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的文明开化

维舟

经常有人感慨“中国人为什么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呼吁提倡了多少年了,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现象还是到处可见。不过,说这话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小事”并不因其“小”就更容易做到,恰恰相反,往往倒更难得多,因为这些日常行为举止的改变,牵涉到的是整个社会意识的长时段里的变迁。即便是近代欧洲,也是花了几百年才完成的,至于中国,严格算下来至今还不到百年。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新生活运动,想由此树立“规矩”和“清洁”,改变人们的餐桌礼仪、穿衣不整、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之类的“不文明”行为。这些新规林林总总,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还有诸如“对朋友要讲义气,做买卖必须公平,无谓应酬要减少,婚丧喜庆要节俭”这样的要求。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一阵风,相反,它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罕见地具有连续性的一项政策,在八年抗战及之后的内战期间都未停止贯彻,甚至败退到台湾之后仍执行了二三十年之久,那时一个男青年还可能因为留长头发而被抓到警局去。

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探讨这段历史时,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疑问是:“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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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常有人感慨“中国人为什么连一点小事都做不好”,呼吁提倡了多少年了,随地吐痰、插队、闯红灯的现象还是到处可见。不过,说这话的人显然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小事”并不因其“小”就更容易做到,恰恰相反,往往倒更难得多,因为这些日常行为举止的改变,牵涉到的是整个社会意识的长时段里的变迁。即便是近代欧洲,也是花了几百年才完成的,至于中国,严格算下来至今还不到百年。

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一场旨在改造中国人日常行为的新生活运动,想由此树立“规矩”和“清洁”,改变人们的餐桌礼仪、穿衣不整、乱丢垃圾、随地吐痰之类的“不文明”行为。这些新规林林总总,包含了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还有诸如“对朋友要讲义气,做买卖必须公平,无谓应酬要减少,婚丧喜庆要节俭”这样的要求。这并不是临时起意的一阵风,相反,它是当时国民党政权罕见地具有连续性的一项政策,在八年抗战及之后的内战期间都未停止贯彻,甚至败退到台湾之后仍执行了二三十年之久,那时一个男青年还可能因为留长头发而被抓到警局去。

日本学者深町英夫在探讨这段历史时,提出的一个根本性疑问是:“面临如此深刻的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何故发动并持续了这种略带肤浅、琐碎之嫌的启蒙运动?而且,它何以发展成为如此大规模的全国性群众运动?”简言之,国家何故且如何企图介入、干预中国人民的日常生活?对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回答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这并不是一件小事,相反,这被视为从根本上改造国民的一件大事。

为国家而扣扣子

近代西方对东亚的冲击,最深远的是在人们的自我认识上。由于“西方”这个巨大参照物的存在,相形之下人们萌生出一种对自身的不满,就好比一个乡下人原本在村里并没感觉如何,因为人人都这样,但一进城后就处处有几分自惭形秽。这种全新的自我认识,消极的一端走向自卑,积极的一端则趋于自省,进而是激烈的批判和自我提升。在这种情况下,“文明”变成了一种无可置疑的价值标准,“不文明”就像“反革命”一样,是对个人相当严厉的指控,至于“文明”与“革命”本身则不是反思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文明化”和“现代化”一样,都指向同样的目标,即摆脱自身在世界秩序中的落后地位,实现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平起平坐的愿望——换言之,这种内心冲动非常接近于日本的“脱亚入欧”。

在东亚最早推行“文明开化”的日本,其目的正是为了通过证明“日本已改造为西洋式文明国家”来废除与西方的不平等条约。1901年,明治政府开始严厉查禁许多自古流传的习俗,诸如在公共场所裸身赤脚、户外洗澡、男女混浴等等。同样的例子还有二战期间的泰国披汶政府,对国民的许多细节事务加以规范,传统服饰和咀嚼槟榔遭禁止,而穿裤子则被规定执行。显然,被禁止的行为是否“不文明”或不美观,都是通过一双“西方之眼”来判断的,因此这势必伴随着对自身传统习俗的否弃,特别是那些不合乎文明/现代/西方标准的事物。对主政者来说,当务之急是要在极短的时间里塑造“新国民”,以适应国家整体现代化的需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小事”其实是“大事”。

