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批判“理性”,也召唤“理性”

Burry&Ruby
哈贝马斯讲的话不太好懂,不是因为他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他讲得太清楚了,以一种高度理论化、技术化的语言讲的太准确、太到位,以至于对问题把握还有一定模糊性的人,反而不容易弄懂他在说什么。——张旭东,《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

《合法化危机》是老师在讨论课上让我们集体讨论的书,鉴于在讨论课上说得一滩烂泥,所以想要简要写一些书评,也算是对课程的一个简要总结。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里一个”非典型“代表人物,他批判但却不太彻底或绝对。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学生。二战期间,包括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内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出于安全因素流亡到美国。面对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大众文化,他们对这套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现代性方案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与之相比,哈贝马斯就显得收敛了许多。二战爆发,哈贝马斯尚且年少,还未亲历美国的大众文化冲击,另外,他的求学过程也基本驻扎在欧洲,欧洲文化气质也影响了他对于理想社会的设定,比如从沙龙、俱乐部、咖啡馆中延伸出“公共领域”,以及他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偏好。而对于“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虽然揭示了工具理性对社会系统的潜在破坏,但仍然相信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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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贝马斯讲的话不太好懂,不是因为他讲得不清楚,而是因为他讲得太清楚了,以一种高度理论化、技术化的语言讲的太准确、太到位,以至于对问题把握还有一定模糊性的人,反而不容易弄懂他在说什么。——张旭东,《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

《合法化危机》是老师在讨论课上让我们集体讨论的书,鉴于在讨论课上说得一滩烂泥,所以想要简要写一些书评,也算是对课程的一个简要总结。

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里一个”非典型“代表人物,他批判但却不太彻底或绝对。众所周知,哈贝马斯是霍克海姆和阿多诺的学生。二战期间,包括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在内的一批欧洲知识分子出于安全因素流亡到美国。面对美国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大众文化,他们对这套工具理性指导下的现代性方案提出了猛烈的批评。与之相比,哈贝马斯就显得收敛了许多。二战爆发,哈贝马斯尚且年少,还未亲历美国的大众文化冲击,另外,他的求学过程也基本驻扎在欧洲,欧洲文化气质也影响了他对于理想社会的设定,比如从沙龙、俱乐部、咖啡馆中延伸出“公共领域”,以及他对英国议会民主制的偏好。而对于“理性”的批判,哈贝马斯虽然揭示了工具理性对社会系统的潜在破坏,但仍然相信通过理性讨论塑造的共识能够重新粘合深处断裂威胁的社会系统(作为批判对象的“理性”和作为可能解决方案的“理性”有所不同)。而且,如果说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想要颠覆本就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重新建构所谓“大同社会”,哈贝马斯则退后了一步,虽然他的分析稍微带有阶级视角,但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要颠覆既有社会系统,而是想要重新粘合。

提到“社会系统”,不得不说,《合法化危机》还是一本多少有些美国社会学特点的书。哈贝马斯借用了帕森斯的“社会结构”框架反思发达资本主义运行的机制,但分析层次明显更为深入。这份40年前就完成的、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病理报告对当下的社会生态仍然有着极强的解释力度。

就具体内容而言,《合法化危机》的论述思路很清晰,从解释什么是危机,到描述危机产生的机制,再到最后提出可能的解决方案。哈贝马斯谈“危机”,谈的是整体性的社会结构危机。在传统的社会系统理论中,精密的社会分工体系和科层制指导社会行动者各司其职,统一的价值观念引导系统中的成员目标一致,最终让社会实现“1+1>2"的效果。哈别马斯发现这套运转机制与发达资本主义似乎格格不入:一方面社会系统不能控制社会成员各安其位,而另一方面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念也渐趋崩溃。客观上失去控制,主观上失去认同,甚至连一个个生活其中的个体都成天想着“过不下去了”,一个离心到如此程度的社会系统还能否称其为“社会”?不仅是经济危机,而是由以经济为起点扩散到社会控制和共同体认同、有可能导致社会系统崩溃的整体性危机才是哈贝马斯描述的根本症结。

从经济危机上升为系统危机是循序渐进的,哈贝马斯将起点设定在经济的自律性。既然经济是自律的、是按照价值规律曲线,为什么还会发生危机呢?因为“供求平衡”毕竟是过于理想化的状态,而在实际的商战中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很少会有博弈者遵循这一美好的平衡理念。经济就像自然,经济的崩盘就相当于是自然界的“天灾”。因此,为了防止经济危机覆水难收,国家就必须参与到经济系统中,使自由资本主义进入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合法化危机》在上世纪70年代初出版,时值福利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阶段,还没有出现新自由主义。国家干预的优势体现在很多方面,特别以美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楷模在全球范围内崛起:不仅通过凯恩斯主义走出经济危机,还牵头推出一套帝国主义设计方案。而且美国与德国之间联系紧密,二战结束,冷战紧随其后。为了防止2个重要的工业区——德国和日本——落入苏联阵营,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等方案支持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复兴。德国本身就是一套强有力国家干预体制的受益者。

