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刻尔克之茧:基调里的部分颠覆与可能

宝木笑

文/宝木笑

前段时间,诺兰大神的《敦刻尔克》在国内公映了,随之而来的争论和热议其实早在影片到来前就已经开始,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位在17年里凭借九部电影就创造了约40亿美元票房的悬疑片大师又将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一个敦刻尔克。而围绕着二战中这场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也随着诺兰的新片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是二战史研究者,甚至在阴谋论者的眼中,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结论早已写入了历史教科书:1940年5月21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只剩下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的小港可以作为海上退路,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英国成功从敦刻尔克救出了33.5万人。历史对于敦刻尔克的基调正是基于此,丘吉尔最终完成了陈词:“败而不败的撤退”、“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人类命运转折点”,只是诺兰和许多人一样在翻看历史课本时不免心中带着一丝怀疑。

敦刻尔克的这种夹杂着无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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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宝木笑

前段时间,诺兰大神的《敦刻尔克》在国内公映了,随之而来的争论和热议其实早在影片到来前就已经开始,克里斯托弗•诺兰这位在17年里凭借九部电影就创造了约40亿美元票房的悬疑片大师又将为我们呈现怎样的一个敦刻尔克。而围绕着二战中这场扑朔迷离的历史事件,也随着诺兰的新片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无论是二战史研究者,甚至在阴谋论者的眼中,敦刻尔克大撤退的结论早已写入了历史教科书:1940年5月21日,德军直趋英吉利海峡,把近40万英法联军围逼在法国北部狭小地带,只剩下敦刻尔克这个仅有万名居民的小港可以作为海上退路,在接下来一个星期左右时间里,英国成功从敦刻尔克救出了33.5万人。历史对于敦刻尔克的基调正是基于此,丘吉尔最终完成了陈词:“败而不败的撤退”、“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人类命运转折点”,只是诺兰和许多人一样在翻看历史课本时不免心中带着一丝怀疑。

敦刻尔克的这种夹杂着无数可能和怀疑的“盖棺论定”,也正是历史研究的某种“原力”。人们在认同历史的“铁笔汗青”的同时,也同样接受“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对于敦刻尔克大撤退,人们不禁会问“败而不败的撤退”、“日后孕育出胜利的伟大的撤退”这样的所谓“基调”真的是完全客观的么,继而会深思为何当时的德国会放弃那样一个大好的战略机会,几乎是放任对手撤走如此多的有生力量等等。如果留心观察,这样的反问和深思存在于很多貌似基调已定的历史事件中,特别是在某种涉及到立场正确与否的历史定性中,比如我们熟知的袁世凯和他的洪宪帝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台湾著名历史学者唐启华的《洪宪帝制外交》更像是对那段北洋历史基调的重新审视和部分颠覆。

《洪宪帝制外交》整体上的观感如果一定要与当下联系的话,其实也蛮“诺兰”的,颇有些《敦刻尔克》的味道。1915年前后,那是个对于百年后的今天很陌生的年份,然而对于百年前的中国,却是一个敦刻尔克般的关口。一战爆发不久即演变为壕沟战,战事持久化,及至1915年下半年,协约国在东线战事吃紧,当时中国的传统“宗主”英国不得不更加依赖所谓的“英日同盟”,而美、法、俄以及德国也在东方进行着各自的谋划。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间隙,在日后世界格局中石破天惊的日本终于全面开始了在中国的野心,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正是在那一年初被其抛出……那注定是一个多事之秋,袁世凯还是放不下旧式的思维惯性,心心念念要做皇帝,坐实了“窃国大盗”的臭名,李大钊在帝都街头慷慨陈词,陈独秀祭出人权和科学大旗,全国学生运动拉开帷幕,孙中山和宋庆龄终于喜结连理,国酒茅台第一次走出国门就拿回了“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大奖……

