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顶层架构对乡村基层控制分析——为《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构筑力学模型

阿提卡
2017-11-02 21:23:49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是有故事的。80年代末,复旦成立了乡村家族文化研究课题组,组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关宏教授,也就是青年王沪宁的硕导。[ 本书,p1]课题组经过两年调研,有了一手资料。孙教授考虑到王沪宁治学严谨、能力很强,遂将材料交王分析整理。最终,作者于1991年完稿。当时这本书才印了1800册(放现在,根本没有出版社肯接这个活),毕竟他当时还只是一位教授,没多少人知晓。在将书稿交付出版社时,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被炒到一本2000块钱。
    2017年10月25日中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王沪宁出现在新常委队伍中时,老书虫的一种敏感使我预感到,王的著作马上就会涨价。事实上,王沪宁的书,在他几年前进入权力决策层后,就一直在涨价,以至于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政治的人生》已经涨到2000元一本,《美国反对美国》的市面价也超过了1000元。基于这种预感,我迅速在孔网上订了三本书:《比较政治分析》、《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狮城舌战》,共花去690元钱,而此时此刻,这三本书的市面价加起来已经超过6000元。我还有一点小庆幸:《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扉页上有“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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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一书是有故事的。80年代末,复旦成立了乡村家族文化研究课题组,组长就是大名鼎鼎的孙关宏教授,也就是青年王沪宁的硕导。[ 本书,p1]课题组经过两年调研,有了一手资料。孙教授考虑到王沪宁治学严谨、能力很强,遂将材料交王分析整理。最终,作者于1991年完稿。当时这本书才印了1800册(放现在,根本没有出版社肯接这个活),毕竟他当时还只是一位教授,没多少人知晓。在将书稿交付出版社时,他根本不可能想到,这本书在二十多年后会被炒到一本2000块钱。
    2017年10月25日中午,当我在电视机前看到王沪宁出现在新常委队伍中时,老书虫的一种敏感使我预感到,王的著作马上就会涨价。事实上,王沪宁的书,在他几年前进入权力决策层后,就一直在涨价,以至于在十九大召开之前,《政治的人生》已经涨到2000元一本,《美国反对美国》的市面价也超过了1000元。基于这种预感,我迅速在孔网上订了三本书:《比较政治分析》、《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和《狮城舌战》,共花去690元钱,而此时此刻,这三本书的市面价加起来已经超过6000元。我还有一点小庆幸:《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的扉页上有“复旦大学图书馆藏书之章”钤印,这本书360块钱,从收藏角度看,买值了。
扉页
扉页

     书的实质内容也足够让人惊喜。在这本书的前半部分,作者分析了村落家族文化的产生背景,阐述了此类文化的结构以及其在乡村基层社会里所体现的功能。接下来,作者结合1949年以来的历史,剖析了此类文化的变迁。
      王沪宁选择了几个时间节点:土地改革之前、土地改革直至人民公社成立、改革开放之后。他试图通过对上述三个阶段中村落家族文化的功能性与完整性进行描述,指出基层乡村社会的治理的症结在于村委会无法健全地执行法律所赋予它的职能[ 本书,p159],并且在1978年之后,乡村正式组织呈现一定程度上的软弱和离散状态。[ 本书,p64]他的这些分析,为下一阶段农村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分析背景。
      我是有所思考的:作者已经指出了中国乡村在现代化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来源,也能够使读者对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有动态了解。但全书缺乏针对基层农民接受各种因素影响进行解析的“力学作用模型”,亦即,国家是通过何种渠道,对基层村民发生作用的?国家和基层之间、国家主流价值与村落家族文化之间,会有哪些力学作用?这里指的“力学”,指的是一个群体或者一种观念和文化对另一个群体、另一种观念和文化进行影响、侵蚀的过程。本文就将填补该书的这一空白。
      一、力学角色
     国家政权对基层的作用,牵涉面极大,笔者依据该书的分析,总结出如下几方面的力学角色:
    1、中央政府;
    2、国家主流价值;
       多数情况下,国家主流价值有着民主、平等、文明的面向。
    3、省、市级政府;
       解放前表现为各割据势力实际控制区。
    4、村庄;
   解放前表现为自然村。解放后一些阶段,自然村合并为行政村。
    5、商业力量;
    6、媒体;
       一般为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
    7、宗族长老;
    8、村民;
    9、村落家族文化。

