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欧梵序

联合文史
2017-12-12 看过

  研究晚清小说,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个人断断续续研究了二三十年,至今未能成书。最近读完颜健富教授的大作后,决定放弃写专书的计划,因为我发现晚清文化的最关键性问题,在颜教授此书中已经做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我乐观其成,不必再费心力了。

  我认为晚清文学的最大难点是:这个时期(自1895年至1911年,特别是20世纪初的10年)受到政治和社会潮流的影响,生产了大量的文本,包括小说、诗词、翻译和其他“次文类”等,在风起云涌的印刷文化机制——书店和报章杂志——推动之下,为中国文学传统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更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奠定基础。然而,这个改变,表面上却看不出来,也不受当时精英知识分子的重视,由于它的文体仍然是旧的,文言白话兼用,但文字一般并不精炼,新的文类也好像不能登大雅之堂。后世学者必须花很多工夫整理、研究和评估,才能还其真面目。

  多年来致力晚清文学和文化的学者不少,特别在资料搜集和整理方面,成绩辉煌。然而这些资料性的研究只能算是初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总体的轮廓,也为文本的细读和分析做准备。前辈学者(包括阿英和鲁迅)大多只能泛泛而论,或选其中最著名的文本(如所谓“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孽海花》和《老残游记》)为例,但对于其他大量不见经传的作品则避而就轻或略而不谈,有待年轻一代学者进一步探讨。王德威的《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可谓是此中的里程碑,他把晚清所有的重要文本搜罗几尽,分门别类详加分析,成绩有目共睹。然而,此书仍然不免沧海遗珠,而且方法的背后是文学理论而非历史,所以对于某些关键性的问题未能兼顾。

  什么才是最关键性的问题?简而言之,我认为就是晚清文学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改变,二者皆直接与历史背景有关。颜教授此书的重要贡献在于把晚清小说中“空间”——他用“概念地图”这个名词来概括——的问题分析得十分透彻,他下了极大的功夫,找到以前被学者忽略的文本,加以细读,发前人所未发的洞见。本书的第一章《“世界”想象:广览地球,发现中国》,就出手不凡。晚清的“世界观”是由“五大洲”的模糊印象急剧发展为“万国”的想象,并由此进入科幻小说中的“乌托邦”,这一大转变,可谓惊天动地。颜教授从大陆名学者如邹振环、熊月之、葛兆光等人著作出发,继续深入,从“奇境”和“异域”的分析及“远游”的叙事方式分研究入手,一步步展示出晚清的新世界观。最后又讨论梁启超译自日文的《世界末日记》(只差没有参考Camille Flammarion的法文原著),并引出大量学者忽略的文本和资料。颜教授不但开展了一个晚清小说研究的新视角,而且为这一代的学者建立了一个新的典范。

  这个叙述空间的发展是渐进的,而且蕴含几个阶段和层次。一般学者大多总结为“家国想象”,意指晚清小说已经建构了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然而它由何而来,如何建构,却语焉不详。其实在晚清文化的语境中对于“国家”“国体”和“民族”的论述,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见本书第六章),并没有完全体现西方学者所谓的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模式。中国如何从传统的“大一统”帝国演变成现代的民族国家?在晚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如何显现?这是一个大问题。一般学者往往直接借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理论,认为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已经筑建了一个现代国家的“想象社群”,其根据就是安德森书中所讨论的“印刷文化”,特别是报纸。然而作为一种现代媒体的报纸又如何用来展现这个“想象社群”?安德森自己在书的第二章中分析得也不够完整,仅仅借用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共时性”(homogenous time)的观念,又语焉不详。其实这个问题很复杂,牵涉到一种时空相应的“共时性”,而这种共时性的主轴是一种社群共有的“现时”(jetztzeit)的时间观念和价值。换言之,新的空间的想象必须和“现代性”的时间观念连在一起才有意义,二者是互补互动的。安德森是研究东南亚(特别是菲律宾)的历史学家,他在书中只用了一本菲律宾的小说为例,也只谈小说开头的一个宴会,消息传出来人人皆知,这是基于空间的叙述。他并没有仔细讨论这本小说的叙事技巧和文体问题,换言之,就是如何把叙事的想象时间和现实的时间挂钩的问题。他更没有谈菲律宾小说的叙事技巧,只略略带过这本小说如何打破西班牙小说传统的问题。小说可以用报纸作为媒体连载,但其形式不等同于报纸,所谓“想象”,势必要依赖小说本身的“虚构性”。这当然是一个大问题,在安德森的下一本书《比较的幽灵:民族主义、东南亚与世界》(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中才做了补充。

