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遣宗教之后

在《社会契约论》一书中，卢梭简洁明了的指出了基督教的政治后果: “既然永远都只能有一个君主以及公民的法律，结果这种双重权力就造成了一种法理的永恒冲突；这就使得基督教的国家里不可能有任何良好的政体，而且人们永远也无从知道在主子与神父之间究竟应当服从哪一个。” 众所周知，现代政治哲学革命的发起者是马基雅维里，而马基雅维里在发起这场政治哲学革命时，其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的便是基督教。在马基雅维里看来，自从西罗马帝国灭亡直至美第奇家族统治的时代，一千多年以来，意大利一直处于四方五裂的状态，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其一是基督教，其二便是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哲学。 “原因在于，这两者看似截然对立，但都承诺了某种超政治、超国家的理想标准和道德规范。这种规范不仅否定政治世界的自主性，而且使得个人丧失了对于现实国家的公共利益的认同感,仅仅关心个人的利益和幸福，最终必然导致国家的持续分裂以及现实政治的永久败坏。”（p11） 因此，马基雅维里发起这场现代政治革命的根本动机便是要捍卫政治的自主性。马基雅维里的所有努力，就是要将政治同一切超出政治之外或之上的道德划清界限，排遣教会对世俗政治的干预，“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通过对政治与道德，政治的“实然”与“应然”的区分，马基雅维里奠定了现代政治哲学的“新方式和新秩序”。在此之后，前有霍布斯栉风沐雨，中经斯宾洛莎、洛克筚路蓝缕，现代政治哲学道德基础终于在卢梭那里奠定吴增定此书考察的便是自马基雅维里伊始的现代政治哲学的思想历程，以及在排遣教会之后，现代政治所面临的道德失落危机。 在马基雅维里看来，基督教不仅破坏了人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公民德性，使得人们只关心自我的私人利益，它还使得人们变得软弱。“马基雅维里认为，要想彻底清除基督教对世俗政治的败坏，必须克服基督教所造成的宗教与政治之间的分裂和对立，恢复政治世界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为了克服这一困难，马基雅维里将眼光转向了古代世界，展开了一场“复古革命”。通过复古的方式，让古代和基督教“相互反对”，马基雅维利进而否定了古代政治哲学的自然和基督教的上帝，使得政治作为一个完全属人的世界。马基雅维里进一步认为，生存与安全的必然性不仅构成了建立国家的原因，而且还是它的终极目的。在将政治世界还原为必然性之后，马基雅维里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个人与国家的之间有什么关系?马基雅维里通过必然性来协调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并区分了国家中的两种人—精英与平民。精英的主要欲望在于支配他人的权力意志，而一般平民则追求自由不受支配的欲望；……马其雅维里政治艺术的主要课题正在与如何由此种具有内在矛盾的质料当中建立具统一性且可持续存在的政治秩序。（萧高彦，马基雅维利论政治秩序） 颇有意味的是，马基雅维利的政治自主性的追求从一开始便隐含了某种内在紧张。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将一切超政治的道德和宗教驱逐出政治世界，另一方面，正如斯金纳所指出的，“马基雅维里的推论的困难在于，既然美德的品质不是人民所具有的自然本质，那么怎样才能把这种品质成功的灌输给他们?”马基雅维里在《论李维》中，提出了培养公民德性的两种手段:宗教和法律。马基雅维里的具体做法是，将宗教政治化，利用宗教来克制人对个人利益、野心和私欲的过分追求，培养他们的公民德性对公共利益的关怀。正如吴增定所说，“问题是，在马基雅维里将宗教的神圣面纱完全撕开之后，他还能否并且如何确保人民依然拥有虔敬之心和公共美德。”（p83）马基雅维利给他的后继者们留下了一个巨大的难题:在一个完全去道德化和去宗教化的现代政治世界中，我们如何重建新的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 如果说马基雅维里展开政治思考起点是意大利的政治动荡与分裂，那么霍布斯政治哲学的思想背景便是英国内战。与马基雅维里一样，霍布斯也将教会当成导致基督教世界陷入战争和内乱的罪魁祸首。事实上，政教合一并不一定会导致冲突，在古罗马，政治和宗教加不仅没有产生冲突，反而融为一体。