    二、阶段简介;
    力学作用模型基于以下三个阶段:
    1、土地改革之前;
       即中国共产党于1940、195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土地改革运动。
    2、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成立至文革结束;
       此阶段大约起止时间为:1949至1978年。因为文革结束虽为1976年,但直到1978年,文革才真正在经济上结束。
    3、改革开放之后。
    三、力学作用模型
    1、第一阶段——土地改革之前。
  
图1;注:宽箭头为行政力,红箭头为较强的文化影响,红色字体为
图1;注:宽箭头为行政力,红箭头为较强的文化影响,红色字体为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以前,中国的乡村与顶层政治架构之间,只存有微弱的联系。这包含两个面向,第一,顶层政治架构(中央政府,省、市级政府)的行为体现了国家主流价值。村民的行为受限于村落家族文化。第二,顶层政治架构对基层村民施加行政影响,只能通过传统渠道,即通过省、市级政府——村庄——宗族老人这一条渠道来完成统治意志的贯彻。
      这一阶段的力学作用有其特点:第一,国家意志的推行,必须通过宗族老人贯彻,宗族老人是政策施行的关键环节,国家机构无法对村民直接发号施令,因为这会产生极大的成本;第二,村落家族文化在乡村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这一阶段中,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村落家族文化充斥着农民的头脑,规范着农民们的行为;第三,国家主流价值辐射范围仅限于首都和城市,它无法打破村落家族文化的硬壳。
     2、第二阶段:土地改革、人民公社成立至文革结束。
图2
图2

      随着乡村土地改革的完成,初级社、高级社的铺开,一直到人民公社的成立、大跃进运动的开展,乡村与顶层政治架构的力学关系出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情况。具体表现在,首先,以往省、市级政府与乡村之间的管理屏障被打破。村庄已经合并为人民公社,高度军事化的生产、管理模式使得国家机构能够直接动员每一个村民;其次,国家主流价值通过行政手段和媒体渠道渗透进每一个村庄的每一位村民,往日占据主导地位的村落家族文化,此时已不再发挥任何实质性作用,以至于暂时退却,让位给国家主流价值;第三,作者指出,改变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村落家族文化,最重要的力量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只有物质生产力才能真正冲击村落家族文化的内在逻辑和机制,而政治的或行政的力量如不配之生产力的相应发展便达不到这样的深度,只能在形式上和表面上做一些改变。[ 本书,p281]所以,虽然此时的村落家族文化已屈居幕后,表面上看不再发挥作用,可实际上,这种非理性的冲动所引起的农村社会结构的嬗变,只能使根深蒂固的家族本位观念积聚更大的张力。[ 本书,p580]
    3、第三阶段——改革开放以后。
图3;注:蓝箭头为较弱的文化影响
图3;注:蓝箭头为较弱的文化影响

    改革开放后,国家顶层架构与乡村基层的关系呈现两个面向。我们先来分析第一种(见图3)。
在第一种面向当中,各种力学角色的相互作用呈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特征。
     第一,基层组织呈现一定的软弱和离散状态。村委会和村小组(农民们习惯称为大队、小队)无法对村民进行有效管理,甚至和村民的矛盾激化。主要原因在于:1、集体经济的基础由于包产到户而受到影响。行政手段的效用因失去经济利益的关联而大大下降。2、整个农村发展的外部压力在粮食订购、提留等方面的反映,以及计划生育和土地管理等,使得正式组织的任务与农民自发的要求相矛盾,处于潜在的不对号状态,导致管理困难。3、集体福利提供资产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等其他的社会保障措施急剧减少,使村级正式组织失去了凝聚力,权威流失。[ 本书,p64]
     第二,村落家族文化的式微。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实际上导致了集体劳作形式的解散和家庭作业形式的恢复。[ 本书,p109]这一方面为村落家族文化的再度归位创造了条件(也就是上文所述的“张力”),但从长远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村落家族文化具有毁灭性影响。原因在于,村落家族文化适用于较为落后的生产力阶段,当村民们收入增多、纷纷开辟副业大赚其财的时候,意味着他们已经拥有了更高等级的生产力。同时,伴随着媒体的发达,国家主流价值以各种方式直接渗透于广大村民。当商业和媒体在没有任何中间环节的前提下直接作用于村民时,传统的家族文化与其所扎根于斯的生产关系,自然对村民的影响越来越弱,最终归于消散。
     如果说第一种面向所体现的是基层组织的离散和失效,那么在第二种面向当中基层组织则是相反的特征,各种力学角色的作用也有差别。
图4
图4

