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上的斗士和老者

怪力乱神

广场上的斗士和老者

——《发展的迷思》和《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化挑战》书评

大概在读导论的时候,我的两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经历了猛烈冲击,书读到一半,我的两观直接被颠覆。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以下简称《发展的迷思》)或许并不是一本最合适的“发展学”入门读物,但它对新读者旧有观念的冲击堪称洪水猛兽,并且语惊四座惊世骇俗。

旧有观念来源于处于发展学知识之外的大众从小被教育系统以及社会语境灌输和洗脑的思想。从刚识字不久的教育开始,我们便被反复强化“社会要发展进步”、“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是我们迈向美好社会的过程”……虽然每个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语境里也充满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我幸运地逃过了它对我头脑的霸占(可能因为它比起“发展”表演拙劣太多,容易一眼识破),却从未质疑过发展这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且自以为拥有了独立思想,秉持着自由民主精神,一直向着美好社会追求理想,为社会发展而奋斗。

然而,《发展的迷思》作者李斯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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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上的斗士和老者

——《发展的迷思》和《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化挑战》书评

大概在读导论的时候,我的两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就经历了猛烈冲击,书读到一半,我的两观直接被颠覆。

《发展的迷思——一个西方信仰的历史》(以下简称《发展的迷思》)或许并不是一本最合适的“发展学”入门读物,但它对新读者旧有观念的冲击堪称洪水猛兽,并且语惊四座惊世骇俗。

旧有观念来源于处于发展学知识之外的大众从小被教育系统以及社会语境灌输和洗脑的思想。从刚识字不久的教育开始,我们便被反复强化“社会要发展进步”、“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发展是我们迈向美好社会的过程”……虽然每个当代中国人生活的语境里也充满了一党专政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我幸运地逃过了它对我头脑的霸占(可能因为它比起“发展”表演拙劣太多,容易一眼识破),却从未质疑过发展这一件“理所当然的事”,并且自以为拥有了独立思想,秉持着自由民主精神,一直向着美好社会追求理想,为社会发展而奋斗。

然而,《发展的迷思》作者李斯特在导论中就毫不留情地撕毁了“发展”的华丽外衣,直揭“发展”不堪展露的老底:“几个世纪以来,没有任何人或者几乎没有人目睹通过某些机构性的措施能够减轻他人的贫困,尤其是居住在其他大陆的人们的贫困。”犹如当头棒喝,这段话警醒我去仔细回想赤裸裸的社会现实:“全球10%的人掌握着全球80%的财富,顶层1%的人掌握着40%的财富,而全球68%的非发达国家的人口挤在49%的土地上。”( 一门社会学线上课程呈现的数据。)

实际上,我们没有生活在朝鲜或者文革时期,这样的世界真相信息是可达的(而且中国政府乐意传递给我们),我们是知道的,但似乎,这些数据不过是头脑中一个与自己关系遥远的存在,漂浮在海底,并不时常浮出水面。当我有机会直观地看到这样的一组数据时,感受到的是一种强烈的冲击和震撼——实际上,在读到《发展的迷思》之前,这冲击和震撼也只不过是“发展”谋略实现的一部分,我执信的,依然是,这些穷人应该实现更好的发展,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发展得更好——“发展”对我来说毋庸置疑。

李斯特正是目睹发展得到了“世人的一致拥护”,痛心疾首,仿佛愤青一般写出这部言辞激烈的著作,警醒人们不要忘记发展“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和文化氛围内形成的”,并用心良苦地从发展的历史源头开始追溯,将有关发展的各历史时期的重大史实、学术理论甚至关键文献都面面俱到地一一进行精细的检视、验证和批判,期望人们在检阅这些事实后再自由表明立场。

如他所愿,我头脑中“隐含的假设”被他击得粉碎,我开始重新建立我的世界观和价值观,甚至重建我的知识体系——从认识发展的历史起源和背后的权力关系开始。因此,面对同样一组数据,高悬我头顶的不再是“应该更好的发展”这样的问题,除了对他们被剥削和压榨的愤慨,还会思考这样几个问题:1)这些数据是如何被统计的?基于什么标准?2)那99%的人是否需要这些所谓的财富?3)非富裕的人是否有自己的想法和路径而不是被划归到这统一的计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之中?

有评论家曾说,好作品有两种:有些人的作品的确好,但也就到此为止,而真正的杰作,会让你振聋发聩,长久回味,促使你深深思索。《发展的迷思》不仅让我思索,甚至动摇了我的思考方式,从这个意义上,它可以称为“杰作”。

但从另一个方面评价,这部著作因为其强烈的批判性和价值倾向,难称严谨科学的理论史,并不适合发展学初学者作为学习的范本阅读。除了会被作者的价值倾向影响,对初学者最困难的在于,对作者批判的客体严重缺乏了解。好比我读到一篇痛批特朗普的社论,如果我连特朗普是谁都不知道,何以与作者产生共鸣、理解其所批判的论点?作为初学者,读这本著作就类似这样的过程。

虽然李斯特用了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在结合历史梳理发展的演变,但是他对历史事件和背景也只是点到即止,蜻蜓点水般地一掠而过,似乎默认读者是知道的、熟悉的,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切入对该历史阶段或历史文本的批判。甚至至关重要的“依附理论“,对它理论本身的表述也不过是一笔带过,而用更大篇幅指出依附理论存在的问题以及与罗斯托理论的比较。

