饥,总还不容易对付下去。”且“地方虽在山中,离大河码头只三十里,由于习惯,女子出乡讨生活,男人通明白这做生意的一切利益。他懂事,女子名分上仍然归他,养得儿子归他,有了钱,也总有一部分归他。”在生存的压力下,同样的题材也曾出现过,如《为奴隶的母亲》中,文中母亲被迫于经济压力的丈夫当做生子工具而“典妻”。 二、城乡二元结构下人性的挤压与割裂 从文中丈夫初遇在城市中做船妓的妻子、水保的态度表现看,可以感觉到乡下人对城市文明的一种仰视和难以掩饰的自卑心理。从中也有一些沈从文自称“乡下人”的自卑自负相掺杂的情结。 最终,丈夫骨子里“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觉醒,实际上是他的正常的、受压抑的人性被唤醒,它不是通过启蒙达到的,而是现实的刺激,一种自觉的自我觉醒。“胡想使他心上增加了愤怒,饥饿重复揪着了这愤怒的心,便有一些原始人就不缺少的情绪,在这个年青简单的人情绪中长大不已”从而导致“他不能再唱一首歌了。喉咙为妒嫉所扼,唱不出什么歌。他不能再有什么快乐。”因此,回家回到乡下成了唯一的选择“按照一个种田人的脾气,他想到明天就要回家。” 文中写到了这种“生意”对乡下女性的改变,“做了生意,慢慢的变成为城市里人,慢慢的与乡村离远,慢慢的学会了一些只有城市里才需要的恶德,于是这妇人就毁了。但那毁,是慢慢的,因为需要一些日子,所以谁也不去注意了。而且也仍然不缺少在任何情形下还依然会好好的保留着那乡村纯朴气质的妇人”从中可见作者的爱憎,也表现了他一贯的立场。他认为都市文明的入侵其实是对乡土文明的侵蚀与破坏。所以,文末,这对夫妻以返回乡下对都市文明的一种无力无奈的反抗。 三、结局的玩味 最终的结局是,一对夫妻回到了乡下,回到了自己的小家,回到了原点。但是回去是一个万般无奈下的选择,他们回去也只能面临着更加深重的苦难。文中有些细节可以证明,如“三十里路路上有豺狗,有野猫,有查夜的放哨的团丁,全是不好惹的东西,转去自然做不到”,可见剥削之严重、生存之不易。 回去后的夫妻实际上已经完全不同于初来到城市时的夫妻。首先,“男子摇摇头,把票子撒到地下去,两只大而粗的手掌捣着脸孔,象小孩子那样莫名其妙的哭了起来”中这一哭代表了他原始的人性已经觉醒,就面临鲁迅先生说的“梦醒了无路可以走”的痛苦,他只能忍受着剥削和心理的煎熬,被进一步撕裂和挤压。而妻子则是已经接触甚至可能习惯了都市生活方式,所以就会导致夫妻的隔阂,进一步产生矛盾,况且在乡下女性的生产力和地位低下,所以她很有可能进一步受到丈夫的刁难和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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