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成的革命 未完成的革命 评价人数不足

四个宣言,一个革命

雪磨坊
2017-11-28 看过

堪萨斯战争,共和党的成立,1856年总统选举时弗里芒特先生得到的大量选票,这一切都确凿地证明了北部已经积聚了足够的力量来纠正美国历史上半世纪以来在奴隶主的压力下做出的错误,使国家回到它的发展的真正原则上来

——马克思 1861年9月18日《美国问题在英国》

(一)美国精神的分裂

直到1864年底,许多欧洲的自由派和激进派人士才转而支持北部。伦敦新闻界的主要周刊和日报异口同声地将南北战争“归结为保护关税与自由贸易之间的战争”。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一开始就毫不犹豫地支持北方。北方的缺陷马克思心知肚明,他公开抨击将军们的胆怯和政府官员的唯利是图。但他相信这场战争的逻辑是反对奴隶制。他以先见之明指出,“整个过程过去和现在都是以奴隶制问题为基础的”。

正如雅法(Harry V. Jaffa)在《自由的新生》中所说,“这场内战是这个稚嫩国家的悲剧性缺陷的产物,这种缺陷可谓像胎记一般。” 这场战争根植于两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利益集团以及生活方式的对立,而这种原则性的对抗关系,就萌芽于美利坚立国之初。

1774年,杰斐逊宣称“废除本地奴隶制”在美洲各殖民地是“人们的最大愿望”,谁不注意这一事实,谁就不能正确书写美国内战。

在《英属美利坚权利概观》中,杰斐逊驳斥了英国议会作为代议机构所提出的给美利坚人制定法律的要求:

大不列颠岛十六万选民要给北美各州的四百万人制定法律,而美利坚的每一个人在美德、理解力和体力上都与英国的每个人都平等,难道这有理可喻吗?如果我们容许他们这样做我们就会突然被断定为奴隶,而不是我们迄今为止以为的那样,是自由的人民。

当杰斐逊写下美洲“四百万人”的时候,他指的是每一个男人、妇女和儿童,包括黑人和白人,也包括自由人和奴隶。杰斐逊在此时为美国、英国以及全世界的未来立下标准。正如美国国徽上印着“新世界秩序”(nous ordo seclorum)这几个字,其下刻有“1776”,它暗示了美国人的如下信念:美国人民在革命中首度使《独立宣言》诸原则成了实际制度。事实上,麦迪逊对这种信念的阐发,在一个多世纪后将成为大英帝国的宪法学说。

但是杰斐逊没能解决奴隶制问题。此时的奴隶制问题还不因1854年《密苏里妥协案》的废除而紧迫。1787年《西北土地法令》已把奴隶制在各州的地位排他性地置于各州的权限范围之内了。关于联邦与奴隶制的根本问题于是悬而未决:

1. 如果法律是违宪的?

南方对脱离联邦所作的论证建立在他们对州权所作的论证之上,而后者又依系于州权与自然权利的剥离。他们坚持认为制定蓄奴法规是宪法权利,蓄奴法规遭到否定,他们就有权脱离联邦。一旦联邦加以约束,就是破坏了州权独立这一宪政基础。当刺杀林肯的布斯(John Wilkes Booth)跳上福特剧院的舞台上时,他口中高喊的是:“暴君合该得此下场”。正如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发表的公开信所说,这是一场精神上的暗杀。

梭罗在1846年宣称“脱离”马萨诸塞州,因为该州支持与墨西哥的战争,而根据梭罗的判断,这次战争是为了扩展奴隶制,因而是违宪和不义的。作为废奴主义者的梭罗,竟成为支持奴隶制的南方分离主义者所效仿的榜样。

因为宪法本身并没有说明人们如何能够发现一部法律何时是依据它而通过的。任何人,如果确信一部既定法案不是依据宪法制定的,他就有理由不去服从。

公民不服从、诉讼、政治活动和最终的立法活动,协力导致了某种结果。这些因素作用于美国历史上所有重大的政治运动和政治分歧之中,包括奴隶制的存废,也包括禁酒令(及其废除)、妇女选举权(以及随后而来的平等权利),还有支持(和反对)堕胎。这个问题在中国有着更为诡妙的复杂性,因为中国,是没有违宪审查机制的。

2. 少数为什么要服从多数?

