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基础知识点梳理

冒雨先生

书籍信息: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霍尼格著;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

前言

前言部分主要是为了引入关于苏北人何以能作为一个族群的讨论。关于苏北人的定义,韩起澜认为,苏北或者苏北人是关于某一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苏北人不是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概念,无论你按照地理、语言亦或是经济状况来界定,都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让所谓的苏北人都认可的定义,因为“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相互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p2)它的地理界限是不明晰的,语言和经济状况内部分化也很严重。本文的主旨就是为了探讨“苏北人”这一族群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即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章:导论

导论部分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族群”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建构的基础是族群拥有某些共同的真实的特征,这些特征被某些群体(主要是精英群体)进一步标签化和污名化,从族群中某些人拥有的特征推广到整个族群群体,认为这是群体的普遍特征,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正是这样的偏见使得“族群”成为社会建构的产物。作者区分了美国族群隔离和中国种群区分的差异,美国的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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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信息: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美)霍尼格著;卢明华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8

前言

前言部分主要是为了引入关于苏北人何以能作为一个族群的讨论。关于苏北人的定义,韩起澜认为,苏北或者苏北人是关于某一特定地区同质同类的信念。苏北人不是一个可以明确界定的概念,无论你按照地理、语言亦或是经济状况来界定,都无法得出一个统一的让所谓的苏北人都认可的定义,因为“每一种界定都产生即使不相互矛盾也差别很大的定义。”(p2)它的地理界限是不明晰的,语言和经济状况内部分化也很严重。本文的主旨就是为了探讨“苏北人”这一族群何以成为可能的问题,即它是如何被建构起来的,以及其发挥的作用和影响。

第一章:导论

导论部分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族群”是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建构的基础是族群拥有某些共同的真实的特征,这些特征被某些群体(主要是精英群体)进一步标签化和污名化,从族群中某些人拥有的特征推广到整个族群群体,认为这是群体的普遍特征,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正是这样的偏见使得“族群”成为社会建构的产物。作者区分了美国族群隔离和中国种群区分的差异,美国的族群隔离是基于肤色的,如果是同种肤色的白人移民,则是根据国籍来界定族群的,这实际上很容易界定和区分一个族群,族群的内部认同感的形成也比较自然和容易自我强化。而中国的族群划分则更多的是基于籍贯(原籍),其中里面的一个重要区分族群的特征就是语言。因为口音具有非常明显的地域特征,这是和籍贯联系在一起的。当然,之所以口音能作为重要的区分标志,是因为在中国,人们外显的体质和肤色基本上是一样的,通过外表,很难辨别不同的族群。由于苏北的界定是模糊的,关于苏北区界和内核一直存在着争议,即使这种争议不会在日常的族群生活中显现出来,但是当你进一步追问苏北人他是是哪里人,然后为什么这样说的时候,有很多人就困惑和犹豫了。作者认为苏北族群不是基于传统,而是在异地(上海)被建构的。正是因为是被建构的,所以,苏北人内部对于这个称谓是排斥的,对于自身苏北人身份的界定也是模糊的。以籍贯为基础的族群划分和阶层结构之间存在着关系。某种意义上说,阶层是由籍贯来建构的,这点从籍贯所影响的职业结构能看出来,籍贯是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的联系使得籍贯具有族群涵义。族群强化了阶层分野,但族群不可归结为阶层。作者认为,族群是一系列的社会关系,也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是一种新的研究思路和视角,这也是作者在研究方法上的重要贡献。

这样的一种被建构的族群,其实有几种含义。第一,“族群不是诸如血缘之类的客观事物,而是一种过程。更具体地说,它涉及到建构、援引和玩味文化独特性概念,以便在共同的政治经济体系内将人与人之间划分己类与另类。”(p7)第二,族群取决于情境,“没有哪一个人群天生的或不可改变的是族群。”(p7)第三,族群的含义涉及到谁来界定社会类别的问题,对于被建构的族群来说,“被划分”感是外在的,这里暗含着旨在从属和统治的关系。第四,正如前面所表明的,族群和阶层之间存在着关系,二者某种程度上是重叠的,但是其中一个不能取代或者说归结为另一个。为什么在上海会形成苏北人这么一个族群呢,这里还有一个背景的问题,就是上海市一座移民城市,由于它的工商业的快速发展,经济的繁荣,使得国内很多人都跑到上海寻求成功的机会,亦或是作为一种逃离(贫困的原籍)的目的地。国内移民到上海的群体,在当时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南人(主要包括宁波、绍兴;无锡、常州等地的移民),还有一个就是苏北人。其中,更早进上海以及想要寻求上海化的江南移民对苏北人存在着很大的偏见,试图把苏北人建构成一个和自己不同的另类。而国外移民势力则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上述二者的冲突。因为江南人倾向于过国外移民所带来的生活方式,要想获得国外殖民势力的认同,江南人要将自己和苏北人区分开来,凸显自己的独特性是建立在对另一个群体的污名化的基础上的。本书的研究过程,其实是很艰难的,因为反映当时苏北人方方面面的书面资料非常缺乏,毕竟苏北人并不是主流群体,没有多少政治话语权,相关的资料也就比较少。当然,作者的主要收集资料的方式,还是通过口述史访谈的方法,其中,她提到,跟随一个淮剧团外出演出,给予了她很多接触苏北人的机会,也给予了她很多灵感。