经济运作牵涉政治控制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与此同时,也将经济领域无法解决的危机转嫁到政治系统中。哈贝马斯把社会系统主要分为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文化系统:经济系统为政治系统提供合理性,如果经济运行得当、生产力提高,让社会各阶级享有收益、能够参与既有社会治理体制,则说明政治控制得当、管理效率;社会文化领域则为政治统治提供合法性,即大众认同与忠诚。通俗来讲,一个良好的政治系统既不仅得自身管得好,还得让大众觉得好。而经济危机之所以能够转嫁为政治危机,则是政治“管不好”了,特别是管不住经济系统。经济自律的铁律,使得国家必须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承担补充市场的责任,当经济危机爆发时,国家干预只能是通过政策杠杆集中适当帮助普通大众的利益不至于跌破底线,以免引发底层革命彻底颠覆政权,危机根本上还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政策杠杆使得下层阶级的不满暂时得到了缓解。在发达资本主义阶段,政治和经济系统有着天然的粘性,当经济系统成为政治系统的合理性来源,政治系统几乎不得不选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依靠大资本拉动GDP。经济逻辑入侵政治逻辑造成了当下很多去政治化的现象,数量胜过质量、综合能力和绩效考评胜过价值争论和理论积,工具理性的压倒性优势使得价值考量被边缘到微乎其微,以至于在这个“去政治化”的时代,任何质疑“客观性”、“专业主义”的论断都可以轻而易举地背上“喉舌”、”被权力吞噬”的罪责。

合理性危机的爆发是以制度崩溃为标志,当政治系统无法缓解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性利益之间的矛盾,99%再也无法忍受1%占据社会财富的现实,并通过颠覆政权的形式导致国家机器受到破坏,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则彻底遭到了破坏。但更为深远的影响,还在于合法性危机,即经济危机最终转移到公众的政治认同和生存动机上,不仅对政治系统所代表的国家身份失望,而且对个人的生存意义失去信仰,丧失进步的动机。对自然和传统的祛魅与资本主义的扩张相伴而行,原本对道德和信仰构成约束力的传统因素随着理性分析和“议题化而被消磨殆尽,社会系统转而由一套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上的普遍主义价值观所取代。我与社会的关联退回到使用价值意义上的利益交换,所有的价值和规范标准都由利益的增减来决定。但我们也知道,这种脆弱的经济交换是很容易被频繁爆发的经济危机所打破的,而且原本用来指导个人艰苦奋斗的新教伦理也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中失去了存续的根基:福利制度的加入使得“不劳而获”成为可能、公民对政治生活的普遍冷漠与不信任、原有的宗教信仰被彻底去神秘化。深处合法化危机中的公民个人不仅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被拔除了家庭、村落和宗教的文化传统,如今又在后期割断了对未来的期许,在政治上无法被代表而在经济上又被剥削,继续生活的动机无处可依。当这种情绪辐射到各个角落,整个社会系统则会因为同时失去合理性和合法性而停止运转。

为了防止合法化危机的最终爆发,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案是鼓励参与者投身公共领域,通过辩论达成共识,在探索真理的讨论中以主体间性重新实现社会整合。这种“理性”讨论不是传统工具理性所强调的模式化、经验总结和泛化,而是让所有被涉及的人都能够有机会参与进实际的讨论,形成一套没有强制性的、所有人都会想要的东西,在交往和分享的过程中寻回共同利益。如果工具理性完成了对自然的祛魅,那么哈贝马斯的理性讨论则想要实现对祛魅的二次祛魅。正如张旭东所总结的“经济时代的价值空洞”,哈贝马斯的方案是面对价值空洞的现实寻唤新的价值。这种讨论对于当下政治局面都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比如政治辩论与阶级分析,让异质性的、非主流的阶层表达进入到政治考量的视野,让政治运作能够弥补身份的断裂,进而让黑箱与透明性恢复平衡。

关于再造价值,现在有太多形式主义的理论学习而在政治实践中另行一套,也有太多迎合商业需要的阶级表达而无法反映阶级的生存现实,理性的讨论不是为了讨论而讨论,也不是光有价值不顾现实。哈贝马斯在《合法化危机》这本书中让我们看到,危机是多元的、复杂的、有动态机制的,最理想的状态是制衡、控制与认同的匹配,所以任何绝对主义的单极讨论或二元对立都是矮化哈贝马斯思想的还原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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