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无事

KiYama

十六世纪的天空中,积雨云正在不断酝酿翻滚。在旧大陆的另一端,教权势力重新在伊比利亚半岛站稳了脚跟,随着摩尔人和伊斯兰教的退却,西葡王室并没有止步于对故土的收复——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带着对东方的幻想,对香料、黄金、利益的追逐,对传教的狂热,而不断向西向南挺进,全球流通的历史就此开始。而在旧大陆的内部,变革也在不断酝酿:公司制,股份制在襁褓中壮大;价格革命使封建主嗅到了日益紧张的空气;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在重商主义的大旗下开启资本与领地的掠夺;尼德兰革命成为中世纪中的第一缕燧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更是带来了一股穿透旧教权体系的劲风……新因子正在以强大的势能摧枯拉朽,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形成。 而回首此时的中土,庞大的国家机器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被砸烂,尔后又被重新扶起,这个以天理人伦,纲常名教为血脉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在不断的缝缝补补,一个愈发强化的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悄然生长,然而机户们急于买田置地的举动似乎也暗示了自然经济在这片热土上难以抹去的印记。于此一百年之前的郑和下西洋的探索,也随着宝船的腐朽,随着航海图的焚毁,随着朝贡时的声声“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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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世纪的天空中,积雨云正在不断酝酿翻滚。在旧大陆的另一端,教权势力重新在伊比利亚半岛站稳了脚跟,随着摩尔人和伊斯兰教的退却,西葡王室并没有止步于对故土的收复——迪亚士,达伽马,哥伦布,麦哲伦带着对东方的幻想,对香料、黄金、利益的追逐,对传教的狂热,而不断向西向南挺进,全球流通的历史就此开始。而在旧大陆的内部,变革也在不断酝酿:公司制,股份制在襁褓中壮大;价格革命使封建主嗅到了日益紧张的空气;伊丽莎白一世治下的英国在重商主义的大旗下开启资本与领地的掠夺;尼德兰革命成为中世纪中的第一缕燧火;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更是带来了一股穿透旧教权体系的劲风……新因子正在以强大的势能摧枯拉朽,一场更大的风暴正在形成。 而回首此时的中土,庞大的国家机器在一次次的改朝换代中被砸烂,尔后又被重新扶起,这个以天理人伦,纲常名教为血脉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在不断的缝缝补补,一个愈发强化的集权政体建立起来。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萌芽也在悄然生长,然而机户们急于买田置地的举动似乎也暗示了自然经济在这片热土上难以抹去的印记。于此一百年之前的郑和下西洋的探索,也随着宝船的腐朽,随着航海图的焚毁,随着朝贡时的声声“万岁”而掩埋于历史的尘埃之中。 《万历十五年》的故事就于这样的背景下揭开了帷幕,黄仁宇先生截取了1587年时的六个人物的剪影,巧妙的展示了这个庞大帝国是如何拖着沉重的脚步,在海晏河清下的暗流涌动中走向窒息。 正如作者所言,“当日四海升平,全年并无大事可叙”,然而“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在此种静谧而诡吊的政治环境中,当朝执政者——万历皇帝朱翊钧首先登场。 有明一朝,皇权在理论层面上是无法逾越,无所不包的绝对权力,然而在与文官集团的矛盾中,皇权并非始终处于上风。守成的文官集团,有着最高尚且最无懈可击的武器——天理人伦,纲常名教,祖宗之法,他们操弄着这种武器互相攻伐,用一种卫道者的狂热来规劝皇帝修齐治平,且皇帝没有任何道义上的理由来禁阻这种道德献身,因为此种道德,乃是这个帝国从顶层到基层运作的根基,也是深入所有人价值观中的正道。但皇帝首先是人,然后才是一个活着的牌位,皇帝也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手实现伟业。当一个雄心壮志的皇帝与这个守成集团碰撞,皇帝的胜算微乎其微,于是正德皇帝选择了声色犬马,荒淫无度的生活以挑衅这些“老朽”;嘉靖皇帝对臣僚大失所望,转而修坛炼丹;而自幼被张居正和皇太后严加管教的万历皇帝在修为上也未尝不算高水平,张居正辅佐下的万历前十年,也未尝不可说是海晏河清。 然而当张居正意外病故,万历独揽朝政之时,情况急转直下,国家机器并没有按照原先规划的轨道运转下去,已死的张居正瞬间成为文官集团的一块靶子,抨击张居正“蛊惑幼帝,颠覆祖宗之法”瞬间成为了官僚系统中的政治正确:因为张居正的变法触碰了文官集团的蛋糕,他们怎能容忍刚成年的皇帝沿着这条变法道路继续下去?即使那些蛋糕没有被触碰的官员,抨击张居正乱法扰民,自然也是积累政治资本的好法子。