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的内涵与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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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2-01 看过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有人把自己习惯或喜欢的政体称作自由。共和政府的法律声音响亮而执法者的声音微弱;民主政体下的人们几乎可以为所欲为,人们因而认为民主政体下有自由。其实,它们把人民的权力和人民的自由混为一谈了。有些群体盲目鼓吹西方的自由,而并未对“自由”这一词有过实质的思考,便不加分辨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在网络上对于社会现象进行无情抨击,这样的现象在生活中并不罕见。
孟德斯鸠在本书中对于自由的内涵解释为法律框架之下的自由,并且阐释了许多在国家法律中,随处可见扩大和保护自由的立法精神的存在。本读书报告借先哲对于自由的经典阐述,试图对时下一些社会现象发表自己的愚见。
        
一、自由的定义
首先孟德斯鸠把自由分为哲学上的自由和政治上的自由。就哲理而言,自由就是行使自己的意志,或者至少是自认为在行使自己的意志。而政治自由是享有安全,或者至少是自认为自己享有安全。他更关注后者即政治自由的实现。
孟德斯鸠在文中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倘若一个公民可以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那就没有自由可言了,因为,其他人同样也有这样的权力。”
可以看出,自由并不是可以不受任何约束地为所欲为,而是要受到国家法律的限制。关于自由的论断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将自由与法律相提并论的第一人却是霍布斯。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下每个人享有无限的自然权利必然相互侵害,真正的自由必定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限制。
如果一个人有着可以作出法律明文禁止行为的自由,那么其他人基于同样的理由也可以为相同的行为。法律明令禁止的条款通常是为了维护公民公民稳定的生活,违法行为的滋生疯长,最终必然会影响到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从而阻碍了其合法权利的实现,这是有碍于实现公民原有的自由的。密尔同样认为“一个人行使自由的界限在于不损害别人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的实现自由的基础是损害他人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就不具有正当性。
        
二、自由的保护途径
自由之精神在一个较为宽和的国家中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体现,而制度的设定最终来源于法律的明文规定,因此自由的保护和扩大最终都要通过法律的制定公布而实现。

(一)三权分立与自由
只有在权力未被滥用的国家里才存在政治自由,因为一个人权力的过分膨胀往往伴随着对他人权利和自由的侵害。为了防止权力的滥用,必须通过事物的统筹协调,以权力制止权力。在此基础上,孟德斯鸠提出了三权分立理论。它是指每个国家都有三种权力: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而这三种权力之间必须相互分离。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公民的政治自由的实现。
若立法权和行政权不分离,君主或议会可能会制定一些暴虐的法律并暴虐地执行;若行政权和司法权不分离,法官就将拥有压迫者的力量;立法权若与司法权不分离,公民的生命和自由就将由专断的权力处置,法官就是立法者;如果这三种权力都集于一人,即制定法律的权力、执行国家决议的权力以及裁决罪行或个人争端的权力,那一切都玩完了。
以罗马帝国的兴衰荣辱为例,在贵族与平民争夺权力的过程中,元老院任命的十名官员集三权一身,其治理下的暴政政府很快垮台了。人民重获自由后,对权力进行了新的分配:平民享有立法权,元老院掌握行政权的绝大部分,司法权被赋予受推举的人民、元老院和某些法官。这样以来,之前十官员独裁统治的局面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较为稳定的权力制衡体系,而这一成功的范例也为后世政治制度设计提供了很好的例证。

