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还看过《叫魂》

白果
2017-12-25 18:39:47
大清洗——从传统到现代——读孔飞力《叫魂》与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
        “当回顾并分析过去的事情,就会发现很显然信号的积累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而可以说,有着其自身的动力,只不过现在还是秘密的,这就好像一条突然急剧地浮出陆地之前总是不断地增大和变宽的地下河流;一个人只需回想到第一个凶兆出现的时刻并绘制一幅图式,勾勒出其不可阻挡的上升的客观形态。” ①
        两个园丁,两个花园里都有杂草。第一个园丁,只有发现杂草疯长以至于危害到庄稼正常生长时,才会开展清除,而第二个园丁,斩草除根,依照设计图纸打造花园。同样是除草——针对特殊群体的大清洗,前者,可代表着弘历年间的“叫魂大恐慌”;后者,代表着二战时期的“犹太人大屠杀”。通过对比剖析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事件在各自燃料中的运作,可以发现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君主集权与纳粹极权,异人恐惧与民族主义等特性在运作中的肌理,从而更深刻地认知彼此。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最后的挣扎,一个野心勃勃的民族疯狂的实践,却同时诉诸于对所谓异类的大清洗,从污名化、制度化到监禁、清洗,仿若是类同的,但究其本质与运作细节,却有着天壤之别,其不仅仅是两个世纪的时间之别与地域之别,而是现代性这条分割线将其永久地分隔。
        1. 背景
        “一个幽灵——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在华夏大地上盘桓。据称,术士们通过做法于受害者的名字、毛发或衣物,便可使他发病,甚至死去,并偷取他的灵魂精气,使之为己服务。”② “叫魂”乃是妖术的一种——通过对精神世界的操控来强化个人力量。在普通民众的认知中,“魂”乃精神之灵,“魄”乃躯体之灵,二者可分开,“魂”可以通过某些手段被唤回或召走,而失魂的人往往会发疯、生病甚至死去,人们为了保护自己的“魂”,会采用咒语与护符来防御。妖术的存在由来已久,乾隆盛世下,又为何会集中爆发?下至底层的劳动人民,上至乾隆皇帝都无可避免地被卷入这场大恐慌之中。
        清乾隆三十三年,正是中国历史上康雍乾盛世的顶点。商业繁茂,人口增加,一派欣欣向荣的盛世气象。然而,通过文献即可窥见,这虚假的繁荣背后又是怎样一番截然不同的图景。
        柳永笔下“三千桂子,十里荷花”的江南腹地,正是商贸发展的核心地带。在稠密的农村市场网络不断建构完善的刺激下,手工业迅速发展,物价缓慢上升,农民的纳税能力加强。然而随着人口的激增,通货膨胀加剧,各地区的经济专门化强度更甚,以至于粮食供应不足,农民处于饥饿边缘。劳动力解放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更为激烈,挤压了贫农的生活空间,社会底层的队伍进一步扩大。
        经济高度发达的江南尚且如此,偏僻的山区又是何番景象?“人们无需远离已经商业化的中心地区便可看到赤贫、失业与秩序的混乱。”③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区以及富庶的三角洲与贫瘠的山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促使走投无路的人被迫迁徙他乡,谋求生路。移民、过客、商人、江湖骗子、僧人、乞丐,形形色色的人,拥挤在十八世纪的道路上。
        近两百年后,二战前的德国,同样遭遇着经济危机。一战后,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国支付大量赔款,其中一部分转化成为对德债务及经济援助,但由于1929年大萧条来临,美国自顾不暇,撤销对德援助,英、法两国也陷入空前危机,德国在魏玛时期重建的经济资本又岌岌可危。大萧条刺激了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所有权,艾伯特·施佩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一种国家社会主义似乎在许多纳粹党的工作人员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4年后,希特勒掌权,在失业率接近30%的情形下,他兴建大型公共工程项目、完善社会福利系统、大力扩军、实行配给制、充公私有财产以填补财政赤字,一系列看似合理的政策后来却被证明是在饮鸩止渴。1936年左右,德国主要出口的工业产品价格大幅下降,收支平衡难以维持,债务和财政赤字却不断增长,社会混乱程度加剧。