也因此,蒋介石在推动新生活运动时所说的“我们现在挽救国家、复兴民族的道理,就在‘蔬米布帛’、‘家常便饭’之中,就是要从‘蔬米布帛’、‘家常便饭’做起”(甚至是“从扣扣子做起”),并不能全然被视为空泛之谈。这一看似聚焦于鸡毛蒜皮的运动之所以能在短短一两年内就遍及全国,不能完全归结为当时国民政府的动员能力,倒不如说是当时的政治精英们普遍意识到有必要“塑造新国民”,而这也符合孙中山所说的“把中华民族从根救起”的愿望。俄裔加拿大学者叶礼庭对独立后加拿大的描述也适用于此:“像马克思所说的,‘日常生活的无聊强制’在这里折磨着人们。它将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施加这种强制,奋力使其崩溃的民族主义者和民主派刚刚意识到,这里的人们如此深情呼唤的独立的‘精神’收益相对来说容易得到。让电话运转、食物进入市场、正确地冲洗厕所等这些事务才是建设一个国家的困难之处。”

“小事更难做”也是当时启蒙知识分子普遍的认识,差异之处在于:左翼知识分子倾向于从启蒙的视角“改造国民性”,改变其贫愚私弱四大病;而蒋介石这样的右翼国家主义者则怀有一种更具保守色彩的倾向。胡适虽然对新生活运动持批评意见,认为生活礼仪的改良不能解决国民正面临的重大问题,但事实上他同样痛心于国民的种种“不文明”行为,只是做法上他持保留意见,又觉陈义过高,“扣好扣子”与“民族复兴”没有直接联系。1949年后的正统史观强调新生活运动是在“用封建伦理纲常、四维八德来整治人的思想、禁锢人们的言论行动”,但从“五讲四美”到“素质”话语,实际上是在推行同样的宗旨:让国人意识到自身的不足,进而改造自己的行为。

新生活运动对身体的“教养”或“规训”,如果说有什么不同之处,那并不在于“国家介入日常生活”这一点,而在于其出发点隐藏着不时可见的军事化动员色彩。正如深町英夫所清楚证明的,蒋介石推动这一运动的起点,是1908年他在日本振武学校的《斋房条规》所学到的严格规定。这意味着,如果说西欧式“文明的进程”是一种社会的礼仪教养,日本式“文明开化”旨在跻身“文明国家”,那么在蒋的心目中,从这一套对秩序与卫生的新型生活规范中看到的好处则是通过管理身体达到社会生活的有组织化(在此又隐性地等同于“军事化”),进而实现国族的复兴与强大。以日本为中介来接受西方化/现代化,正是中国史上常见的一幕,但经过日本“转译”的版本便带上了国家主义的色彩。正因此,他把日本人洗冷水脸、吃冷饭,也都看作是“这就是最基本的军事训练与军事行动!他们从小在家庭里就养成这些刻苦耐劳的习惯,就是一切生活,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不要低估这种话语,它至今盛行:所谓“中日夏令营里的对比”之类的故事,最终都从个人的“素质”归结到国族的“竞争力”。就此而言,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并不是让国民“有教养”,而是为了提高集体行动的效率,时刻为可能到来的动员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他们对身体的规训并不是为了自己,更不是他们自发的愿望,而是要自觉为国家这么做。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虽然新生活运动号称为“新”,宗旨似乎也很现代,但它却又借用了传统的外壳,或隐或现地保留着与中国既往做法的连续性。蒋介石在谈到新生活运动时就不时强调“礼义廉耻”,但这并不始于他,事实上孙中山在谈到中国人“不文明”时,便解释为儒家经典《大学》八条目中的“修身”被忽略的结果。这就模糊了西方的“文明”(civilization)与中国“礼仪”(proprieties)之间的区别,似乎“那些我们中国本来就有,只是没好好遵守罢了”,这种“旧瓶装新酒”的嫁接方便了本土文化语境中的人们接受新观念,但却极大地忽视了两者之间的异质性。书中有一句有力的质问:“孔夫子曾吐痰吗?”回答是:对孔子来说,“礼”意味着不能在尊长面前吐痰。换言之,现代的“文明”意味着每个人在公共场所遵守同样的规范,但传统的儒家礼仪强调的却是人们在一个差序格局社会中按自己的身份正确行事。