民主即多数统治是专制和无政府的唯一替代物。这是几乎全部正常国家的共识。人类走出自然状态,通过契约建立政府,这是政府一切正当权力的源头,而只有通过多数人,人民才能行动。正如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51篇中所说:“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就不需要任何政府了”。但是同样的共识是多数人暴政的危险。少数人的权利,亦即个人的权利,同样的不容侵犯。多数进行统治的合法权利,不应该成为自己越过界线或违背契约所许可的原则而进行统治的托词。民选政府并没有更多的道德或法律权利去僭越权威。人民政府倘或篡夺了从未由人民给予它的权力,那就意味着暴政,而暴政就应遭到抵抗。正如杰斐逊在《弗吉尼亚纪事·询问十三》中斩钉截铁般的一句话:我们为之战斗的,并不是一个选举产生的专制政府。在《肯塔基决议》中,杰斐逊甚至诉诸革命权利来保护人民免受自己所选代表的侵害。这也是美国枪支问题的渊薮。

但少数又有什么权利宣称,多数在篡夺未获许可的权力从而后者制定的法律无效?谁来界定少数的平等权利和多数统治的限制?

杰斐逊的答案包含在他“同心同德”的亚里士多德式诉求中。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呼告:“我们都是共和党人——我们都是联邦党人。”

美国的公民资格依赖人性的统一性来为诸州构成的国家统一性——“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作论证。正所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 ——并非每一项意见分歧都是原则分歧,但这一点的必然推论就是,有些意见分歧就是原则分歧。

(二)美国精神的新生

从直接贬低黑奴人格的「五分之三条款」,到间接提高蓄奴州话语权重的参议院一州两票制、总统选举人团制、「逃奴条款」等,制宪者步步妥协让步,林肯上台之际,已经是生死存亡之时。1861年,七个州已经脱离联邦,其中有六个已经建立了美国南部邦联。内战常常被说成是州的权利与国家最高权力之间的一种斗争,但这是错误的。冲突存在于两种不同的州权观念以及两种关于何者构成了国家的不同观念之间。

林肯同时面临着三个目标:维护自由选举的权利、保存联邦,以及让奴隶制走向最终的灭绝。政府以行动反对那些州的奴隶制会意味着滥用美国人民并未同意的权力。而如果为联邦而战意味着奴隶制的毁灭,那么许多北方人也不会这样做。其他一些人则不会为联邦而战,除非这样做确实意味着奴隶制的毁灭。同时,林肯在1838年的青年讲堂演说中警示,通过奴役自由人来解放奴隶是行不通的。

林肯个人相信,要么宣称奴隶制是一种积极的善,要么宣布它是一种恶。但对其捍卫者而言,奴隶制远非是一个怪诞之物,一种新共和国暂时从其殖民历史中承受下来的恶。相反,它变成了一种“必要的恶”。林肯曾经认为,可以通过渐进的、进行补偿的方式来扫除奴隶制。但事情正如马克思在《美国内战》一文中所说,南部与北部之间是“奴役与自由之间”的战场。南部的种植园主急需夺取新的土地,增加新的蓄奴州。南部的普通白人即使不拥有奴隶,也将之视为种族特权和乡镇文明的化身。林肯起初只是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但正如马克思阐明的,南部的奴隶制本质上就是要不断扩张,“南部同盟所进行的战争并不是一个防御战争,而是一个侵略战争,一个为了扩展和永保奴隶制度的战争。”

于是,战争来临了。正如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思想活动”,“人类理性不创造真理”,因此“对于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此刻,林肯要在实践中证明思维的真理性了。直到1956年,苏联坦克碾过匈牙利的街头,匈牙利自由战士在自由匈牙利电台播出的最后一条讯息,就是诵读葛底斯堡演说词。诵读还没有结束就被枪炮声打断了。苏联坦克离去了,苏联解体了,人类文明依然笼罩在这种真理性之中。

(三)美国精神的封闭

1. 动产奴隶制与工资奴隶制

如果黑人摆脱了动产奴隶制却又陷入了工资奴隶制,如果他们没有选举、组织和接受教育的权利,那么“解放”就是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字眼。