之所以用如此近乎繁琐的笔触描画1915,想来《洪宪帝制外交》的作者唐启华先生也应如是感观:历史确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非此即彼,那些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相互交织甚至纠缠,将那段历史包裹成一只无法一眼看穿的茧。也正因此,唐启华选择的是一种切片式的研究,从当年的外交关系入手,透过洪宪帝制时期的外交反观当时中国政治经济的内核,或者说是反证在大众心中某些已经“盖棺论定”的所谓“史实”确实有着颠覆的可能,最终实现一叶知秋的史学研究意境,并达到探究真相的研究本旨。

这本身就注定将带着一种基调里的颠覆的浓浓味道。因为在我们的认知里,袁大总统之所以在权倾九州的情况下没有成功迈出那一步,最终仓促登基,狼狈退位,成为天下英雄的笑柄,完全是因为全国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至少也应该是败在了风流倜傥的蔡锷将军的“护国运动”,亦或是新婚的中山先生的《讨袁宣言》使然。但唐启华先生通过深入发掘研究中、英、日三方史料,却得出了另一个结论,也许当时外部列强的博弈才是袁世凯最终帝王梦碎的主要原因。例如,“护国运动”虽然轰轰烈烈、慷慨激昂,然而在1916年初袁氏的北洋军主力已经到达川南,护国军战事受挫,唐继尧已安排流亡海外事宜,单就军事角度讲,袁世凯从未处于下风。我们想象的“正义战胜邪恶”并未出现,事情的转机反而是当年3月7日东京阁议决定援助护国军,坚决倒袁,于是国内反袁派声势大涨,15日广西宣布独立,广东不稳,并危及四川,至此袁世凯终于在22日宣布撤销帝制,对内停战媾和,希望能维持总统权位,同时对日谋求妥协,表示愿意出让部分利益。

这种历史基调里的颠覆颇有些长堤蚁穴的意思,或者说更像是一种历史研究的蝴蝶效应,即通过打开某个缺口逐渐引起多米诺作用,最终指向貌似更加坚固的基调。对于北洋时期的历史基调,有几处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比如袁世凯本身确实大错在身,当时国内维护共和政体的运动是正义的,列强对于中国的伤害是深重的等,这并非仅仅出于某种政治的正确,而是尊重史实的最基本的研究操守。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洪宪帝制外交》对于基调的颠覆是部分的,唐启华先生在写作此书时的分寸感是极强的,无愧一代知名历史学者的名头。

正因此,这种部分的颠覆主要体现在一种辩证的逻辑中间。比如我们总是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其实倒过来也同样成立,一个被历史基调论定的“历史罪人”是否就完全是丧心病狂、十恶不赦?这在袁世凯的身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历史对于他的评价基调没有错,“窃国大盗”、“乱世奸雄”、“独夫民贼”,以至最终落得“骨朽人间骂未销”的下场,成为令后世齿冷的历史跳梁小丑。《洪宪帝制外交》在这方面的颠覆显得非常成熟,唐启华先生对于袁氏从未说过任何主观性的,甚至是描述性的话,他就仿佛一位经验丰富的外科医生,略带冰冷地展示了当时袁氏与列强尤其是日本的外交史实,颠覆这种事情对于唐启华来说,还是留给读者自己思量比较好一些。

越是这种非常冷静的论文式展示,却让读者产生了对于历史的更为深刻的思索和遐想,这才是历史带给人们真正的意义和意趣。透过《洪宪帝制外交》,不难发现对于中日关系最为敏感的“二十一条”,袁世凯的态度其实是值得玩味的。在我们的印象里,袁世凯与“日本走狗”是直接划等号的,然而事实却颇有些让人大跌眼镜,日本对于袁世凯的态度却一直是敌视的。美国学者阿瑟•贾德森•布朗在其《辛亥革命》一书中这样描述袁世凯在朝鲜的岁月:

