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版70年后重现
舒新城是谁?
他是1936年第一版《辞海》主编。
在主编《辞海》之前,他是个教育家,积极投身新教育运动,曾经出版过数十种教育著述。不过,他曾自谦:请诸君不要把我看作一个“教育家”,我不是“教育家”,而且不能做“教育家”,我只因生活上种种关系,对于教育有些直觉的意见而已。
这“生活上种种关系”,长达35年之久。去年10月,他的《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在绝版70年后重新出版,并被《新京报》书评周刊选为2016年度教育类年度好书。
腰封上写:“绝版70年的珍稀民国史料”,这样的说法一点也不为过。《我和教育》从1930年开始写起,断断续续写了10年,因为时世多变,写完后,为保存原稿,作者立即打样10份,分藏港沪各地,“期待时局之许可,再行付印”。那个年代出版审查极为严苛,1942年后,舒新城的30余种旧著,一半被禁售。直到1946年,此书才得以出版。
而它在70年后再版,是因为舒新城的“粉丝”向继东20多年来的念念不忘。1990年,他得到此书的复印本,就一心想着找出版社再版,直到20多年后,他成了一名出版人,终于达成夙愿。
这本书首先吸引我的,是舒新城的教育背景。他站在传统与现代之交,既有旧学底子,又接受了新式教育。而我恰恰对有着这一教育背景的人尤其感兴趣,因为最后一代真正堪称大师者,正是从他们中诞生。
近些年来传统文化回归,也有很多家长倾心于传统文化教育。遗憾的是,大家都已不认识来时路。因而,种种怪力乱神随之产生。比如,各种读经班,比如,把《弟子规》奉为国学经典。以及开学典礼上少不了的着汉服、行开笔礼。负责报道的媒体人云亦云:开笔礼,是中国传统中对少儿开始识字习礼的一种启蒙教育形式。然而,所谓开笔礼,其实是今人臆想并伪造的“古代礼仪”。
舒新城在书中也谈到了“开笔”。他不到五岁开蒙识字,而等到“开笔”,却是十岁半的事情了。
对照近日所读《齐如山回忆录》,也讲到了蒙学经历三步骤:先是“开读”;读了几年后,先生才为讲解,此即名曰“开讲”;再念几年,学做文章,此即名曰“开笔”。所谓开笔,旧指读书人初次开始学做诗文。而不是今人说的开学。
说到开学,各个学校也都刚经历了一番轰轰烈烈,大家铆足了劲变着法子大秀花样,热闹堪比庙会。然后,以期达到什么目的呢?不得而知。
舒新城在书中描写了一段他所经历的书院开学典礼,让人印象深刻:各种叩首礼之后,山长就坐,讲“学而”一节,同学静听毕,由监院指挥学生退去。这一幕开学礼所费时间总在二小时以上。但全体同学都肃静无哗,随着山长及监院的步趋为步趋,而山长及监院更郑重其事地屏息无声。一种雍容静穆的气息,到现在回想起来,还使我肃然起敬。
也许,现今的学校,多的是喧腾热闹,缺的正是这种“雍容静穆”吧。
在描述所受的教育时,舒新城对于少时的学塾及书院生活有着动情的笔墨。他写儿时的家庭式学塾,置身于山林之间,读书声与倦飞而还的鸟声相唱和,“这样的日课,是我们最愉快最自然的工作”。学塾附近有参天的松柏,长绿的修竹,更有不知名的乔木和野草。“每当春暖风和的时候,百花怒放,百鸟婉转,我们一些天真的孩子们都为这花香和鸟语所陶醉,而每于午餐后效宰我之昼寝。先生虽为孔子之徒,但对我们这些宰我尚不以朽木相讥,有时且和我们同样地梦见周公;且于日晖从西边斜射到我们书桌上的时候,常率我们去林中采菌采笋,以为佐餐之资。”
尤为喜欢这一段。虽然写到了孔子和宰我的典故,但字里行间流露的却是“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
15岁后,舒新城接受了新式的学校教育,24岁后,又从事教育事业。这一过程他感受到了教育中的种种不合理,对于学校教育产生疑问:学校究竟应该怎么办?教育到底是什么?因为疑惑,所以力图寻求答案,才有了他那些关于教育的见解和著作。
这本《我和教育》,也正是作者把生活历程为线索,去演述近代中国教育的变迁。因而,这不仅仅是一部舒新城个人的自传,也是一部珍贵的民国教育史料。对于传统教育有兴趣者不妨读读,你就不会掉入盲目的陷阱,就会知道誉满全国的“国学经典”《弟子规》到底是不是经典,是不是蒙学读物;你也会知道,从前的人到底是怎么读书的。
如果想从中得到一星半点教育知识的人也不会失望,虽然舒新城没有过多陈述自己的教育观,但是,书中不时闪现真知灼见:
———教育的材料充满于自然与社会之中,我们随时随地可以采用。
———教育的方法在思想的自然激荡与自动追求,不在威权的强迫压抑与被动的灌输。
———师生之间,应把制度的关系打破,恢复“人”的关系。
他说到教师对学生的影响,不仅仅是学识上,更是人格上的:华尔伟先生之治事不苟,态度诚挚,养成我负责任、有条理、富同情的习惯。而在人格上最使我感动者为杨怀中先生,其处世接物一本至诚。他律己极严,不吸烟,不饮酒,读书作文均正襟危坐,处以虔敬,但对他人则并不强加干涉……在行为上他那虔敬的态度,常常使我自愧疏暴,使我反省到养成“事无大小,全力以赴”的习惯。
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他编教材。怎么编的呢?给中学生编《心理学初步》。“在文字上,我更注意于怎样才能使中学生自己看懂,每下笔时,总有十五六岁的青年的影子在我的脑中,故文字力求浅显,例证力求通俗”。写完后不自信,又请几位没看过心理学的学生细看一遍,并请他们把不懂的地方记出来,然后又修改。
他编《辞海》也有段佳话。记得鲁迅《故乡》里,少年闰土月色下刺的猹吗?这个字,舒新城编《辞海》时,手头资料查不出这个“猹”字,特意致信向鲁迅问询。鲁迅也在信中坦诚回答,这是他根据乡下人所说的声音,生造出来的一个字。
据舒新城儿子叙述,父亲当年编辑《辞海》常常通宵达旦,为了一个词的准确解释,要翻阅几十本书,征求几十个人的意见,方才罢休。
“事无大小,全力以赴”,一代学人的精神,由此可见一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