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江湖 文学江湖 8.2分

柱文学之杖 跋涉过冷战时期

石头摇篮
2017-12-30 20:24:54

1949年5月底,24岁的王鼎钧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就讨了白纸,坐在基隆码头的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几天后,文章竟然登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这一情景给我的震撼之强烈在于:人之存世,对于生命意义的渴求。尤其是那份飘零中的急切、挣扎和焦虑。生命的意义,许多时候才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救命稻草。王鼎钧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从流亡学生到国民党宪兵,到共军俘虏,又回到国军队伍,及至携父逃离上海……这之中所经所历所睹所闻,纷乱缠绕堆积,既大且重。人生之船突然停泊在了一片陌生鸟屿,心魂难定,前途未卜,笔尖虽细,但它既是一条管道,也是一条路径,写。那一小片及时雨般的铅灰色,成了他生命中的朝霞。

一开始,他仍供职军械总库,但很快被归入“不适任”官兵之列,遭裁汰。按规定他可以带走一张席子和两身旧军服,外加不够买一客炒米粉的老台币560元遣散费。凭遣散证明,他领到了国民身份证,开始了真正以写字为生的新人生。他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很快《联合报》(前身)副刊和中华副刊为他开了小专栏。1950年初,他的一篇文章在国民党的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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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底,24岁的王鼎钧一踏上台湾的土地,就讨了白纸,坐在基隆码头的水泥地上写稿子,“希望在茫茫虚空中抓到一根生命线。”几天后,文章竟然登在了《中央日报》副刊上。“我看见那片铅字,这才觉得,自己确实由海里爬到岸上。”这一情景给我的震撼之强烈在于:人之存世,对于生命意义的渴求。尤其是那份飘零中的急切、挣扎和焦虑。生命的意义,许多时候才是人活在这个世上的救命稻草。王鼎钧在抗战和国共内战期间,从流亡学生到国民党宪兵,到共军俘虏,又回到国军队伍,及至携父逃离上海……这之中所经所历所睹所闻,纷乱缠绕堆积,既大且重。人生之船突然停泊在了一片陌生鸟屿,心魂难定,前途未卜,笔尖虽细,但它既是一条管道,也是一条路径,写。那一小片及时雨般的铅灰色,成了他生命中的朝霞。

一开始,他仍供职军械总库,但很快被归入“不适任”官兵之列,遭裁汰。按规定他可以带走一张席子和两身旧军服,外加不够买一客炒米粉的老台币560元遣散费。凭遣散证明,他领到了国民身份证,开始了真正以写字为生的新人生。他投稿很勤,从未接到退稿。很快《联合报》(前身)副刊和中华副刊为他开了小专栏。1950年初,他的一篇文章在国民党的军报《扫荡报》上发表,文章刊出时,他发现末尾有报社给他的约见留言,去了,竟然有了职业:副刊校对,参与副刊编务。从此,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还能供养父亲和供弟弟妹妹读书了。

《文学江湖》的代自序是关于这本书的一篇问答,其中一问是:“你把18岁以前的家庭生活写成了一本《昨天的云》,你把流亡学生的生活写了一本《怒目少年》,你把内战的遭遇写了一本《关山夺路》,你在台湾生活了30年,青壮时期都在台湾度过,这段岁月经验丰富,阅历复杂,为什么只写一本?材料怎样取舍?重心如何安排?”他答素材的取舍,确实令他大费踌躇,最后决定只写文学生活,而将家庭、职业、交游、宗教信仰等等都忍痛割了爱。这也足可见文学在他心里、人生里的分量。

《文学江湖》却又远非他一生文学事业的全貌。1976年初,51岁的他从“中广”辞职,立志余生专事文学,开启了以后30年的文学创作生涯,1979年,他离台赴美,人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是在美国完成的。但《文学江湖》记录的,只是他1949年至1979年在台期间,以文学为原点辐射出去的人生经历。