        危机与混乱打散了权力,也使得权力的集中变得顺理成章,站在历史起点来看,政治罪与法西斯主义似乎是难以发现破绽的,失序中一切尝试皆可理解,即使是漂浮的稻草,没有握在手里之前,也无法知晓是否是最后获救的机会。滋长的民族主义与集权控制,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同化集体意识,强化内部团结的作用,危机成为抱团最好的借口。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抱团,难以分类的危险因子——乞僧与犹太人便成为众矢之的。
        僧道作为人神媒介,具有实施巫术、妖法的能力。僧道队伍的不确定性、不纯洁性,使得无论是官员还是民众,都将其视为公共安全的威胁。没有正统的家庭背景、教育程度良莠不齐、无根无底,还缺少道德的制约以及对于社会的责任感。“···对于那些将大多数僧道人员视为虚伪与腐败的社会渣滓的统治者来说,对和尚狠狠的予以惩罚简直是他们的一种道义满足的源泉。”④在弘历眼中,僧道不仅仅是不纳税的社会累赘,更是分羹神权的竞争对手,是“神授”皇权地位的威胁。相较于僧道,乞丐的处于更无力的弱势地位,其利用民众的厌恶与恐惧来获得生存的口粮,死亡与仪礼的污染使得民众本就视乞丐为眼中钉,欲除之而后快。
        神秘、危险、漂泊、无根无底,强烈的他者性是污名化的前提,犹太人和乞僧虽然在经济资本上有着天壤之别,但都被大众所排挤“他是所有的不合规范、异端、异常的典范和原型。”⑤乞僧作为社会底层携带危险因子的弱势群体,社会网络中的断裂层,任何一个普通人都有鄙视这个群体的资本,并不用承担后果,疏离与污名显得合情合理,但对于犹太人却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既是上层群体指向下层阶级的情感对象,也是相反的情感,即下层群体指向上层社会等级的情感对象。”⑥贵族与乡绅把犹太人视为农民与小市民阶级一样,野蛮、无知、肮脏和贪婪,而对于农民和市民而言,犹太人是他们唯一直接接触的剥削者,亲历他们的冷酷无情。真正的剥削阶级,贵族与乡绅被隐藏在了犹太人身后,又或者是受压迫者视而不见——无谓的抗争并不能改善生活的现状,积聚的怒火以犹太人为出口。这是社会地位不平等的畸形产物,一道尴尬的屏障,犹太人与这两个阶级之间并没有实质的矛盾,却成为腹背受敌的中间人。
        犹太人是一个“身体性”的代名词,是与生俱来的身份标签,但使得标签被表现的却是文化。正如乞丐的破碗、和尚的袈裟,犹太人标志性的衣袖,这些标签都成为定罪时最好的证据。对于弘历而言,处置乞僧需要经由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而这个官僚群体与普通大众之间存在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对于已经迈入现代社会的德国而言,民众本身就可以成为官僚机器中的螺丝钉。
        二.官僚体系——老油条与技术专家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也被视为由“人治”走向“法治”的过程,理性工具的发展,社会制度的逐步完善,看似推动了文明化进程,然而,在这两个分别发生在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清洗事件中,文明与道德却无比讽刺地对一贯的认知发起了挑战。直接接触并处理两类人群的官僚体系,经由现代化的洗礼后,所展现出来的是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互动模式与处置手段。从官场油条到技术专家,“人治”体系的痼疾似乎被消解了,但与此同时,一道富有张力的屏障也轰然倒塌。
