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小说集是怎样诞生的

OLIVE
2017-12-28 14:42:25
虽说自己夸自己有点……这是这本小说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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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说集是怎样诞生的


这本小说集从最初一个念头的闪现直到全部完成,历时近5年。
在写这些小说时,我的职业是财经记者,日常工作是采访并报道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经营情况,每天在摩尔定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24个月将翻一倍以上)畅行无阻的领域打滚,所接触到的全部是关于财富、增长、科技革命和企业神话瞬间破灭的故事——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现在回想起来,在每天尽量客观、准确地描述身边这个近乎疯狂的商业社会之余,我大概是将自身对世界的一些困惑与苦恼统统移入了小说这一领域,给它们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处。
算起来,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写了12个短篇,5个中篇,正在写一部长篇(写到一半卡住了)。因为本职工作与文学出版无关,一开始并没有想过投稿或出版,所以在我埋头写小说的过程中,每个小说的刊出和小说集的出版,全部是因为一些特别的机缘。
说白了,就是非常奇妙地遇到了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很重要的一些人和事。
这本小说集的缘起是在2006年前后,我和《21世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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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自己夸自己有点……这是这本小说的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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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小说集是怎样诞生的


这本小说集从最初一个念头的闪现直到全部完成,历时近5年。
在写这些小说时,我的职业是财经记者,日常工作是采访并报道世界500强企业的管理经营情况,每天在摩尔定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每隔18-24个月将翻一倍以上)畅行无阻的领域打滚,所接触到的全部是关于财富、增长、科技革命和企业神话瞬间破灭的故事——中间还经历了一次全球性金融危机。
现在回想起来,在每天尽量客观、准确地描述身边这个近乎疯狂的商业社会之余,我大概是将自身对世界的一些困惑与苦恼统统移入了小说这一领域,给它们找到了一个暂时的安身之处。
算起来,到现在为止,我一共写了12个短篇,5个中篇,正在写一部长篇(写到一半卡住了)。因为本职工作与文学出版无关,一开始并没有想过投稿或出版,所以在我埋头写小说的过程中,每个小说的刊出和小说集的出版,全部是因为一些特别的机缘。
说白了,就是非常奇妙地遇到了对我的写作生涯来说很重要的一些人和事。
这本小说集的缘起是在2006年前后,我和《21世纪经济报道》的几位前同事聊天时,谈到记者这一职业给我的小说写作带来了一些障碍。长期的财经纪律写作训练,使得我很难在小说中使用第一人称直抒胸臆。另外,除非写短篇,对文学功底尚浅的人来说,在中长篇里我也无法自如地运用全知观点的写法。
当时,我的顶头上司沈颢建议说,那就不如就按记者更习惯的方式写好了——他指的是采用一种两重嵌套形式。就像毛姆说的那样,用第一人称讲故事,但她(他)并非主人公,只是故事里的一个人物,她(他)与读者一样,对故事中的主人公感兴趣,也会部分参与到故事中去。
于是,《无可不可的王国》这本小说集就在这次聊天中诞生了,就像清晨树叶上摇摇欲坠的露水一样,“啪嗒”一声直落到我的脑门上。
从这一刻起,这本小说集的结构变得异常清晰:它会是一部由几个故事组成的“都市奇谭”,叙述者在城市中辗转,倾听陌生人讲出的奇异故事,并将它们一一写出——我日常的工作不就是记录人们的讲话吗?
就这样,有5年的时间,这些故事随着我的工作和生活的延续慢慢生长,我其实也在怀着某种的旁观者心态耐心观察着它们的走势。在长时间的写作中,小说有可能会摆脱作者的控制,渐渐拥有自己的命运——它们就像种在自家花圃中的植物一样,默默生长、开花、结果、最终随着季节的更替逐渐凋零,融入泥土。
在这几年里,自然而然的,几个故事彼此发生了某种有趣的关联,有些人物变得越来越形象和具体,从一个故事 “跑”到了其他故事中去。另外,莫名其妙的,“隋炀帝”这一字眼,因为当时的某个谈话也掉入了这个构想,变成了贯穿始终的一个符号。到了2010年底,《那年夏天的吸血鬼》写完,也是自然而然的,我意识到这本小说集就用此篇结尾,是再好不过的一个选择。