《文学江湖》又极名符其实。因为他紧贴文学事,细说与文学有关的一切。

1951年初,“中国文艺协会”开办“小说创作研究组”,从小就热爱读小说的他马上报了名,经过笔试口试,成为30名学员之一。张道藩创立的这个“小说组”,只给学生“第一手”的东西,延请的都是“泰山”级的师资,而且直接教习小说创作。总课时250个小时,6个月内完成。张道藩百忙之中也亲自讲过课,王鼎钧从他的课中悟到“取法人生自然”,并将之逐渐拉高到宗教层次,还做过几次演讲,70岁以后又写成了正式论述。对“小说组”,他既记当年老师之教,也忆自己所思所悟所行。比如听了胡秋原分析共产党人的行为特征,他就下功夫研究文学作品中“中共干部的造型”——50年代,共产党员是台湾小说中的热门人物。听了张铁军讲辩证法,他想,难怪当年小说家纷纷靠左,因为温柔敦厚产生不了波澜壮阔、摇荡新旌的长篇小说。听了潘重规讲《红楼梦》,虽然对其索隐派立场不以为然,却在心里将治安机关文字敏感症的渊源上溯到了仓颉造字。听了梁实秋讲莎士比亚,开始苦读莎剧,并遍抄其中比喻,自喜眼界大开,自感写作功力大进,尤其是学会了以写小说的手法写散文。50年代,台湾严格查抄一切左翼作家的著作,李辰冬任教务主任,面对无教材可用的窘境,主张直接向西方文学学习。——这甚至影响到了国民党当时的文化政策。李辰冬另有“意向用文字来表现”、“艺术最大的奥秘在于隐藏”等高论,它们在王鼎钧心里生了根发了酵,因为他对“狭义的文学”向慕已久,认为那才是“文学的本门和独门”。何为“狭义的文学”?“通过‘意象’来表现思想感情,除了修辞技巧,还具有形式美和象征意义。”王梦鸥教他们小说创作的技巧,60年代中期,其《文学概论》出版,他读得很认真,还经常捧书登门求教。总务主任赵友培将创作活动分为观察、想象、体验、选择、组合、表现六个要素,他也揣摩入迷。总之,文学艺术与他,他说就像宗教,“瞻之在前,忽焉在后,无所不在,无迹可求。”再往后,“天国的至美,上帝的至善,永不可及,永远是我们内心秘密的安慰。”

1949年5月国民党失上海,6月失青岛,8月失福州,美国声明放弃台湾,9月失平潭岛,10月失广州、厦门,解放军逼近台湾门户。金门之战虽然国军大捷,但还是强烈震撼了台湾人心。就在这几个月,白崇禧、胡宗南节节败退,华中、西北、西南尽失。12月,国民政府迁台北,国共仅隔着一条大约90英里宽的海峡。“中共反复劝告将革命进行到底,文宣用词竟使用血洗台湾。”在《反共文学观潮记》一章开头,鼎公如是交待台湾当时由于政局“危疑震撼”,导致文风“逼迫热辣”,“反共文学”成为文艺政策的背景。“反共文学”有机构——中华文艺奖金委员会;有平台——以报纸副刊为主;有投资,但响应非常有限。对拒绝响应的作家,“封建”的国民党也并不包围劝说、打压排斥,只是任你自生自灭。1955年初,蒋介石又亲口提出“战争文学”,文坛却只有理论和方案,没有作品。再后来,沈昌焕又提倡“爱国文学”,更是没有回声。时间大概以1956年7月中华文奖会停办为标志,象征着台湾文学结束了“党部挂帅”的时代。在那期间,赵友培提倡“广义反共论”,一再请求大人物们对文艺放心。“中广”被称为“最没有党性的党营事业”,节目部主任邱楠说,他用的是“广义反共论”。鼎公说看过了“反共文学”的大潮,算是上了艺术有别于宣传的一堂必修课。对于文奖会的“功业”,他认为无论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被后来的论述者过分夸大了。