新生活运动与中国以往的日常仪节肯定不是一回事。传统上,文化精英虽然也注重通过日常生活体验来达到修身的目的,所谓“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李贽语)、“百姓日用条理处,即是圣人之条理处”(王艮语),但这决不意味着对“砍柴挑水”的日常生活的批判与规训。虽然儒家政治理念也认为“教”与“养”是施政的主要目的,但这是通过让民众受到文化濡染而形成,正如龚鹏程所言,中国人基本的想法是“透过宗法宗庙,厚人伦以敦风俗”;然而新生活运动中的国家却扮演着远为积极的角色。正如美国汉学家魏斐德在《上海警察,1927-1937》一书中指出的,当代西方警察以执法和维持秩序为主要任务,但在民国时期的中国,警察却“既是审判者又是指导者”,从而“体现了晚清地方行政中的儒家精神(惩罚和教化)”,这种“教化”本身实带有相当程度的家长制色彩。

由此也可以理解蒋介石在这场运动中所扮演的那种“教化中心”的角色,他大言不惭地对民众宣称,“你们如果要为国家来做一番事业,为民族来争一口气”,“就要学我蒋介石的整齐、清洁、勤劳、刻苦”。这无疑源自“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圣人抱一为天下式”(《道德经》)之类的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方或日本均不曾见到这种仿佛“道成肉身”一般的“榜样的力量”。但这并不仅仅是一种自我加冕的道德表率作用,在实际运作中也成为一种强加的政治领导关系。深町英夫虽然未深入分析这种做法的传统渊源,但敏锐地意识到了各派政治力量的不同反应,看出蒋介石存在“利用这场群众运动成为全国唯一领袖的意图”;也就是说,新生活运动并非目标本身,而是实现多重政治目标的手段。就此而言,像胡适这样对新生活运动存有异议,或许也是因为看出了这一点,因而他含蓄反对的并非新生活运动本身,而是背后的真正目标。

失败的教化

新生活运动无疑是失败了。由于其目的是将国民改造为更适合现代动员的均质化“人口”,本质上就带有将人工具化的倾向,它忽视了这样一个社会变迁的成功取决于人们自发的愿望,相反,它倒是经常反对人们的自发行为。这种“文明化”不是像西方那样通过不断的社会互动与自我关注来完成,而过分强调从上到下的“教化”。虽然国民政府依靠警察力量来确保新生活运动的有效执行,如首都南京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就与宪兵司令部和首都警察厅合作来改善城市秩序,但从全国范围而言,当时的中国无疑缺乏充足的警察力量来确保人们遵守规范。与此同时,人们对这些新规范又缺乏自发的认同,其结果,就只能产生阳奉阴违和伪善,而那些苦口婆心的训令在民众耳朵里听来不过是流于空泛的道德说教,和自己的实际生活并不产生切实的关联。这也就是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反复出现的景象:即基层民众迎合权威中心的教化努力,通过一些仪式化的活动来表现出与中央权威一致的姿态,但往往也仅仅是“认认真真走过场,踏踏实实搞形式”。

尤其耐人寻味的一点是:“新生活运动”到最后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不包的大箩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1934年最初拟定的《新生活须知》就有多达95条,到后来更是把从妇女道德到幼儿饮食定量之类全都纳入进来,几乎什么都可以称作“新生活”,甚至连“旧”事物(如“忠孝”)也改头换面成了“新道德”。这是中国近现代社会政治运动中一再出现的状况,把种种原本未必相关的事物都归并到一个新名目之下,最终虽然在收编的同时保持了连续性,但却也导致新观念的庸俗化和泛化,模糊了核心理念,甚至变得毫无意义。

