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常识报刊亭】刘炎林:关于野生动物,我们有什么可说的?

山鬼

刘炎林:关于野生动物,我们有什么可说的? 采丨山鬼 签签 王天泽 白松 编丨签签 10月16日,青海省囊谦县着晓乡尖作村护林员普布和江巴多德在巡护途中,发现一只雪豹双腿受伤。历时七日七夜,这只雪豹被成功送至当地的寺庙进行救助。而在10月30日,封面新闻报道称,在成都首次雪豹调查中,5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雪豹的身影,初步判断成都范围内,雪豹数量最少有2只。 实际上,在中国,雪豹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早在1988年正式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雪豹已被提为I级保护对象。但它为人所熟知还是因为去年陆川拍摄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片中的雌雪豹达娃为了争夺领地和食物受伤而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尽管城市化使得荒野逐渐消逝,然而,依靠像《我们诞生在中国》这样的纪录片的力量,野生动物保护又并未远离中国人的视野。成都范围内发现雪豹,更是说明野生动物距离城市并不遥远。 但在纪录片与新闻报道之外,我们对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知道多少呢? 当我们沿着海拔和湿度梯度往西走,越过熊猫栖息地区,就会发现,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及土地利用的方式变了。而这种变化使得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真正成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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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炎林:关于野生动物,我们有什么可说的? 采丨山鬼 签签 王天泽 白松 编丨签签 10月16日,青海省囊谦县着晓乡尖作村护林员普布和江巴多德在巡护途中,发现一只雪豹双腿受伤。历时七日七夜,这只雪豹被成功送至当地的寺庙进行救助。而在10月30日,封面新闻报道称,在成都首次雪豹调查中,5台红外相机捕捉到了雪豹的身影,初步判断成都范围内,雪豹数量最少有2只。 实际上,在中国,雪豹进入公众视野的时间并不长。尽管早在1988年正式颁布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雪豹已被提为I级保护对象。但它为人所熟知还是因为去年陆川拍摄的《我们诞生在中国》,片中的雌雪豹达娃为了争夺领地和食物受伤而亡,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尽管城市化使得荒野逐渐消逝,然而,依靠像《我们诞生在中国》这样的纪录片的力量,野生动物保护又并未远离中国人的视野。成都范围内发现雪豹,更是说明野生动物距离城市并不遥远。 但在纪录片与新闻报道之外,我们对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的野生动物的保护知道多少呢? 当我们沿着海拔和湿度梯度往西走,越过熊猫栖息地区,就会发现,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及土地利用的方式变了。而这种变化使得人与野生动物的共存真正成为可能。中国的西部地形复杂,气候多变,存在着大片不适宜人类居住的区域。但这里却分布着多种野生动物。青藏高原上的野牦牛,岩羊,藏野驴;大小凉山中相伴而生的熊猫与金丝猴;还有即便是在内蒙古的荒漠里也能生存的羚羊和众多鼠类。除了这些,还有无数野性的生命在这里与人类共存。 10月28日,常识记者采访了北大生态学博士、山水自然保护中心雪豹项目前负责人刘炎林,他曾在羌塘无人区调查了十年,涉及的野生动物包括藏羚羊、棕熊、藏野驴等。采访中,刘炎林谈了谈青藏高原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细节、现状与困境。 以下是对话内容摘录。 “纸上的保护区” 常识:您之前供职的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是一个NGO,现在去了官方的研究机构中国林科院工作,您现在对NGO是什么样的看法?还有信心吗? 刘炎林(以下简称刘):我还是觉得NGO是环保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他们是做试验,做探索的。政府的政策不能随意改动,但是NGO通过做探索,可以充当桥梁力量,在局部做试验。这个试验如果能够有意的接近,可以对政策起到改善的作用。NGO会有很多种,有一种是做监督,曝光的,比如说绿色和平。还有一些研究是在探索建设性的解决方案,我觉得山水就是属于这种。 常识:能不能具体谈谈NGO在野生动物保护这方面的工作? 刘:举个例子来说,2014年的7月份,绿色和平组织曝光了祁连山的木里煤矿。这件事曝光以后,国外许多媒体都进行了报道。当时中央政府非常生气。从那年的8月份开始,就把祁连山的矿都给停了,到现在还没开。九月份突击成立了青海祁连山自然保护区管理局,而这个保护区是2005年成立的,成立了快十年都没有管理局。通过这个事情的曝光,才成立了保护区管理局。 常识:那就是说政府在管理保护区这方面的缺陷? 刘:许多保护区其实是paperwork,就是纸上的保护区。中国现在建立了非常多的保护区,数量大概在两千多个,国土面积的覆盖也很高。但是保护区的有效管理是个大问题。因为这涉及到很多方面。像四川的大熊猫保护区,相对来说是管理很有效的。因为不论是保护区管理局的能力,资金,都比较到位,但是西部的很多保护区面临许多现实的困难。 常识:您提到过北美那边国家公园的保护体系和南非那种发达的兽医学,那么这两种管理模式和经验能不能在中国扎根呢? 刘:南部非洲是允许动物私有的,所以他就建了很多私人动物园,一定程度上促进了wildlifefarming(野生动物养殖),这对保护一些动物是有帮助的,比如犀牛。 北美是另外一种做法,在北美野生动物是归公众所有,不能属于私人。但它是允许打猎的,这是美国动物保护里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因为它通过打猎,比如说卖枪支还有收取狩猎费。 美国对野生动物保护研究得很透彻,很大一部分都是靠这部分经费,它通过这一部分经费推动整个管理和保护体系的完善。在中国是没有这样的举措和政策的。另一方面,美国对于打猎的管理是很严格的,比如说你打猎完只能自己吃,不能卖,所以你经常看到美国人在冰箱里放很多鹿肉。当然了,他们打猎的传统很早,所以能通过打猎来驱动管理。 中国跟北美一样,野生动物资源都是属于国有的。大部分国家的野生动物其实都是国有的。但中国基本是没有野生动物管理的,我们只有野生动物保护,比如说雪豹,政府宣布说雪豹是一级保护动物,那你就不能杀,杀了就是犯罪。但是杀了又怎么样呢?其实就没有一个执法力量在管。然后政府会把一些地方划为保护区,保护区内有很多禁令。但是如果触及了禁令,也得有相应的管理。它的野生动物保护没有一个可持续的路径,但如果你把国家的投入作为驱动力也可以。 1985年做过一个狩猎的试验,就是向外国人卖狩猎权。牺牲一小部分动物让外国人打猎,得到的收益用来做保护,试验一直到06年。奥运会之前给停了,所以连续试验了20年,在青海、新疆、西藏都有很多猎场。有人总结说这是个被浪费掉的机会,这确实是为野生动物保护来筹资的一种方式。但是资金的分配上,大头都被中央和省级林业部门给拿走了,用来补贴行政经费,但没有用于这个区域的保护。 2006年的时候是拍卖狩猎权,被民间组织和媒体给扼杀了。这是个可惜的事情,但当时反对的声音也有他的道理,因为这种狩猎它需要你精细的管理,比如说调查清楚动物有多少,另外一个就是收益的分配。现在有人尝试在重新启动狩猎,但还没付诸行动。 “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兽冲突” 常识:您提到盗猎的问题是在90年代以后比较突出,那么现在对于整个青藏地区的野生动物保护当下的挑战和问题主要聚焦在什么地方? 刘:我觉得最大的问题还是人兽冲突。还有就是盗猎。这两个问题会混在一起。因为比如说我是牧民,我家的羊被雪豹吃了,我很生气就会去把它打了,然后售卖。所以这是一系列的行为。但是现在还不清楚严重到什么程度。 常识:就是现在没有一个量化的数据可以说明是吗? 刘:对,但是我感觉是应该很广泛。 常识:人兽冲突除了野兽袭击牲畜还有哪些形式呢? 刘: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伤害人身安全,一种是损害财产,损害财产就包括破坏庄稼,吃牛羊,破坏牧民的房屋等。比如在甘孜、雅江那边,野猪会拱田,狼和豹会吃家畜。 常识:那么现在在应对这些冲突上会有什么做法呢? 刘:一种方法是区划,zoning,把动物和人的区域划分开。