“袁世凯个性强悍,年仅26岁的他当起了朝鲜的‘太上皇’,在平壤这个风起云涌的朝鲜首都迅速形成具有压倒性优势的强大势力。这个年轻人为朝鲜王室训练出了一支精悍的现代化军队,并以此掌控了朝鲜的局势。他在朝鲜九年,稳固了风雨飘摇的朝鲜政局,并实际上监控着朝鲜的内政和外交。朝鲜国王为表示对他的赞赏和感谢,将宗室之女嫁给了他。在袁世凯担任朝鲜‘监国’的时期,朝鲜的亲日派势力被死死压制,大清政府也得以更长时间地控制朝鲜这个附属国。不过也有人认为,袁世凯杀伐果断的影响,加速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到来,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并打破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在他看来,袁世凯由于历史恩怨一直与日本交恶,袁氏掌权后在外交上一直采取以欧美钳制日本的策略,日本对袁氏的忌惮和怨愤极深,袁世凯与日本人之间永远不可能成为合作的伙伴,日本人真正青睐的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那一派人,那才是日本真正的所谓“投资长线”。无独有偶,唐启华先生在《洪宪帝制外交》中虽然没有关于袁氏的任何评论,然而却用大量史实一针见血地指出“远东外交真正的实质性转变在洪宪帝制期间”。可以说袁世凯的全景形象在《洪宪帝制外交》中是一种从结果开始的反推过程,通过比对日本和英国当时的档案资料,围绕“二十一条”的交涉,其史实并非如我们课本上看到的那样简单,袁世凯政府并未像历史老师告诉我们的那样积极主动、屁颠儿屁颠儿地去和日本签订条约。相反,袁世凯和他的政府采取的是非常有中国旧时官场特色的“对抗”策略,比如尽量拖延谈判进程,不顾日本的反复警告,刻意秘密安排泄密“二十一条”并放任国内媒体报道中日交涉相关消息,引起国内民情汹涌,甚至在中日会谈之前,袁氏秘密安排顾维钧、陆征祥、蔡廷干等将“二十一条”的相关内容泄漏给美、英、俄等国使馆或记者,并利用报刊的传播在国内外形成反日风潮。

讽刺的是,袁世凯一生的步步青云都得益于对中国官场手腕运用的炉火纯青,但在中日“二十一条”的问题上却最终“败也萧何”。从权术角度讲,这种偏向阴谋的手段只可谋一城一地的得失和个人的富贵荣华,但涉及到天下大局和千古之名的时候,则阳谋才是王道,阳谋在这种江山危局中虽不能一定为己身争荣华,却至少可为个人保住荣辱名节。其结果众所周知,袁氏在“窃国大盗”之外被永远钉在了“卖国贼”的耻辱柱上,而除了蔡锷将军等真正起兵反袁者之外,当时众多风云人物大多采用的却是口诛笔伐,比如孙中山先生在1915年袁氏称帝的12月份即发表《讨袁宣言》。诡谲的是,其时中山先生并未在国内,而是身在日本,1915年10月25日孙先生与宋庆龄在日本东京结婚,婚后的那一月余正是袁氏和日本的关系因为“二十一条”最终并未按照日方的心愿完全达成、中国参战等一系列问题坠入最低谷,日本下定决心要反袁,甚至希望袁氏能够完全毁灭的时期。

如果真的要给袁氏一句忠告,也许只能如是说:阴谋权术铸就细节,但历史却是阳谋书写的。不论任何时代,不论什么事情,道德高点永远存在,善阳谋者往往能够看穿历史基调,从而名利双收,而更多人则被这种基调所淹没。《洪宪帝制外交》对于那段岁月的中日博弈的结论亦是大胆的,唐启华先生认为日本并未达到其提出“二十一条”时的初衷,只取得表面上的胜利,所以待袁氏推动帝制,日本马上乘机干涉,袁世凯则用中国参战问题对抗,只是后来英国兵败加里波利再加上巴尔干战事重挫,对日本依赖加深,决心承认日本在东亚外交的主导权,并在1916年初向日本提出海军援助要求。于是,袁氏一直用以制衡日本的强援完全失去了,英国虽然同情袁氏称帝,但是为了欧战大局,不能和美国合作强力支持袁世凯,日本遂得以全力支持中国反袁势力,贯彻倒袁政策,去除了其大陆扩张计划的最大障碍,从1915年1月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始,至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止,中日激烈交锋一年半,日本终得以强压中国。

