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论》与历史学客观性

《实践论》是毛泽东写于1937年7月的一篇文章，并在延安作为演讲内容，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国内与国际矛盾转换的时代，国内的斗争逐渐转化为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反抗斗争，长征即将开始。在经历了王明“左”倾错误后，中共已经有了理论上的进步和反思，不再盲目行事，并将消灭资本主义作为唯一的任务，而是将重点转移到党内建设和反抗日本侵略上来，也为日后和国民党的合作打下了基础。在总结了“左”倾错误后，毛泽东从哲学上寻找原因，批判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并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它和《矛盾论》代表着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成熟。 中国哲学思想主要是《周易》哲学、儒家哲学、道家哲学和佛教哲学的传统哲学，这些思想出现的时间非常早，并且经历了后代近一千年的解读和构建，已经融合成中国的思想体系，历代的思想都是建立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并未产生西方严谨的哲学分类，传统哲学在清代达到鼎盛，明清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历代文献的研究上，成为一门独特的学问——经学，清代以来思想界的争锋逐渐平息，沉寂下来的学术界投入大量精力于校勘与朴学，对于思想的创新则渐渐淡化了，只是一味接受前人的观点，科举考试的僵化也助长了这种风气，原因在于统治阶级不希望动摇政权，但是这种做法终于遭到了苦果，在十九世纪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下，中国不得不被强行植入了西学的烙印，这种思想的巨变是经历了大量的苦痛与挣扎的，无数人为了救亡图存希望能从西学中得到治国之策，即使是国学大师王国维也研究过叔本华的思想，但是这种突变对于传统文化浸淫下的中国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并不是缘于经济和政治渐变的思想巨变和传统文化的交锋下必然会产生新的错误和缺陷，对西方哲学的偏见理解就是其中之一，而马克思的思想更是对中共的思想和指导方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领导者错误理解了这种思想的情况下，急切和“左”倾成了对哲学思想理解不全面的结果，但是在经历了重重波折后，毛泽东终于得出了如何把马克思理论具体融入中国社会的思想。 毛泽东开篇即指出马克思以前的唯物论脱离实际，是一种静止的，脱离历史的唯物论，这种唯物论是指机械唯物主义，机械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由各个部分如同机械一样组成的，并且不会变化，而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则是伴随着历史变化的对社会的全面的认识，这种哲学是科学的，人类的社会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就确定了实践第一性，认识第二性的特征。可以看出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对于西方哲学的认识，不再是简单的以翻译为主，而是能够合理的分析，这对于确立共产党的道路和认识当时的国情都是非常重要的。并且毛泽东还指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阶级性，它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这就与当时的国情联系起来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还要求从物质的运动规律中得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且同时，将这种认识分为感性和理性两个等级，感性的认识会上升到理性的认识，这种思想是对理性认识的推崇。 毛泽东也表现出了对历史单线式进程方式的赞同，认为历史的走向是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进程，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的重要内容，认为历史的进程是单线向前的，而作为先进的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必将会取代资本主义，这对处于国内外资本主义压迫下的共产党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而且苏联的成功经验也给共产党带来了新的希望。单线进化的思想来源于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马克思也是进化学派的支持者，认为人类社会也是不断进化向前的，但是单线式的历史进化并不一定是正确的，虽然我们的历史书上不断地强化这个观点，对历史的分期也是非常的明确，可事实证明历史不会遵循客观规律不停进化的，落后与先进是并存的，并且落后并不代表这需要被取代，单线式的进化让当今社会不惜一切追求高利益、高效率，而许多值得保存的东西都被彻底改变，我们周围的一切，甚至没有什么不被打上西方科学的烙印。而对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同样导致了党内领导上的错误，苏联和中国的共产党都发生了“左”倾的错误。 毛泽东同样认为理性的认识才能解决问题，而感性的认识只能看到现象，对唯心论的批判是本文的重点之一，毛泽东认为感性认识看到的东西是低级的认识，只是一种经验，感性的认识必然要上升到理性的认识才能作为指导，只有理性的认识才能指导实践。但是这种看法未免过于偏见，虽然是为了立足于当时的特殊社会状况，可这种观点是对科学的绝对肯定和对感性的否认，西学传入中国后，传统文化就不断遭受冲击，有些甚至过于偏见了，人们似乎将国势衰微的原因完全归结于国学的不“科学”，故而严复等人在用西方哲学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时都多以批判为主，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是不符合西学唯物、理性的思想的，但是这种理解毕竟太过偏见，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用西学的标准来评判中国传统哲学，而且“理性”、“科学”从来都不是评判是否正确的标准，“感性”不代表错误，“不科学”不代表错误，“唯心”也不代表错误。王阳明“格竹子”的故事被认为是不重视实践的例证，所以他无法看到竹子的本质，但是王阳明的思想是以“心”为主的，心外无物，所以王阳明当时做出的思辨方式我们不能说他是错误的，不合理的，他只是运用了另一种思考方式。在西学大量改变国人的思想后，传统哲学走入尴尬的境地，但是这种批判是不对的，中国传统哲学既然已经存在了近千年，并且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说它是反科学的呢？然而这种思想的交锋带来的后果直到今天我们仍深陷其中，我们一方面学习着西方的唯物主义，追求科学的思考方式，一方面又被灌输传统哲学的礼仪道德，并且不能很好地领会这两种体系下的思想，这就造成当今精神文明的扭曲与缺失。盲目地接受一种思想都是不正确的，我们需要知道它究竟是如何运作的，并且以它本身的立场，才能够更好地运用这种思想。不管是西学还是中国传统文化，它必然都有存在的道理，而且是合理的，不需要绝对的正确，毕竟它们存在的意义都是更好地认识这个世界。不能否认实践是需要与认识结合在一起的，感性认识需要上升到理性认识，但是不能以此而认为其中一方是绝对的正确。 对于科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但是什么又是科学呢？科学的定义一直是不清楚的，科学是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知识体系，科学是实证的。如此看来，只有反映客观规律的才是科学。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用科学来界定，如人文学科与中国传统学术等，我们不能说它们是科学的，现象是科学的，它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但是对现象做出理解的人并不受到客观规律的支配，每个人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是不科学的。人们对科学的盲目崇拜，使得一切“非科学”的东西都是错的，要是如此，只存在对资料的客观研读，那么还有何意义？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存在，它是无法做到趋近于真理的，而其实科学同样无法做到，因为真理是未知的。科学应该是要分为两种的，人文知识的科学和自然科学不能混为一谈，人文学科相较于自然科学更多了心灵上的思考，会依据不同的感受而对现象做出判断，这才是人文学科最重要的。人文学者只能以自己的想法来对过去的事情做出解释，虽然这个解释不一定是客观真实的，但是却是最重要的，因为人类的思想得到了升华，随着价值观的改变，做出的结论也是不同的。自然科学显然不能做到这一点，而人文学科却是融入了大量个人的价值观。人文的精神才是人文学科中最重要的。所以对于科学的盲目崇拜是不正确的，并非只有科学的才是正确的。就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主观还是客观，唯心还是唯物的争论一样，对于传统哲学是不是科学的争议也将继续，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文学科并不是纯粹的科学，纯粹的理性，因为其中凝结着大量源于历史学家心灵的思考，这种思考来自人生，来自经历，甚至来自一个人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