  研究中国文学的不少学者立刻借用安德森的理论,似乎有点仓促而草率。其实晚清小说的坐标系统仍然是传统的“老大帝国”,小说中的“中国”的空间观念更是从传统演变出来的。晚清的大量翻译和小说的贡献在于:它把想象的中国版图和“世界”的观念和想象接轨,用作者颜健富的说法,就是“以‘末日记’与‘未来记’的极端叙事场景,将‘中国’置入‘世界’的坐标,重新想象/评估/定位中国的位置”(页60)。这一过程,在各种小说的新文类(或可称之为新创的“次文类”)中逐渐展现,从“远游”到“冒险”到“乌托邦”和“仙人岛”,琳琅满目,在颜教授书中皆有精彩的分析和描述。对于此类小说,颜教授在第二章《“冒险”精神:何迥〈狮子血〉“支那哥伦波”的形塑》和第五章《“仙人岛”转调:论旅生〈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中,以两本不受重视的文本为例做了极为细致的解读。而第四章讨论的正是“乌托邦”的概念旅行和由此而生的叙事问题,从西方乌托邦的传统脉络一路推演下来,经由严复、梁启超和马君武的翻译,进入晚清小说的叙事语境,并举出大量文本资料为例。我认为这一章是本书的精华。第六章《“身体/国体”观:“病体中国”的时局隐喻与治疗淬炼》则把域外的乌托邦世界收入中国,而进一步讨论国家和国体,和与之相关的国民和国民性(第七章)问题。虽然大部分的篇章皆曾以单篇学术论文在学术刊物发表,但纳入本书后,自成体系,可见这些表面上单独的课题是互相连贯的,不仅如书名所言,织成了一个“概念地图”,还隐含了一个“论证”(argument),几乎无懈可击。从我的研究立场看来,只差没有仔细讨论上面所说的叙事时间问题,以及它如何和叙事空间连接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和文学中关于“乌托邦”的资源相当匮乏,因为传统的时间观念不是直线向前进行的,在朝代更替的“轮回”(cyclical)观影响之下,中国传统的乌托邦模式不是前瞻未来世界,而是对于过去的憧憬,如《桃花源记》。除此之外,中国一向以“中土”自居,对中土以外的世界兴趣不大,虽有不少神话传说,但描写依然不足。“天朝”的中国以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天朝”之西是昆仑群山,“天朝”以东是海,传说乃仙岛所在。晚清作者把这些“异域”或“奇境”和西方的海洋世界接轨并赋予现代意义,已经很不简单。但如何在叙事上展演?这不仅是观念的改变问题,也牵涉到小说叙事的时空模式和方法。

  我认为晚清小说家在“空间”想象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时间”转换的描述,前者的开展时有新意,而后者似乎没有随之而改变。这一个“矛盾”现象,使得晚清小说在总体上既“进步”又“退步”,王德威以英文“involution”一词概括,这是一种文学理论的语言,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也可以视之为时空落差的问题。在此我只能简单地提出几点假设和论证,希望以后继续深入研究。我的初步假设是:随着地理思想观念(也就是空间观念)的改变,晚清小说中叙事方法势必自觉或不自觉地也调整和改变,但策略如何?

  意大利学者莫瑞提(Franco Moretti)认为:文学形式的“进化”(他自认是文学上的“达尔文进化论”的信徒)不是突变,而是“渐变”,而且变的不是主要文类,而是往往不受注意的“枝节”;小说作者不是建筑大师,而是“泥砖匠”(bricoleur),其“新意”也往往不自觉地出现在这种浑水摸“泥”、堆堆砌砌(bricolage)的叙事方式之中,而取得另一种新的作用,他称之为重新转变文体功能“refunctionalization”。 我觉得莫瑞提的这个理论倒颇适合晚清小说的叙事实践。总体而言,晚清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还谈不上全然创新,然而在某些小节上是否可以窥见一点变革的端倪呢?