对作者来说,作品从完成之日起,便已经与己无关了。但在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些小说引发的各种有趣和温柔的相遇。
在写这五个中篇,乃至更早写短篇的过程中,我一直有个习惯,写完会将它们发给少数朋友和师长们阅读。比如原力、方伟、贝贝、许越、王大勇、于东辉、丁伟等等。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像我一样,并非职业作家,却热衷于在工作之余埋头创作可能根本无法发表或出版的作品。这些朋友们不但细读了这些小说,还得日复一日忍受着我的“骚扰”和强买强卖般的询问“你觉得怎么样”,并花了很多时间认真和我讨论它们。
在这些人中,有两位是确确实实与文学圈有关的,一位是村上春树的译者林少华老师,一位是时任《人民文学》杂志主编的李敬泽老师。我与这两位老师相识多年,尽管见面机会极少,但只要我就小说的问题去信求教,他们都会诚恳、认真给出自己的意见,从不敷衍。从他们身上,我第一次见到文学编辑和老师们纯粹的本心——仅仅是通过文字和写作,他们与一个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是素不相识的作者建立了联系,并且无私地付出了关怀和帮助。
一个偶然的机会,《那年夏天的吸血鬼》被《人民文学》杂志刊登,并且得到了2011年度的中篇小说奖。之后,《人民文学》又选用了《无可无不可的王国》——这让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这种近乎私人爱好似的写作,有印刷成铅字并且出版的可能。
2012年,我的朋友,知乎的创始人周源读到了《亚特兰蒂斯酒店1116号房》,他非常喜欢这个小说,进而阅读了整个中篇集,希望促成它们的出版,于是介绍我认识了在知乎上十分活跃的唐茶计划(电子书出版项目)创始人李如一。李如一和唐茶的编辑郑文实现了它在字节社的电子书出版,我也由此遇到了阿丁和陈楸帆,这两位是我认识的第一拨“活生生”的年轻作家。尽管题材和写法迥异,但他们身上都散发出了让我感到亲切的某种气息——那就是,即便“写”这一行为所带来的结果是徒劳和无用的,他们也是也无法停止写作的人。
2012年底,我偶然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了邱刚健老师,他是香港电影黄金时期的著名编剧,但很少有人知道,邱老师其实也是杰出的诗人。我在邱老师的诗中嗅到了某种熟悉的东西——不管经历了多少困境与挫折,在内心深处,他是始终相信自己会被文学拯救,并且必须不停地写下去的人。
邱老师当时正在北京苦熬脑汁写剧本,闲时把这五篇小说打印出来看,在上面仔细做了批注,还花了不少时间与我讨论如何对它们进行修改。作为编剧,邱老师极为重视人物的塑造,大笔一挥删掉了我的小说中不少无用冗长的议论。我一直记得他对我说的话:“作者对人性的卓见应该体现在书中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上。”邱老师的这些建议,成了我关于这本小说集最宝贵的回忆之一。
之后,还是因为这些小说,我感受到了更多人的共鸣和好意。比如我的前同事陈楫宝,他本人是畅销财经小说作家,对这本小说集的出版也颇多费心。之后,机缘巧合,我认识了《收获》杂志社的编辑走走、小说家弋舟、张楚等人,还有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马燕,这些职业作家和编辑们都给了我很多鼓励,后者则直接促成了本书的出版。
这本小说集的写作,其实验证了我之前对文学写作的某些想法——小说不像新闻报道,它几乎不具备简单实用的功能性。事实上,我一开始就明了并且铭记于心的一点反而是,这种写作本身是“无用”的。
这种“无用”的意思是,将自己在这个科技高度发达、物质极大丰富的后现代社会里所体会到的困惑、焦虑,用小说的形式写下来,既不能使人马上到达某处,也未必能让人从本身的困境中获得解脱。
然而,对于我和一些埋头吭哧吭哧写个不停的朋友们来说,“写”这一行为又是必须和本能的。如果说,就此停下不写会让我们焦虑的话,写小说时我们所感受到的焦虑并未减轻(甚至会增加),但这种焦虑会提醒我们自身的存在,意识到这一存在的局限、徒劳和必然死亡的命运——在这个埋头写作(不管写下什么)的过程中,这种焦虑反而是让我们实实在在得以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某种介质,这也使得我们能在漫长的时日中能够彼此认出,获得一些乐趣和安慰。
正是通过这部小说集的“生长”和由此获得的微妙共鸣,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而随着它的出版,这种奇妙的邂逅还将继续下去。
事实上,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正以一种疏离和执拗的方式与我互相守望,做着一样的事情,拥有一样的心情,这才是我写下这些小说后的最大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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