如果黑人不能参与制定获取和占有财产方面的法律,黑人如何能够把他亲手挣得的面包放进自己嘴里去。然而,在一个人能够从自由走向公民身份之前,他必须从奴役走向自由;在有第十四条修正案之前,必须先有第十三条修正案。只有当一个人成功承认了黑人的自然权利之后,对其公民或政治权利的讨论才有可能开始。而这样一种开端直到林肯生命的最后岁月才姗姗到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战后重建工作曾报以极大热忱,他们所寄望的联邦的胜利可不只是废除奴隶制。他们希望约翰逊总统能够“借助法律来根除那些曾用刀剑砍倒的东西”。马克思为国际工人协会写的信,包括协会自身的成立宣言,都反复使用了“解放”(emancipation)一词,这个词出现在他的早期著述中,却一度没有出现在他在50年代的著述中。马克思还说,只要黑皮肤的劳工还戴着锁链,白皮肤的劳工就不会真正自由。这个观点正好吻合了青年马克思年仅25岁时完成的名文《论犹太人问题》,除非所有人都解放,否则犹太人无法解放。

马克思从未希求毕其功于一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国家是剥削组织,但马克思主义从生产力出发,认为在阶级对立运动着的社会需要国家来维护社会的外部生产条件。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判断。事实上,奴隶制也是作为杀死战俘的替代物出现的。只杀死战争中俘获的俘虏又是作为对杀死战败城市的全部人口的改进而出现的。而自由主义的问题也不是自由,而是不够自由,应该扩大结社自由的范围并废除所有形式的特权,并最终实现《共产党宣言》中所给出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1862年的《宅地法》,共和党人喊出了“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动、自由的人”的口号。然而,北方的白人急于“同南方(白人)兄弟和解”和“遗忘战争创伤”,联邦政府在转型正义方面兴趣阙然,南方重建半途而废。黑人等弱势群体在长期压迫剥削下的社会经济资本极度匮乏,于是,自由民局裁撤、吉姆克劳法与种族隔离强制推行,南方黑人重新被收缴枪支,重新成为歧视性控枪政策的重点盯防对象,种族主义卷土重来,全无招架之力。

美国的立法者思考的问题,也不再重要了。既然杰斐逊和林肯掌握着“多数刺刀”,那么美洲人反对英国人以及北方反对南方的论据是否“无关紧要”,那就无关紧要了。奴隶制与自由平等之间的斗争俨然沦为不同偏好之间的斗争,强者,胜利者,就是正义的。但如果伴随这场冲突的关于自由与正义的思考被宣布为毫无意义,那么任何一方所做的牺牲都会变得徒劳。

1981年,里根总统在就职演说中宣称,是各州造就了联邦。伊利诺人里根决没有想到他在与林肯相抵触。州权问题与白人至上主义始终勾结,种族主义、非法移民恐慌、拉美裔恐慌更在特朗普当政之后,由“狗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升上了台面。

2. 休伦港宣言

1962年,美国学生运动团体通过了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被称为“美国新左派运动的精神策源”。他们焦急而热诚地为美国政治塑造理想,种族隔离政策引发的内部矛盾,冷战铁幕造就的敌我矛盾,他们把住了时代的脉搏。但他们的解决方案正如艾伦·布鲁姆(Alan Bloom)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一书中所给出的,“大学引导社会,而不是社会引导大学”。这种学生乌托邦式的改革愿景失败了,这种失败正是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现实:分析的正确、归纳的正确不代表方法的正确。

本小组怀着叹惋的心情,完成了《休伦港宣言》的首个中文全译本。

序:为一代人而作的议程

我们这一代的人,孕育于起码相当舒适的环境中,安居在大学殿堂里,不安地望向我们继承的世界。 当我们正年少时,美国已是世上最富有最强大的国家。唯有它拥有原子弹,受现代战争的伤害最轻,还是联合国——那个我们以为可以把西方影响扩散到全球的组织——的缔造者之一。人人生而自由平等,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我们认定这些都是很好很好的美国价值,是这些基本的原则让我们活成个人。我们中的大多数都在自满中成长。

当我们长大了,我们的舒适感却被那些太过糟糕以至难以回避的困境一一刺穿。首先是南方反种族偏见的斗争所昭示的,弥漫着的人类堕落的无妄之灾,迫使我们中的大多数由默然转向激越。其次是冷战封锁这高筑的事实,以核弹的存在为表征,让我们,我们的朋友,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抽象的「人民群众」意识到:我们处在共同的险境,我们随时可能死掉。我们也许会刻意的忘却,回避,或者是根本无力面对其他种种人类的苦难,但绝不应该是这两项,因为这两项太直接太紧迫地影响着我们,太具有挑战性,太考验我们的决心。

当这样那样的问题已经或直接压迫着我们或是正折磨着我们的良心,成为我们切身的关切,我们便开始环视我们周遭的美利坚大地上复杂而恼人的悖论。「人人生而平等」的宣言空洞地回响在南方和北方大城市的“黑鬼”面前。美利坚宣称的和平意图和它在冷战当局中财政与军费的投入自相矛盾。

