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史要义 国史要义 9.1分

《国史要义》书评

深蓝即是黑
一、作者与版本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所著,1948年2月由中华书局首次发行,本书参考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柳诒徴(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
主要内容
柳诒徴在自己写的题辞中附上了熊十力的信函,函中称,此书的独到之处是将“礼”看作国史的本源。柳诒徴认为中国历史是由礼构成的,和西方法治作用相同,与许多学者批判的不同,中国社会是由礼法来控制的。
本书分十章。第一章史原,柳诒徴解释“史”最初的含义是“记事之人”,这与西方国家相同,不同的是中国的史最初就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不似西方最先由诗人记录轶事而起源。中国之“史”最先掌握官方文献的人。故中国之史对政治非常重视,而中国的典籍写在竹简上,易于保存,故留下来的典籍有越来越多。竹简窄小,文字记录必定扼要,而这与西方诗歌的丰富是有所不同的,诟病这一点的人必然没有为当时时代考虑。这也是学人研究历史易陷入的通病,即用今人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而不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国重视叙述政治,是因为“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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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作者与版本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所著,1948年2月由中华书局首次发行,本书参考的版本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柳诒徴(1880-1956),字翼谋,晚号劬堂,江苏镇江人,中国近代著名历史学家,著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文化史》。
主要内容
柳诒徴在自己写的题辞中附上了熊十力的信函,函中称,此书的独到之处是将“礼”看作国史的本源。柳诒徴认为中国历史是由礼构成的,和西方法治作用相同,与许多学者批判的不同,中国社会是由礼法来控制的。
本书分十章。第一章史原,柳诒徴解释“史”最初的含义是“记事之人”,这与西方国家相同,不同的是中国的史最初就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不似西方最先由诗人记录轶事而起源。中国之“史”最先掌握官方文献的人。故中国之史对政治非常重视,而中国的典籍写在竹简上,易于保存,故留下来的典籍有越来越多。竹简窄小,文字记录必定扼要,而这与西方诗歌的丰富是有所不同的,诟病这一点的人必然没有为当时时代考虑。这也是学人研究历史易陷入的通病,即用今人的观点来评判古人的是非,而不能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国重视叙述政治,是因为“史官掌全国乃至累世相传之政书,故后世之史,皆述一代全国之政事”,故史的核心是礼。
古人用礼来教化,而西方国家的政治体制并不基于礼仪名教,而是崇尚功利,这与中国的社会是不相符合的,各个民族都有自身的约束其族群内在联系的方式,西方是法律,中国则是礼教。
第二章史权。有人曾把历史比作司法权的独立,但是也有不同,中国的史权,目的不是争夺,而是为了尚德而互助。史官的责任,即是秉笔直书,这与西方国家保障言论自由的做法是相同的。但是似乎也有不对,在史权下降,史官职能降低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到秉笔直书,而且时常有曲笔,如玄武门之变等。
第三章史统。中国历史重在保持正义,柳先生解释了正史的定义。中国的统治者总想统一,而西方国家不能统一的情况相比,是有很大不同的。柳先生驳斥梁启超认为中国无正统之说,认为中国的正统在国,不在君,但这样不是与中国史有君而无国相同?柳先生说:“虽史才之高下不同,而必持义之正,始足以经世而行远。当时之以偏私为正者,后史又从而正之。”这就是梁启超所说的正统在于国家,但是历史还是主要记录了帝王的历史,民众没有话语权。
第四章史联。中国古史,重在有联系。在历史写作中体现的人物联系,就是体裁,中国古史有很多种书写体裁,这体现了作者如何表达客观的历史。柳诒徴认为纪传体是最好的体裁,仅仅写一个人就可以包含很多个人的故事,刘知几、梁启超,章学诚等人都对纪传体提出批评,认为其前后多有重复。而柳诒徴认为纪传体纪传表志之间相互联系的含义。“史之为义,人必有联,事必有联,空间有联,时间有联。纪传表志之体之善,在于人事时空在可以表著其联络。而凡欲就史迹纵断或横断之以取纪述观览之便者,皆于史实不能融合无间也。”二十五史都采取纪传体,并非偶然。世人的创作,不应该诋毁古史。
