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如何相聚

吃饱了撑着才
2017-12-15 看过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原载于微信公众号“文派”, 2015.12.7)

失去想象力的城市

四月,一场突如其来的鼠疫袭击了小城阿赫兰。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法属区背对着热带的大海,宛若一片陆地丘陵中的沉睡者。人们在闷热的空气中工作、恋爱、死去,乏味的生活与娱乐的生活,都与其他现代城市无异。

然而当老鼠以奇异的死法陈尸街头、楼道、乃至人们的房间里,小城的安宁逐渐被打破。城门被封锁,焚尸炉挂起,人们从恍惚不介意到觉醒,从惊恐到孤独,从忧伤到麻木,似乎只剩下绝望。

阿赫兰的官员、医生、记者、公务员、神父、通缉犯、老人、妻子和小孩,都处在这一片死神毫不留情,人人孤立无援的境地里。但在他们当中,却有一些人不甘绝望,而是以各自的方式竭力抵抗着那无法抵抗的一切,在蝼蚁般的处境中树立为人的尊严。

这是医生里厄、记者塔鲁共同记录的历史——当然也是阿尔贝·加缪讲述的故事。1940年6月,法国人被迫在贡比涅车站向德国签署了投降书。在沦陷区滞留半年后,加缪带着妻子远走阿尔及利亚,在那里,他“遇见”了小城阿赫兰,以及这场神秘的鼠疫。

无需怀疑,巴黎沦陷与流亡他乡的经历促使加缪以“鼠疫”来象征法西斯的浩劫:人们忽然与同胞相隔绝,成堆死去,却不知这一切为何而来又何时能去。疾病与战争的最大差别在于,执行死刑的不再是大自然,而是人们最为熟知的自身。

但隔绝、死亡、流放、和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慌并不仅仅只属于法西斯的岁月,战争有其终始,并有其土壤。加缪寓言的隐藏涵义是,阿赫兰这座不起眼的“现代城市”本身就是鼠疫杆菌的携带者,哪怕是它的和平岁月,它日复一日的乏味运转。

在罪恶法西斯的背后,或许就是一座座失去想象力的城市,特别是对于痛苦、贫困和他人的实在认识。

阿赫兰的居民似乎只能想到自己。起初,老鼠成群暴毙街头,这种瘟疫先兆原本关乎全城,但却只被视作是“门房”的职责范围,连政府的“公务员”都承认事不关己;而当瘟疫开始蔓延,人们唯有通过媒体每日报道的“数字”去想象他人的死亡,公众的情绪完全被宣传资料所主导。他人,社会,一亿人,对这样的个体而言是无法想象的。在这里,加缪(医生里厄)的见地简直是针针见血:

历史上大约发生过三十次大规模的鼠疫,大约造成一亿人死亡。但死一亿人算什么?人只有在打过仗时才知道死人是怎么回事。既然人在死亡时只有被别人看见才受重视,分散在历史长河中的一亿尸体无非是想像中的一缕青烟而已。大夫忆起君士坦丁堡那次鼠疫,据普罗科庇记载,当时一天死一万人。一万死者相当于一家大电影院观众人数的五倍。有必要这样作比较。你们去五家电影院门口,把出来的观众集合在一起,把他们引到城里的广场上,然后让他们成堆地死去,那时就可以看得清楚些。

不仅如此,政府机器的运作也基于一套抽象的流程,缺少对现实的感知。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景莫过于:火烧眉毛之际,政府仍坚持必须确认灾情是“鼠疫”才可以采取相当的措施,然而在沉寂多年变异多样的鼠疫杆菌面前,确认“鼠疫”是“鼠疫”就如同确认“母亲”是“母亲”一样毫无意义。

或许爱情可以拯救这种想象力,但可悲的是,大多数人的爱都只是循规蹈矩的习惯,或者在日复一日的消磨中,迅速褪去了光晕。

缺少对现实把握/想象的另一面,是纯粹理念的轻松胜出。一些看似宏大的理念,赋予人们的是高远而冰冷的臆想,它们唤起的是英雄主义,但也是战争,是对一个国家乃至族群的死刑;而一些看似较小的理念,譬如司法,赋予社会以稳定运转的秩序,它为之代言的是“公正”,但也是判决,是对一个人的死刑。

其实并不奇怪,也正是在这样的世界里,理念倒比现实更为真实,按下毒气室的按钮并没有那么难。

当然,大多数阿赫兰的居民对城中潜伏的鼠疫杆菌一无所知,他们背对着永无安宁的大海,过着五天上班挣钱,周末娱乐花钱的日子;而意识自己身负细菌的人,要么是罪人(书中的柯塔尔),要么是“局外人”,即被迫的或自愿的,流放于社会之外。