我们目睹着,并将继续目睹着,种种似是而非的悖论。

有了核能,整座城市可以轻而易举地完成供电。然而统治者似乎更愿意利用它释放比人类整个战争史所有过的还大的破坏。

尽管我们的自主技术正在打破旧的打造新的社会架构,人类依然要忍受琐碎无意义的工作与懒散的生活。

尽管三分之二的人类仍在温饱线上挣扎,我们的上层社会正在寻欢作乐,享受过度的丰盈。

尽管世界人口将在四十年内翻番,我们的国家仍在容忍世界秩序的无政府状态,仍在任由对地球资源失控了的开采。

尽管人类迫切需要革故鼎新的领导者,我们美国仍在单一民族国家的僵局中徘徊。它的目标模糊,它纠结于传统的纽带,缺乏新知,缺少灼见。它的民主体制冷漠而受限,不再是「民有,民治,民享」的了。不仅仅是美国的道德形象染上了污点,不仅仅是美国梦的伪善暴露在公众前引起幻灭。更严重的在于:我们曾以为的黄金时代现在发现其实是衰落的时代。全球爆发的反帝反殖民的抗争,极权国家树起的围壕,战争的威胁,人口大爆炸,国际上失序,技术的超人——这些趋势正在考验我们对民主自由的承诺,正在考验民主自由在动荡中推而广之的世界图景。

我们也许是最后一代试验着生存的人。但我们只是小众,国民中的大多数视当今的暂时平衡为永恒。这也许是个很好的悖论。我们满怀着紧迫感,而我们的社会发出的讯息却是:还有啥招啊。在政客反复鼓气的腔调之下,在美国终将“应付过去”的主流意见之下,在那些放弃以开放心态面对未来的人的停滞状态之下,弥漫着的是“无路可走”的气氛。我们一次次目击幻灭,不只是乌托邦的破灭,破灭的是一切新的征程。

感受到社会的复杂压迫着空洞的生活,人们担心一切都随时可能被推向失控。他们担心“变化”本身,因为变化就可能打破现有的防止混乱的条条框框。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一切改革皆可疑,而且可怕。事实上,每个人都看到了身边人的冷漠,为此,改革将永远迟疑。

统治机关有足够复杂的机制,能够钝化人们的思维,以此规避潜在的批判。他们也足够根深蒂固,能快速驱散或是彻底压伏反抗和改革的力量,以此限制了人们的期望值。

而且,我们处在一个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的社会。生活水平提高,我们似乎便淡化了谋求更深层次的改变的需求。

有的人希望我们相信:美国人满足于现有的一派繁华。但这不正是他们为自己在新世界中的角色的不安的掩饰?如果他们的担忧能促成对人类事务更进一步的冷漠,他们难道就不能促成对新的选择的渴望?就不能相信我们可以改变学校,工厂,官僚体制,和政府?!是后一种渴望,如闪动的星火,如发动的引擎,指领我们的前进。而对社会实践的蹈行,是值得而令人满足的人类的事业,它感动着我们,而我们希望,今天它能感动其他人。

由此,我们发表这篇宣言,作为我们的信念和判断:是为理解并改变二十世纪晚期人类境遇的一份努力。这努力植根于远古,至今仍有待解决:让个人掌握自己对自己生命的仲裁权。

价值观

价值观明晰——做出其他选择的首要任务——是曾经被贬低的任务。时代的习见,政客的说教——「自由世界」,「人民民主」——都无力反映现实,或者说根本就没有,更像是驭人之术,而不是解释性的原则。然而我们在大学的经验同样没能带给我们道德启蒙。

我们的教授和指导员牺牲了对公共议题提出异议的权利,他们的课程设置比世界现状变化得还慢,军备竞赛的投资者收买了他们的技能和他们的沉默。他们说热情和学术水火不容。

我们不禁提出疑问: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我们能不能活得不一样甚至还能活得更好?如果我们要改变社会,怎么改?——然而这些问题并不被认为是「能取得成果的,经验主义的探讨」。

于是被抹杀掉了。

和别国的青年不同,我们熟练地扮演道德领袖,自觉地让长辈划分道德标杆。然而,时至今日,就算是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宣教也不怎么适用了。想想曾经的那些口号标语吧:「资本主义不能自我革新」,「团结一致对抗法西斯」,「大罢工」,「五月游行,全体出动」,或者稍近一些的,「誓不通共」,「意识形态已死」,「两党合作」,「不要乌托邦」。所有这些都很片面,新的先知又不怎么出现。