        巡抚与总督、布政使与按察使——处理叫魂案的官员来源于一个很小的精英圈子,其中大多数人是经验丰富的官场老手,深谙游戏规则。各省巡抚不断让弘历相信,他们正在积极地追缉妖术案犯,但实际上却谨慎地保持不作为。即使弘历不断地对官员们大肆施压、加重刺激,对行动迟缓的官员们刻薄训斥,官员们仍然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抗拒的状态。“官场思维的基本倾向是把所有的政治问题约化为行政问题。”⑦“常规化”不但能规避政治风险,而且能使官员们回归常规路径,以熟知的手段予以解决。江西忙而不动,苏州转移视线、湖南统一步调,“弘历的清剿撞上了官僚们设的路障,那么构成这些路障的恰恰是他最痛恨的‘官场恶习’:谨慎地隐匿情报,小心地自我保护,隐瞒真相以掩护人际关系,百促不动以墨守常规程序。”⑧
        在处理叫魂事件中,大臣们扮演的角色是很微妙的,他们可能与弘历一样对于谋反心存忧虑,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从各省衙门送来的备受折磨的囚犯,以及这些人血肉模糊的躯体和颠三倒四的故事。弘历扮演的角色如果是首席检查官,官员们则既是警察也是法官,他们需要表现公正与绝对忠诚,严查所谓叫魂案犯的踪迹,也要安抚民怨,维护表面上的稳定。多层次的责任与权力压在这些老油条身上,姑且不论道德自抑,上下敷衍也是在困境中保全自身最好的方式。
        凯尔曼在《社会问题杂志》曾发表言论:“反对暴行的道德自抑在三种情况下会受到损害,这三种条件无论单独出现还是放在一起都会起作用:暴力被赋予了权威;行动被例行化了;暴力受害者被剥夺了人性。”⑨然而,在叫魂事件中,弘历对于官员施加的高压,《大清律例》中的“十恶”“礼律”“刑律”对妖术行为相应的定罪,乞僧被污名为妖怪,都没能使得官僚体系与专制意志统一起来,成为权威下的傀儡。
        孔飞力在全书最后写到:“没有人会哀悼旧中国的官僚体制。……但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它的存在却可以阻挡任何一种狂热。没有这样一个应急的锚碇,中国就会在风暴中急剧偏航。在缺乏一种可行的替代制度的情况下,统治者就可以利用操纵民众的恐惧,将之转变为可怕的力量。生活于我们时代的那些异见人士和因社会背景或怪异信仰而易受指控的替罪羊,便会成为这种力量的攻击目标。——没有什么能够伫立其间,以阻挡这种疯狂。”⑩
传统社会的官僚体制,并不仅仅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政工具,其具有独属于自身的意志与潜规则,在一个追求稳定的国家体制中,这种弹性成为阻力,滋生腐败与堕落,但当社会动荡时,阻力的缓冲作用就被暴露出来。
        “那些文明化进程已经建立的核查与平衡、屏障和阻碍的复杂之网都被证明是无效的。”⑪大屠杀中,这道保护罩的效力已经被理性科层制与精细的分工体系瓦解得岌岌可危了。与叫魂事件不同,大屠杀是经过严密设计、组织、执行的理性化大清洗,纳粹军官们并不纠结于,使得清朝大臣们进退维谷的罪恶界定,只有处置手段与效率才是核心。6座集中营,600万犹太人的陨灭,没有一个人是刽子手,每一个人都是刽子手。
        在电影《穿条纹睡衣的男孩》中,最终纳粹军官的儿子与犹太男孩都化为了焚化炉中的一缕青烟,然而军官却无能为力,操控焚化炉的士兵、浇油的工人、制造焚化炉的工程师、巡逻的卫兵、押送犯人的守卫、签字批准的自己,谁又是凶手?
        当分工体系不断分化,心理距离被急剧拉大,责任与权力的拼图分摊到个人,技术专家就此诞生。拿着拼图块的个体并不能意识到图画的全貌,或者说没有认识全貌的必要,他们只需找准自己在整幅图景中的定位即可。官僚体系中的公务员大多数可能会在没有了解指令结果的情况下发出命令,即使命令所指的对象问责起来,也可以中间人为由推诿责任。个人意志在分工体系中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个体的位置——与位置相对应的责任,对于权威的服从使得官僚体系中的个体以代理人的身份发挥作用,这使得道德自抑被大大损害,一旦启动这个庞大的官僚机器,它的运转就完全是它自身的惯性和动力了。
        分工细化大大降低了理性科层机器运转的阻力,强化了这种惯性,传统官僚体系中的粘性部分被清除,那些心照不宣的博弈、隐秘的庇护,被暴露在日光之下,连结上下级的不再是人情网络而是分工网络,是平淡无奇的例行行动。制定计划、设计合适的技术和设备、计算和动用必要的资源,和以往的任何事务一样,大屠杀对于这个机器来说并无不同,你又怎么能要求一个无知的机器为这600百万的犹太亡灵负责呢?
