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公的新衣——新生活运动与教养身体的政治

Saltimbanques

身体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性的、充满教化的场域

一直以来,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欠佳,辫发、缠足,不讲卫生,愚昧无知,其中自然少不了东方主义式的遐想与虚构,但我们自身也免不了自惭形秽。

于是,我们剃发放足、改观易服,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结连同对现代性的求索投注到身体和形象之上,只有改造身体才能改造个人,而只有改造个人才能改造国家和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充满教化权力的场域。

在李蓉编的《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中,集中关注于中国20世纪上半段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人的身体中充满的各种话语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发式改造、军国民运动、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程、中山装的流行、性话语的兴起等一系列围绕身体的话语开始产生。

台湾学者黄金鳞在其著作《历史、身体与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中,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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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政治性的、充满教化的场域

一直以来,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形象欠佳,辫发、缠足,不讲卫生,愚昧无知,其中自然少不了东方主义式的遐想与虚构,但我们自身也免不了自惭形秽。

于是,我们剃发放足、改观易服,将一种民族主义的情结连同对现代性的求索投注到身体和形象之上,只有改造身体才能改造个人,而只有改造个人才能改造国家和民族,在这样的背景下,身体在近代中国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政治性的、充满教化权力的场域。

在李蓉编的《中国近现代身体研究读本》中,集中关注于中国20世纪上半段民族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人的身体中充满的各种话语的张力,清末民初的发式改造、军国民运动、女子缠足由美变丑的历程、中山装的流行、性话语的兴起等一系列围绕身体的话语开始产生。

台湾学者黄金鳞在其著作《历史、身体与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中,以国家化、法权化、时间化和空间化四个维度挖掘身体在近代中国的经历。其中身体的国家化是分析的重点,作者以出现在清末民初的系列国民改造运动,以及伴随而来的教育体制改变,来省察身体的国家化发展,如蔡锷牵头的军国民运动,用军事化与尚武改造国人孱弱的身体,而梁启超的《新民说》也是站在囯族竟存的立场上所进行的一次理想国民的整体塑造。

葛红兵与宋耕合作的《身体政治》探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身体观念、阶级的身体、疾病的身体和身体的伦理学,在书中身体成了近代政治的场域,革命、解放、自由、文明的话语透过身体传达出来。杨念群在其《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透过医疗史连接起了中国的文化与政治传统,病人不仅是罹患疾病的身体,同时也承担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和制度内涵。

下文介绍的《教养身体的政治》同样可以放在这一脉络中,它所关注的是1934年至1949年国民党推行的“新生活运动”,后者同样将身体作为政治改革的重要对象,其实质与军国民、新民等论述有内在一致性。通过身体的改造,国家对个人实现了强势的控制,在内忧外患的背景下无疑增加了一种凝聚力,但当我们深究,还会发现新生活运动有着更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民国时期的政治、文化、军事,国民党高层的政治斗争,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乃至国际势力的交融,使得我们可以将新生活运动视作一个窗口,以此观察到民国时期中国五花八门的现象。

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始于1934年,蒋介石在2月至3月期间在南昌发表了一系列演讲,内容涉及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主张“我们现在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就是要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做起,我们要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要从不乱吐痰做起。我们要提倡新生活,就可以从扣扣子做起”。7月1日,为了统一指导全国各地的运动,南昌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会长。

蒋介石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

随后,蒋介石的心腹邓文仪起草《新生活运动纲要》,围绕着“规矩、清洁”对日常生活各项行为设置了一些极其具体、广泛、细小的规定,如衣服要整齐、帽子要戴正、不随地吐痰等等。

新生活运动纲要

《新生活须知》及一些宣传

这一系列对身体规训同样带有民族主义的情结、国家化的策略等等,蒋介石在自己的演讲中不断提到,“我们中国何以至今不能和各国平等,也就是我们一般国民的智识道德,不能和人家的国民平等,赶不上他们”,中国国际地位的低劣被归咎于国民生活礼仪的鄙陋,不仅身体不如外国人强健,日常生活中举止动作的“不美”也引起了外国人的污蔑。

但有意思的是,面对这一局面,新生活运动不是简单地仿效近代西方的身体美学及公共意识,相反这场运动却援引了大量的中国传统思想,尤其是“礼义廉耻”的观念。

“这种文明做人的生活,本来是我们祖先向来所过的,不过最近因为社会的堕落、教育的腐败,一般国民将他固有的礼义廉耻忘掉了……现在我们提倡新生活,并不是勉强一般国民做特殊的‘洋派’生活,只要拿‘礼义廉耻’的道理,来指导他们,他们便自然会照着这礼义廉耻的德性去过生活的!”

