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出版史的缩影

不自恋的锦哥
2017-11-28 00:41:43
张静庐先生自1952年起,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等巨著,煌煌二百五十万言。而他写这部自传的缘起,就是为了“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从这个角度看,算是为后来的大制作编了份提纲。
同样具有史家意识的出版人回忆录,还有赵家璧先生的“编辑忆旧”三部曲。前段时间刚看完续编《文坛故旧录》。由于写于晚年,赵老已忘却了很多事,加上大量珍贵的书信在文革中被毁,不少细节难以确定。但赵老毫不敷衍,秉承着负责、严谨和求实的作风,写信寻访当事人,搜罗其他可做旁证的资料,并参考他人的回忆。有些文章已发表多年,仍然根据新发现进行修订和增补。如此态度,使得赵老笔下的每件事都言之有据、客观真实,超越了一般回忆录的主观判断,史料价值极高。更有许多赵老多年未解的谜团,在求证的过程中水落石出,例如某幅用于包装纸的鲁迅木刻肖像为何人所刻、《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中断的原因等等。
翔实的史料扩大了“编辑忆旧”系列的篇幅。相较之下,张老这部仅七万余字的小书,就囊括了二十年的出版岁月,可谓“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未在细节上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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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静庐先生自1952年起,编有《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中国出版史料》等巨著,煌煌二百五十万言。而他写这部自传的缘起,就是为了“记述二十年来上海新书事业的沿革和变迁,给后来留心新文化运动的史家们一些‘或许有用’的史料。”从这个角度看,算是为后来的大制作编了份提纲。
同样具有史家意识的出版人回忆录,还有赵家璧先生的“编辑忆旧”三部曲。前段时间刚看完续编《文坛故旧录》。由于写于晚年,赵老已忘却了很多事,加上大量珍贵的书信在文革中被毁,不少细节难以确定。但赵老毫不敷衍,秉承着负责、严谨和求实的作风,写信寻访当事人,搜罗其他可做旁证的资料,并参考他人的回忆。有些文章已发表多年,仍然根据新发现进行修订和增补。如此态度,使得赵老笔下的每件事都言之有据、客观真实,超越了一般回忆录的主观判断,史料价值极高。更有许多赵老多年未解的谜团,在求证的过程中水落石出,例如某幅用于包装纸的鲁迅木刻肖像为何人所刻、《中国新文学大系》日译中断的原因等等。
翔实的史料扩大了“编辑忆旧”系列的篇幅。相较之下,张老这部仅七万余字的小书,就囊括了二十年的出版岁月,可谓“不甚详赅,而去古未远”。未在细节上用力,亦能于宏观处谋篇,这部书对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出版界有着全局性把握,更兼张老自身的传奇经历,读者于此书便可管窥近代出版史。
张静庐与其他出版家的不同之处,最直观的有两点:一是出身,具体说来,就是学历和做出版前的初始职业。张老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酒馆学徒,做了两次“回汤豆腐干”,后来又贩枣子,打牌输光钱,坎坷落魄,衣食无着。而商务巨擘张元济是前清翰林、总理衙门章京;王云五则有些类似,在五金店做过学徒,上夜校自学英文,在中国公学时成为胡适的老师,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也高于张老许多。赵家璧在进良友之前是光华大学的英国文学系毕业生。第二是出版社经营之路,张老在建国前曾创办光华书局、现代书局、上海联合书店、上海杂志公司,经历过拆伙、背叛,起起伏伏、更迭频繁。而其他出版家,若忽略建国后的公私合营,则大多为一社而献终生,如张元济之于商务,章锡琛之于开明,陆费逵之于中华书局;亦有如赵家璧之于良友、晨光二社者,但极少如张老这般“履历丰富”。从人际交游上看,这部书也不似其他出版家那般名流迭出。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出版界“基层经验”,在宏观的视野下,才更能让读者窥得历史的全貌。
比如一篇随笔引发的“书店官司”,道出了当时出版界的乱象丛生。“在公共租界里干着文化事业,随时有触犯‘奴隶法律’的可能”,彼时没有专门机构管理,没有相应法规,完全要看“手腕如何”。就算遇到贤明审判,“胜利属于你,麻烦也就会使你更多,多得你一定要放弃你所探求的理想的‘公理’,仍得施用手腕,待他们感到一定限度的满意的时候为止。”毫无权势的基层出版人,实在艰难!
出版乱象还包括对版权的无视。张老谈到1925到27年“新书业的黄金时代”时:“上海的新书店,旧书店,凡是能够弄得到印刷机器的,无论谁,都马上可以发财。同样,印刷所的老板们也可以靠此发财,因为这些书都没有版权的,……只要你有法子印出来,不怕没有销路。”在谈到随《游戏》杂志而风起的“同样刊物”时,张老特意注明:“不仅内容同,就连形式和定价也完全相同的。这是中国文坛和出版界挺会玩的拿手好戏。”如此赤裸裸的盗印和抄袭,虽然满是污点,但形而上之,或许也是经营环境恶劣、体制尚未建立、立法漏洞百出的时代背景下,薄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实现资本原始积累或利益最大化的必由之路吧。但正因为此,这些通过正当手段经营出版,并使之发展壮大的出版家,才更显难得,更值得敬仰!
