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词 证词 8.6分

“文化大革命”的《证词》

元宝读书
2017-12-05 17:07:59
1.
    曾经认为阅读一本书就应该尽可能地掌握书中的内容(彼时对“掌握”的理解更多以记忆为主),否则,读书的意义便难以得到显现。随着对阅读的理解加深,开始认识到这样的一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且不说“掌握书中的内容”这一说法十分抽象,难以量化,不便评测。一本书的内容中原本就会有一部分是不需要掌握的,有一部分是你现阶段难以掌握的,而你能掌握的部分很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加深的。于是,除开主题阅读外,对于自己得闲阅读的书籍便十分随意,读到哪个层次算那个层次,想到哪个点算哪个点。

2.
    《证词》便是这样得闲读来的书籍,小说在情节设置和作品结构上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于封页背面的“内容提要”中所揭示的小说主题(“对当代人的精神疾患给予正面直视及至无情解剖的长篇小说。”)在阅读后虽有所感受,但终不深刻,至少达不到可以拿出来拼凑出一篇文字的程度。相反,书中那并不多的关于“文革”的“证词”却让我难以压制住自己吐露的欲望。

    书中有关“文革”的文字是由一被“铁军”称为“丁梅斯代尔”的买书人所承载的,他“教育良好”,他的“清高傲慢只针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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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曾经认为阅读一本书就应该尽可能地掌握书中的内容(彼时对“掌握”的理解更多以记忆为主),否则,读书的意义便难以得到显现。随着对阅读的理解加深,开始认识到这样的一种观点存在的问题,且不说“掌握书中的内容”这一说法十分抽象,难以量化,不便评测。一本书的内容中原本就会有一部分是不需要掌握的,有一部分是你现阶段难以掌握的,而你能掌握的部分很可能还需要自己去加深的。于是,除开主题阅读外,对于自己得闲阅读的书籍便十分随意,读到哪个层次算那个层次,想到哪个点算哪个点。

2.
    《证词》便是这样得闲读来的书籍,小说在情节设置和作品结构上确实有其独特的魅力,对于封页背面的“内容提要”中所揭示的小说主题(“对当代人的精神疾患给予正面直视及至无情解剖的长篇小说。”)在阅读后虽有所感受,但终不深刻,至少达不到可以拿出来拼凑出一篇文字的程度。相反,书中那并不多的关于“文革”的“证词”却让我难以压制住自己吐露的欲望。

    书中有关“文革”的文字是由一被“铁军”称为“丁梅斯代尔”的买书人所承载的,他“教育良好”,他的“清高傲慢只针对那些不学无术而又好为人师者。”丁“愿意耗在人与书书屋,在柜台前默默浏览,静静思考,间或与我说几句话。”其在书中出场时关于“越权”的论述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越权不只是表现在平级之间或下级对上级之间,上级对下级的越权不但更普通更可能,而且危害也更大。…….问题的关键是,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部门,都应该有一种健全的体制来限制集权的最终形成,如果大小事情全都由官最大的人来定夺,那就糟了。”应该承认在我们的生活中,在人的意识里少了一种规则意识,人多喜欢越权,越过规则办事,规则只规他人不规自己,由此,乱象丛生也不足为奇。

    丁交给铁军的《文革问题研究小组第五十七次会议纪要》(以下称“纪要”)对“文革”的引入由对《辛德勒名单》的讨论开始,对于“六百万犹太人惨遭杀害”“辛德勒所能做的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我想的是,辛德勒的意义在哪里?”。对于辛德勒死后,众人对其表示哀悼的行为“我想,这绝不仅仅是一些犹太人对于他们救命恩人的感激,是诚实的人们对于善与恶的同等的记忆。因为他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罪恶和灾难都不会消亡,所以善良悲悯和爱才应该被记住。”“连爱都记不住了,还能记住自身的罪孽吗?……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应该是一场超过法西斯主义的浩劫。……不从死亡人数和财富毁弃这个角度比较,而是从对人的心灵的影响这个角度来考虑问题:二战时德国人日耳曼民族残害其他种族的的人民,还有意大利和日本;可中国呢?是本民族残害本民族,是本党残害本党,是有着相同奋斗目标的人残害与自己同样有着相同信仰和奋斗目标的人。这就好像,一家子人群起去打另一家子人,总还可以讲出些歪理,而自己家人自相残杀,那会把人的心灵情感都撕捋成什么样呀!”。关于“文革”对人的心灵的影响,郑念女士在《上海生死劫》一书中的回忆文字也可看出端倪,“文革”所导致的社会混乱无序致使人的理想信仰遭受巨大的打击,而经济接近崩溃的状态又让民众不得不在维系基本的生存生活上挣扎,当理想信仰不再,基本生活难以保障时人所心心念念的是如何让自己活下去,当各种逾矩的行为成为现实生活能力的证明时人所追求的便难再是高尚。《纪要》借一美国教授之口说出了一个被民众淡忘了的事实:“亚洲人是不是都有健忘症?德国人没有忘记二战的疯狂,美国人没有忘记越战的梦魇,可在你们那里,日本‘忘记’了对他国的侵略屠杀,中国人似乎也‘忘记’了曾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的文化大革命。”而为何‘忘记’文革,这样的‘忘记’有何隐患,《纪要》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既然是许许多多的人共同参与了一场浩劫,他们心照不宣地去共同忘记这场浩劫也就是理所当然了。……关键是在时过境迁以后,他们还有装疯卖傻,蒙混过关,把一己之恶一股脑地都推给一个摸不着边际找不着首尾的所谓组织理想和主义去承担。这下好了,为了组织理想和主义,每一个个体不论多么无耻卑鄙也都可以理直气壮了,即使有记忆不遗忘,又能怎么样呢?……而且这样的一些个体,有朝一日若遇到适宜的土壤,还会堂而皇之地让自己藏匿起来的恶德再次复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悲剧在中国重演也是有可能的。”

3.
    记忆中第一次接触“文化大革命”这个词是在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某次语文课上老师因为讲到林彪而提到“文化大革命”,懵懂无知的自己听着名字一下觉得这肯定是伟光正的运动,又有“文化”又有“革命”的,可当老师对文革中被打倒的共和国的缔造者们表示惋惜的时候,我又十分疑惑,为什么呢?这是为什么呢?逾于当时自己的理解能力和所能接触到的资料,对于这一运动的认识根本就是雾里看花。进入大学后虽阅读了较多和这段时期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但对于这一个时期的认识还是不够透彻,甚至曾一度陷入“宫廷内斗”的漩涡,此时若要自己写一段文字作为这篇文章的结尾恐怕难度不小,权且摘录韩少功先生在《文革为何结束》一文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结尾。

     “我们需要人文科学,正是因为人文科学能把种种不可理喻的人文社会现象揭示得可以理喻——我们绝不可把‘文革’越说越奇,越说越怪,越说越不可理喻,再把这个认识黑洞当作自己大获成功的勋章。‘文革’是上亿大活人真实存在的十年,是各种事实都有特定的条件和内在逻辑而有其大概率的十年,绝不是一堆荒唐的疯人院病历再加上一个离奇的宫廷斗争神话。

    彻底否定‘文革’,是多年来官方政策和主流观念,自有不算恩怨细账和调整全局战略的好处。……但这样做如果只意味着迁就思维懒惰,意味着划定学术禁区,对十年往事格讳勿论,格禁勿论,格骂勿论,那么一种妖化加神化的两极叙事,一定会造成巨大的认识混乱和认识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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