在传统儒家伦理中,关注的是一个“规范问题”(normative question):如何建立社会秩序?这注重的是实践,而不像西方那样集中讨论“社会秩序为什么是可能的”以及随之而来的抽象议题。新生活运动在这一点上的确与儒家极为相似:它列出一堆要求人们遵守的行为守则,这些规范当事人不必懂得为什么,只要照着做即可。但与此同时,这些规范的界定又并不清晰,例如“无谓应酬要减少”,怎样才算“无谓应酬”,“减少”到什么程度,都存在很大的可操作空间。此外,这些新规范常常把国家主义对人民的要求,嫁接在传统性别角色上,例如说妇女在家里妥善处理一切家务,人人这么做,国家就自然强盛,民族就能复兴云云。这样,这些规范既很难被国民真正理解并遵守,同时又带有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保守色彩,也就难以内化为人们自觉自发的日常行为。

深町英夫在本书中剖析了这场运动的方方面面,将重心放在“创造近代国民的典范”这一点上可谓切中肯綮,看出蒋介石在改造国民的同时怀有某种成为“政教一体”领袖的政治意图,也从当时日本舆论的视角点出对这场运动可以有种种不同的理解,而这些话语都必须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不过,他虽然意识到了这场运动与中国传统之间的联系,但对这种联系的分析似仍未深入——在中国式的理解中,这场运动与其说是“教养身体的政治”,恐怕倒不如说是“教化身体的政治”。作为一个日本学者,他敏锐地察觉到蒋介石、阎锡山等人在这场运动中的意识深受日本的影响,但却并未将中国与日本“文明开化”或西欧、泰国的情形作深入的对比研究,以更突出中国这一运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

某种程度上或许可以说,新生活运动的失败正是近代中国失败的一个缩影:在内忧外患的动荡中,社会无法高效率地完成自我重组,它既缺少日本那样军队、学校的有组织生活和一支坚决的警察力量,也缺少欧美那样频繁互动的社会公共生活和法律框架,于是仅能依靠政治力量的决心和空泛的口号来发起一些间歇性的群众运动。它空有高远的目标,但却无法将这种意志转化为能真正实现的政治行动,换言之,这里的悖论在于:新生活运动希望有效动员中国社会,但它的失败却恰恰暴露出当时的国家其实并不具备这样的动员能力。由于这种教化努力本身就在反对民众的自发性行为,因而很少得到他们的主动认同,只能依靠警察力量的刚性约束,但国家本身当时却又不具备这样坚定的警察力量。

更进一步说,这也显示出当时的中国仍是一个在向现代过渡的社会,虽然它的传统结构已趋于瓦解,但却仍希望自身的现代化是在一定程度上带有传统色彩的框架下实现。在这个社会中,绝大多数人仍生活在宗族制的熟人网络中,尚未成为进入公共网络的自治个体。亚当斯密曾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商业社会中的公共交往能有助于提升人们的道德性,因为我们在亲友面前比在陌生人面前更易做出不端行为。如果是这样,那么只有现代商业社会极强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才能依靠无数琐屑的人际碰撞和交流,逐渐确立公共场所的“文明”规则,而这样一个过程也并不需要一个发号施令的教化中心。“公共生活”本来就是在一个流动性加强的城市社会中才能成其为可能,也只有此时人们才会自觉去注意到自己在公共空间中的举止文明,并通过不断的日常实践将之内化——这一社会变迁过程,中国至今尚未完成。就此而言,新生活运动的失败是不必感到奇怪的,因为近代史一再证明,如果社会条件尚未做好准备,那么即使“创造条件也要上”,最终的结果,社会仍会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来,没有人能一步登天。

已刊2017-10-31《经济观察报》书评版,有删节,现全文发布 ------------------------------------------------------------------- 勘误: p.6:广州河下之蛋家是也:疍家 p.6:且对外国人说:“噎士巧士迷。”此处宜加注:即英语Excuse me p.7:它缺乏作为“牺牲羊”的外敌:替罪羊? p.183:“好铁不打钉,好子不当兵”:好子=好男,p.72作“好人不当兵” p.222:仰光北部的东瓜(Toungoo):应作“东吁”,这是缅甸著名古城,东吁王朝定都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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