50年代初,“中国广播公司”副总经理曾虚白主张建立“广播文学”,以改广播文稿生硬艰深之弊端。王鼎钧临危受命,几篇稿子写下来,便由资料科调进了编辑科。他发现广播稿中同音字、双声叠韵、文言文词汇/句法、长句最容易出问题。比如“蒋总统复行视事”,“视事”就可以听成“逝世”,诸如此类,他一边在写稿中实践,一边在报刊上撰写相关论述,成为台湾这方面最早的专门论述,也带动了全台湾广播业对文稿写作的重视。50年代末,其《广播写作》,成为台湾第一本有关广播语言的专著。60年代后,他又在广播文学的题材结构和媒体特性等方面展开研究。

作为广播电台的专门撰稿人,他很快发现他的文章严肃枯燥、入理而不能入情——那几乎是当时所有稿子的通病。“中广”从大陆撤往台湾时,带去很多图书,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同时观察听众收听广播节目时的情态,发现了“趣味”的重要性。趣味这门功课,他一修就是十年。因为“要写有趣味的文章,先要有‘有趣味’的想法,要有‘有趣味’的想法,就要做有趣味的人,这等于要我脱胎换骨。”他自况就像神农尝百草般吞食一切有趣的东西,不仅没有中毒,反而从大刺激大震荡导致的一度的昏沉麻痹了无生趣中慢慢复苏过来,“职业训练使我慢慢醒过来,如同溺水者浮上水面。”工作救了他,文学救了他。

50年代,台湾戏剧、舞台剧、电影都十分零落,电视更没有出现。邱楠到“中广”当节目部主任后,开始搞广播剧,还成立广播剧团,一时间,广播剧几乎成为台湾戏剧界的一个运动,各广播电台争相开辟广播剧节目。1957年底,邱楠又在广播界推出“综和节目明星制”——类乎京戏的“班子”——主持人是“角儿”,是老板,大家“靠他吃饭”。王鼎钧认为此举“堪称中国广播事业史上之巨变。”作为以家庭妇女为对象的“空中杂志”节目的制作人,他一边竭尽心力创造节目新意,一边热切撰文赞美节目主持人,力行捧“角儿”之责。那时言论尺度已有所放松,但在整个台湾广播事业的黄金时代(1952年到1962年),广播业仍是在战战兢兢中度过的。

《文学江湖》绝不仅止于文学,因为王鼎钧的文学之途,与他的职业之途、生活之途、人生之途高度重叠,书中于是充满了对台湾30年间社会许多方面潮流演变的生动记录。同时,沿袭前三部中大量记述人生中相关人物叙事风格——这更是一种道德高度,因为对所记述之人,他从不吝感激之情、钦佩之心、宽恕之意。这一部中,他更像是恨不能历数台湾报刊界、文学界、广播界、电视界中的重要人物。又因曾涉入政府主导的各种文学运动,以及参与过当局推动的语文教学等工作,军界、教育界中人物,也不少。更由于一生都被特务盯牢,竟用了三个专章写与特务有关的事,情治机构中人、特务也就频频亮相书中。除此之外,长达30年的壮年人生,万般世事人情,形形色色的人物哪里少得了?其所写之人,无论着墨多少,都生动如立眼前。四卷本回忆录读至这一部,速度明显慢了下来,人物繁多且多陌生是重要原因。他的记述又总是引我大好奇,对他盛赞相貌的,我要找照片来看看;他盛赞品格的,除了看照片,还忍不住要找些生平轶事来看;他感怀钦佩的,那就更草率不得……如此这般,一本书读得慢极不说,待读书目的名单又长了一截。

在此,我只择他所记与胡适、与张道藩事,略述。

王鼎钧在小说组上课那段时间,有一天军警突然封锁街道,把走路的人、买东西的人都抓了起来,此为“抄把子”,意在震慑人心,有时也凑巧能抓到罪犯。这件事吓得他一个月没敢出门,自此思想上开始往自由主义倾斜。但台湾50年代的思想论争,一度几乎把他撕裂。1949年底国民政府迁台,从大陆逃到台湾的人,急于探索国民党为何一败涂地,人们发掘出来的原因,万象杂陈,有人总结说一共有4亿5千万条,即每个中国人一条。细碎浩繁之因,逐渐汇集成一场自由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大论战。他读《自由中国》,“午夜梦回常常听到春冰初融的破裂之声”,这本在世10年9个月,出刊206期的半月刊,教会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对人生世相的穿透力,并帮助他从水火不容的两大对立阵营间全身而退。“《自由中国》的杀伤力并非批评政治,而是有效地消解了牺牲、服从、效忠等观念,”由胡适、雷震、殷海光的命运,他这样比较蒋氏父子:一个将专政当本钱,民主当利息;另一个一念之转,将民主自由当本钱,专政当利息,“在利息耗尽以后保住了老本”。