这样看来,百年前的中国确实波云诡谲,纵然一世枭雄亦或盖世英雄也难免被各种暗流裹挟以至撕裂。当时的中国实在有些像二战时候英国的敦刻尔克,那是国运命悬一线的危机时刻,“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并非仅指白山黑水间已经看到的倭寇入侵,当“二十一条”被那一衣带水的邻邦煞费苦心地抛出时,我们这个五千年多年延续不灭的民族实质上就已经被残忍阴鸷的变态杀手盯死。其时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甚至让在历史基调里臭名昭著的“卖国贼”都无法忍受,曹俊的《袁世凯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以及顾维钧的《顾维钧回忆录》中都曾记录袁世凯在接到日本“二十一条”密约后,愤怒地对其日本军事顾问表示:“日本竟以亡国奴视中国,中国绝不做高丽第二”,尤其对第五号最为不满:“其中最为难堪者,曰切实保全中国,曰各项要政聘用日人为有力顾问,曰必要地方合办警察,曰军械定数向日本采买,并合办(军)械厂,用其工料。此四者……如允其一,国即不国……予见此四条……誓以予一息尚存,绝不承诺”,后又决定将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并写入教科书。

《洪宪帝制外交》貌似部分颠覆了关于袁世凯及当时北洋政府的历史定论,但却同时让读者自己在这种颠覆的可能性中印证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基调——“日本是中国近代最凶恶的敌人”。这是笔者读书时中学历史课本中的一句话,想来现在应该早已被删除了,中日关系虽然时不时低到冰点,但平心而论,现在的我们对日本的态度是不够戒备的,甚至是莫名其妙的。《洪宪帝制外交》最大的史学价值在于对当时中国外交的深刻剖析,但最大的文本功绩却是让读者明白当时我族所面临的危急苦难和复杂时局。而这种跳出当下史学界某些哗众取宠亦或卑躬屈膝的藩篱的初心,才正是我们实现在基调里完成某种颠覆的可能性所在。

当然,这种可能性更为坚实的成长土壤不会是唐启华先生一人可为,这与近年来华语界历史研究的发展紧密相连,更与国内虽喧嚣但仍不断有清醒的良知者涌现的史学研究现状密切相关。最为主要的是,网络的发达虽然让很多人沉迷于各种肤浅的历史噱头,但这仍是一种传播学上的进步,多元的史料不断被发掘和共享,特别是更为广阔和多元的史学观和世界观被更多的人接触进而接受,在这样的环境下,民智的开启绝非各种“墙”可以阻挡,人们自会去搜索、去查询、去思索、去质疑。我们大可不必对此过于担心,因为这种对历史基调的颠覆和可能并非洪水猛兽,其往往最终会应验那句老话——“公道自在人心”。

从另一个方面看,也许这正是唐启华先生《洪宪帝制外交》给我们的最大启迪,面对历史,我们不应扼杀颠覆的可能性,更不用担心基调的稳固性,这才是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应有的理智和胸怀。只有让人们完全自由地投入到浩瀚史海中,尊重颠覆,期待可能,将历史进行抽丝剥茧般的深研和思考,才能获得属于自己的那份历史基调,而这种所得才会成为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最为坚固的万里长城。诺兰在接受采访时曾回忆自己的创作初心,他说自己和许多伙伴一样都是听着敦刻尔克的故事长大的,敦刻尔克的故事早已渗入他体内,但越是这样,他越想用去拍一部属于自己的敦刻尔克,在他看来,他从小耳濡目染的“敦刻尔克精神”绝非骁勇善战的代名词,而是指向逆境中的勇气、决心和团结。也许这就是“敦刻尔克之茧”被诺兰层层剥落后的颠覆与可能,那么我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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