在新生活运动中,屡有拿古代典故来解释其所提倡的身体观、社会观,如《论语》中的“洒扫应对……立身行道”,《礼记》中对个人清洁、饮食的论述,“凡内外,鸡初鸣,咸盥洗,衣服,敛枕簟,洒扫室、堂及庭,布席,各从其事。孺子早寝晏起,唯所欲,食无时”等。

总之,国民党的新生活运动一开始就充满矛盾,继承的是中国的传统思想,想要达到的结果确是一种西方人意义上的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而在此期间国共内战正酣,东三省几乎沦陷,对于国民党来说正值内忧外患之际,处在夹缝中的新生活运动多少有些不合时宜。

时任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毫不客气地对新生活运动加以批评,他的核心论点在于,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在面临的重大问题,《新生活须知》中没有什么救国良方,不过是一个文明人最低限度的常识生活。再有,依靠政府的行政力量去促成生活习惯的改良远不如通过教育运动,此外中国的经济水准过低,缺乏提高道德的物质条件。简言之便是,在国难当中,即便开展政治秀,也不能靠文明吃饭。

新生活运动在胡适这里,成了蒋介石的政治秀,那我们不禁要问,通过这样一场运动,蒋介石得到了什么?在蒋公的新衣下面,又打的是什么算盘?

新生活运动塑造了蒋介石的领袖地位

从新生活运动的结果来看,可以说蒋介石借由新生活运动塑造了自己精神领袖的形象,他用一种抽象化的策略,将中国传统的礼义廉耻观念加入新生活运动,让自己站在一个文化道德的制高点,成功煽动了他的亲信各派系之间的竞争关系,来促使他们尽力向他效忠。

不仅如此,他还迫使其他竞争对手(西山派、改组派)对此前所未有的群众运动表态,迫使他们认为,与其站在旁观者的立场,不如亲自参加,并将他们拉入由自己掌握的运动体制之中。

当时,国民党虽然通过国民革命统一了全国,但在其内部仍然存在着激烈的派系斗争,因而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南京党政中央内部也分了拥蒋派(蒋介石心腹各系)和非蒋派(西山派、改组派),西山派主要由林森、居正、叶楚怆、戴季陶、邵元冲等,他们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路线,反对当时仍在广州的中央党部,改组派则主要有陈公博、顾孟余、汪精卫等,他们屡次策动地方军事势力举兵,企图由此夺取蒋介石的权力。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拥蒋派希望通过它改变原有的政治机构,因此拥蒋派积极组织各种活动,成立各种大会,选取理事,以此吸纳非蒋派的党政领袖。这引起了其他派别的紧张,但新生活运动看起来太政治正确了,他们很难表达对立的态度,非蒋派只能寄希望于限制它的范围,防止它获得、行驶实际权力来影响、改变原有统治体制。

“关于新生活运动应注重于感化及力行,不宜过度干涉,致起骚扰”,“组织应力求简单化,避免机关化,其他如处分须注重感化、教育、劝导,避免似行政之处分、司法之惩罚”这些是从非蒋派那里常听到的声音,但在新生活运动如火如荼的进程中基本上没什么影响。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决议,交组织、宣传、民众运动三委员会及内政、教育两部,会拟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这意味着中央政府、党部正式承认了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中的领导地位,并利用行政力量将运动推行下去。

西山派和改组派尽管在理念和实际操作上与拥蒋派有异议,但还是积极参与了此次运动,汪精卫也认为,“规矩、清洁两项是新生活的基本条件,也是共赴国难、共挽危亡的基本条件”,但汪精卫赞同的是通过新生活运动普及近代性身体美学与公共意识,对于依靠政治权力推进运动的方法,表现出很消极的态度,他所警惕的是把蒋介石推崇为倡导精神价值之“教主”的意图。

在地方上,新生活运动也对各省领导人形成压力。蒋介石的亲信在各省市力推新生活运动,使得一些地方的实力派人物也不得不采取措施表示呼应。其中尤其以山西的阎锡山为典型,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和蒋介石的关系颇为微妙,阎锡山拥兵自重,俨然形成了地方割据。新生活运动后,各省市的呼应对于地方割据势力来说无疑形成某种心理压力,为此阎锡山不得不像北伐时期一样,对此表示呼应尽忠,以此确保自己的地盘。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四川,刘湘虽然很积极地承认运动的意义,但却一直以四川社会的落后性为借口,为新生活运动在该省的迟滞辩护,这背后其实是地方当局对中央权力渗透的警惕。因此我们看到蒋介石为拉拢川军,多次到四川督促新生活运动,使得四川的新生活运动看起来由中央、地方携手发起。

这么一轮运动下来,新生活运动仿佛星火燎原般扩大到全国各地,汪精卫和阎锡山等人的承认非常具有象征意义,蒋介石通过新生活运动获得了更高的威望,大大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导致了对原有统治体质的改编。

如何评价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施行15年,之后国民党败退台湾,算是彻底销声匿迹。我们很难简单说,新生活运动是失败或是成功,蒋介石通过它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领袖地位,而一些日常生活的规定确实有利地改善了当时的卫生条件,在抗日战争开始后,“新生活运动”涵盖了很多战时支援活动,如战地服务、伤病慰问、难民救济等等,它有着现实性的成效,但无论怎么说,新生活运动的行政性色彩过于浓厚,免不了出现形式主义的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阴奉阳违的反应并不少见,在这样一场大规模的运动中,宣传和口号显然走在了现实前面,过高的抽象主义和行政命令让运动脱离了大多数群众,因而一场“教养群众身体”的运动,似乎并没有将中国人民“教养”成具有近代性身体美学和公共意识的国民,其结果多少有些令人唏嘘。

如今,蒋公的新衣落下之后,问题其实依然存在。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方面面进入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应该如何以一种文明的身体和形象应对它?

——发于澎湃新闻·翻书党,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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