胡适从未使用过“自由主义”这个名词,但他俨然是这一阵营的领袖,“他的精神时间几乎都拿来宣扬民主自由。”思想上正在寻求出路的王鼎钧,关注胡适们的一言一行,但同时也思考“当自由受到外来威胁时如何保障自由”?胡适如果当了总统,他要“如何维持自由主义的价值系统”?两章记胡适,一章名为《胡适从我心头走过》,意即自由主义虽美,却不包治百病。但在名为《我从胡适面前走过》的另一章中,开篇即表,他研究思考过胡适,见过胡适,崇拜过胡适,学习过胡适。1959年“中广”要播《红楼梦》,请胡适当顾问,王鼎钧是承办编审。胡适主持开了三次顾问会议,”‘胡适气氛’名不虚传,满室如沐春风。“胡适希望删掉《红楼梦》中所有”迷信“的部分和琐碎冗长的记述,但他放过了“诲淫”的部分。王鼎钧深知当局对广播的要求,写方案时建议删掉情色的内容,所有文言的部分——对联啦,行洒令啦,诗啦——也怕听众听不懂,建议删掉。“迷信”的部分,邱主任却不同意删。当这份几乎未遵胡适之嘱的作业报告上会时,王鼎钧心有不安,不曾想,胡先生听了,只看了他一眼,随即很客气地表示:“删掉的都是该删的!”还连说了两遍。他并不为难具体工作人员,这令王鼎钧非常感动。

胡适推广白话文不遗余力,“ 我在工作中深受胡氏语言风格的熏陶,他使用排比、反复、抑扬顿挫,常使我含英咀华,他有些话含蓄委婉,依然震撼人心,明白流畅而有余味。”他也直言,从胡适处只能学叙事说理处,学不到抒情写景,因为“他毕竟只是广义的文学家。”

张道藩在台湾文艺界被尊为道公,死后墓碑上刻着“中华民国文艺斗士”,王鼎钧视他为“文学路上的贵人”,而他也是最后垂泪为之棺木覆土的三人之一(另两位是罗学濂和邢光祖)。围绕张道藩,他也写了三个专章:《张道藩创办小说研究组》、《难追难慕的张道藩》、《张道藩的生前身后是是非非》。1950年4月,张道藩奉命成立“中国文艺协会”,王鼎钧列名发起人。1951年王鼎钧进“中广”做资料员时,张道藩是董事长。1952年张道藩出任“立法院长”,次年夏,他请王鼎钧给他做口述自传,但除了年谱外,只完成了一章。鼎公检讨自己当年不知轻重,将职业生计排首、张道藩的差遣排末,留下了大遗憾。好在张道藩晚年,长在左右的赵友培记录整理出《文坛先进张道藩》一书,算是“稍补道公的遗憾”。他后来才明白,张道藩让他做口述实录的另一目的,可能是想借此机会从蒋碧薇手中取回他当年写给她的情书。但蒋碧微心机何其深,章君谷为其执笔《我与道藩》时,都没能见着那些情书,书中她与张道藩通信的部分,都是她亲自整理嵌入的。眼见蒋碧薇出书箭在弦上,张道藩惶恐不已,上阳明山晋见蒋介石,坦承“私生活出了问题”。岂料蒋介石马上说,“人人都有私生活,我也有。”张道藩心里的一块石头这才落了地。

据王鼎钧说,他领导台湾文艺工作时,读每一个作家的作品,了解他们的专长和造诣。台北举办的每一场画展、每一出话剧,他都看。作家们送的新书,他都好好收存着。作家们打电话给他,他都亲自接听。又说他尤其爱惜青年作家,对台湾本土青年作家寄予期待,一次又一次公开要求政府善待作家……字里行间,深情如许。