但是在基督教世界，神权与世俗政治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基督教将世俗政治看作一个“至恶”的世界，另一方面基督教又认为它有着拯救世俗政治的使命，从而使国家陷入无休止的内乱与战争。霍布斯的任务便是，将世俗政治彻底的去神圣化、去宗教化，重建国家主权与权威。霍布斯认为，“我们必须首先返回到一种国家或前政治的状态，也就是自然状态。只有澄清了的自然状态的本质特征，我们才能理解国家的起源和目的。”（p100）霍布斯通过创造出公共权力（国家）来压制宗教的构想，以及重新解释《圣经》的教义和历史，将政治与宗教的冲突内在化，从现在起，霍布斯面临的问题便是个人与国家、私域与公域的分裂问题。 “在霍布斯那里，国家不再进行关于善恶的神学决断，而是将这种决断留给个人，而国家则力求成为一个超越一切形式的善恶决断的中立者。……但这样一来，霍布斯就面临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服从国家?”（p154-155）对此，霍布斯是这样作答的:首先这是出于个人的理性计算，因为他觉得服从国家能给自己带来和平与安全；其次是出于个人对国家的恐惧，因为倘若他不服从国家，那么他就会受到惩罚。“但是，无论是理性计算，还是对于国家的恐惧，都不足以让一个人全身心的服从国家。因为对国家的真正认同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顺从，而是更多的体现为一种内在的情感、思想和信仰认同。”（p156）这种全身心的认同的首要前提是:国家必须拥有高于人的神圣性。对这一终极问题，霍布斯像马基雅维里一样保持了沉默。 “”当马基雅维里与霍布斯等现代哲学先驱将政治从传统道德和宗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以后，他们就不得不面临一个新的问题:一群只关心自己私人利益的个人好也能够关心公共利益，并且服从国家和法律?”（p157） 与先驱者们相比，斯宾诺沙的宗教批判更为系统、全面和深入。问题是，揆诸史文，我们发现斯宾诺莎的努力不仅没有成功，反而恰好折射出现代自由民主社会自身的内在困境。“事实上，现代理性启蒙和同化造成了这样一种巨大的反差:一方面，在公共政治领域，人们都变成彻底的“同质”的原子式自由个体，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身份好相同的政治权利；另一方面，在政治之外的私人领域，人们又反过来成为完全异质化的私人，人与人之间的分歧和差异性从过去的宗教信仰、道德情感和文化价值，逐渐扩散至种族、阶层、职业、地域、性别、语言、肤色、性取向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p250）理性启蒙将现代政治世界变成一个不同宗教和文明之间相互冲突的“修罗场”。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是否意味着斯宾诺莎的彻底失败? 斯宾诺莎之后，洛克试图通过家庭教育的方式来培养组成政治社会所需的自由公民。洛克认为，“权利属于公共的政治领域，而德性和教育属于私人的家庭领域。”家庭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洛克认为家庭就是人的自然状态。洛克之所以强调家庭对于德性教育的作用，是因为他试图对自由民主社会所面临的危机，给出某种补救性的方案。然而从今天来看，洛克的这一努力也算不上成功。“但却促使我们不得不反复思考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治社会的起源和目的究竟是什么?” 在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界，对传统宗教和道德的批判得到了继承与发扬光大。吴增定认为，“卢梭的转折性和革命性意义在于，他一方面继承并且推进现代理性主义启蒙哲学对传统启示宗教的批判，另一方面却同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现代启蒙哲学自身……（卢梭）在根本上瓦解了人之赖以为生的道德基础，最终把人推向道德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甚至虚无主义的深渊。”（370）卢梭之“返回自然”的根本意图，就是要在现代理性主义启蒙哲学的废墟之上重建现代社会的道德基础。卢梭对“自然宗教”的改造，使得宗教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成为道德的核心内容，此后，宗教不再被简单的看作偏见与迷信，相反地被看成人的自由、主体性或自我意识的具体表现，自马基雅维里排遣“宗教”之后所造成的道德失落危机在此终于写下了终章。在卢梭这里，现代国家不仅重新奠定了道德正当性的基础，而且个人也获得了道德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