此外,张老还通过自己的学徒经历,曝光了不少行业潜规则。譬如洋纸号的“冲磅”,“将实际的六十磅纸张喊做七十磅”;“剃头”,“将每一令纸(五百张)抽出五张或十张”;“调包”,“将比较劣等的纸张,在包皮上面换贴一种顾客所指定要买的商标牌号,待你觉察到时,白纸上已经印下黑字,要调换也没有办法了”。尤其“调包”,最是无赖奸滑。然而凡出版必用纸张,这又提供了近代出版史的另一侧面。
又如风行一时的“礼拜六派”,或鸳鸯蝴蝶、或滑稽调笑、或玄学迷信、或江湖奇侠,都从阅读喜好的角度,体现出了当时的社会风味和大众心理。而后北伐战争,《三民主义》和《中山全书》热卖,清党运动之后却一落千丈。国民政府时期又有了新的管制措施,“一本记述儿时生活的小说,也会加上‘反动’的罪名”,只因跋文中有一句“革命已经成功,小民无处吃饭”。政局不稳,法令更替,实是近代出版界不可忽视的大环境。
每每读到“屌丝逆袭”的奋斗史,毕竟胜败有凭,我总不禁想探究内中原因。那么张静庐为什么能成功?
张老对书的热爱自不待言,但他也勤于笔耕,并且勇于展现自我,大胆投稿,在得知小说《游丝》被《妇女周报》采登后,就主动拜谒了主编沈卓吾,成为忘年交。有的时候,机会就是靠自己争取来的。
张老还是一个善于总结生活经验的人。他的“棋盘街巡阅使”生涯尤为重要,既对书店进行了充分的“市场调查”,又亲身感受到广大读者的心理:“我自己是一个读者出身的出版家,我深切地感觉到没有钱买书而要想‘揩油’看书的困难。所以当我创设上海杂志公司的时候,第一步办到一切新书杂志都摊放起来,绝对地并且很欢迎没有钱买书的读者自由自在地翻看他所需要的书籍和杂志。”张老第一次尝试出版杂志,直接托报摊书店代售,吃了大亏,所以后来尤其注重“代理发行”业务,成绩斐然。
张老极富开创精神,同时拥有独到的眼光,这使他创造了许多“第一”:光华书局是“上海第一家纯粹的新书店”;用二十元办起上海杂志公司,在此前,“中国还没有专营杂志事业的书店”;包括建国后主编的《中国出版史料》,也是第一部有关中国近现代出版史的资料书。有开创精神的人,则不会落后。
张老白手起家,还离不开朋友的广泛帮助。他与沈松泉、卢芳以二十五元的资本合办光华书局,“因为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一家‘干伙’的小书店,创办的又是三个在书铺子里时常跑进跑出的‘巡阅使’,所以格外容易得到朋友们义务的帮助。……邱韵铎先生替我们看校样,叶灵凤先生替我们画广告,都为着有相同的兴趣。”当他正想在社科出版上有所建树时,同乡朋友洪雪帆“正愁着装满了大皮箱的钞票没有用处,来和我商量。”当他被“踢出现代书局”,厌倦人生,“过着变态的生活”时,“张振宇先生忽来找我,要请我担任他的时代图书公司的华南五省总经理。人在落魄时,小小的慰藉可以暖于春阳。”这在一方面体现了人脉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表明张老自身的能力高人一筹。
不过,“友谊的小船”也经常翻。他在光华书局与沈松泉拆伙:“经验告诉我,合作的事业,总是不容易维持久长的。集合开始愈便利,离散时间越短促。”在现代书局被洪雪帆摆了一道:“没有一丝血痕的一把利刃,从我认为有‘知己’之感的朋友,亲手刺进我的心坎!”这让我不禁想起《中国合伙人》的经典台词:“千万不要跟丈母娘打麻将,千万不要跟想法比你多的女人上床,千万不要跟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
最后,这部回忆录的文笔也相当生动。张老讲到“巡阅使”看新书的不易时:“当你一只脚跨进书店的门槛时,全铺子里伙计们几十双乌溜溜的眼睛不约而同地射到你的身上来,使你没有勇气再搬动你后面一条腿;就使放着大大方方的模样走进店去,站在某橱窗的前面,当你的一只手还没有举起来(或许是举起来抓着头皮上发痒的),就有一位伶俐的小学徒很快地跑来,站在你的身边,牢牢地叮(按:应为“盯”)着,叮着,叮到你走出他店门为止。”实在是活灵活现、入木三分。
书中还有不少口头语。例如讲到械斗,“死了一个人等于一只老鸭钱”;“念雨书”,指“晴天里下田做工,逢下雨的时候,才领到私塾里去认字”;功课不及格,是“吃‘红萝卜’”;“回汤豆腐干”,则是指学徒“凡是没有度满三年时间而中途退出的”人了。这些方言都为文字的表达增添了不少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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