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关于写作状态的虚构纪实

王福
2017-12-26 看过
我一直愿意用王小波说过的一句话来定义写作这件事,“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在这个诗意稀薄的时代,还有人在尝试用写小说来寻回世界的诗意,不止令人惊喜,也让人敬佩。

然而《去海拉尔》这部小说集,有比诗意世界更深的写作动机,它是一部关于写作状态的虚构纪实。在书中很多篇章里,作者王咸似隐若现地借故事人物的身份,吐露自己的写作心迹。《去买一瓶消毒液》里的主角杜原,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喜读哲学家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殊不知哲学上的阅读,带来了文学上的困惑。他“发现小说的问题,发现作家是靠不住的,这甚至影响了他对整个文学的态度——文学可不太严肃,作家就像儿童经常异想天开,但却不负责任。”

与此相对,哲学是负责任的。世界的结构、人的位置、未来的命运,在斯宾诺莎的思考中被安排得井然有序,用几何方法写就的哲学著作把世界、人和命运折叠到可以用定义、公理和推论来把握的程度,近乎一个平面。人在这个平面上,极方便且惬意地拿到自由。

善做思考的读者走到这里,如见故友般会心一笑,理智与情感,理性与激情,必然与偶然,一与多,如此这般。但王咸的老道在于他收得住,连自然段都不分就做了和解。“他已经能原谅这个小说家了,文学是生活需要的一个游戏……这种无伤大雅的游戏虽然不能把人领向自由的境地,但是对于活跃人们的心智大有裨益,而且这是完全见容于《伦理学》所建立的广阔天地上的。”只这一句游戏,便把存在于王小波所谓“此生此世”和“诗意的世界”之间的急迫和紧张消解掉了。

高级玩家才会有这样的操作。不卖弄对生活的识见,也不夸张生活本身的可知与不可知。就像短篇《去海拉尔》中的一段对话:

有一天,他定定地看了我一会儿说:“其实你可以写点东西的。”
我以为我的哪一个看法让他觉得很可贵呢。
他说:“随便写点东西,都会有人读的。”
我说,“然后呢?”
他说:“然后,你就不用这么孤愤了。”

这个误会的场景除了尴尬的喜剧效果外,自有深意,标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于写作的看法。在“我”看来,写作是向外的,是要把自己的“可贵”看法传达给某个人。而看法之所以可贵,更多地是对潜在的读者而言。因为写作是智性的,是借由写下已知来对抗未知,所以阅读是不完满的读者从完满的作者这里收获可贵的看法。

但在“他”看来,写作与读者无关,也和外部广大的未知无关。写作是内向的、感性的,是可以随便就去做的。写作者最关心的应该是他自己,企图像个思想者一样用文字来安排世界,是写作者对自己最大的误会。写吧,然后,“你就不用这么孤愤了。”

写作的某种神圣性被搁置了,甚至是这么有理有据。《盲道》里的小安,抱着近乎宗教信徒般的虔诚态度来到杂志社投稿,“稿子一掏出来,他的旅行包立刻就瘪了,好像里面就装了一摞稿子,其他什么也没有。”这是一个除了写作之外,其他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但在杂志社的王老师看来,这件事再明显不过了,明显到接待这样的作者都会让他觉得有点尴尬。表面上来看,小安这样一个农村作者的稿件质量达不到刊物的发表要求,但尴尬之所以来得如此自然和顺利,更深层的原因是因为“人一旦搞起文学来,总有点跟普通人不一样。”你很难向一个企图安排世界的人直呈他的荒谬和失败和注定的悲哀。

然而写作仍然保留着某种神圣性。喜爱斯宾诺莎哲学的杜原在不知该写文学还是写哲学的困惑之际,仍旧有着自己的坚持,“他对学术的腐败和网络带来的写作迷狂痛惜之深,使他对写作有固本扶正的要求。”身为《收获》杂志的资深编辑,二十年写作只以七篇示人,这近乎是作者王咸的一个自我辩白了。而正是因为文学写作还具有神圣性,这样的保留和辩白才显得必要。

最后要提一句的是,《去海拉尔》这么一个北方性格的书名,其实包裹着七个关于上海的故事,这些故事所描绘的上海,有点像《繁花》里那个人来人往的世界,不过更克制、冷静,而带着旁观者的不畏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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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海拉尔 去海拉尔 7.7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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