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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与财富:读《世界的信使——元明回商研究》

支离疏
2017-11-26 23:54:40
公元1218年,一支中亚穆斯林商人组成的使团沿着丝绸之路,从成吉思汗的汗廷向西来到花剌子模的边城讹答剌。他们原本身负和平的使命,却一夜之间被当地的统治者贪婪而疯狂地屠戮殆尽。这一事件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被后世史家称为“人类命运晦暗之时”: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因此“毁坏和荒废了整个世界”;而这些穆斯林商人,“为偿还他们的每一滴血,每个十字路口都要有千万颗人头落地”。

这次中亚穆斯林商团的悲剧,成为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索,上帝之鞭又一次挥向西方,花剌子模苏丹身死国灭,旧的世界格局在蒙古铁蹄下摇摇欲坠。也正与此同时,大批西域、中亚穆斯林随蒙古军队万里跋涉进入汉地定居,这一“堪称古代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移民运动”,拉开了回族先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序幕。“讹答剌事件”也因此成为《世界的信使——元明回商研究》这部专著考察的起点。

本书的书名“世界的信使”渊源有自,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宋元以来,作为回族先民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来自西域、中亚的穆斯林秉承伊斯兰教中鼓励经商的教义,不仅在陆上丝绸之路早已成为继粟特人之后的执牛耳者,在海上丝绸之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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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18年,一支中亚穆斯林商人组成的使团沿着丝绸之路,从成吉思汗的汗廷向西来到花剌子模的边城讹答剌。他们原本身负和平的使命,却一夜之间被当地的统治者贪婪而疯狂地屠戮殆尽。这一事件的影响如此深远,以至被后世史家称为“人类命运晦暗之时”:花剌子模苏丹摩诃末因此“毁坏和荒废了整个世界”;而这些穆斯林商人,“为偿还他们的每一滴血,每个十字路口都要有千万颗人头落地”。

这次中亚穆斯林商团的悲剧,成为成吉思汗第一次西征的导火索,上帝之鞭又一次挥向西方,花剌子模苏丹身死国灭,旧的世界格局在蒙古铁蹄下摇摇欲坠。也正与此同时,大批西域、中亚穆斯林随蒙古军队万里跋涉进入汉地定居,这一“堪称古代东西方之间最大的移民运动”,拉开了回族先民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序幕。“讹答剌事件”也因此成为《世界的信使——元明回商研究》这部专著考察的起点。

本书的书名“世界的信使”渊源有自,据说先知穆罕默德曾说:“商人是世界的信使,和安拉在大地上的忠实奴仆。”宋元以来,作为回族先民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来自西域、中亚的穆斯林秉承伊斯兰教中鼓励经商的教义,不仅在陆上丝绸之路早已成为继粟特人之后的执牛耳者,在海上丝绸之路上也进入空前繁荣的时代。回族先民自蒙元时代大举迁居汉地,元末明初形成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回族,下至明清,始终保持着重商、擅商的传统,回商行迹遍布中国。直到今日,回族已成为中国分布区域最广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的作者杨志娟教授就是一位回族学者。她生长在少数民族地区,又接受严格的民族学教育,早年曾在西北地区的民族院校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后又来到东部沿海的烟台大学,继续专注于回族历史文化的民族学研究。也正是由于其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和了解,以及在不同地域迁居学习工作的经历,使其对回商这一研究对象的历史观察自有其独到的体会。

应该说,本书选择把元代和明代的回商作为重点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有其独到之处。明清以降,回族商帮发展已十分成熟,西北脚户、驮帮、云南马帮等有地域特色的回族商帮资料丰富,已引起学者广泛关注。但实际上,从回商发展的历史进程上看,元代不仅是回商在中国大发展的时代,更是其政治经济地位达到顶峰的时代,明代则是回商发生从外向转为内向的重要商业转型,并促使回族这一民族最终形成的关键时代,也奠定了直到今天回族分布的主要格局。可以说,一部元明回商史,就是一部回族形成前史,回族形成的族群构成、经济基础、民族认同、伊斯兰教华化等关键性因素,都可从此入手一窥究竟,正本清源。