        现代官僚体系中的成员不需要直面统治者与人民,甚至不需要直面惨遭暴行的受害者。他们在签下一份清洗计划的同时,感受着无比的荣耀与满足,他们是矜矜业业的公务员,他们是为民除害的英雄,他们是忠诚的国家卫士。“唯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性。”⑫
        或许在某个深夜,空气中的尸臭缠绕在鼻息间,他们也会陷入道德困境,为欲盖弥彰的血色而惴惴不安,但在现代官僚体系下,这种焦虑甚至来不及滋长就被消解了,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这种忧虑留给命令他去行动的那些人去思考。他是军人,服从即正义,这就是他的道德所在。
        从叫魂到大屠杀,个体在事件中的存在逐渐褪色,那一封封奏折与朱批中所渗透的精微的较量,官员们审讯时的颤栗与挣扎,血肉模糊的躯体与花样百出的刑罚,在大屠杀中都是不可见的,生命就如同草芥,一把大火,连记忆也没留下。这是文化意义与身体意义的较量,或许生命本无价值,文化赋意才是上帝之笔,能够决定“存在”本身是否存在。
        处置叫魂事件的官员并没有君主视角,或许妖僧真的会危及皇权,分羹神权,但对于这些老油条来说,无论是皇,亦或是神,都抵不过当下的饭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如此,他们对于被控诉的乞僧并不存在实质上的深仇大恨,这些悲哀的生命不过是君怒民怨的牺牲品,部分知识分子甚至根本不相信妖术的存在,更谈不上对妖僧的恐惧。
        那么纳粹军官对于犹太人有深仇大恨吗?正好相反,在理性暴力组织中发挥效力的恰恰不是暴徒,而是指哪打哪的傀儡,毕竟一颗会思考的螺丝钉宛如原癌细胞,遭遇对应的刺激就胳膊肘往外拐了。即使大屠杀是民族主义的极端表现,其终极目标并没有停留在消灭犹太人上,大屠杀只是通向终点过程中的关卡,犹太人是必须清除的障碍物。但何以为障碍物?当你选择有障碍物存在的道路时,它才被动地成为障碍物。何以为杂草?其不一定是毫无营养与欣赏价值的草,而是不符合设计图纸的异端。同文化赋意一样,杂草是社会性概念,如果满园皆草,也就没有草了。
        在这两个事件中,官僚体系与被迫害群体都没有实质上的矛盾,却被当枪使——成为推动事件运作的核心枢纽。在风暴中,传统官僚体系的内部阻力恰恰促使其没有急剧偏航,而现代化官僚组织却用疯狂的实践,暴露了文明背后,隐秘的野蛮。
        三. 运作燃料——政治罪与园艺工程
        “在前现代社会中即使是对传统权威最沉重的打击,与现代的巨变仍然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差异:第一,前现代社会剧变后,最基础的、对秩序的公共控制仍然完好无损,或至少尚可运行;第二,由于高层控制的社会组织瓦解,在各地之间存留的一切交换再次遭受不协调力量的自由支配,因此前现代社会剧变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超地方层次的有组织行为的可能性。”⑬
        传统社会的眼光是朝向过去的。只有当大量底层人民基本的生存诉求得不到满足时,才会形成内部变革的力量,但数千年以来,朝代更替,中国社会的基本格局与组织体系也没有发生实质性的转型。近代以来,发自外部的强制性力量,才打破了一个延续千年的传统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现代社会的眼光则是面向未来的。掌握着现代国家官僚体系之舵、怀有宏伟设计的人从非政治力量中解放出来,一手剪刀、一手图纸,雄心勃勃地想要把“社会”这块处女地,修剪成为期望的模样。“设计赋予了大屠杀以合法性;国家官僚体系赋予了它工具;社会的瘫痪则赋予了它‘道路畅通’的信号。” ⑭“园丁”式“设计型社会”的理念是现代性的基本特征,也是理性化最赤裸的实践。
