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与女性记忆

轻约烤面包
2017-11-25 23:34:53

一般的研究者认为,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公共事物以外,因此她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并且是十分个体化和身体化,与宏大历史过程有相当显著的距离。

而贺萧女士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便是利用了从1996年到2006年间72位陕西关中与陕南地区女性的口述材料,尝试发掘出集体化时代农村妇女的历史与其内在的社会文化原因。

面对“女性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问题,作者在书中用“记忆存在社会性别”作为回答,在作者眼中,记忆必然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一定会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影响。

因此,在研究集体化农村女性的过程中,作者首先所承认的是,相比较于男性而言,她从妇女那里所听到的故事确实与国家运动时间的关系极为疏远。而在实际上,作者对所采集到的口述材料进行分析与整理后发现,即使妇女的叙事与国家运动时间疏远,但这却无法证明妇女与公共事物脱节,相反,这种“疏远”恰好可以成为妇女有一套自己的的叙述模式的依据,即妇女不会像男性那样完全吸收国家话语,比如男性可能会按照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这样的运动时间来叙述自己的记忆,而妇女谈到“我们炼钢的时候”其实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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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研究者认为,女性一直被排除在社会公共事物以外,因此她们对重大历史事件的记忆常常处于一种混沌的状态,并且是十分个体化和身体化,与宏大历史过程有相当显著的距离。

而贺萧女士的《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一书,便是利用了从1996年到2006年间72位陕西关中与陕南地区女性的口述材料,尝试发掘出集体化时代农村妇女的历史与其内在的社会文化原因。

面对“女性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的问题,作者在书中用“记忆存在社会性别”作为回答,在作者眼中,记忆必然是一个社会过程,因此一定会受到不容忽视的、性别的社会差异的影响。

因此,在研究集体化农村女性的过程中,作者首先所承认的是,相比较于男性而言,她从妇女那里所听到的故事确实与国家运动时间的关系极为疏远。而在实际上,作者对所采集到的口述材料进行分析与整理后发现,即使妇女的叙事与国家运动时间疏远,但这却无法证明妇女与公共事物脱节,相反,这种“疏远”恰好可以成为妇女有一套自己的的叙述模式的依据,即妇女不会像男性那样完全吸收国家话语,比如男性可能会按照初级社、高级社、大跃进这样的运动时间来叙述自己的记忆,而妇女谈到“我们炼钢的时候”其实说的是当时的一种政策措施,因为这种记忆是来源于她们对自己视为最重要的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性别分工方面出现种种变化的直观感受,所以,贺萧女士强调到,妇女们自己明显挪用并修改了国家话语,并且创造了不同于男性的时间叙述方式。

那么,妇女为何要修改并挪用国家话语?在书中,贺萧女士将原因归结于国家的革命话语并没有对妇女的日常生活提供相应的话语资源这一环节上。作者在详细分析妇女在集体化时期的历史时发现,在集体化时期,妇女的生活和男性一样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们被要去户外进行农业劳作的同时又被要求照顾家庭,所以从事大量的家务劳动依然是集体化时代妇女摆脱不了的责任,妇女们不仅需要在昏暗的灯光下熬夜为家人缝补衣物,同时还要面对生育的问题,贺萧认为,这便是妇女在集体化时最为深刻的记忆,但当她们在回忆这段时光的时候,却无法用任何国家词汇来表达,如果仅仅使用家务活动则无法体现妇女当时所面临的艰难与挑战,因此妇女便求助于美德,她们用勤奋、注重家庭关系和谐、能干这样公认的美德词语去建构一个记忆的自我,以应对国家与家庭关注的缺乏。因此,我觉得作者首先想要解决的是为何在妇女的口述里,看不到和“国家运动话语”相关联的部分,这是因为妇女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记忆建构方式,然而,即使在妇女口中听不到任何和”国家话语“有关的部分,研究者也不能武断认为妇女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因为本书大部分内容都是在介绍农村妇女对公共事务的参与问题,比如在解放之前,在面对男性因为当兵、死亡和灾难来临的时候,妇女就需要到公共空间中寻找事物、进行农耕、甚至是乞讨,她们同时也要在家中进行纺织与缝纫,而在集体化时代,妇女则是进一步参与到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比如她们对农村的医疗卫生条件,尤其是接生问题的改善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经济领域中,她们除了在家庭内部从事纺织、刺绣、编织等活动外,在困难年代,她们会用纺织品去进行粮食交换,也会参与到农业活动中······

总之,贺萧女士是希望通过记忆的性别差异来解决为何农村妇女被排除到公共事务之外的问题,尽管在理论部分还有很多值得商榷的部分,比如所谓的“美德”是否仅仅缠绕在家庭与妇女身上,面对男性所使用的“革命话语”,女性的态度又是如何,还有男性“国家话语”与女性“勤劳美德”之间的纠葛,除过从记忆的社会性别角度考察外,是否还可以从现代中国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现代革命话语与传统道德价值之间的多重冲突中去寻找。但是,我觉得我们始终无法回避的是,贺萧并不是通过大量的档案资料去建构集体化时期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而是用大量的口述材料去了解农村妇女的时代境遇,与其说是口述,倒不如说是她所面对的大量女性对集体化时代的记忆(这里不去考虑农村妇女面对陌生外国人时的说话内容是否具有选择性),她正是通过去思考并质疑男性女性之间不同的言语结构与女性记忆的建构方式,从而建立起在解决公共事物问题时女性与口述内容之间独特的模式。在这一问题上,郭于华和贺萧有着同样的关注,郭于华在分析“受苦人”概念时也强调到,男性与女性对苦难的表达与感受会存在很大的不同,比如对于女性而言,当涉及到集体化的政治动员、土地转移等重大问题时,她们的记忆是模糊不清的。但实际上,并不是女性缺失了对集体化的记忆,而是这些记忆需要通过她们的身体、情感,比如她们对病痛、对养育孩子、对食物的记忆才能够再现。郭于华也认为女性并不是不能够讲述集体化的历史,而是不能用通常被正式认可的时间序列和官方话语来讲述。

看完这本书后,印象最为深刻的就是“接生员”部分与“记忆性别”的理论部分。我的一个大致的看法就是,若没有关于记忆性别的理论支撑,关于女性不同于国家或者男性叙事的口述内容,估计是无法解决女性是否进入过公共事物并发挥多少作用这一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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