变革的星火从未在根本上照亮这片大地,因为守成中庸方是“正人君子”之道。初主事的万历皇帝似乎并没有深谙文官集团的这些权谋,在质疑张居正的声浪中,万历皇帝发现他的老师并非圣人再世,盛怒之下,张居正的遗产被一笔勾销。可是又有谁能是圣人再世呢?文官集团一直以圣人标准要求主政者,又何尝不是一种道德绑架?作者也提到,张居正任用亲故,仅仅是因为他无法甄别谁支持变法,只好采取这种成本最低的甄别方式,这就触动了文官集团的逆鳞。于是人事技术上的问题被上升到“偏私”的道德问题。这种阻挠变法的结构性障碍,又有什么良方可以解决呢? 张居正倒塌,独揽大权的万历皇帝应该能发挥自己的作为了吧?然而并非如此,皇权的苦恼对于万历而言远大于其快感,这个自幼在规矩下生活的皇帝始终不能挣脱规则,他甚至没有权力选择宠爱哪位皇妃,没有权力选择爱子作为储君,因为他仅仅是一块活着的牌位,是文官们党同伐异时打出的大王牌。于是皇帝的宫闱事迹被文官们喋喋不休的讨论,而那些对文官积累政治资本无益的实务,却被无视了。因为在规劝皇帝修齐治平这件事上,是最好标榜自己的高尚道德的,宫闱之事,往大了说,不正是大明的道德橱窗吗? 这种沉重的道德体系,缔造了大明这个层级严密的帝国,但也就此成为了扼杀这个帝国的生命力的铰链。 从万历皇帝之后的选择来看,的确如此。万历选择与文官集团死耗,在立储问题上一拖再拖,并躲入深宫,数十年不问朝政。大明的国家机器,就在这样的情形下拖步前行。 接着登场的是两位位极人臣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与申时行。作者似乎有意突出了这两位首辅的不同选择。力行变法,试图对国家机器进行洗牌,对皇帝严加管教的张居正在身故之后被文官集团彻底清算;而吸取了张首辅教训的申时行选择了折衷调济,既不触动文官集团利益,也不触怒皇帝,然而骑墙妥协所带来的和平并没有让文官们满意,他们抨击申时行首鼠两端,而在两头重压下,申时行最终选择了告老还乡。 而本书提到的海瑞也是这个文官集团中的另一种尝试,在面对这样一个日渐糜烂的政治体系时,海瑞没有能力自上而下变法,没有选择左右逢源,他选择的道路是“古圣人”的道路,通过个人努力,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直言劝谏,从而实现修齐治平。与使用道德作为工具的众多文官不同,海瑞是道德的真正践行者,但这种践行并没有赢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他的直言奏折令嘉靖皇帝怒不可遏,但嘉靖也拿他毫无办法,一会咒其为“骂皇帝的畜牲”,一会又将其比作古代忠臣比干。最终令锦衣卫将海瑞逮捕,意欲行刑,可最终未竟;与海瑞共事的官员也对海瑞的古怪行径摇头不解。然而这位理想主义者并没有完成他的夙愿,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完成他的夙愿。海瑞所厉行的“正确无比”的祖宗之法实际上是为了适应当时的落后的行政管理能力而设计的,如洪武皇帝节俭一切开支的律令,是对财税和经济政策无法进步的一种妥协。然海瑞只看到了节俭这种美德,试图用当初的美德就能复兴这个社会架构,无异于刻舟求剑。海瑞也只能在这个浑浑噩噩的文官集团中无可奈何的死去。是年正是1587年,又一种尝试告终。 戚继光也是另一种尝试。作为中国古代一代名将,致力于边防的他似乎可以更“纯粹”的致力于军队改革。但这样一个国家体制并没有给戚继光以机会,调和阴阳,维持稳定的思想禁锢了明军的发展,似乎一切运用武力的行为都是令文臣们所不齿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戚继光开展强军无异于戴着镣铐跳舞,更何况,他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地位局限了他只能以建设一只自己身边的军队为己任,这已埋下了严重的法理危机。他与张居正的密切关系,更是令文官集团将其视为眼中钉。最终,戚继光在被贬地落寞死去。 但作者也提到了,戚继光的重整军备也是一种妥协与调和,先进的管理技术与野蛮、神秘学的思想共存于明军队中,作为革新者的戚继光同时也是迷信的追随者,这种矛盾裹胁之下,一种彻底的改革似乎希望渺茫。而随着戚继光于万历十五年末郁郁而死,这最后一丝革新的星火也随之湮灭。近70年后,明军被建州铁骑冲破,似乎也是难以避免的了。 万历年的学者李贽则是另一个群体的代表。他耳闻目睹了这个社会架构的腐朽,但发现他不能拯救什么,不能摧毁什么,甚至他不能提出另一套更好的理论来代替孔孟圣言。因此他只能使用片段式的只言片语去反对各种道学,心性之说,这样一种反对并没能形成一种自洽的理论体系。但李贽虽为“离经叛道”,但他的一些想法也与传统观念无异,比如其对于君臣,天下的历史观,在没有新经济元素注入的情况下,他似乎没能彻底挣脱。这位苦闷的思想家与这个旧体系不断抗争,奋斗,然而什么也没得到,也可以说,一开始就不能得到什么。而矛盾与苦闷中的李贽最终于狱中自杀。 “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它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耽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 海晏河清的1587年在这些人的悲剧中结束了,然而无事的天朝,必将因为其“无事”而迎来更大的风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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