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驯服倒回野蛮

伊布
2017-12-06 10:28:34
1977年,一部《面对死亡的人》的出版,标志着“死亡学”研究的开创,也奠定了作者菲利普·阿里耶斯在这个领域中的权威地位。这是一部典型的法国学者风格的著作,在洋洋洒洒的九百多页 中,阿里耶斯用了95%的篇幅、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向读者全面且事无巨细地介绍了西方从中世纪早期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们对死亡态度的历史,并对其变化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讨论。这些介绍和分析基于作者15年里对于各个时期典型的文学艺术作品、民间传说故事、教堂墓地建筑和各类相关文字记录(遗嘱、书信、墓志铭等)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其使用的材料以来自法国的居多,在进行纵向比较的同时,还将其与欧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情况进行同一时期的横向对比,以期发现死亡观变化和发展的普遍规律——死亡在二十世纪前从未被污名化,却在现代社会一瞬间成为一个丑陋肮脏的字眼,以至于人们要想方设法将其隐藏。
阿里耶斯在书中写道:“我会向在对文献的分析中发现它们那样,让它们在我的陈述中出现。我希望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能够注意到它们。”这种不甚结构化的写作风格显然对读者的阅读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最后5%的篇幅中,阿里耶斯对前十二章的内容做了总结。我们不妨先按照他的总结来梳理一遍其写作的总体思路,再在已有的逻辑框架下具体看待围绕着死亡和丧礼而发生的种种变化。
作者相信人们面对死亡的态度与(受到社会发展趋势影响的)以下四种心理逻辑因素有着密切关系,这四种因素分别是:①自我意识;②社会对野蛮大自然的防御;③对来世的信仰;④对痛苦的存在的信仰。而这四种因素在不同时期下的不同表现使得人们对于死亡有了不同的认识。作者将中世纪以来的死亡模式分成五类,它们在时间上大体上呈现以下先后顺序 :①被驯服的死亡(中世纪前期);②自身之死(十三世纪);③漫长而接近的死亡(十六十七世纪);④你之死亡(十八十九世纪);⑤被颠倒的死亡(二十世纪)。接下来,我们以“被驯服的死亡”为起点,对各死亡类型下四种心理逻辑因素的发展变化情况进行简单梳理。