可以说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前辈们得了「有理想没计划」癌,而我们这一代则是「有技术没远见」癌。我们周围充斥着对方法和技术的精明掌控——委员会,观察员,说客,软营销硬营销,模子,规划,蓝图——但是,批判地说,这些技术再精明,也无法解决那些最朴素的理想。用一些过时的标签区分彼此和政界的风流人物,并且试图解释在各种问题面前“我们该如何抉择”,这似乎很时髦。

混乱的理论替代了过去的理想主义思考——无力于重构理论的人们开始诅咒理想主义本身。

怀疑取代了希望——人们抱着失败主义的论调,还说「这就是现实」。

乌托邦和希望的衰灭是当今社会的标志。个中原因则是多样的:斯大林主义毁了过去的梦,再也没能复生;国会的逡巡不前让人们窄化了对未来可能的展望。人类活动专业化的分工大大限制了思想的野蛮生长。瓦斯炉集中营原子弹为代表的二十世纪的恐怖炸裂了希望。

理想主义者被看作想象自己是先知的轻信者。

另一面,没什么远大抱负的人,则是「脚踏实地」的。

因此,在倡导社会目标和价值观的路上,我们意识到谤亦随之,我们正落入局中。也许是往事的教导,我们没有非此不可的准则,没有封闭的理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价值观是不需要讨论和反复求索的了。

任何社会运动的首要任务都在于:说服世人,让他们相信——理论问题和观念的创造是艰巨的,但是值得。

我们意识到,为了避开那些陈词滥调,我们必须具体分析社会状况。而为了完成这样的分析,我们要有一些基本原则作为路标。我们自己的社会价值观,涵盖了人类自身,人际关系,社会体系。

我们视人类为至珍至贵的,有至大的理智,自由和爱的能力。为了肯定这些原则,我们要面对二十世纪里压制人类的标签:人是受掌控的,人本质上是无力的。我们要反对这种非人的行为,这是把人贬低到了“东西”的层面。二十世纪经历的残暴教会我们:动机和它最终的走向是紧密相关的。笼统的呼告“后世”掩盖不了当下的弊病。我们同样反对“人类不完美”的主张,因为它的论据全在现代——人们是「完美地」堕落为「不完美」的。我们并没有看到多少证据表明人类不能提升能力,复杂思维和责任感。除非说世界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不是为大多数,不是由多数人共同参与决策的。

人类有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潜能,能自我教化,自我引导,自我领悟,自我创造。是潜能让我们与众不同,当然,我们宣扬的潜能可不是人在暴力、非理性、盲从权威这些方面的“潜能”。

人类和社会的目标都在于:人要独立。独立,与时尚无关,而是要找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生命意义。独立,是生命的本质,不为权力欲所驱使,更不会不经思考地接受通行的价值观,也不会屈服于习惯。独立是全心全意自在自为的接纳过去和当下,能自如整合碎片化的曾经,能坦然面对棘手而未解的困境,能凭直觉获悉种种可能,能积极感受好奇之心,能拥有求知的力量和意愿。

这样的独立,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我们的目的也不是去找一条只适合一个人走的路。

这样的独立,也不是要把人捧向神坛——我们只是相信他的潜能。

人际关系理应真诚博爱。人就是互相依托的。人类的兄弟情谊是必然的,是未来挣扎图存的条件,是最合宜的一种社会关系。人和人之间的私下联系是必需的,尤其要超越那些片面的,碎片化的,把人限定成「工人跟工人」,「雇主和雇员」,「老师与学生」,「美国人和俄国人」的关系的东西。

孤独,疏离,隔绝,这些词都描绘了人和人今天的遥远距离。更好的自我管理并不能克服这一压倒性的趋势,新玩意儿的出现也不能。只有靠人的爱,来克服对物的崇拜。我们所宣扬的个人主义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所肯定的无私奉献不是舍弃本我。正相反,我们极力相信个人品质在人际交往中刻下的价值。更重要的是,要厌恶疏离,却不能拥护隐私权的废止。后者的不同在于:疏离的存在和消泯是全凭个人意志处理的。

根植于占有,特权和环境的权力将被以爱、反思、理性、创造力为根本的力量和独特性取而代之。至于社会体系,我们寻求建设个人参与式民主。其核心目标有二:一为公民参与社会决策,自己决定自己生命的质量和方向;一为社会组织起来,鼓励人的独立并为他们的公共参与提供媒介。

