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相百家 观相百家 评价人数不足

透析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涵与神韵

柳言鹰语

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涵与神韵

仰望文学的天空,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犹如满天繁星。在谈论古典中国文化时,钱穆先生曾以“文以载道”来总结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精髓。因为“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由价值弃取看,“道”之所导(引导)并不像古希腊经院哲学把一种势所必至的命运——所谓的“必然”强加于宇宙万物和人,而是推崇“自然”之“道”。而这种“道”、“所行道也”的价值导向,亦可谓之我们当下的价值取向。比如“廉”,不但曾是墨家的标志,也是古典中国的时代特征。在《观相百家:古典中国文化之春夏秋冬》(下称《观相百家》)一书中,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郭智勇从“墨子贵廉”说起中国古典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观相百家》是郭智勇继《被遗忘与曲解的古典中国》之后,对古典中国的精神文化所作的观相式考察。在郭智勇看来,不但《吕氏春秋》总遭遗忘与曲解,《墨子》所追求的“廉”也被淡忘了。但是,《吕氏春秋》却恰切地概括了古典墨家的形象,不像现代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生哲学,古典时代的中国士人认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行为规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比如“行为规范”中的“义”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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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典文化的内涵与神韵

仰望文学的天空,中国古典文化精髓犹如满天繁星。在谈论古典中国文化时,钱穆先生曾以“文以载道”来总结中国传统经典文化的精髓。因为“道”,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大相径庭:由价值弃取看,“道”之所导(引导)并不像古希腊经院哲学把一种势所必至的命运——所谓的“必然”强加于宇宙万物和人,而是推崇“自然”之“道”。而这种“道”、“所行道也”的价值导向,亦可谓之我们当下的价值取向。比如“廉”,不但曾是墨家的标志,也是古典中国的时代特征。在《观相百家:古典中国文化之春夏秋冬》(下称《观相百家》)一书中,电子科技大学教授郭智勇从“墨子贵廉”说起中国古典文化在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

《观相百家》是郭智勇继《被遗忘与曲解的古典中国》之后,对古典中国的精神文化所作的观相式考察。在郭智勇看来,不但《吕氏春秋》总遭遗忘与曲解,《墨子》所追求的“廉”也被淡忘了。但是,《吕氏春秋》却恰切地概括了古典墨家的形象,不像现代人“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人生哲学,古典时代的中国士人认为实现目的的手段——行为规范——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比如“行为规范”中的“义”和“廉”:如果前者为人的行为规范和处事信条,那么后者则强调恪守道德底线——“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于利不苟取,于害不苟免”(《吕氏春秋·士节》),这种“临大利而不易其义”的行事风格不但是墨家的标志,还是人人必须遵守的最根本的行为规范。

“义”“廉”不但是古典中国士子的基本特质,更是古典中国对“士”的秩序要求。郭智勇认为,“廉”是对“义”的坚守,指的是人对“义”的主观表现。在《吕氏春秋》中,“仁”和“义”通常是连用的;在《墨子》书中,还有“万事莫贵于义”之说。在这里,“义”是一个名词,而“廉”则是一个形容词性的词。正如郭智勇所言,“任何事物的存在、变化和发展都有它的原因,有它的‘缘故’,这也是任何一个文化人类先天就具备的思维定式。”比如《吕氏春秋》,它的不同凡响,就在于它是中国第一个强调重视事物内在原理,明确提出要反省事物的因果关系。从文化历程看,是“古典文化”把“古典中国”的发生和演变呈现出来。或者说,是从《吕氏春秋》、《郭店楚简》中溯推出古典中国文化的“来源”和“流变”。