        除此之外,过去与未来不仅仅代表着保守和变革,其本质的区别在于,过去是已知的,守旧不需要抉择方向,而未来是可塑的,变革需要蓝图。但无论是维系或者变革,在清洗运作中都要依赖于专制权力,以此形成巨大的权威统摄。但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宏大的价值观念往往无法传递给官僚体系中的个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觉悟只是一种理想状态,真正能刺激官员的,是升官发财与名流千古。来自上级与民众的压力推动着行政体系的运转,这实质上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对于一个求稳的社会来说,只有当杂草构成了威胁,才值得耗费气力去清除它,孔飞力分析叫魂事件的最后,将其归为一场“政治罪”,也就是一个统治者面临合法性危机时,重塑权威的过程。
        1735年,25岁的弘历继承大统。即使自幼学习君王之道,同一个很懂得以无声的方式保护自己、维护自身利益的官僚体制打交道也让人深感焦虑。
        叫魂案初期,弘历的反应在措辞上极为谨慎,同高级官员的通信中,也明显地希望避免提及种族问题,以防动摇公众信念,因为“妖术”同时也是一种上天的信号,象征着王朝没落,动乱四起,被帝王视为上天崇拜的一种“黑色”对立物,须得警惕其“惑众”,被图谋不轨的人利用,借此谋反。
        当妖术恐慌从江浙扩散至湖南、山东等地时,弘历面临的镇压“妖术”一事上的压力陡增,常规权力已束手乏策,专制权力的手腕便伸向了各省高级官员。“对君主而言,不得不用成文法规来约束成千上万为他服务的官僚,以确保他们每个人都按照体现他的利益与安全的行政程序行事。与此同时,他对于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超官僚权利和自主性,也会理所当然地感到关切,···以避免自身的官僚化。” ⑮
        专制权力指的是君主独有、可突破常规程序的权力,例如密报、壁见、机要考评、政治任命等行政手段,其使得君主与官员可直接对话,剔除信息在传递过程中的选择性筛减。但,专制权力下所滋长的个人关系,在信任断裂时,便极有可能偏离君主的控制,而滑入常规节奏和裙带关系,便需要某种契机来整肃个人纪律,叫魂危机便是一个可利用的大背景,也就是作者所指称的“政治罪”
        “君主要实行政治控制,非得诉诸于“政治罪”不可。”⑯
        “政治罪”为弘历创造了一个场域,动摇了官员们用以保护自己的常规行为方式,弘历得以就自己所关心的问题,同官僚们直接摊牌。其具体反应有三:其一——严饬下属。在叫魂案的高潮阶段,弘历在朱批中不断指责官员们执法不力、督饬不严,对于反馈信息更是反复质询,其目的有二,一来严苛督促下,望官员能积极行动,掐灭叫魂恐慌背后谋反的种子,稳固社会秩序。二来以此批判官员们在平常执法督察的过程中,息事宁人、消极怠工的官场痼疾;其二——重申官场规范。在缉捕“妖术大师玉石”时,江苏巡抚彰宝借口超出管辖区而不作为,弘历则斥责其逃避责任,推诿怠工。在政治罪的情形下,官员们试图依旧以常规权力为由,来抵抗专制权力,但却是无力的,弘历便借此推崇了“国家公事”的精神思想;其三——强化个人关系。建立在仪礼与信任基础上的个人关系,实质上由弘历把控着缰绳,任何忘恩负义、玩忽职守等行为都可能断送官员的前途甚至性命。当法官与立法者集于一身的弘历,在处置“伪稿案”时,倒霉的旗人准泰便成了弘历个人盛怒的发泄出口。“政治罪将官僚生涯中的整洁有序的后院,置于专制权力的严厉狂暴之下。”⑰
        通过梳理弘历在整个叫魂案中的所作所为,即可发现,这是一场由君主自导自演的荒诞悲剧,官僚体系并没有买账,而大量的乞丐、僧人、流浪者等被污名化的“异端”却无辜地惨死狱中。在封建帝制的政治体制中,统治者的立场与官员们的立场是难以重合的,两个不可逾越的阶级之间是命令与服从的关系,将二者拉拢的集体意识是道德层面的自觉,而非共同的奋斗目标。官员们或许可以理解弘历的焦虑,但没有一个人会为此而争当出头鸟。“政治罪”只是隐秘的阴影,其至始至终都藏在叫魂事件的背后,即使作为燃料使得大半个清朝的高级官员都惶惶不安,其终究是属于弘历的秘密,是传统封建帝制的成果。