在参与式民主中,政治生活将有所本:基础的社会重大问题由公众决策。 「政治」应被积极地看待,作为一门艺术——共同创造可以接受的社会关系形态的艺术。「政治」将让人们走出隔绝状态,走向共同体。这是寻找生命意义的必要条件。政令理应是为阐明问题而服务的,并能有助于解决它;理应为个人的苦衷与抱负提供表达的渠道;理应让异见者组织起来,点亮机遇,加快实现目标;理应有普遍可行的道路让人们接触新知,获得力量,让私人的困扰——从糟糕的娱乐设施到人和人的疏离——都能化为广泛的议题。

经济领域也要有基础性的原则:我们的工作应该有比钱和生存更有价值的动机。我们的工作应该有所教益,而不是使人钝化。应该是有创造性的,而不是机械的。 是自我引导的而不是受控制的。能鼓励独立精神,能包含对他人的尊重,能收获尊严,并能有承担社会责任的意愿。因为工作的经历才能对人的习惯,感知力和个体意识有至关重要的影响。财富之路对人的影响至为深远,每个人都应当为此付出全力。经济学自身有着如此重要的社会影响,以至于其主要资源和产出都应该向民主参与敞开,并由民主社会规章约束。 就像政治经济那样,文化、教育、复苏手段,等等这些社会机体,都应当和人的尊严人的福祉相关,作为成就的必要手段。 在社会变迁和更替中,我们发现暴力最为人所深恶痛绝。暴力所要改变的是整个的目标,让人和群体都成了毫无个性的仇恨物。暴力的方式急需废止,地方上国家内国际间都应鼓励非暴力作为冲突的前提。 这些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作为框架。而这对我们理解现代语境下的反抗与求索至关重要。

学生们

在过去几年里,数以千计的美国学生表明他们起码感受到了时光的紧迫。他们积极行动,矛头直指种族偏见,战争的威胁和对公民道德权利的背叛,并且时而对抗经济管制。他们在麦卡锡时代的沉默之后,成功重塑了异端的微小空间。他们更成功赢得了他们所对抗的人和机构的一些让步,尤其在对抗种族偏见时。 这些分散的运动的重要之处并不在于他们所争取的目标的成败。至少现在还不是。也不在于那些老学究所宣称的——实现了参与者的「成熟」和「完整」。重要之处实质在于:同学们正在打破「冷漠」的硬壳,克服内在的疏离,那些代表了美国学院风的特征。

要说谋求改变的学生运动只是大学图景中的少数派,那什么才是常态?真正的大学校园,我们所了解的大学,就是为了一小撮而存在的,为了让他们致力于臭名昭著的「心灵移民」。大学校园是承担起责任,「如常做事,向前走,淡然处之」的地方。

规则之被接受,因为它「不可避免」;官僚制度是「正式的礼节」;不相关的东西是「学术」;无私就是「遭罪的殉难者」;政治就是「另一种造人方式,而且没什么用」。

几乎没有哪个学生把活动看做市民精神的象征。在公共问题前他们是被动的,在安排个人事务时他们追求实用;盖勒普民意测验归纳道,他们会容忍低水准的成功,害怕高水准的可能失败。他们不肯冒险,(哪怕是商业的投机),不设立危险的目标。没有对个人身份的真实定位,只知道捏造形象;没有对个人成就的真正渴望,只知道说要像最成功的人那样成功。注意力花在社会地位(衬衫领的质量,和人见面,找个媳妇或老公,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和学术地位(成绩,荣誉,学校的老鼠赛跑杂志)上,却忽视了真正的智力水平,个人心智的陶冶。

“学生们甚至不知道吐槽冷漠了”,有人说。他们对「冷漠」感到冷漠。私人的小世界造起来,这里有系统的学习时间表,一周喝两回啤酒,找一两个姑娘,早早地结婚。在这样的环境中,大学生活丧失了一切联系性。每年有400,000学生选择离开学校。

「就装装样子」的说法,是学生课外活动的伴奏。这也印证了学生对政府的判断:想活在政治伪装中的人的培训中心,消磨掉那些善于表达,诚恳又敏锐的同学的主动性的地方。争议出现之前,就已经限定好了异议的边界和格式。大学通过不断演练,并每每要阉割学生的内在创造精神,好为学生成为「良好公民」做准备。