第二章:寻觅苏北

关于苏北的定义,其实前面的章节已经提及了。在日常生活中,作为一个“族群”,苏北人这样一个概念是为大众所熟悉的,但是,尽管人们对它很熟悉,这个概念却是模糊的,当被问及何以定义“苏北人”的时候,很多苏北人自己也搞不清,这是一个无法精确定义的概念。它代表的是以中国对特定地区的地理、文化、语言和经济同质性的信念。这种信念是在历史的过程中被建构的。苏北或者苏北人之所以无法作为一个可以被明确定义的概念,这很大程度上和苏北内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有关。换言之,苏北内部存在着分化。就苏北地区而言,它可以进一步划分为三大区,北区(淮河以北),中区(从淮河南下至扬州)和南区(长江北岸地区)。这三个区域的存在着方言、文化、经济上的差异。文化内部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淮河南北的分野,比如,淮北主要流行淮剧,而淮南则主要流行扬剧,这两种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苏北地区内部的差异性进一步凸显了作为一个族群的苏北人的建构性。苏北或者苏北人更多的是体现一种象征意义,比如,代表着贫穷落后,粗俗,而不是其实际的状况。事实上,苏北历史上也曾经辉煌过,但随着海运的兴起以及黄河的改道,苏北逐渐衰落了。当提及苏北人时,这些历史都被忽视了,即使后来也有很多成功的苏北人,但已经被污名化的苏北人依然无法得到上海其他群体的认可。

第三章:从移民变为族群

苏北人是如何从移民变为一个族群的呢,这首先要从当时江苏的移民潮说起。当时的苏北人,受到自然灾害和战争的影响,有很大一部分逃难到江南来,其主要的逃难目的地就是上海。上海的移民结构中就有了很大一部分的苏北人群体。这一部分移民群体到达上海,其实就成了上海的客民,上海的精英集团为了强化自己的身份,强化内部的认同,对苏北人采取了鄙夷的态度以及种种偏见的行为。而外国势力控制下的市政府,接受了国外城市发展的理念,也在着力驱逐苏北人。苏北人被贴上种种不好的标签,比如,粗俗,肮脏,盗窃偏向等。这可以看作是为了驱逐苏北人所做的舆论准备。当遭遇驱逐与不公平对待时,苏北人有时候也会反抗,其中,一个重要的反抗体现在棚户区的斗争中,他们会采取有组织的抗争(如上海公共租界各区棚户联合会)这种手段去反抗巡捕对他们所搭建的草房的拆除。当然,这样的抗争,是一种为了生存的斗争,其他一些日常生活中的不公平对待,它们基本没有反抗的资本,也没有反抗的意识,族群建构的过程其实是比较平稳的。在日常生活中,江南移民逐渐争夺和霸占了上海的文化。江苏移民被边缘化,其文化也遭到诋毁,如苏北戏剧,方言等。江南文化与苏北文化的分野,体现在戏曲、方言、衣着、饮食等方方面面,而几乎每一方面都是江南移民占据了上风,其主导的文化成为上海的主流文化,苏北文化成为边缘文化。

第四章:族群因素的作用:上海劳工市场的苏北人

上海劳工市场产生了族群因素,族群因素反过来又影响了劳工市场。上海劳工市场中苏北人的就业格局,族群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一个以粗活苦力活为主体的苏北人劳工市场,也促进了一个低下层阶层群体的形成。上海劳工市场存在着明显的地区性质,苏北人,干的基本上苦力劳工等粗活、力气活,如拉黄包车、码头的货物搬运工、理发师(扬州人)、扫垃圾工;能进棉纺厂、缫丝厂的苏北人已经算是很好的了。其他一些没有职业的苏北人,甚至会加入黑帮,成为地下犯罪团伙,处于正式劳动市场之外或者边缘。而江南人则主要干的事高水平技能的一些工作,或者是教育工作。劳动市场分工的结构性根源其实在于籍贯,而形成这样一种籍贯等级结构的根源,则很大程度上和江南人对苏北人的污名化建构有关。苏北人从绝对贫穷的苏北地区来到上海,即使在上海的待遇再不好,也比原籍苏北好,所以,他们能够忍受诸多不平等的待遇,只为能够在上海待下去。当然,要想在上海待下去,就要有一份职业,从而获得收入,得到生存的保障。上海劳工市场的运作,其实是和私教以及同乡关系联系在一起的,要想获得某份工作,事实上,要有同乡人的引荐或者带入行。由于广州人和江南人强势的政治经济地位,事实上,很多较好的行业都被他们所垄断,他们招收的工人群体也主要是以他们的同乡人为主。而苏北人,在上海发家致富的苏北人则混迹于低下的服务业等行业,如拉车行业。因而,很多苏北的移民也只能在这样一些以苦力活为主的低下行业里工作。当然,这样的一种过程,伴随着江南人对苏北人的偏见和污名化建构,如苏北人智力不行,只能干体力活。