鼠疫爆发后,阿赫兰的居民发现一切生活习惯被迫中断,亲人、爱人早已关山永隔。人们可以一起坐在剧院里看戏,却会因为台上演员的忽然病发而四散奔逃。这是一群没有出路的囚犯,相互隔绝、孤立无援:“在孤独达到极限时,谁也不能指望邻里的帮助,人人都得忧心忡忡地闭门独处。”

谈论起孤独与荒诞,人们往往想起的是加缪的《局外人》。主人公默尔索说:“今天,母亲死了,或许是昨天,我不确定。”人与世界的疏离感可以如此之大,以至于至亲的死亡成为了一个无法理解的遥远事件。但是在这场鼠疫中,加缪似乎并不甘心让“死亡”在冰冷中沉寂,而是呼唤某种反抗。

提起反抗,我们又会想起《西西弗的神话》。西西弗日复一日地推石上山,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接受自己注定的失败。据说生活的意义就蕴藏在这个posture里,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孤独英雄的形象。

《鼠疫》的主角则是一支小小的防疫志愿队,医生、记者、神父、公务员、漫游者和其他的普通人自发地组织起来,并肩战斗到鼠疫消失的最后一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更复杂的加缪:活下去的关键词不是孤独和英雄主义,而是诚实、热爱、与人们在一起。


神父的两次布道:从末日审判到孩子之死

阿赫兰人的宗教态度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从前的星期日,海滨浴场都是弥撒活动不可忽视的竞争对手。换句话说,信仰并不能比娱乐更多地促使人们走到一起。

鼠疫爆发后,既有的公共组织似乎都不再可信,而宗教的热度似乎重新点燃。人们蜂拥而至教堂,只为聆听一次神父的布道。毕竟祈祷也没有坏处,奇迹或许出现也未可知。听众们揣着这种混杂实用和希望的心态望向神父,但神父帕纳鲁则让他们失望了:

“我的兄弟们,你们这是罪有应得。……正直的人不会害怕它,但恶人却有理由发抖。在世界上这座巨大的粮仓里,毫不留情的灾害将打击人类的麦子,直至麦粒脱离麦秸。”

这是帕纳鲁的第一次布道,在他的描绘中,整座城市都成了一个打麦场,而死神则执着鞭子站在高处,带着不容质疑、且无法抵抗的力量笞打着负罪的人群。人们能做的,只有“别在意那一天天的悲惨景象和垂死者的哀号,仍然向上天倾诉基督教徒的爱慕之情。其余的事上帝自会安排。”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这番布告并没有唤醒他们的宗教感情,只是向他们确认了一种囚禁生活:此刻你已经是彻底地孤立,没有人能帮得到你,只能等待死亡降临。如果人们不再祈祷、不再反抗、那要怎样度日?

小城中有一位老哮喘病人,靠一大笔钱轻松活到75岁。他“从未对任何事情感到过兴趣”,每日的生活内容就是“数鹰嘴豆”,每装15锅,就意味着他该吃饭了。他的宗教信念是: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既然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是什么也不干。

但对于此时的神父帕纳鲁,祈祷仍然是有意义的,在黑暗中仍存在“一切痛苦深处的永生之光”和上帝“坚持不懈变恶为善的意志”。

但是正因其虔诚,所以有挣扎。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虔诚的教士阿廖沙遭遇了圣人尸体的腐烂,于是走入尘世的泥土中寻求答案,帕纳鲁在面对同胞之死时也毫不犹豫地加入了志愿防疫队。在那里,他遇见了令《卡》中伊凡无法释怀的同样问题:无辜孩子的死。

大滴大滴的眼泪从他红肿的眼皮下涌出,顺着他铅灰色的小脸流淌起来。发作一阵之后,他精疲力竭,蜷缩着他那骨瘦如柴的双腿和胳臂,经过四十八小时的折磨,孩子身上的肉已经消失殆尽了。这时,在这张惨遭蹂躏的床上,病孩儿的姿势让人想到奇异的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

“为什么至善的上帝,会对一个无辜孩子的死无动于衷?”因为这个问题,伊凡成为了无神论者,帕纳鲁也在“全信”与“全不信”之间百般煎熬。一方面,他认为“或许应该去爱我们不理解的东西”,但与此同时,他又偷偷写作《神职人员是否应该求医问药》的论文,并做了第二次布道。这一次,他说“孩子的死”不能再被理所应当地接受下来,而是“受辱者心甘情愿的屈辱”;他不接受毫无作为的等待,而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尽力做一些好事。”