此外,学院派更包括了学生和研究材料之间的严重隔膜。社会现实在研究中被「具体化」成了一堆贫乏的材料,把学生和生活分离,俨然是一个院长管控的小政府,教务积极干涉其中。

功用和知识的专门化,在我们这个技术和社会结构高度复杂的社会中被视为当然。这样的现象则导致「研究」和「理解」之间的裂缝越来越大。对教务人员来说,他们的角色就是做研究搞学术。对学生来说,周遭的社会秩序让他们认定:学术研究的理解断续而片面。对于几乎所有人来说,研究是人类的事,个性在其中是阙如的。

最后,臃肿的学院官僚体制已经冲出学界,挤向了学生的课外生活。这助长了学生们看到的外在的复杂性和内心的无力感。许多学生不再诚恳地探索,接受了惯常的见解。更糟糕的是,他们麻木了,意识不到当前和以后的灾难。

大学的规格和财务系统助长了行政官僚的长久管制。他们的管制引发大学观念的转变:学生的价值标准转而商业化,充满官僚习气。根深蒂固的种种上不得台面的经济利益塑化了缺钱的学院,他们不只是越来越商业化了,而且越来越不肯为社会把脉开方,越来越不能坦然面对异议。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从业者们往往忽视对自由精神遗产的深度挖掘,他们为垄断企业主研究「人际关系」,「道德养成」。而其他人更是把他们的学问用在军备竞赛上了。

悲剧在于,大学本该是社会批评的重要源泉,是新的思考模式和观念的创造者。但实际上,大学的生活经历对一个人智力上的教导,并不好过其他任何传媒——比如,电视——传播的流行“真理”。当学生离开校园时,他们比刚来那会儿更能“容忍”了。他们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倾向则根本未发生改变。

管理者们操纵着学院,设置课程规划,学生们孤立地学习那些大学里的精英规诫,好能让他们在以后更接受少数人控制一切的形式。教育的真正作用——不是声称的「追逐真理」——而是传授关键的信息和风格,让学生「谦恭」而「舒适」地,平稳过渡到后来的社会中。

背后的社会

让我们把目光投向校园身后的美国本体。学生的生活更像是精神层面的,也许更舒适些。但事实是显然的:大学生活里的基本生活水平总体上反映了整个社会的习惯。兄弟会的主席就是个低级管理人员。女生联谊会的小公举如今去了底特律的格罗斯海角。严肃诗人们热火朝天地要找个地方,随便什么地方,打工,赚钱。曾经严肃的和根本没严肃过的诗人们到了广告公司当文案。绝望的人们经受势力的胁迫,他们所知甚少,能说的也很少。狂欢而空虚的人们「放空」了一切谋求改变的希望。臭不要脸的人们在「国际事务」民调中列出了十四条「难题」,但他们又期望几年之内能爆发核战争。在这样那样的形式下,美国人退出了公共生活,退出了为他们自身引路的集体努力。

有些人把这种萎靡的景象看作是对既成秩序的健康的肯定,但这肯定是出于赞同还是控制之下只好默许? 还有一些人则声称人们没什么好说的,那些无以回避的问题正在快速消失。也许,的确没那么多人排队领失业救济金了,但是黑人的歧视现象就这么过去了?工作机会充足丰富令人满意了?世界大战的威胁消失了?革命性的新生力量又在哪儿呢? 更有一些人认定整个国家的沉寂是必要的,只有这样精英才能好好处理现代工业社会复杂而专业的问题。然而,为什么一定要由商业精英决策对外政策?又是谁在背后掌控着这些精英?他们是在为人类排忧解难吗? 此外,别有一些人,只是耸耸肩,似乎很懂的样子。他们声称全面民主从未实现。那么这么多截然不同的个体如何能聚在一起?如果说好的思想者都是怀疑论者,社会秩序是怎么良好运转的?人类难道就注定永远停滞不前?

现在,针对当前的病症,已经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世界正倒向最终的大战,别的国家的人都在拼命改变现状,变动中的未来保持着不确定性——然而美国,没有集体的冲动,没有内在的时代动力。社会是不能靠军事武器维持的。民主之所以维系也要靠生命的质地,而不是火箭的数量。 冷漠,则首先是主观上的——平凡的人觉察到无力感,在庞大的事务面前只能俯首听命。然而主观上的冷漠究竟是由美国的客观形势驱使的:人和权力,和相关的知识,和制定决策的上层阶级之间存在着实在的结构性疏离。正如大学影响了学生的生活方式,社会机构塑造了这样的环境,一个个孤立的人,他们只能不抱希望地尝试理解所处在的世界,以及他们自己。