依附理论到底是什么?看得一头雾水的我,这个时候在另一本书中找到了答案,并且在这本书中得以释怀。

老师将《人类学、发展与后现代挑战》(以下简称《人发后》)作为《发展的迷思》的参考读物,作了推荐。老师只推荐了第一二章,而我竟被这本书吸引着一直读了下去。

《人发后》让我在读《发展的迷思》过程中及读完之后,有拨开迷雾见阳光的豁然开朗之感。如果说李斯特是站在广场上愤怒演说的斗士,我在旁边听得震撼,却仍然有些不明所以,而凯蒂·加德纳和大卫·刘易斯则像两位知情而慈祥的老者,拉着我这位不明真相的群众坐下来,耐心地说,我们告诉你他讲了些什么,你不懂的我们都掰开了给你缕顺。

虽然《发展的迷思》副标题就有“历史”二字,但相比之下,在我读来,《人发后》更像一部“正经”的历史。所谓“正经”,是更科学严谨客观理性地梳理历史沿革。虽然书中也不乏大量批判,但言辞间,更多是学理上警觉的反思和剖析,而非价值取向明显的指责。

《人发后》不疾不徐、循序渐进地展开人类学和发展学有关的概念和理论,并将“依附理论”放在发展理论的大框架下讨论,虽然着墨不多,但也呈现了依附理论的核心主张、理论源头、历史作用,继而指出依附理论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梳理像教科书一样将我头脑中的迷茫各个击破,让我了解了依附理论的“前世今生”,也理解了李斯特对其的批判和剖析。

因为着眼于发展和人类学的关系,《人发后》在澄清基本概念之后,按照一系列主题,呈现了人类学在发展背景中的演变过程,同时辩证地展现了各个面向对某理论的批判——作者从来没有落脚到某一个价值论点,并将其作为结论性观点,而是一直保持开放地探讨。

更可贵的是,两位实践经验丰富的作者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和文本的纠缠,而是在书中穿插了大量的实际案例,作为理论的佐证性说明。而夹叙夹议呈现这些实例的过程,对我的认知和知识也极具启发,可谓在李斯特的“动摇”之后,将我的思想往有理有据的方向又推进了一步。

譬如马里苏德农村发展项目,旨在通过新技术和贷款提高当地主要作物如玉米、高粱等的产量,而项目将产量提高10%的同时,却只有部分村子受益——最需要帮助的人被排除在项目之外。这是因为“新种子、化肥与技术都由官方认可的村委会分配,但并不是每个村都有村委会,只有那些比较富裕的村才有”。这个案例让我恍然大悟许多发展项目不成功一个核心原因:用来致富的技术本身就是对贫困人口的一道屏障。而没有在地经验的、没有地方知识和经验的外来专家,在他们的经验和坚信的知识中,只有这些技术或方法有效。实际上,或许当地人有自己的方法呢?专家们知道吗?

在后面的章节,作者又用另一个饲养鱼秧的案例印证了我这个想法。在孟加拉,外来专家鼓励当地人用昂贵而笨重的氧气瓶与塑料袋把鱼秧运到远方,而当地数代人其实已经使用泥土或铝锅,并用手“泼洒“以使水保持一定的氧气含量,以解决这样的问题。

理论与案例的交叉演绎,让《人发后》更加清晰易懂。它扫清了我在阅读《发展的迷思》时的盲区,并且引出了更多我想去探索的知识。比如“目标人群”的思想来源、界定以及后果。作者指出,因为界定了“目标群体”,所以项目会“将复杂的社会现实强行地划分成了易于理解的简单范畴”,而绕过了“使机会不平等问题长期存在的结构关系”。这个概念让我想到当今中国“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问题。 “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两种身份在一个儿童身上常常是变换的,如果项目只针对他其中一种身份,他在身份切换时,某个将他其中一种身份定为目标的项目,则面临着将他排除在外的风险。那么,规定目标群体是不是一定就是一种有缺陷的发展项目操作方法呢?这是我想要去继续探索的。

然而,作者不断的反思和自省让我在阅读到书的最后部分时,也产生几分困惑,担心其是否陷入了虚无主义。如果都存在问题,那到底可以做什么?好在作者对此保持清醒,在《人发后》的最后,书中指出了人类学家在发展领域的几条“出路”。除了“促使在发展机构工作的同事摆脱制度文化直接约束进行独立思考”,还可以“让人类学知识与方法在专家及精英小群体之外普及”,并且坚持参与式农村评估培训,“发挥这类知识与方法的批评、反对与质疑作用”。

相比而言,李斯特在把“发展”的历史批驳得体无完肤之后,并没有给出一个清晰可行的解决方案,反而在书的最后部分又将“经济科学”推到了风口浪尖,宣称最应该批判的乃是“今天必须加以质疑的整个经济‘科学’ ” 。他甚至口舌毒辣地指责“所谓经济‘科学’没有丝毫科学而言”。书的最后一段话,李斯特终于开始考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于是提出“转换视角”、“以另一种方式来观察世界”,以及“有待完成的是更加困难的任务:引导知识战胜信仰”。

我作这样的对比无意于指责李斯特,如果批评李斯特言过其实、危言耸听更是有失公允,实际上,全书并非《乌合之众》一般的“断语”,而是由丰富而翔实的文献资料和学术引用组成,具有相当程度的学术价值。我认为,不同的作品有不同的功用,并非一定要提出解决方案才能称之为佳作。有些书完成惊世警钟的使命便已足够,有些书则担负起了指引方向的重任,二者都有存在的价值。就像我到了一个广场上,人来人往,如果没有激愤斗士的慷慨激昂吸引我的注意,我是不是也听不进去老者的循循善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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