神父死于一场奇怪的热病。在被死亡击败之前,神父被其他的什么打败了。但正是打败他的东西——来自亲眼所见和亲身体会,让他做那个“留下来的修道士”,和信仰各异的人们站在一起,为拯救生命而努力。


记者朗贝尔: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帕纳鲁是少数拥有真诚信仰的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在鼠疫发生前后,个人的利益或幸福,远比宗教教义更令人感兴趣:“大家都有共同的感受,如别离和恐惧,但人人都继续把自己操心的私事放在首位。”

因而在鼠疫期间(其他灾难降临的时候也是如此),规章和法律的边界被冲破,盗窃案的数量开始上升,小城的访客,或是那些与爱人分隔两地的居民,往往不惜一切代价冲破政府的戒严,阿赫兰的大门时不时响起枪声。

朗贝尔就是一位与未婚妻分隔两地的记者。他从巴黎来到阿赫兰,只为撰写一篇有关阿拉伯人生活的稿件。自然,在鼠疫发生之初,他仍然保持无忧无虑、事不关己的旁观者模样;然而一旦意识到自己的隔离处境,回到爱人身边的愿望就超越了一切。

为了逃离这座死亡之城,朗贝尔与政府交涉了无数个来回。在官方渠道行不通的情况下,他得到了通缉犯柯塔尔的帮助,希望能够从黑道朋友那里找到机会。

与一般人不同,朗贝尔对“个人幸福”有着近乎信仰般的坚持。这位参加过西班牙战争、并且目睹过战败的记者说:

现在,我知道人可以建立丰功伟绩。但如果他不能具有强烈的感情,我对他就不感兴趣。 我对为理念而死的人们感到厌烦。我不相信英雄主义,我知道那很容易,而且我听说那已经造成大量死亡。我感兴趣的是,人活着,并为其所爱而死。

对于朗贝尔来说,“幸福”或“爱情”并不是凡夫俗子微不足道的追求,而是对“为理念而死”的反叛,是在英雄主义夺走千万人生命的时候,守护最为脆弱的个体尊严。

小城的志愿防疫队,起初在朗贝尔看来,也是这样一种抽象理念的产物。他可以深爱自己的妻子,但无法对这些异乡人产生感情;他可以理解人对亲人施以援手,但无法理解为公众谋福祉:后者似乎已经背离了爱情,进入了理念的领地。

事实上朗贝尔的逃跑计划进行得十分顺利。尽管中间有许多意外环节,但是他身边的阿赫兰人(除了政府的办事人员)都在鼎力相助,罪人、“坏人”、以及他以为的“为理念而死”的医生,都认可“追求个人幸福”是无可置疑的决定。

但就在计划成功的前夕,在距“幸福”一步之遥的地方,这位原本已经被判死刑的记者忽然动摇了。在这短暂的、用千辛万苦换来自由时刻,他选择留下来,参加医生组织的志愿防疫队伍。

是什么,迫使一个人甘愿离开自己的爱人,牺牲自己的个人幸福呢?

事实上,里厄医生的处境和朗贝尔很相近。鼠疫爆发之前,他的妻子就因肺病离开了阿赫兰,独自一人在外疗养。在特殊时期拥有特殊权利的他,十分清楚这可能就是永别。饶是如此,也一步也没有离开自己的岗位。医生并非见多了死亡便铁石心肠:“世上没有任何东西值得人们为它而舍弃自己之所爱。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也抛弃了我之所爱。”

答案是同情心。同情心并非某种想象之物,或是抽象的自我感动。里厄在向朗贝尔解释时说:这里面并不存在英雄主义,这只是诚实问题。所谓诚实,或许不过是眼见他人痛苦时摸摸自己的良心:

从四面八方传来低沉的呻吟或尖声的叫喊,汇成一首单调的哀歌。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在刺眼的强光下缓慢地走来走去,光线是从带铁栅栏的高高的窗洞射进来的。在这闷热得吓人的大厅里,朗贝尔感到难受万分,而且他很难认出正躬身站在一个哼哼着的病人身边的里厄。大夫正在切开病人的腹股沟,两个女护士从床的两边按着病人,仿佛在让他受五马分尸的极刑。

而一旦亲眼所见,(他)人便不再是一种理念,置身事外也就不可能:

我原来一直认为我在这个城市是外地人,我同你们一起无事可干。但既然我看见了我所见到的一切,我才明白,无论我愿意与否,我都是这里的人了。这里的麻烦与我们大家都有关系。

无论神父还是朗贝尔,他们纠结的共同点都在于,无法亲眼见证他人之死而无动于衷。无论同情心也好、诚实也罢,这种无法消解之物让澄明的信仰变得模糊而焦灼,也让自我坚固的堡垒变得一触即溃。