·被驯服的死亡
从河马史诗到中世纪,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死亡的看法中并未体现自我意识;死亡并非是个人的悲剧,而是对连续的社会共同体的考验:由于成员的损失而受到削弱。这便意味着在社会对野蛮大自然的防御方面,死亡使得建立起的防御自然和野蛮性的工事上出现了缺口。人们秉承着对来世的信仰,相信死者在宁静和安息中等待着生命的真正终结和在未来世纪的复苏。同样,人们拥有对痛苦的存在的信仰,承认人类拥有共存的恶,因而当死亡来临时,认命是必然的。这些观念使得在这一时期,人们推崇在死亡来临时从容不迫、应召赴约的平静反应;死亡具有公众性;“安卧者”的临终形象深入人心;暴卒被认为是不光彩的,它象征着上帝的愤怒;人们祈求圣人的庇佑,注重入土为安,因此墓地总和教堂紧挨、成为城市的中心,有权势者甚至直接葬入教堂,穷人也要尽量进入墓地。墓地和教堂甚至成为民众聚会场所和社交生活中心。
·自身之死
在这一阶段,自我意识的出现使得人们对于死亡的看法有所转变。命运的意义由共同体转向个人,个人身份的意义战胜了对集体命运的顺从,生命成为个人思想、言语和行为的总和,死亡也变得更加“个性化”起来。在末日审判时,每个人生命中的每一刻都会在一个庄严的法庭上受到称量。好人能够升上天堂,坏人则要被扔进地狱,临终者的命运将在此最后一次被决定,临终与末日审判的结合也使得人们开始害怕死亡。伴随着文艺复兴,人们越来越专注现世的生活,并将生命视为一段“足以让人们通过努力来获得自救的时光”。而由于每个人的生命不再被看做宿命的一环,而是好坏程度不等,并可以按价赎买,弥撒基金和慈善基金大量出现,人们开始热衷于在遗嘱中向教堂捐款换取灵魂能够升入天堂。消失的遗像和碑文得到恢复,墓志铭上对个人的介绍越写越长。跪像逐渐取代卧像,因为它在表现和使用上更加灵活,能够满足宗教情感和家庭情感的新需要。
总体来看,自身之死仍然属于一种被驯服的死亡,只不过在这里,面对上帝的是单个的个体。
        ·漫长而接近的死亡
        十六十七世纪是理性和科学技术开始飞速增长的世纪。在社会对野蛮大自然的防御方面,技术进步和战胜自然的信念不断增长。但与此同时,防御过程中爱和死亡这两大缺口却崩漏了,自然的野蛮通过这两个弱点冲进城防,把人野蛮化了。痛苦与快乐、垂死与性高潮汇集成为一种感觉,尸体的某种存在会刺激欲望和感觉。死亡和善终都发生贬值,人们开始认为并非死亡的那一刻才决定其在另一个世界的命运,而是把对死亡的敬意强加到最共同的日常虔敬上;猝死也不再是危险的,死亡变得平静而美丽;教堂与公墓之间联系开始削弱,人们停止了在圣陵旁安葬死者;丧礼从简之风盛行,守灵等各类仪式都倾向取消,坟墓也趋于朴素,减少艺术装饰。对死亡的恐惧的第一种形式——对活埋的恐惧——在此时出现,人们采取停留、毁伤等种种措施企图逃离死亡。
        ·你之死亡
这一时期的浪漫主义思想对四种心理逻辑因素都产生了影响,其中最明显的便是对“痛苦的存在的信仰”的影响。死亡停止了与“恶”的结合,对“地狱”信仰也崩塌了 ,死亡变成至高无上的美丽。人们幸福地、在胜利的信念中死去,很少谈论他们要去的地方。同时人们的情感集中到了几个人的身上,他们的死亡给人们带来巨大悲痛的同时,使人们开始期待在来世能与他们重逢。另一方面,医生的介入使得人们逐渐认识到城内公墓的不卫生性,清洁的价值观念取代了积垢效力,迁移也不具有任何革命性质,人们开始对公墓进行消毒和外迁。公墓和教堂分而合、合而分,转了一个圈后又回到最初的状态。1776年后的法国,公墓成为一个卫生的遗体存放的地方,能够举行纪念仪式,供人虔敬和沉思。人们也从教会崇拜转向对死者的崇拜,一方面是由于家庭和私人特征,另一方面则是国家和爱国主义的作用。
·被倒置的死亡
稳步发展了千年的心理格局在二十世纪在各个方面被完全颠覆,死亡被从社会当中全面地藏匿或驱逐出去。由于个人意识和身份意识让位与家庭关怀,因而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对临终者给予“爱的谎言”。随着临床医学的发展,死亡蓦地变得丑陋和肮脏不堪;人们试图对抗死亡,将死亡关闭在医院里,并因此认为野蛮的自然已经被技术进步所摧毁和人道化了;临终前的痛苦被医学清除了,吊唁和服丧被取消,流泪变成了神经危机或性格弱点而遭到诋毁,社会上一种沉重的缄默覆盖在死亡之上。但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共同体都没有足够坚强地承认死亡。用作者的话说,这种态度非但没有消灭对死亡的恐惧,反而使得古老的野蛮阴险地回归了。

简而言之,阿里耶斯将最初的“被驯服的死亡”视为人对命运、对自然法则的一种幼稚自发的屈从,而将最后的“被倒置的死亡”视为人们由于对技术的信仰而变得野性难驯的表现。人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怕死,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了逃避死亡而疯狂地求医问药,以至于忽略了临终者的尊严与情感与未亡人的悲痛与孤独。
事实上,在这本书中,阿里耶斯的讲解虽然事无巨细,但仍然存在不少未解之谜:何以亲朋好友的死亡造成的情感性影响在十八世纪会突然增强?何以巴黎人在十九世纪会对父辈公墓的摧毁全然无动于衷?何以在二十世纪死亡突然要被从全社会驱逐出去?另一方面,在第十二章里,阿里耶斯指出,“社会把服丧看成是病态,而对于社会学家来说,对服丧的遏制才是病态及其病态的原因”,这本书对研究者们的启示同样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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