第五章史德。评论史学的专著中,章学诚首次提出“史德”。柳诒徴认为史学家最重要的道德,就是“忠实”,史学家首先要做的是“不当专求执德以驭史,而惟宜治史以畜德矣”,可以看出柳诒徴对于道德的重视。论史的人,应当知道史学之背景。柳先生对史官的道德毫不怀疑,认为“夫史既以典法约剂判决官民之信于伪,则其为史也,自必不能作伪造言,以欺当世,以惑后世”。但是也提到了“史职重信,而史事不能无疑”。柳先生认为史官记载的都是所见的真相,即秉笔直书,若是存在疑问,也一定会把疑问记录下来。而若当时的史官有所掣肘,而不能做到正义,那么后世的史学家也会对此作出改正。柳诒徴认为对古史要保持信任,世人截取“尽信《书》不如无《书》”一句,对古史多有怀疑,而柳诒徴认为这是曲解了孟子的意思,不能因为史官修史时多有曲笔,就说古代没有良史。道德观念是从古史产生的,如果对古史加以怀疑考据,将史实混淆,对国家不利。梁启超认为国史中夸大虚假的内容太多不如西方史学的问题,柳先生也做了回答,这里主要引用严复翻译的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指出西方史学中有违史德的东西,并不比中国少。只是国人看到中国与西方的强弱对比,而对“历代相承之信史”产生怀疑,而以晚近的衰落,而归罪于古人,认为中国历史有卓绝的地方,必然出于异族,这就是后来的“中华文明西来说”,甚至认为中国人种也是西来的。柳先生认为这种学风是梁启超等人并没有预料到的。但是柳先生也绝不是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者,他支持斯宾塞的理论,认为不能过度爱国而产生偏见,也不能一味贬低国史。
第六章史识。柳先生认为梁启超、刘咸炘所讲的史识,不符合刘知几的本意,刘知几所说的“史识”是指“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中国的史书是史料还是历史?柳诒徴认为不是史料,且我国也有历史研究的方法,《春秋》三传对春秋的解释即是一例。柳诒徴也提到了“近人治史,多本进化论”的观点,他认为历史不一定是德智同时进化的,但可以说是善恶同时进化,而柳先生认为善恶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进化论只是片面夸大了“长”的一方面,而忽略了“消”的一面,后世也证明,消的一面是同样存在的。当然柳先生并不赞同历史循环观。
第七章史义。史之三要素,是事、文、义。而最重要的,就是义。 柳诒徴认为世人诟病我国君权过高,但是最初的圣哲典训,是有限制君权的内容,只是后世君权日盛,而视臣如犬马。只有了解古史之义,才能明白古代的礼法关于限制君权的内容,并不比西方的宪法少。“学者读中国史籍,必先明吾国古代君臣之义,而后于秦汉以降君主制度演变之得失,始有一正确之权衡”。柳先生认为中国是有民主的,他也不认为君主制度有何种不好,“盖人群之组织,必有一最高之机构,统摄一切,始可以谋大群之福利,一切礼法,皆从此出。而所谓君者,不过在此最高机构执行礼法,使之抟一不乱之人。而其臣民非以阿私独俾此权于一人,此一人者亦非以居此最高之机构以其私人之利。”这才是民主的真正精神,故中国产生君主,是有原因的。但是柳诒徴的想法未免过于理想化,中国的君主从未能做到民主,因为人是不能做到完全的客观,一定为私利而做出有违正义之事。柳诒徴也解释了何为“公私”,“千古史迹之变迁,公私而已矣。公与私初非二物。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不顾他人之私计,则为私;推其只徇一身一家之计之心,使任何人皆能便其一身一家之私计,则为公。故大公者,群私之总和。”而群私的总和,就是天子,柳氏所言,古之天子,与秦汉时皇帝是不同的,者这是将世界看作一国的想法。国外的民主,其实也是公私的关系,中国之所以被列强欺侮,就是因为人人皆为私利。
第八章史例。对中国史例的起源存在争论,原因在于治国史学与政治的关系。
第九章史术。史术就是史学,学术需要慎重,术即道,选择读史需要谨慎,“读殖民史,则驰心于远略;读战争史,则极意于争雄;读外交史,则务夸纵横捭阖之能;读商业史,则醉心经济侵略之策。史能转人,而人不能转史。”柳诒徴认为国史比西方历史好的一点是以儒术为主宰,沿用几千年,至今仍可用,中国历史能给人以借鉴。
第十章史化。“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殊,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教宗,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其由简而繁或由繁而简者,固由少数圣哲所创垂,要亦经多数人民所选择”。柳诒徴认为我国坚持的是人本主义。但也体现了他对古史的盲目崇拜,柳诒徴认为古史皆为信史,不存在问题,古人是不可诋毁的。中国文化必然有其独特的精神和价值在,中国史的特殊之处何在?中国文化的精神使中国得以成为中国,这是反对礼教的新文化派和维护礼教的柳诒徴之间存在的争论。但柳诒徴对“礼”的评价其实有理想化的成分,清末民国初的中国人,认为放弃中国的文化去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就可以赶超西方,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任何方面都赶超不上西方,文化也是其中之一,只有完全摧毁中国的文化,照搬西方的文化,才可以救国。