     图4所显示的力学作用中,村一级的行政力很强,它垄断了许多对普通村民来说具有一定意义的资源,所以基层组织基本上可以对村民实行有效管理,顶层架构的政策也可以通过村委会进行有效的实行。村落家族文化仍然虚弱,它只对宗族老人有制约力,对于普通村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村民则不具备有效的制约。

     四、展望
     本书中,王阁老实际上只分析了上述四种力学模型。它是作者在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中国乡村进行调研的基础上所得出的判断。然而,时光荏苒,转眼已经近三十年过去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建设与198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乡村现代化的成就固然令人兴奋,可是问题依然存在,且问题的解决,必须建立在中央对基层的绝对掌控的基础上,中央必须把握乡村发展的主动权。现实情况是,虽然我们在乡村发展上已经杜绝了在80年代末曾经出现过的、图3中显示的那种状况,但我们在基层控制上能否一直保持如图4中所显示的那样卓越的掌控力呢?图4中,村委的贯彻能力强大,有其特殊的年代背景。村民在经历了土地改革、人民公社化、文化大革命等历史阶段后,心理上已经较为习惯“大政府”。所以,当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村民们虽然经济收入增加了,可在政治上,仍然有极强的思维惯性——唯村支书马首是瞻。在这种思维下,就连深深碰触到村民个人利益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也没有遇到村民的公然反抗(消极反抗是有的,例如盲流到大城市以躲避处罚)。但问题是:这种思维定势的红利,我们还能吃多久?将近三十年过去了,村委会对村民的制约能力可谓越来越小。因为,虽然作者认为乡村发展的重要一环在于完善规范,亦即健全和完善法律体系,并且健全和完善司法机构。[ 本书,p277]但笔者在5年前对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所做的书评(底層政治的博弈 —— 關於依法治國的社會基礎)中曾表达过一个观点,且这个观点至今没有改变:法律,是国家顶层政治架构“想当然的”一种游戏规则,顶层精英想当然认为基层的老百姓会将它作为游戏规则,殊不知,法律在实践中只不过是当事双方各取所需的工具。所以,法制在基层缺乏历史基础和心理基础,长远看,法律也许会成为基层的稳定器,但短期内,基层的稳定光有法律是远远不够的。
图5
图5

      图5当中,我构想了一个基层稳定器模型。长远看,商业和媒体对乡村基层村民的影响还会继续,且影响会日益增大。王沪宁说过,中国社会在其未来发展过程中如何平衡村落家族文化和现代化之间的矛盾,关系到现代化的成功与否。[ 本书,p202]可问题在于,这本书发表近三十年之后,村落家族文化在乡村中已成历史记忆,它就像一缕残阳,横亘在天边,即将从所有村民的记忆中消失。它早已不具备和乡村现代化进程进行“谈判”的本钱,王沪宁所称的“平衡”,又从何谈起呢?上文说过,在民众逐渐摆脱“唯村支书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后,村委会对民众的制约力肯定会下降。我们需要提前考虑并构建乡村的“稳定器”。图5中的字母A即为这种假设中的稳定器,上层政治架构通过它来操控基层。它会是什么呢?我期待着王阁老和他的政策研究室以及田野调查者们能够给出一个最新的、创造性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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