印度在处理老虎冲突的问题时会采用这种方法,比如在老虎的重点保护区,里面的人会搬出来。第二种是防护,比如建围栏,像非洲建立的辣椒围栏。会有很多因地制宜的方法。第三种是事后的经济补偿。第四种方法是对人的教育,法制教育。 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概念,叫做容忍度。比如你是牧民或农民,你会遭受损失,但你还是能够容忍。比如你通过防护减少损失,也许会容忍。如果事后有补偿,可能也会容忍。或者你告诉我千万别杀,杀了会坐牢。人的容忍会决定他会不会去报复性猎杀。从野生动物保护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是想法设法避免人报复性猎杀动物。还有就是会采取捕杀动物的方法,来缓和人仇恨的情绪。比如熊把人伤了,采取的措施就是森林公安把熊杀掉。这种方式程序上是需要当地的县森林公安来申请,省级批准以后才可以去打。 但是通过打掉问题动物,其实不一定是有效的。尽管它对平息人的情绪是有用的,但对解决问题不一定有作用。因为你不一定能够找到对的动物,而且动物造成的问题有时候是偶发的。 常识:我听说还有一种矛盾,就是像麝、棕熊分泌的一些东西,它们可能是中药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类有提倡人工养殖的方式去代替野生动物,您怎么看? 刘:中医药的需求驱使了很多东西灭绝。比如说虎骨,中医、汉族人对虎骨乱七八糟的“经验”,导致了比如老虎这样动物的灭绝。现在印度老虎都吃,最恐怖的是美洲豹都打,因为它们长得像老虎。然后他们在澳大利亚的实验室里进行DNA检测,检测出来发现是雪豹…… 中国这个观念就是以形补形,穿山甲也是的。你说的黑熊确实是中药的一种需求,熊掌,但这个黑熊养殖场,它的问题在于,养殖场开办前期需要补充新的熊过来,原先养殖场里面的熊,精神状态是很糟糕的,需要补充。有一些就是从野外捕回来,再放到养殖场里面。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养殖场的利润增长,也会刺激人来打猎,因为把对野生的需求给哄抬上去了。而且有些观念会认为野生的效果更好。 所以这个“圈养黑熊”对保护有没有帮助,好像是12年的时候国家林业局有个评估,但我也没看到结果。但还有人是从动物福利这个角度来反驳这个结果的,熊活的太惨了,人不应该干这么残忍的事。但动物福利的观点不是很被接受。然而反过来,宠物的动物福利是被狂热地支持。 家庭妇女坐在电视机前的保护 常识:人们对于宠物和野生动物这两种的分类是什么样的呢? 刘:宠物爱好者和野生动物保护者是两个群体,有些是重叠的,但好多时候观念是针锋相对的。宠物爱好者们投入的资源,投入的时间、人力物力要远远高于野生动物保护者。 常识:是因为他们觉得宠物离人的距离更近所以更应该受到保护吗? 刘:对,他们认为“有关系”。所以野生动物保护的一个麻烦在于“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常识:您现在有这样一个答案吗? 刘:当然是有关系的,只是这个关系太间接了。比如说纪录片是野生动物和人建立关联的一个途径,但这个途径不是一种理性的考虑“为什么有关系”,而是一种感性的感召——“太萌了”“太可爱了”。 纪录片呈现的野生动物的一面常常是虚假的一面,但它是起作用的。所以有评论说,东非的野生动物,是欧美中产阶级家里坐在电视机前的家庭妇女给保护的。 常识:除了纪录片,还有什么形式可以把人和野生动物联系起来么? 刘:自然体验,比如生态旅游。 常识:我看有些学者的态度比较悲观,有点质疑在青藏高原开发生态旅游。 刘:对,其实这个生态旅游,如果距离远,基础设施差,限制就多。但还是有吸引力的,吸引力在于动物,动物的可见性。比如藏羚羊,还有青藏高原的佛教文化。所以潜力很大,但是很难做到很大的规模。 常识:您了解在非洲或者北美的生态旅游吗? 刘:比如东非,他们是很成熟的。肯尼亚或者坦桑尼亚,政府提供培训、管理,但不过多参与,所以如果你到坦桑尼亚的山里,你会发现很多小的旅游公司。比如我是坦桑尼亚人,我读书后,可以一边做其他职业一边做导游。我是一个厨师,我在工作之余还是可以去做向导赚外快。 他们发展得比较早,最早到60年代,那些白人就已经开始做旅游了。现在很成熟,很多小机构自己发展得特别好,良性竞争。国内最大的麻烦就是政府垄断了。不过东非这种模式也有问题,2012年还是2013年有文章说,似乎除了组织旅游的公司,当地人会组织接待,但建立一片草场的豪华旅游营地,也只有一小部分人。久而久之也加剧贫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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