        相较之下,促使大屠杀运作的燃料则要赤裸得多,亦或者这种赤裸就是宣传方式的一种。在传统社会中,杂草的罪恶在于威胁花园中本该占据主导地位的作物的生长资源,作为守护者的官僚阶层便有义务为民除害。但在现代社会中,官僚阶层从守护者变成园丁,消灭杂草是打造“园艺”的一个步骤,意图使社会秩序符合对完美社会的设计。从被动到主动角色的转变,体现了现代性的基本要求,没有被栽种的作物就不能生长,任何野生的作物都该剔除。“野”意味着难以分类,他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圈子,又在圈子之间游荡,不稳定性与危险性时刻威胁着“完美社会计划”的呈现。犹太人被视为无价值的生命,具有永久的异质性——无法通过后天教化而被矫正。这意味着,无论自身如何表现,烙印都已深入骨髓,不是他们无法融入圈子,而是圈子禁止他们进入。一个齐整而完美的社会,由许多贴有标签的圈子组成,官僚机器可以顺利地读取其信息,从而进行规划与安排,对于机器来说,被排斥的个体是无效而无用的信息碎片,自然而然地被扔进垃圾桶。
        四.笼与枪
        从第一批智人使用火起始,没有人会否认文明发展至今,不是离野蛮与暴力越来越远。但吊诡的是,文明和野蛮都是自诩为文明人的现代人界定的,又有谁会承认自己是野蛮的呢?在影片《金刚》的最后,一群文明人用轰炸机将金刚从塔顶击落,只因为大猩猩对安产生了文明人专属的情愫。这是文明对野蛮的制裁吗?还是野蛮对文明的打压呢?
        “可以把大规模屠杀的恐怖看成是文明脆弱性的证明,也可以将他们看作是文明令人生畏的潜能的例证。”⑱鲍曼认为,对于大屠杀,可以有两种解释路径,第一种:当罪犯居于控制地位,文明将被重新定义,以往对于行为的要求被暂停,训练有素的社会人敞开心门,兽性则破笼而出。这意味着,野蛮从未远离,只是由文明准则看管,监禁在每个人内心的牢笼里。第二种:把现代文明精密的技术和观念的产品视为枪,当文明人没有武器时,自然秉性也就无从发泄,一旦拥有武装就可以做他们天性所不容的事情。这便意味着,自然驱力已成功被人为的、灵活的人类行为模式所替代,因而会导致一定范围内的不人道和破坏。如果采用第一种解释路径,那么大屠杀只是文明卫兵的一次失守,是偶然事件。而鲍曼认为,第二种才能真正解释大屠杀的发生——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的固有可能。
而“枪”的存在,也是致使大屠杀与叫魂事件发展朝向不同的根本原因,是异类恐惧症演变为民族主义的催化剂。对于传统的人情社会来说,施暴者需要承担的风险是巨大的,名誉与口碑是社会人的安身立命之本,责任可以轻易地找到主人,而在现代工厂式的官僚体系中,责任是自由漂浮的。
        中国专制体制发轫于秦时,延续至清朝时,其影响力已深入教育、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贯彻性。其在某种限度上创造了配合它的其他社会事项和体制,如家族制与宗法制、科举制、两税制、儒家传统礼制等,这使得中国官僚政治得以扩大其作用、加强活动范围。所以当君主将专制权力诉诸于“政治罪”时,对普通民众的生活有极大影响,而同时“黑色隐喻”又反作用于清廷,弘历的忧惧进一步深化。弘历虽借助“政治罪”来肃清官场,但亦谨慎地防止用力过猛,否则当恐慌的苗头没有控制得当,势态严峻,水便覆舟。
        面临“妖术”威胁的普通民众本该是这场闹剧的主角,但“妖术”背后的“政治罪”动力一旦暴露,那被描绘得栩栩如生的“妖术”事件便显得别有意图了。通过归纳,案例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对游方僧道、乞丐所发起的责难,其源于对陌生人士、底层群体的排斥;二是使用妖术来加害自己的竞争对手,将“妖术”作为谋取私利、清算宿愿的越轨方式——当不公在官府得不到补偿时,积攒的民怨便需要第二条发泄途径。“妖术”既是一种权力的幻觉,又是对每个人一种潜在的权力的补偿。”⑲