《国史要义》是柳诒徴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总结之作。梁启超的《新史学》即是以进化论为指导的。柳诒徴接受了进化论,但他在本书中主要表现的还是历史有进化,也有退化的观点。他不认为后代一定比前代好,梁启超,章太炎后来也对进化论产生了怀疑。同时,柳诒徴也不再认为中国历史是治世乱世循环的观点。中国历史文化有其独特性。“任何国族之心习,皆其历史所陶铸,惟所因于天地人物者有特,故演进各循其轨辙。吾之立国,以农业,以家族,以士大夫之文化,以大一统之国家,与他族以牧猎,以海商,以武士,以宗教,以都市演为各国并立者孔殊。而探其本以为化,亦各有其独至。骤然观之,若因循而不进,若陈腐而无当,又若广漠而不得要领;深察之,则其进境实多……近世承之宋明,宋明承之汉唐,汉唐承之周秦。……过去之化若斯,未来之望无既。”
三、个人评价
《国史要义》一书为柳诒徴晚年对其史学研究的定论,据其裔孙柳曾符在《国史要义》的后记中所言,柳先生是在抗战时期中央大学研究院“教授进修”课程时萌发了写此书的想法,用“十论”(《史原》、《史权》、《史统》、《史联》、《史德》、《史识》、《史义》、《史例》、《史术》、《史化》)深度阐释了中国的史学。但是本书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史学史,而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的深度总结,并且化出了很多现代化的含义。
王信凯先生认为学者在研究柳诒徴的史学思想时,习惯性将其放置于近代“新”、“旧”,“中”、“西”之争的大背景下,将柳诒徴与同时代的新文化派学者进行对比,而忽视了对柳诒徴自身的研究。柳诒徴虽然反对疑古,但是他的著作则是对中国历史的总体研究,且并非仅仅表达“崇信古史”的思想。许多学者认为柳先生是文化保守主义者,其实不然,柳先生绝不是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中的人,从《国史要义》中能看到很多将中西史学进行比较的内容。但柳先生也并非是想要中西历史一较高下,通过驳斥西方历史来弘扬中国历史之伟大。柳先生着眼于不同文化的根基,想要读者了解的是,每种文化都由其自身产生的背景,并无优劣之分。但是当时正值二十世纪初,有识之士渴望寻求变革救亡之路,从而对西方文化产生了向往之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由此产生,想要树立一种新的思想,必然要摧毁以前的思想。如梁启超1902年就在《新史学》一文中首先掀起史学革命,称旧史学有四弊:“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史学还有二病,“一为能铺叙而不能别裁”,“二为能因袭而不能创作”,造成了史学“难读”、“难别择”、“无感触”的恶果。柳先生在本书中则对此种观点展开了批评。似乎柳诒徴和梁启超之间的争论是“新”“旧”之争,但这也是受到了“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认为新的便是对的,旧的便是错的,是需要变革的,但是新的就一定是对的吗?后人看柳先生的书,若不能保持着这种观念,那样读来便觉得满眼都是保守与落后,用今人的思想来评判当时时代背景下的人所作出的选择是不明智的,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那样的时代,也没有当时人的知识和阅历,我们只能客观地分析当时学者的思想。二十世纪前后的中国文人在面对当时国内外环境的压迫下,对中国文化做出的选择,都有其各方面的原因,不能仅仅由对错来评判。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游历欧洲,看到一战之后满目疮痍的西方世界,他也对自己曾经的“西方迷信”产生了怀疑,认为过分追求物质,必然导致道德的退化,历史也确实证明了忽视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的恶果。王家范认为柳诒徴在本书中的主旨,就是要证明中国文化绝对并不比西方文化落后,它有其自身的存在意义,中国发展至今天这样,绝不是中国文化之错误。柳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主旨,就是避免使人成为经济的奴隶。并告诫世人,读史并非无用。

参考文献:
向燕南:《关于柳诒徴<国史要义>》,史学史研究,2011年第4期。第66-75页。
张文建:《传统史学的反思——柳治微和<国史要义>》,学术月刊,1988年04期,第58-65页。
危文瀚,田梦雪:《浅析柳诒徵的史学思想——以<国史要义>为例》,青春岁月,第410-4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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