第五章:有争议的族群:苏北人的自我认同

尽管苏北人作为一个族群,在其他族群眼里已经是一个普遍化的事实了。但是,苏北人并没有一种很强的自我认同感。他们提及他们的身份的时候,不会说自己是苏北人,反而会说自己是扬州人、盐城人、南通人等。他们的同乡会也很少以整个苏北地区作为籍贯基础的,反而更多的是以地方(县市)作为基础。涵盖全苏北的同乡会不仅少,而且即使有,也无法长时间存活。内部的分化,使得他们无法找到一致的目的,难以发挥共享的功能。内部的自我区分,甚至还导致了歧视,比如,苏北比较靠南的地方往往会歧视其北邻。在上海劳工市场分工的差异,也强化了这种内部的分异,尽管同为苏北人,扬州人在上海做的大多是服务工,盐城人的工作是拉黄车,而南通人则是拉大车和老虎车。如同江南人有着苏北人这一社会类别的信念一样,上海的苏北人则有着江淮类别的信念,这实际上表述了内部的阶层差别。当我们更进一步去理解苏北人江淮类别的信念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实际上是苏北人抵制充满否定性情感的苏北人类别的一种方式。也就是,他们不认可苏北人这样一个标签,只能在内部进行进一步的划分,从而把自己抛出苏北人这个群体。当然,这样做,起到的效果实际上十分有限,更多的只是一种自我的心理安慰和防御。

第六章:政治偏见

对苏北人,从日常生活的偏见转移到政治上的偏见,是由这样一个事件触发的,即1932年日本进攻上海,也就是所谓的“一·二八事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以江南人为主体的上海其它族群把勾结日本人这样一顶卖国贼的帽子扣到了苏北人的头上。苏北人对此进行了回应,而且是以苏北人族群的身份进行回应,这某种程度上强化了苏北人作为一个同族同质集团的信念。苏北人在反对政治偏见上的团结,使得苏北人身份意识得以公开和强化,外族人所加诸的“族群团结”被当作反击偏见和敌视的一部分。

第七章:无形的不平等:1949年后上海的苏北人

新中国成立,上海解放后,尽管官方宣传的是一种平等的意识形态,实际上,上海的苏北人还是遭受着一种无形的不平等。那时的苏北人,有很多已经不是第一代移民到上海的了,他们是在上海的苏北人的后代,出生在上海,但是他们依旧逃避不了被歧视的命运。为了躲避上海人的歧视,他们可以隐瞒他们苏北人的身份,或者说隐瞒他们祖上是苏北人籍贯的事实。由于受父母家庭语言的影响,他们或多或少带着一些苏北的口音,而那些可辨识的苏北口音则成为了他们是苏北人的标志。因而,他们基本上不会再说苏北话,即使是在私人的场合。当代上海人对苏北人依旧存在着傲慢与偏见,他们认为苏北方言是一种难听的语言,提及苏北人则是鄙夷的语气。当然,这种偏见体现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审美观、大众文化、文学以及婚姻市场上的偏见。上海人基本上是不会和苏北人通婚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既有基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也有基于习俗问题的考虑。很多苏北人,为了逃避这样的一种偏见和歧视,在问到他们的籍贯的时候,他们往往不愿意回答他们来自哪个具体的市县,而是笼统的回答来自江苏省,刻意回避了有关苏北的地名。这样的一种偏见,即是历史的遗留,也是社会结构的持续再造。族群建构的本身就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

第八章:籍贯的族群涵义

总而言之,籍贯是具有族群涵义的,苏北人是被建构的族群。籍贯具有潜在的阶层性,而阶层性又和族群联系在一起。籍贯、阶层、族群这几个概念相互联系在一起,使得苏北人具有复杂而深刻的建构意义。当然,籍贯的族群建构在一个历史大背景下展开的,这使得其有很强的历史性,具体的历史事件会对建构过程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籍贯对于上海这么一个移民城市有着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体现在其职业结构,进而体现在其阶层结构,从而影响了上海的政治经济状况,影响上海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最后,我们也应该反思和思考,这里面是否存在或者影射着某种族群建构的模式,如果存在着某种模式的话,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否也可以套用到如今的城市移民群体中去呢?如今的城市移民是否存在族群的建构,如果存在,又是怎样的一种建构模式和建构过程。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进一步去思考。

y/2017.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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