  晚清的作者显然从翻译小说中学到不少叙事的方法,和传统不尽相同,但表面上并不显眼。在这方面,林琴南功不可没,他虽不懂外文,但仍然在翻译的过程中或删或改,解决了不少中西小说叙事上的分歧,例如他的译文不用章回小说每章开端的诗词对联;有时把叙事者“我”的姓名直接道出(如《茶花女》)或加上注解,但还是没有完全解决西方小说叙事观点的问题。刚过世的美国名学者韩南(Patrick Hanan)就曾写过论吴趼人小说中的“叙事者”的专文,认为其角色和功能皆已改变,介入故事的主动性加强了许多。吴氏在《九命奇冤》故事开头用倒叙手法,也是前所未有。这些都是叙事枝节上的例子。除此之外,与本书主旨更相关的当然是叙事时间的问题。在这一方面,颜教授没有多说,容我补充几句,或可作为此书主题的一个“变奏”。

  本书的第五章论《痴人说梦记》的空间想象,十分精彩。故事从秦始皇派方士寻找仙山的架构上,衍生叙事,但其时间架构很传统,以贾父所做的一个梦开始,然后是子辈人物贾希仙寻找父辈的仙人岛,终于在海外寻得,显然将传统的仙人岛“接枝”到现代乌托邦。只不过内容变了:耕田种地、免课税等传统议题,被科技和民主的理想社会所取代。颜教授从“空间”的角度逐步推演这本小说中涉及的地理和“中国中心”等内容和价值问题,最后归结到此书可以作五四运动“德先生”与“赛先生”议题的先声。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还要用如此传统而保守的父亲的梦作叙事的幌子?何不干脆从儿子的主观观点直接切入,或从一个第三者的客观观点直接叙述航行异地发现异地乌托邦的事?诚然,本书第二章讨论的《狮子血》中已经露出某些端倪。颜教授引了我的话说:“小说叙事技法未必成熟,可是颇有‘泥砖匠’的堆砌之功。”(页63),其实是我取自莫瑞提的“泥砖匠”说法,叙事用倒叙手法,呈现不同于“故事时间”的“叙事时间”,但“未必能切合时人的阅读习惯”。也许这恰是这本小说创新但未受重视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好迎合当时的读者,一方面又受到西方小说的启发;一方面用中国传统的“梦”作为幌子,另一方面又把其一部分内容变成“乌托邦”,于是把将来和过去接上了。然而仍然是一种“半吊子”的手法。

  从负面的角度看,作者在讨好读者“约定俗成”的阅读习惯的同时,也把小说的“现代性”拖累住了。换言之,它的叙事时间比不上叙事空间那么新颖。吴趼人的小说《新石头记》更是如此:第一部先用贾宝玉的一个梦作时间的“虚构幌子”(fictional frame),把故事先带到“现今”(小说写作的“共时”),描写晚清各种“维新”趣事,然后在第二部突然进入一个新世界,于是“贾宝玉坐潜水艇”的场面出现了,还有气球、地铁、火箭、大炮等新奇科技和武器,但展现的“理想国”依然是道家的“小国寡民”农业社会的雏形,只不过卫生和科技设备更先进,但道德价值还是儒家挂帅。且不谈其内容,从叙事方法而言,其时间转换——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的过程十分模糊,也是用一个梦交代。总而言之,“梦”取代了时间的变迁。这在中国传统说部——从唐传奇到晚清小说——中屡屡出现,已不足为奇。但鲜有梦到将来世界的。董说的《西游补》算是一个例外,内容中有一小段描写孙悟空一个跟斗掉进“将来”,但没有详叙,未几又回到过去世界。梦的作用并非与导引将来有关。