不同的文化会有自己独特的面貌,就像不同的动植物种类各有自己的形态一样。比如,埃及的建筑不同于中国的建筑;中国的绘画不同于西方的绘画;西方的音乐不同于古典的音乐;印度的政治不同于希腊的政治,等等。在郭智勇看来,不同的文化之所以形态不同,源自于它们各自不同的“生命感”和“世界观”(生命意象和世界图像)。他认为,“每一种文化都会有自己独特的基本概念”,这也是德国思想家奥·斯宾格勒的“文化生态学”的基本特征。他强调,“探讨不同文化间的形态差异是文化形态学的基本要求。”对于古典中国文化而言,虽然不同文化有不同的形态面貌,展开于不同的时空领域,但它们却具有相同的发生学规律,有相近的演化节奏,因而不同文化具备了可比性,而这种可比性,又可称之为“同源性”,或“同时代性”。

古典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为便于探讨和理解不同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性”特征,斯宾格勒别出心裁地制定了三个表格,以分别表示人类不同文化间“精神方面”的演化对比、“文化方面”的演化对比以及“政治方面”的演化对比。在《观相百家》中,郭智勇着眼点重在不同文化“精神方面”上,他特别用春夏秋冬四季来表示各文化有机体的精神演化阶段。其中,他不但专门标出了各演化阶段的大致时间跨度,还重点用“观相”的方式探讨了中国历史,特别是古典中国的历史。那么,古典中国起源于什么时候呢?郭智勇认为,“当古代中国人开始把‘天’当成至上神信仰的时候,表明中国已从原始文化阶段进入到高级文化阶段……”,即“原始中国已演变为古典中国”。

“商周之际,文化中国开始觉醒,古典中国的发轫就在于此。”在《观相百家》一书中,郭智勇从古典中国之《圣经》(《尚书》)谈起,论述了孔墨与宗教改革运动的历史演化,并从《诗经》、《周易》、《郭店楚简》、《吕氏春秋》等文献典籍中探析古典中国文化对对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其中,《尚书》被称之为“古典中国之《圣经》”,“最能反映殷周之际或者周初新人类的精神面貌”。正如郭智勇在《观相百家》中所阐释的,周人对天的信仰特别表现在对“天命”的信仰上,与此相关的是“敬德”,“某人有德,他才获得天命”,而进一步不但使“以德配命”成为中国文化从原始状态进入高级阶段的标志,“德”还顺理成章的成为古典中国的核心价值观。

“任何一个高级文化必然会经历它的宗教改革运动,这是文化有机体的命运,是文化有机体的生成逻辑所决定的。”正如郭智勇所言,文化之夏的标志就是宗教改革的兴起,宗教改革“使宗教回复到原初概念的纯洁性,就像其在初始的伟大世纪所呈现的那样”(奥·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我赞同郭智勇的观点:古典中国确实像其他的文化有机体一样,不仅有它的宗教,也有它的宗教改革运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古典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政教合一的国家,整个社会就像一个教会,天子既是宗教教主也是政治领袖,而孔子、墨子则是最著名的宗教改革运动家。作为古典中国宗教改革的标志性人物,孔子主张“贵仁”,主张用“礼教”来整齐社会。而墨子所创的“清教”则以“贵廉”为旗帜,重视“人对行为规范、对处事原则的坚持”。站在观相的历史角度,古典中国精神正是在“墨家”与“儒家”相互反动中问世。即,古典中国启蒙运动缘起“孔子发起新教运动之后,墨子的清教——墨教引起强有力的组织性和实践力称为古典中国思想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力量……在墨家‘贵廉’主张的引领下,在墨教强有力的行动中,中国精神到达一个极致”。

从历史文化中了解中国,“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只有很好地认识和把握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很好地认识和选择当代中国的发展特色和发展道路,进而增强文化自信和道路自信。”正如习近平同志所强调的,古典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古典文化的张力在于还原、激活其生命,尤其应融入新时代的特质。在《观相百家》中,郭智勇以翔实的史料揭示了古典中国的全景和真相,并“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从而使古典中国文化丰盈起来,成为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


原载《阳江日报》《燕赵晚报》,发表时有删节,转载请致电致函商洽授权。

http://szb.yjrb.com.cn:81/html/2017-03/25/content_4_2.htm

http://yzwb.sjzdaily.com.cn/html/2017-10/21/content_18402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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