        异类恐惧症被作为发泄的借口,人们利用偏见与憎恨,对乞僧群体施暴以自保,这类种族主义是自发的,无组织的与非理性的,属于初级种族主义。当这类“受困扰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已无法通过增进生产来解决时,便需要“对损失进行分摊”,这是更为残酷的过程,民众在面对贫穷与动荡时,急于攥取自由漂浮的社会权力,以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或者打击敌人,这也是最后的救命稻草。
         “它也不需要一个使其基本仇恨得到合法化的理论——虽然在某些场合下它有可能作为一个政治动员的工具蓄意地被强化和利用。”⑳即使弘历不断下令,重申律法,严抓妖僧,他也并没有为仇恨与清洗提供逻辑基础,这就是初级种族主义与现代种族主义的根本区分。
        种族主义的升级在于合理化实践,通过将建筑、园艺策略、医学结合起来,切除既不适合想象中的完美现实、也无法被改造以合适这种完美现实的当前现实要素,以服务于人为社会秩序的建造。它不仅仅是一种思想,而是一项政策,一场精细的预谋。它的产生不是出于人本能对陌生事物的排斥,而是一种社会性需求,通过从本质上划清界限来满足流动性社会的内在安全感。
        无论是异类恐惧症带来的自由漂浮的权力,或是现代种族主义带来的自由漂浮的责任,都体现了民众在道德面前的缺位,面对一个“非人化”群体时,以往的道德规范似乎就可被重新定义,纳粹官兵的道德是忠诚,恐慌百姓的道德是自保。
        阿多诺曾表示:“历史的所谓进步不过是从原始人的弹弓发展为现代百万吨级的炸弹。”暴力仿佛从日常生活中被剔除,但这只是表面上的驱逐,当道德被重新定义时,每个文明人都有拿起枪的可能。
传统的官僚体制已尘封在历史资料管里,而现代科层制仍在不断膨胀。清洗或许从未停止,只是不再被感知罢了,毕竟咱们是文明人,得用文明的方式解决问题。

        参考文献:
①《战后风景线》J.戈伊狄索洛
②《叫魂》孔飞力 P.1 三联出版社
③《叫魂》孔飞力 P.46 三联出版社
④《叫魂》孔飞力 P.145 三联出版社
⑤《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52 译林出版社
⑥《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56 译林出版社
⑦《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卡尔·曼海姆
⑧《叫魂》孔飞力 P.290 三联出版社
⑨《社会问题杂志》凯尔曼 P.29-61 vol.29.1973
⑩《叫魂》孔飞力 P.291 三联出版社
⑪《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118 译林出版社
⑫《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30 译林出版社
⑬《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148 译林出版社
⑭《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151 译林出版社
⑮《叫魂》孔飞力 P.236 三联出版社
⑯《叫魂》孔飞力 P.232 三联出版社
⑰《叫魂》孔飞力 P.280 三联出版社
⑱《现代性与大屠杀》齐格蒙·鲍曼 P.128 译林出版社
⑲《叫魂》孔飞力P.285 三联出版社
⑳《偏见的力量:论种族主义及其两面性》塔盖夫 P.69-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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