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的真实与虚无

阿呜
2017-11-04 23:22:29

(刊于《文汇报》app 2017-11-15 )

写作有真实和虚假之分吗?如果有他人的注视,书写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那么,“他人”是谁?是数年后身份不明的读者群,还是写作发生过程中那个无法挣脱绝望的“叙述者”,换成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隐含作者”?仔细阅读太宰治的小说,会发现叙述者往往深陷一个“他人的地狱”中,只不过,“他人”带来的痛苦,不仅仅来自外在于作者的世界对作者的凝视,更多的是源于太宰塑造的理想自我对真实人生发出的责难。

十全十美的文章和彻头彻尾的孤独

如同萨特所言,“我觉得孤独得那么可怕,以致想去自杀。把我克制住的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没有人,绝对没有人会对我的死而感动,我死后会比生前更孤独。”死后更孤独,生又远比死亡更可怕。如果说“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活”是一句克服死亡恐惧的箴言,那么勇敢地选择生就更加显得果断非凡。死亡,不过是对现世责任的消极逃避。

太宰治是孤独的,他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以不同的演出方式塑造了同一个孤独的角色。在他中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七部作品中,《女生徒》(1939年)最早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小说以女主公的日记为素材,讲述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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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于《文汇报》app 2017-11-15 )

写作有真实和虚假之分吗?如果有他人的注视,书写是不是也带有一定的表演性质?那么,“他人”是谁?是数年后身份不明的读者群,还是写作发生过程中那个无法挣脱绝望的“叙述者”,换成专业术语来说就是“隐含作者”?仔细阅读太宰治的小说,会发现叙述者往往深陷一个“他人的地狱”中,只不过,“他人”带来的痛苦,不仅仅来自外在于作者的世界对作者的凝视,更多的是源于太宰塑造的理想自我对真实人生发出的责难。

十全十美的文章和彻头彻尾的孤独

如同萨特所言,“我觉得孤独得那么可怕,以致想去自杀。把我克制住的是这样的想法,就是没有人,绝对没有人会对我的死而感动,我死后会比生前更孤独。”死后更孤独,生又远比死亡更可怕。如果说“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活”是一句克服死亡恐惧的箴言,那么勇敢地选择生就更加显得果断非凡。死亡,不过是对现世责任的消极逃避。

太宰治是孤独的,他的小说中,所有的主人公以不同的演出方式塑造了同一个孤独的角色。在他中后期最具代表性的七部作品中,《女生徒》(1939年)最早奠定了他在文坛的地位。小说以女主公的日记为素材,讲述了一个十四岁的少女在一天中从早上起床到夜里就寝这24小时内的心理活动。女学生的早晨从惯常的心绪不宁开始,一到早上,伤感的事、羞涩的事、丑陋的事、厌世的情绪就如约而至。坐在梳妆台前,讨厌自己;吃早饭时,讨厌亲人;做园艺时,讨厌“不可爱的草”……在生活中,唯一能让她觉得有片刻欢喜,是在摘下眼镜的瞬间,这是因为看到的风景才会朦朦胧胧,如梦如幻,“犹如万花筒里看到的那般美好,看不到任何污浊的东西”。女学生的困境,就是作者自己的困境,包裹自己的这个世界污浊可气、令人厌恶,然而我身却必须置于此地。在这个柔弱不堪的少女身上,我们瞥见了太宰的影子,他确切地知道自己应该前往的最佳去处、最向往的美好地方、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处所,他迫切地想要过上美好的生活,他有期待更有野心,可是,极端的自卑与自弃导致他一想到要为这些付出多少艰辛和努力的时候,焦躁不安的心情就占据上风。如同一个没有丝毫能力的十四岁少女,太宰无法(或者说不敢)奢望发挥自己的个性,更别提改变自己的命运。夜幕降临,少女躺在床上要结束这一天,她(或说他)捂着脸睡去,明天,还会是同样的一天。

作者和主人公:真实与虚无的交织与背离

在讲述真实和虚无问题之前,有必要对“作者生活之真实”、“写作语言之真实”以及“人生根柢之真实”三者间微妙的差别作一番讨论。“真”和对“真”的“定义”两者中到底哪一个左右了作者的选择?为了求真而真,结果是行为越符合作者对真的定义,这一行为本身所能体现的“真”的力度越微弱。

来看看20世纪的“the linguistic turn”吧,从哲学推及其他学科尤其是语言学、文学领域。它晚于太宰治而发生,却在太宰治这里预先应验。语言带着自己的符号意义,一旦被明确地感知,它就已经外在我们而存在。从这个角度上说,日常的每一次谈话,每一个行为,都在被语言型塑。当我们一次次试图厘清自己的内心,一次次将生活中的碎片用一种概念和逻辑串起来的时候,已经无意识地被纳入“语言”的网中。一般的逻辑,生活——具体的吃喝住行、人际交往、喜怒哀乐是第一步,基于此才得以抽绎出来的是概念(现在看来也叫语言,那么生活应当是言语),在这个抽象的概念之后,我们开始反观过去,得出来的理应是一种历史经验。然而实际的情况如何?在对“真”的语言层面追求中,一步步失去的恰巧是一个“真我”。与过度真实并生共存的,很可能就是真实大外壳下的虚无。即便人们不会认为那是虚假,但至少这种真实拉开了个人实际生活与现实世界。作为小说家的太宰治,其实正是在不辨个人生存之真和社会历史本来面目之真的差异中,变得真真假假,虚实难明。