《文学江湖》32章被分成3个部分:《十年灯》、《十年乱花》、《十年一线天》,显然以10年为界。每一部分中却都有一个专章写特务:《特务的显性骚扰》、《特务的隐性困扰》、《与特务共舞》,显然他在台湾30年,特务如影随形了30年。如果把记烟台中学冤案的《匪碟是怎样做成的》算上,那就是4个专章。其实在其他章节中,无论他当时是在报业、广播业,还是电视业,字里行间不时都有特务的身影出现。

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我在《关山夺路》的评论里已提及。因为在那一部中,眼看着炮火中的师生历经千辛万苦才到达台湾,他们一定渴望喘口气,渴望可心安心教书读书,岂料接踵而至的是欺骗,是强权对命运的扭转。5000余学生被强迫充军,老师出于保护学生,学生出于想读书不想当兵,便被凭空“做”出一桩匪谍案来,7人被夺性命,60余学生被“管训”。冤案是如何“做”成的?先立意,再搜集材料和布局,然后抓人,疲劳审问,酷刑……自下而上,一层一层株连,最终仅用40几天,澎湖军方办案人员就“像神创造天地一样,他说要有什么就有了什么。”此冤案1949年12月1日铸成,47年以后才获平反。盖因这个案子“不是司法产品,它是艺术产品,所有的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却是‘假’的。” 鼎公在那一章开篇便指,国民政府在台湾立住脚跟,靠两件大案:二二八事件,慑服本省人;烟台联合中学冤案,慑服外省人。自此,无论本省人还是外省人,皆在惊惶恐惧中度过了号称“恐怖十年”的50年代,及至更久,因为人的恐怖感从来不会戛然而止。

仅50年代的十年间,仅文化界人士,以“匪谍”罪名被处死的就有35人,遭判刑的32人,被捕受审被监视的无计其数。书中记,曾有“中广”职工逞口舌之快,说了句大不了引刀成一块,话音未落,旁边一位高大英俊的特务用鼻音“哼!”了一声,然后说“没那么快!”闻者无不感到毛骨悚然。鼎公后来对一台湾本土官员说,你们当年只怕蒋介石,我们却既怕蒋介石,更怕毛泽东。因此对蒋介石又恨又怕,还要保着他,因为还要靠他对抗共产党,保台湾,可是台湾并不领这个情,简直三面不讨好。那人听了哈哈大笑。台湾的重大节庆都在10月,双十是“国庆”,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诞辰日,可是毛泽东偏偏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定在了10月1日,“这等于迎门一掌,黑头蒙巾,台湾十月庆典的光环都缩小了,光度也减弱了。”10月1日这天,台湾媒体不得有任何喜庆的表示,祝寿庆生、开张剪彩不行,内含否极泰来、快乐幸福的歌曲不能播,就连气象报告都不能说“长江下游天气晴朗、台湾海峡乌云密布”。在那草木皆兵的年代,那是一个加倍草木皆兵的日子。“这一定是毛主席的杰作,他真是斗争天才。”

曾有特务对王鼎钧说:“你有几根骨头我们都数过好几遍了。”50年代,各机构中半文盲的工友司机、只看黄色和武侠小说的办事员、大老粗的转业老兵,许多都是积极的特务。作家当特务的也不少,一位老作家向王鼎钧打探他的个人消息,转眼就去特务机关汇报了。鼎公因是感叹“特务是世界上最辛苦的公务员。”但也有弄错的时候,有一次有位作家问他对台湾的前途和反共文学的看法,他以为对方在引蛇出洞,便告之以“正确”答案。后来两岸开始交流,那位作家对他当年劝他写反共文学十分愤愤然,并且认为他大概是特务。到了60年代,特务们看上去消停了许多。他们一收敛,老百姓就放肆了,见面敢公然寒暄,“混的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还把“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的宣传语,改成“间谍就在你身边!”虽只是一字之差,但所指换位,说者闻者都哈哈大笑。“立即的危险”好像没有了,但其实一切仍在有关机构掌握中。直到90年代,鼎公从美国写给台湾友人的信,依然会被拆检。

