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戈多 等待戈多 8.6分

都知道《等待戈多》是名作,但看完还是没明白好在哪里?

孟冬
2017-11-12 看过
戏剧通常只有在被理解的基础上才能体现作品本身的活力。这种理解往往表现为使理解者的情绪激动、紧张,或者产生同感并提高为对自身生活的反思,从而达到使理解者暂时脱离自身禁锢的效果。

可在贝克特这里,这种理解被取消了,这部剧怎么看都很难理解,许多读者无法变为理解者,因此就常有人说,这是一部名作,可我还是读不懂也读不下去。

读者在这部剧里不再被传统戏剧所具有的氛围笼罩,即受情节吸引猛烈地跳出自身,剧中人物也不再担负传统戏剧清晰的角色设定,他们身份模糊,这就造成即便我们很早就对这部作品耳熟能详,但始终无法参与进去。

在明白贝克特有意取消理解这一意图前,我们需要知道,传统戏剧正是通过语言与语言的连接很快给出一起事件以外表,戏剧家运用语言给读者制造一起不在场的幻觉。因此,戏剧人物及围绕在他们身上的事件常常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躲避自身生存的去处,有条理的语言和穿插其中的情节支配着我们的意识,像幽灵似的诱使我们脱离现实的根基,进入他们那不可能实现的世界。这种模式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语言的清晰或者语言中的因果关系。

在一部戏剧里,人物之间的对话很大程度上操控着我们,在对话紧密的内部逻辑中,戏剧作品通过外部语言编织为一个整体,从无声无色的黑白文字延伸到眼睛后面的视觉空间,读者对语言的知觉很快就建造起了符合戏剧空间里的形象。这时候作家的特性由此显现,作品便成为读者与作者之间的公开秘境,一个在读者的看与作者的说之间猛烈展开的空间。叙事作品就是不断地诱惑读者进入这一空间,造成一种不在场的假象。

而每一次空间的打开,必然产生读者与作品的共鸣,即对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为其哭泣、哀叹、欣喜,或是感到宽慰。每一种情感都在这个不存在的空间里产生。这就是我们领悟一部戏剧、小说时,全身心投入创作者摆在我们面前的虚假空间里常常产生的激情幻影。

可如果这一空间被人为取消了,那么这一隐秘空间便无法展开。读者就不会产生什么情感,甚至连一点情绪也没有,人就无法脱离现实在虚构空间里做梦。

在亚里士多德,人是否在一部戏剧中得到“净化”,常常被视为一部作品是否达到的最佳效果的标准,人在进入剧情的过程中,因代入了戏剧人物的命运,从其遭际中产生共鸣,在不属于自己的命运里得到快感,从而得到感情的净化。我们在莎士比亚、莫里哀、莱辛的戏剧中,都能体会到这种效果,几位剧作家将内心世界展现为戏剧的可见正是通过语言的功用。基于对这种戏剧效果的依赖,我们习惯了在一部戏剧中能生产出类似于情感之类的东西。

可在贝克特这里恰好相反,整部剧非常简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两个流浪汉呆在舞台上无所事事。他们的对话毫无逻辑,剧情更谈不上发展,因为剧情压根没有向前铺展的痕迹,两幕戏之间除了时间变化外,其余的一切未有任何改变。离开了故事剧情的设置,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就像事件的悬置,而非一次事件。他没有提供任何“走进去”的契机,即让读者进入虚构空间的机会。他的故意为之恰恰是放弃了语言的虚构功能,放弃了通过语言将人带入不在场的气氛中。

我们能在剧中强烈地感受到他的故意。破碎的对话场景随处可见,这无不体现语言逻辑的缺失。为了打发时间,两个流浪汉一会儿来场对话,一会儿又互相辱骂,或者捉弄另外两个人。就是没让语言畅快地组织起来。当波卓提议讲个故事或谈论黄昏的景色时,语言似乎即将动工建造空间让读者“走进去”,可贝克特立刻让这种虚构企图流了产,在一番不确切的交流后,对话便在两个角色的停顿、拒绝和失败中不了了之,复归沉默。

于是,我们看戈戈与迪迪的对话,始终无法拥有带入感,也无法体会语言在我们身上流淌,滞留于我们内部并发出回响的亲近之感,语言被精心脱去了它往常所穿的虚构外衣,表现为“徘徊在语意连贯的边缘,旋即跌入某种无言的黑暗。”

这就是这部戏剧为何读起来会名不符实的原因。

现在我们需要明白为什么贝克特会故意放弃语言的功能。

在戏剧、小说中,语言一直发挥着虚构的本领,作家通过它排列组合创造了一个虚构世界,读者的心轻易就被移入这一空间,从而通过对这些陌生或熟悉的事件的感悟被包围在理解并且模仿中,作品因而被提高到重要意义。但从现代主义小说家起,这种虚构的完整被弱化了,或者说,从他们开始,小说虚构开始不完整,出现了一个缺口,永远也填补不上。如契诃夫的《三姐妹》,有一个永远也没法去的莫斯科城,而卡夫卡的土地探测员也永远进不去城堡,伍尔夫同样也有一个去不了灯塔,在贝克特,不完整就体现在永远等不来的戈多。

在这些作品中,这些够不着的意象成了小说中的缺口。但贝克特与这些小说家们也有不同,在他之前的现代主义小说家,还沉浸在对这个缺口的怀念中,他们把这个缺口的不可得视为人生的剧痛。不信你看他们的作品都会感到一种痛苦。

《三姐妹》里,当玛莎和图森巴赫讨论着一些生活意义的问题时,屠森巴赫突然指着窗外正下着的雪问道:“看看窗外,正下着雪。这又有什么意义?”,这一追问把意义的由来推到我们眼前,下雪这一自然事件的意义(是快乐还是忧愁)是来自我们的赋予,还是它本身即含有意义呢?这时,我们会发现,原来我们对世界的认识都由于语言的组织和展开。因此,在这些小说家的作品里,呈现为一种对意义的不断追求但意义却总是闪躲的困境中,这正是他们笔下人物痛苦的所在。在现代主义小说后,每个人都成了卡尔维诺的被分成两半的子爵。

相比之下,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并无对缺口的怀念,因而也就没了因怀念、追寻而产生的痛苦。他明白语言的虚构装饰了类似“下雪”这样的事件,也赋予许多事件以意义,更装饰了人的存在,语言用一个故事把意义封闭住。于是,语言的虚构在贝克特的戏剧里总呈现为时隐时现,他排斥读者进入,来到不存在的“这里”,因为言语虚构的人物及故事都是谎言。没有谎言就没有被骗,人就不会再回到现实时感到分裂。他的戏剧要做的正是弱化语言,让读者就成为自己,没有脱离现实追溯过去,也没有在谎言中营造对未来的期许,读者不可能成为剧中的每个人,自始至终,他都只是自己。
 
(在读《四川好人》时,我意识到布莱希特也有一种故意,他的故意不是像贝克特一样取消语言虚构,而是在故事的关键处中断,我觉得他们都是一个出发点,只是贝克特太超前,太先锋了,不是一下就能接受的,之所以觉得他好,是因为小说戏剧究竟是否为浪漫的谎言在我还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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