战败后的日本,经济极度贫困,民众的精神极度荒废,太宰治天生的反俗感无法面对这种环境。他渴望真实无暇的生活,不能够接受浑浑噩噩的自己,却又无力对现实做出改变,因此,他一方面感叹当时的日本人丧失了“基本道德以及日本传统的美意识”,一方面却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无法摆脱“庶民性的庸俗”的人物。作者真实的心理活动,和不由自主写下的反面人物,构成了一卷奇妙而矛盾的战后日本风俗画。

《维庸之妻》(1947年)的一开场,作者就通过落魄小说家大谷——一个维庸式自嘲、逃避的人物行为,将无望的生活铺陈在读者眼前。小说以妻子的视角叙述,妻子这一角色是太宰治追求的真、善、美的某种化身,但尚未有《樱桃》(1948年)女主人公那种圣母玛利亚的光环。大谷对生病的儿子的一句寻常关心,竟然给“维庸”之妻带来巨大的震撼,这是一个同叶藏相似的人物,生活极端放纵、颓废。为了替大谷还债,妻子背上儿子去酒馆打工,甚至偶遇了大谷和他的情人。然而生活的重压已经将他们狠狠打倒,在相视的目光中,他们只是淡然望着彼此,生活却平静如水,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过去了。对于生的渴望,已经下降到“只要能活着就行了”,人不是人并没有关系,没有尊严也没有关系,在生活的死水里,如果想要挣脱,最后仍避免不了被生活玩弄。既然如此,何不以自己的虚无去拥抱人生的虚无!

他的真实,就是最大限度地坦白人生的虚无。从这个角度来说,太宰治深陷的他者地狱是来自自我的执着,也因此导致了三岛由纪夫所形容的那种背离:“我们孜孜以求生之美的同时,倘若过于倔强于生,我们须了解我们恰可能背离我们的生之太美。”

在希望与绝境间走向死亡

在小说中,读者有时候已经无法判断主人公的颓唐到底是不是作者内心最根本的呼唤,他用每一篇小说来倾诉自己悲惨的人生出境,难道只是为了宣扬一种根本无法超越的虚无?实际上,太宰治并非生来绝望,在他的小说中,希望和绝望总是交织着前行。时而充满阳光积极追寻生的真谛,时而又精神荒废极端虚无,充分展现了作者内心的挣扎。可悲的是,他无力抵抗任何一种绝境,最后只能以最深沉的堕落回应生活。《东京八景》中他有一段关于“无赖”形象的描述,可说确是他自己的写照:“我是无知骄傲的无赖汉,也是白痴下等狡猾的好色男,伪装天才的欺诈师,过着奢华的生活,一缺钱就扬言自杀,惊吓乡下的亲人。像猫狗一样虐待贤淑的妻子,最后将她赶出。”

写在遗作之前的《樱桃》(1948年)已经将太宰求死的心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了。“我要向山举目”,这句《圣经·旧约》的话,是这篇小说的第一句。作者有所期待吗?是的。他高呼着试图向万能的耶和华求救,但是从没考虑过,这一行为本身的虚无特质。他的呼救,是在死前对生的希望的最后一次表白。到《人间失格》(1948年),希望的光芒已经灰飞烟灭了。

这是作者投水前的最后一部小说,主人公叶藏是完完全全真实的太宰治,从家庭背景到生活、求学的经历,一一吻合。叶藏自小就敏感易怆,他性情乖僻、却总是试图通过扮演小丑而使自己的举止符合虚伪大人们的期待。他对社会和人群充满了恐惧,却又无法治疗自己心理上的无能。这些矛盾却懦弱的性格,直接导致了他尚未成年就已经终日流连女性群体、沉迷药物、终日买醉、堕落沉沦。在与女招待一起殉情却独自被救下之后,他更加拒绝一切形式的妥协,将自己性格中最为黑暗的底色渲染的淋漓尽致。最终,他被送到疯人院,以自我毁灭走向人生终点。如果说此前的小说主人公即便深陷虚无心境,却依然选择苟活,那么在《人间失格》中,最后的一点“做人的资格”也不存在了,人物终于施行了“自杀”行为。在这部小说中,或许是因为打定了赴死的念头,太宰治异常诚实。没有了《女生徒》中叙述者的“装模作样”,他的生存之真和人生根柢之真意外地达到一致,竟让读者在阅读完毕之后同样认为,除了死亡,别无选择。

借用《Two and a Half Men》中艾伦的一句台词:“我不要好消息,隧道末端没有亮光,也没有拨云见日的感觉,我觉得自己坠入地狱,煎熬地等待死亡带来的解脱。”太宰治的心情大概也如同这段台词一般无望,在一场短暂的生命中,他经历了一次等待戈多式的悲剧,在等待中虽一度试图靠自己的努力塑造自己生命的意义,然而最终,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死神先一步敲开了门。从物质层面的生命来说,他也像那个荒诞场景里描述的一样,“什么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来,谁也没有去”,然而对读者来说,却留下了一系列可供倾诉的作品、一个可堪怀念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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