60年代末70年初,“中广”连发王牌导演崔小萍、副总经理李荆荪两个大案,近者无不胆寒。前案肇因一纸“中共戏剧工作人员名单”,上面有“崔小萍”三个字。秘而不宣的原因是崔在菲律宾讲学时,与大陆去的一个亲人见过面,回台后没有报告。情治部门认为,那时大陆能够出国的,皆非等闲之辈。李荆荪一向偏爱王鼎钧,他被捕前一天,王曾被人突袭测试,由于他全然不知情,反而过了那一关。几天后他才听到消息,失声大哭,“中广”黎总也垂泪悲叹,几位大佬想联合作保,探了蒋经国的态度后,立刻止行。因为所有大案,除了明因都有暗因,暗因往往才是关键。李荊荪案的暗因是他憎恶蒋经国和情报机构,又坚守新闻独立、言论自由的立场。明因则是一张在福建时的合影,上面有一人是中共地下党员,而李未报告。“依照台湾那时的法律,凡是在大陆上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政府办理‘自清’,否则视同‘继续联终中’,” 除了“自清”,还有一个更恐怖的“五人联保”,要求“每个人都得找四个人,互相保证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连坐。”想想看,依此制,抓谁不抓谁,抓到多少人为止,弹性何其大?

调查局沈之岳局长不久亲自约王鼎钧谈话,客客气气但直截了当地问他“中广”内部是否还有问题,进而征求其对调查局工作的意见。“五十年代捕捉杂音是为了打尽同党,李案倾听异议,动机似乎不同,”可是李案公审,仍被判无期徒刑——相当于50年代的死刑——后来改判15年。

等到“中广”董事长梁寒操找王鼎钧谈话,指出他最近两篇文章观点中的谬误,甚至劝他自首时,他想,到了该退休的时候了。

沈局长找他谈话后不久,调查局官员又请他吃饭,再过一段时间,他被莫名其妙拖进一个6人饭局,定期“聚会”,并且一直持续到1978年9月他离台去美国前。另外5位,都是同行中出类拔萃的中生代精英,可是聚会中他们十分“谦虚”,基本只听不说。“每次聚会,五架‘窃听器’当面打开,我必须保持坦诚。”王鼎钧想了又想,多年来以笔为器,苦心著文,祈盼那怕有一句话能影响当道,现在既然有此管道,为何不说?他冒险掘进,言说空间和尺度越来越广越来越深。管区警员受贿,蒋经国行文说话用词不妥不当之处,按揭贷款年限影响人心……许多事,竟然他一说就立竿见影。他不得不感叹,调查局颇有“集天下之智为己智”的架势。后来他还受邀参与了调查局宣传纪录片的制作,以及他们召集的新闻工作者茶话,但在被邀参加新调查员的结业旅行时,斟酌再三后,婉谢了。

美国新泽西西东大学成立双语教程发展中心,在台湾物色一位中文编辑,小说家王蓝推荐了他。申请出国必须经过安全调查,他决定孤注一掷,利用“聚会”褒贬时弊。他先直接拿特务当话题,批评当年特务素质太低,造成冤假错案太多,吹捧今天的特务是一流人才,自谦年过半百,早已停止生长,此生已无所望。又说游行示威并不可怕,国民党以军队对街头运动,“反应过当,破坏太大”……对着五台录音机,他奉劝政府不要用暴力捍卫政权,说蒋家第三代不宜执政,“因为人民会厌倦”,他指给蒋经国一条“绕过蒋介石这座大山,站进历史舞台的强区”的道路,那就是“解严,恢复平时状态,建立民主制度。”因为民主既可维持政权,失去政权后,还可“坐看云起时”,拿回政权。他特别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民主制度最大的用处,就是解决如何‘失国’。”一鼓作气,他说还政于民是三民主义的中国特色,是三民主义的核心价值,能否实现孙中山先生的夙愿,全看经国先生如何做。最后他表态支持国民党,“只有在国民党治下我才有做一条益虫的可能。”一个小时,他在寂静中滔滔不绝,全然不知祸福。

他通过了审查,领到了出境证。

(请勿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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