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中产阶级是否会重蹈日本覆辙？

文/赵客

最近接二连三的事件，使得“中产阶级”这个词在中国变得热了起来，中产阶级的生活成为社会的焦点。一个稳定的社会应该是枣核状，富人和穷人分布两端，中产阶级居中。所以一个国家和社会是否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产阶级的数量和质量。如果中产阶级太少，基尼指数太高，贫富分化严重，则会形成及其不稳定的哑铃状社会。唐太宗李世民曾发出这样的感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还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不妨以我们的东亚邻居为鉴，以战后日本的中产阶级为参照。

1958年，刚刚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的傅高义携当时的妻子苏珊娜一同前往日本，开始了两年的博士后生涯，并将研究成果写成了《日本新中产阶级》。作为美国的东亚社会学专家，傅高义在中国的闻名源于那套洋洋几十万字的《邓小平时代》。而早在七十年代，傅高义就曾经应广东省政府邀请，进行了7个月实地考察研究的成果，出版《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傅高义可谓美国为数不多的精通中日两国事务的学者，1979年他出版了《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震惊世界。

日本的阶级制度、家庭制度、社会文化等方面，对于美国人来说是非常陌生的。虽然在二战时期，鲁思·本尼迪克特写了著名的《菊与刀》一书，供美国人去了解日本，而实际上美国人对日本了解并不太多。傅高义在日时正是二战结束后十多年，战争的失败及美军的占领对日本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试图通过从日本”新中产阶级“的研究入手，一窥日本社会战后的变迁。

日本深受儒家文化影响，虽然经历了明治维新，在很多方面仍然无法摆脱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但是战后的日本也在逐渐从传统走向现代。所谓日本的”新“中产阶级，也就是意味着还有”老“中产阶级。老中产阶级主要是指独立小业主和地主群体，而新中产阶级则是指大公司与政府部门的白领雇员。

调查仅限于M町，即真间町，相较于成功的商人、独立从业者和店主，新中产阶级在很多方面界限分明，例如夫妻家庭义务、工作和家庭的界限、老板和员工的界限等等。典型的工薪家庭是这样的：男主外女主内，男人赚钱养家，女人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妻子不了解干涉丈夫的工作，丈夫也不插手家务；老板和员工只是单纯的雇佣关系，不会同时充当老板的私人佣工。

虽然本书出版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当时具有前瞻性的研究对今日的中国依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例如书中提到的日本家庭的“三件宝”，即三种新的家庭电器。不仅让人回想起七八十年代的“三转一响”，九十年代的三大件，直至今日的“有房有车”。家里的电器家具都需要“盖布”，正如中国人曾经热衷于各种电器罩。

日本的家庭结构也和中国及其相似。虽然日本女性婚后都成为家庭主妇，而中国女性在外面当半边天，但是在孩子的教育上可谓有共通之处，也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丧偶式育儿”，父亲在孩子的成长中甚少参与。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中日两国的家庭都没有“新生家庭”的概念，而是女性离开自己的家嫁入夫家，由此产生了各种婆媳矛盾。日本男性同样为“我和你妈掉进水里你先救谁”的问题困扰。

要想成为日本的工薪阶层并非易事。同几十年后的中国一样，中产阶级家庭对子女教育极为关注。这些家庭的孩子要经历地狱般的考试，升入大学，才有可能成为工薪族。同样，中国家庭为了孩子的入学考试甚至入学资格彻夜排队，孩子们被送去上各种辅导班，考上大学才是唯一目标。

从傅高义著作之中可以看到，昔日的日本就是今日的中国的影子，我们正在亦步亦趋地追赶。然而日本和中国的情况又不尽相同，在中国很难定义“中产阶级”。虽然世界诸多组织机构各自出台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标准，然而并未得到广泛共识，大家对此定义始终莫衷一是。日本的大型企业雇员采取的是终生制，所以员工不用考虑失业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可能只有中国的公务员可以与之相比，而中国的大型企业甚至国企并不一定具有这样的福利。如果中国有“中产阶级“，那么危机感也十分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