医生、圣人和普通人

志愿防疫队最初是由医生里厄和检察官之子塔鲁发起的,事实上,《鼠疫》这部灾难编年史就是由他们共同撰写而成:加缪让里厄做了历史的叙述者,在主线之外又不断引用塔鲁的日记作为补充。

见证他人之死对于这二位来说都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塔鲁年轻时无意参观了父亲的一次庭审,罪犯被处以死刑,之后他又现场观摩了枪决。对死刑的憎恶使他离家出走,积极投身各种各样“与社会作斗争”的政治运动,但最终他发现,在这种政治形式的反抗中,他也免不了宣判另一些人的死刑。

塔鲁发现自己无法在这个世界上找到安宁:

在今天,即使比别人优秀的人们也免不了去杀人,或听任别人去杀人,因为这符合他们的生活逻辑。我还意识到,在当今世界,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导致别人的死亡。不错,我一直在感到羞愧,这一点我心中有数,当时我们所有人都处在鼠疫的包围中,我因此而失去了内心的安宁。到今天我还在寻找安宁,我试图理解所有的人,试图不成为任何人的死敌,从而找回我的安宁。

他选择通往圣人的一条路:依靠“同情心”来“试图理解所有的人”,“站在牺牲品的一边”,以此来反抗促人死亡,以及“认为杀人有理”的一切。

至于里厄,这名工人的儿子在从医之前就已经体会过贫穷所带来的痛苦,在偶然选择这个职业后,他发现自己几乎无法忍受死亡的情景:

知道吗,有些人就是不想死?您听见过一个女人在临终时大喊 ‘永远不要死!’吗?我可听见过。我当时发现我简直适应不了那种情景。我那时很年轻,以为我的憎恶之情是针对天地万物秩序本身的。自那以后,我变得谦逊些了。老实说,我一直不习惯看见人死去。

无论是出于职责还是出于本心,“与死亡做斗争”都是里厄最直截了当的信条。这种斗争并不宏大,哪怕是在鼠疫这样的大事件中,他所做的其实也不过是坚守自己的本职工作、完成日常劳动而已。

加缪拒绝为这场灾难刻画什么英雄。在他看来,鼠疫最有力的反抗者,不是做出卓绝功绩的伟人,而是最平凡、最普通,在日常的劳作中活出生命的人。

在这里,我们似乎可以谈谈另一种西西弗的形象。

约瑟夫·格朗是一个在故事内外都不引人注目的小公务员,但加缪却视他为“在鼠疫中唯一应该树立的榜样”。

一辈子没走出这一个街区,为结婚而辍学就业,最终成为一名日薪62法郎的政府临时工——格朗成天在办公桌前核实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是为某个年轻人编写清除垃圾税率的报告搜集材料,当然,后来,他也成为了防疫队一员。

格朗最大的特点(或问题)是:永远缺乏适当的措辞,换句话说,他过于诚实,以至于心流与文字之间的鸿沟比一般人突出百倍。这个问题使得他无法索求更高的职位,也无法挽回失去活力的爱情。最终,在贫困生活、暗淡前途和餐桌沉默的夹击下,他的妻子和别人私奔了。

饶是如此,在可怜的下班时间里,在一个毫无幻想的城市中,在一个没有丁点浪漫可言的公务员身份下,他却养成了一种近乎“高贵”的写作爱好:

在五月的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位风姿绰约的女骑士跨一匹漂亮的阿尔赞牝马,驰过布龙涅林苑繁花似锦的条条小径。

这段落理应是一部伟大小说的开头,但是格朗却似乎只能停留在这里,为之耗费无数个夜晚,变换无数词语,只为离内心那份美好画面更近一些。命中注定他写不成鸿篇巨著,成不了名留青史的伟人。但在加缪看来,他拥有一颗比较善良的心和一个看似滑稽的理想,能够始终勇气百倍地保持自己美好的感情,使英雄主义恢复次要的地位,而不超越追求幸福的正当要求。

对于无数个这样的西西弗来说,失败是既定的命运。鼠疫并没有被志愿者防疫队消灭掉,和来时的不可捉摸一样,它只是在某个太阳重新升起的清晨自行消失。但更重要的是,阿赫兰人没有彻底被鼠疫“打败”,无论是死于细菌,还是死于自己的绝望。

正是从那些决不投降的西西弗身上,加缪似乎发现了“人的内心里值得赞赏的东西总归比应该唾弃的东西多”。就如阿廖沙对孩子们说:“最要紧的是,我们首先应该善良,其次要诚实,最后是永远不要互相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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