回族先民入华最早可以追溯至唐宋时期的阿拉伯商人蕃客,但无论从规模、人数、影响力等各方面来看,其主体构成仍应是蒙元时代大规模东迁的西域、中亚穆斯林。据学者估计,有元一代迁入中国的回回人大约有二三百万。而元朝汉地总人口不过八九千万,回回人所占比例超过3%,与当今中国回族只占总人口不到0.8%相比较,高出三倍。更重要的是,元代回商与蒙古统治者之间关系极为密切,不论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都达到了历史上的顶峰。所以,本书尤其重视对元代回回商人的考察。全书共分十章,其中第三章“蒙古帝国的回回商人”、第四章“蒙元回回商人经商路线和商品考”、第五章“元代回回海商集团”、第六章“元代斡脱商人与回回法的盛衰”皆为研究元代回商之专论,其余各章包括第一章“元明回商研究综述”、第二章“元明回回构成”、第八章“运河回商与伊斯兰文化的发展”、第九章“元明清真寺及回回分布考释”、第十章“回商在回族形成中的作用”,则元代明代并重,兼而论之。真正专论明代回商者,仅有第七章“明代回族商业活动”一章而已。这并非是作者厚此薄彼、篇幅失衡,而恰恰体现出作者慧眼独具,深知作为回商大举入华之滥觞,只有考察理解了元代回商的繁花着锦、烈火烹油,才能真正把握在元末明初由盛转衰之后回商巨大商业转型在回族形成史上的关键意义。

作者首先分析了蒙元时代来华回回的人员构成,除被蒙古西征大军征服当地后大量征发的穆斯林签军之外,人数最多的即是从陆路及海路来华的西域、中亚穆斯林商人。其中包括蒙古西征前西辽治下的突厥穆斯林、四大汗国建立之后的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治下的穆斯林,以及来自印度洋沿岸和东南亚的穆斯林。这种人员结构,也注定了在蒙古建立起世界性帝国的时代,无论是路上丝绸之路还是海上丝绸之路,都将是回商们尽情施展拳脚的舞台。

《古兰经》有云:“谁为主道而迁移,谁在大地上发现许多出路,和丰富的财源,……真主必报酬谁。”开拓和掌控更多的商路,追求更多的货物与财富,无疑是元代回回商人们的主要追求。作者在书中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由回回商人开创的遍布亚欧大陆的巨大海陆商业网络,使得原本抽象的“一带一路”生长出了毛细血管一般的细节。而这一巨大商业网络上所承载的则是品种空前丰富的商品,各种连名字都不能一一辨识的珠宝玉石、珍贵织品、香料药物乃至珍禽异兽,与大量的瓷器、粮食、食盐等日用品一起,共同将元代回商海外贸易推向鼎盛。书中这些关于各类珍奇商品考察的章节,又使本书具有了一种博物学的趣味。

虽然元代“回回遍天下”,回商极其活跃,但作者却是以一种冷静的眼光加以观察,认为这不是一种正常的繁荣景象,甚至“表现出一定的畸形发展特征”。从一开始,蒙古帝国治下的回商们就具有“官商一身”的特征。从曾与成吉思汗“同饮班朱尼河水”、位列开国功臣的中亚穆斯林商人阿三开始,回商就与蒙古上层统治者的政治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们大量聚居于蒙古城市,许多商人出身的回回官吏甚至直接卷入蒙元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在中央政府,回回法与汉法的斗争贯穿蒙元一代,多次引起元朝政治动荡。而在地方上,蒙古统治者与回回海商集团之间的冲突则最终引爆了泉州长达十年的“亦思八悉”之乱,泉州作为海上丝绸第一大港的地位也在这场残酷的兵乱中宣告终结。

正是由于元代回商的繁荣是不完全正常,甚至是“畸形”的,元亡明兴之后,已大量定居于中国的回回商人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努力寻求转型。作者向我们细致地勾勒出这一转型的历史图景:明代海外贸易极度收缩,回商们开始大力开拓国内市场,逐渐向内地交通要道、商业重镇迁移分散。回商在国内贸易的网络覆盖空前扩展,无论是南北各大城市、沿运河商圈,以及行走于滇川甘青藏的马帮行商,都很快成熟兴盛起来。在国内各级市场间往来的回商们为各地族源间的沟通和凝聚提供了中介和桥梁,原本周行亚欧大陆的世界信使,终于在明代形成以宗教、文化、经济为纽带的具有高度自我认同的一个全新民族——回族。

纵观全书,作为回族先民的回回商人们兴衰浮沉,最终万川归海。在元代,作为游牧民族的蒙古成为统治者,统治着具有悠久农耕社会传统的汉地,而作为世界历史上最具商业天赋的族群之一,穆斯林商人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游牧与农耕之间难得的润滑剂。但回商始终是油不是水,面对外在条件的巨变,他们不曾须臾放弃自己伟大的宗教文化传统,在历史浪潮的沙汰中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反而在不断地迁移、开拓中维系着超越血缘的族群纽带,凝聚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想象的共同体”,从而继续游刃于新的道路与财富之间。如果把“中华体系看做在北方草原和青藏高原游牧部落与低地农业社会相互依赖的基本历史情境中经过长期互动而得以成型的社会系统”,那么回族也许就是在这一中华体系中由外来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碰撞与结合而产生的一个另类的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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