这样的个体的大疏离——与权力,与公众,与渴望——助长了这种没有公众参与的民主制。大众结构性地疏远和心理上的犹疑,让民主机关自己也不断变得狭隘,成了恶性循环。渐渐地,失去了和那些渴望参与到严肃问题中的少数人相沟通的渠道。社会公众和领导者之间,大众和少数精英之间,必要的民主联系都变得扭曲,都受到损害。糟糕的政策持续,不变,反复如常。

大学和社会的改变

也许我们对上述的分析很难抱以乐观。说实在的,共和党联盟是大企业、军队、政治势力这些控制性的复杂状况中最薄弱的点。但是民权,和平运动,社会上的,劳工运动,都太微弱了,简直是在休眠,和激情对着来。可是力量和远见又能从何处召唤而来呢?

我们相信大学是被忽略的一个影响中心。首先,大学处在社会影响的永恒位置上。育人功能使大学具有了独立性,并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观念形成的重要场所。其次,在一个离奇复杂的世界,大学是组构、估量和传播知识的核心机构。 第三,学术资源在多大程度上会被用于支持不道德的社会行为已经揭穿。先是工程师利用于军备竞赛的程度。再就是现代科学作为操纵手段用在现代大企业的「人际管理」中。施劳工以小恩小惠,唤起工人的「参与感」和「归属感」。而这实质上是欺骗,是为了更好地榨取他们的劳力。当然,动机研究的应用作为美国政治的操纵手段已经过时了。但这些大学资源的社会应用也表现出人对人的权力和知识储备不变的依赖:这使得大学以全新的路径和社会相连,揭示出新的潜力,新的引起改变的杠杆。第四,大学是唯一能够开放面对人们几乎针锋相对的观念的主流机构。至少,无论教学如何乏味,无论规章多么家长作风,无论正在进行的研究有多无关紧要,与知识的相通和内在的敞开——使得大学成为社会变革运动的潜在基地与中间机构。

宏观来看,美国的新左派必须是拥有真正知识技能的人,致力于审慎思考,真诚,自反而缩。大学允许政治生命作为学术的附属,行动依靠理性而成。新左派必须分配在整个国家的重大社会角色中,大学也是之一。新左派必须由战后一代的年轻人构成,甚至更年轻的人。大学显然是个起点。新左派必须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务实切题,社会主义者改革彻底。让这两大传统探讨差异并寻求政治中道,大学是比政党更理想的地方。一旦国家政策和国内冷漠出现转机,新左派必须在整片大陆上引发争论。理想的大学是争议的社会,入乎其中而能施于其外。 新左派必须改变现代性的复杂,转变成可以理解的议题,贴近每个个体。必须充分认识既有的无力感和冷漠,让人们看到他们私人的问题中存在的政治、社会和经济资源,并能将资源整合,改变社会。在预想的繁荣时期,道德的自满,政治的操纵下,新左派不能靠肚子疼一样的小问题来推动社会改革。改变的动机必然掺杂痛苦的个人努力,必然是从未讨论过的。大学是和所有这些活动都紧密相关的地方。

但我们不能沉溺在幻觉中:大学的体量不足以促成一场平凡人追求更好生活的运动。新左派的战士须通过开展和平运动、民权运动、劳工斗争,唤醒同盟,巩固理论和理想,那里往往混乱横行,政治交易。学生和学院联合的力量,不仅仅是潜在的,更在南方展现实效,在北方的改革运动中也已存在。不过,通往政治权力的桥梁,将由真正的合作而建造。在本地,在全国,在国际。在年轻的新左派和醒来的同盟间。在每一个团体中,我们都要着眼于大学之内,自信地行动。我们也必须看向外部那些并不高超却更持久的为正义而作的斗争。为了把这些神秘的可能变为现实,需要施举国之力,而这正需要学生和学院的联合。他们必须扭转行政管理对教育进程的控制,必须和工人运动、民权运动以及其他校园外的自由力量建立友好的功能性的连接,必须将重要的公共议题引入课堂——比如研究和教授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他们必须辩论争议,但不是学究式的,而是教育生活的常态。他们必须有意识的为冲击权力中心打造基地。 作为民主社会的学生,我们必须致力于激起这样的社会运动,必须在大学和全国各地的团体中,引燃这样的视角和计划。

如果说我们看起来是在寻求难以实现的目标,如外人所说的,那么我们就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恰恰是为了避免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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