(二)刑法与自由
政治自由是享有安全,或者至少是自认为自己享有安全。孟德斯鸠认为公民的自由主要依赖于优良的刑法,如果公民的无辜得不到保证,自由也就得不到保证;当然类似地,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依据刑法应该有的处罚,实际上会构成对他人自由的一种侵害。关于如何保护自由,我们将从具体的优良刑法制度中找到解释。
1.罪刑法定。孟德斯鸠认为依照罪行的性质定罪和量刑有利于自由,刑罚的依据不是立法者的心血来潮而应依据事物本身性质。罪行可以被分为四类,危害宗教罪如果仅停留于思想层面而没有公开行动,就谈不上是犯罪,没有必要惩罚;伤害风化罪类来源于个人欲望的不节制,而惩治轻罪的刑罚足以遏制;伤害公共安宁罪类的惩罚也应当与安宁有关,应当设置诸如监禁、放逐、矫正等使其不能安宁的惩罚;对于那些伤害公民安全的罪类,则可采取同态报复,若涉及财产赔偿又无力承担的,可以一定肉刑代替。
2.一个反例:大逆罪。大逆罪若定义模糊,就会使政体沦为专制主义。大逆罪原本指对皇帝或君主的不敬将受严厉处罚,但世界上一些国家对于构成大逆罪的要件规定不明晰,甚至还有做扩大解释的,导致许多无辜的人们因为思想、涉及君主的不当言论或谋害皇帝的臣属而被处以极刑,这使得大逆罪变得非常随意,也助长了君主滥用这项罪名打压敌对势力的气焰。
孟德斯鸠特别强调,言辞绝不构成罪的实体,只有实施了确切的犯罪行为时才能被定罪。试想一个国家的思想自由受到重重压迫的时候,这个民族离丧失创造力和发展力也就不远了。
3.控告公开。在平民政体的国家中,任何人都可以指控他想指控的人,并且这种控告是公开的。这不仅是控告者向公众的一种宣誓,同时也保护了被控告者的清白。在雅典的法律中,控告者不能向法官和证人行贿,公告使其受到民众监督,同时如果该控告不被公众支持,控告人将自己承担遭受羞辱的不利后果。控告公开保护的是被控告人的自由,控告提起对象的任意性保护的是控告人的自由。

(三)税赋与自由
没有什么事情比规定臣民应向国家缴纳多少和保留多少,更需要智慧和谨慎了。这是因为历史规律表明,专制政体下的税赋应该很轻,因为没有谁愿意在一个付出得不到补偿的政体下去缴纳沉重的税赋;君主政体下的税收应当易于征收且毫不含糊,也就是说奴役增大时税收必须随之减轻。
孟德斯鸠指出:自由导致赋税过度,而过度的赋税则引向奴役,从而减少赋税。自由既与税赋增长长期上来看有负相关关系,那在政治宽和的国家中为了调和过重的税赋,增加人们的自由不失为一种补偿。同样在专制政体下,为了保障公民的自由,可以降低税赋。

三、结语
在遇到社会热点事件时,网络上的舆论总是一片躁动。有人围观,有人起哄,有人搅浑水,唯独那些冷静的、理智的声音最容易被喧嚣的声音所淹没。本人之愚见是:
(一)通过对孟德斯鸠和霍布斯自由思想的阐释,我们至此也基本树立了言论自由必须以法律为限的观点;
(二)在我国立法权来自人民的授予,人们对自己意志的表达不加以遵守是有悖常理的,因此法律面前人人应当平等地加以遵守;
(三)网络安全法的部分立法目的是为了有效遏制网络暴力和网络谣言现象,而我们深知一个人行使自由的界限在于不损害他人的自由,所以在网络上我们应当谨言慎行,保证自己不会对他人权利的行使造成侵害。
孟德斯鸠还提出:若要享受自由,必须让人人说出他想说的话,若要保住自由,仍然必须要让人人说出他想说的话,在这个国家里,任何一位公民都可以说出或写出法律无明文禁止的或想说或想写的话。一个民族如果总是头脑发热,那就很容易撇开理性而被激情牵着走。做一个理性的思考者远比不明真相地凭借一腔感情附和有意义,而做一个能够做些实事使社会热点问题妥善解决的人则会更令世人敬佩,如若更多的人能知道这一点,网络舆论环境改善则又将平添一丝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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