  西方的乌托邦小说引进中土时,有的也以梦作为幌子,但价值和作用大不相同。传教士李提摩太引进中国的美国科幻小说《回头看纪略》(Looking Backward),描述的是20世纪的理想世界(波士顿),主人公在1887年(即作者写此书的年份)做了一个梦,到了小说结尾(2000年,20世纪最后一年,也是21世纪第一年)他梦醒了,时间坐标十分清楚。妙的是在故事结尾,主人公应该回到19世纪他写作的年代(1887),但随后发现原来那也是一个梦,2000年才是“现实”。这个结尾有点牵强,但明显指出作者对他心目中的理想世界的向往。另一本有关将来世界的小说,较《回头看纪略》更早,作者是荷兰人,书名叫作AD 2065,指的是此书出版后一个世纪。小说也以叙事者的梦开始,进入未来世界的伦敦,在第一章就发现伦敦的大钟有三种世界时间的时针!然而中译本《回头看纪略》(译文典雅,并有详细注解)也没有受到当时读者注意,反而在日本掀起一阵“未来学”的思想波澜。

  众所周知,《回头看纪略》这本小说直接影响梁启超写的《新中国未来记》,这本小说第一章开头把故事发生的时间定在“新中国建国六十周年”的庆祝大会上,然后倒叙回去。然而,故事没有持续,第二章转为两个人物的辩论,第三章更“离谱”,改叙当时的上海,和原来的主题完全不符。虽然梁启超早在1899年末写的《汗漫录》(夏威夷游记)中已经提到中国应该改用西历的必要,理由也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接轨(基于空间的考虑),但他并没有用这本创作为“未来学”铺路,或为中国的乌托邦小说奠基。

  与乌托邦对应的“末世”小说,似乎对梁启超更有吸引力。他从日文翻译的第一本小说就是《世界末日记》,颜教授在书中也讨论到了。值得注意的是:梁把这本小说作为“进化论”的反面教材,和原作者的旨意不同,而且着重的也是地理“空间”——地球冷却后世界的凄惨景象。但故事开头的时间坐标(从地球有生物,凡二千二百万年,到人智开发期二百万年)并不明确,这个“将来”太遥远了,文后又加上“译者注”,大谈佛家华严宗,道德意味甚浓。而包天笑杜撰的同名小说则干脆把时间设在“一亿万而后”,更是遥不可及,内中还有一位“老博士”,自称笃信释氏轮回之说。其他不少以将来世界为题的小说,如《乌托邦游记》《电世界》《空中战争未来记》,多注重科技和战争武器的描写,对于时间语焉不详,故事也往往不完整,或没有写完就被腰斩。

  对我而言,19世纪以降的西方小说叙事技巧的理论背景,就是现代性的时间观念:时间是“往前走”的,由过去经现在而未来,这种“直线前进”(linear progression)的观念和价值,取代了远古(荷马史诗时代)的“古今不分”(本雅明的“共时性”homogenous time的原意)和“轮回”观念。西方小说的发展和演变与现代性的时间观念分不开,有了“直线前进”的观念,小说叙事才会有“倒叙”的必要,也才会出现“乌托邦”和“反乌托邦”,当然后者又和基督教的末世(apocalypse)传统有关,才会产生“未来记”与“末日记”两个极端。晚清的小说家对此无甚敏感,因为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并非如此。即使有例外,如《狮子血》,其着重的依然不是时间而是空间的细节。倒叙手法基于时间的先后,《狮子血》的目的并非如此,反而用在侦探小说,可与制造悬疑和紧张的题材相契合。吴趼人的《九命奇冤》开头用了倒叙手法,可惜技巧也不佳,并没有达到莫瑞提所说的“refunctionalization”功效,原因是作者本人相当保守,不见得赞成现代性,否则当可从倒叙手法发展到不同的主观观点。

  总而言之,研究晚清文学,十分辛苦,必须阅读大量作品,沧海捞珠。难得颜健富教授抓到了一个最关键性的空间问题,并找到被忽略但值得我们重视的“冷门”作品,细加分析,将之置于晚清到民初的文学史脉络中,功力深厚,也功不可没。

  

李欧梵

2014年8月20日于香港九龙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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