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嘉略:一个人的巴黎

巨木
2017-11-01 看过
撰文/渠魁

从巴黎到中国有多远?不知道黄嘉略站在刺骨寒风的窗口,凝视着远方他思念的祖国时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同样不知道黄嘉略在塞纳河南岸的卡耐特寓所计算着离开祖国日子的时候是否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来到了异国,在漫长的客居之中,有一个回国的机会向他抛来,有支商队希望他能随行到中国帮着商洽,而他也想为自己争取一次回国的机会。在一个月的等待煎熬之中,他终于等来了“太阳王”路易十四的答复:不行。面对这样的结果,没有人可以窥见黄嘉略的内心,他似乎也没有打算表露自己的内心,也许他彻底释放了,也许他真的非常无奈,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个“好”字。
时间是1714年的2月27日。这一天,似乎是他去国之后离祖国最近的一次,也恰恰是最远的一次。这是他久居海外后唯一一次返回祖国的机会。这一天,距离他第一次抵达欧洲已经过去12年了。整整12年。
黄嘉略,这个被掩埋已久的名字,继续在这个世界沉寂着,谁会去关心一个陌生的名字呢?谁又会去关注一个连墓碑都找不到的人呢?这是我们惯常的遗忘,如同我们常常遗忘昨天曾经发生的事情一样。不过,18世纪初的法国巴黎,黄嘉略显然是一个无法让人遗忘的人,他是当时法国知识阶层的一个聚焦点,也是当时众多天主教徒或者显贵达人争相认识的中国人。

罗马之行

说起来,黄嘉略的欧洲之行显然并不是一个中国人的行走这样能解释清楚的,黄嘉略这次去国,明显携带着复杂的宗教与文化背景。
自基督教传入中国以来,培养中国籍神职人员始终是罗马教廷和在华欧洲传教士的一项重要工作,尤其是对高级神职人员的培养。但是由于客观条件所限,成果一直不大,所以当时就有让年轻的中国教徒跟随欧洲传教士同去欧洲,在那里的教会学校或者修院中学习,若干年学成获得神职后回国。17世纪的沈福宗、郑玛诺等人都是去欧洲的此类中国年轻教徒,18世纪的黄嘉略同样是如此。
17、18世纪之交,关于中国的“礼仪之争”在罗马教廷内又一次甚嚣尘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到了生死关头。就在这个背景下,传教士梁弘任返回罗马处理与“礼仪之争”有关的事宜。而与他随行的有两个中国教徒,一个是李若望,一个便是黄嘉略。
1702年2月17日,梁弘任、黄嘉略一行在厦门登上了一艘开往欧洲的英国船。八个月后他们抵达伦敦,万圣节前夕的10月31日又到了巴黎。他们一行在位于巴克街的巴黎外方传教会总部待了两个月后踏上了去往罗马的马车。
也许是黄嘉略年少时期就跟随传教士四海漂泊的经历,而他对外面世界探知的渴望一直促使着这个年轻人不断地前行。在罗马的日子,对这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来说,是一次梦寐以求的朝圣之旅。他在罗马的三年时间相对轻松,除了陪同梁弘任出访,并晋见教皇外,黄嘉略几乎走遍了罗马城内的宗教场所,尤其他几乎天天去教堂做弥撒和瞻礼,有时候在圣格肋蒙德堂,有时在圣安德肋教堂,有时候在圣若翰大堂,更多的还是去圣伯多禄大堂(圣彼得大教堂)。
1705年,罗马教廷关于“礼仪之争”逐渐产生了最后的定论,黄嘉略也随着梁弘任离开了罗马,又回到了巴黎。按理说,完成任务黄嘉略在欧洲的使命已经结束了,到了他返回中国的时候了。
在罗马的三年,也许是黄嘉略生命之中最为纯粹的与宗教有关的日子,或者这三年也是他人生之中最为自在的三年。他只负责信仰,当时罗马教廷内几乎吵翻天的“礼仪之争”,也并没有在他的日记中留下只言片语。如果说,这三年的时光有唯一的不幸,那就是他染上了肺结核。不仅是他,同行的李若望同样得了肺结核。令人非常遗憾的是,黄嘉略挺过了在罗马抱病的日子,而李若望则永远消失在了罗马。没有任何记载。

定居巴黎

黄嘉略想留在巴黎。“礼仪之争”之后的中国显然遭遇了传教事业最大的挫败,中国的康熙皇帝在得知罗马教廷的真实意图后非常恼火,于是对在华的传教士下了“逐客令”。而此时得到消息的黄嘉略在自述中写道:“中国的事情即使不是越来越糟糕,至少也是丝毫不见起色,我于是决定在法国定居,以免我的信仰处于险境,因为在我的国家中,基督教徒们不知道该向谁请求保护。”他想维护自己宗教的纯粹,不过,这一想法分明是与梁弘任的初衷相左的,只是黄嘉略坚持留下,并且他的中国人身份还是让巴黎乃至法国都有一种如获至宝的感觉。尤其是黄嘉略在结识法国王家学术总监比尼昂之后,经过比尼昂的引荐,黄嘉略成为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汉语翻译。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虚职,这一头衔更多是一种荣誉的象征,毕竟当时的法国国王能有多少中国文件需要翻译?也许根本没有。不过法国人对黄嘉略的态度却映衬了当时整个法国的一种文化焦虑:他们不仅在汉学的研究上落后于德国,更是对汉语的认知上存在着恐惧,更在日渐展开的海外贸易中始终找不到合适的语言人才,直到他们等到“罗萨利主教(梁弘任)带来了黄嘉略”。
傅尔蒙,法国第一代汉学家,黄嘉略编写汉语语法的合作人,他曾经说:“一个中国人在欧洲,是一件人人关注的事。”在巴黎时期的黄嘉略一直是法国文化、政治圈子的座上宾。除了傅尔蒙外,还有最早与他合作编撰《汉语语法》的弗雷莱,还有天文学家德利尔,以及一个叫孟德斯鸠的年轻人等都是黄嘉略在巴黎时期频繁交流的人。
定居巴黎是黄嘉略生命的一次转向,接受法王路易十四的任命更是他职业宗教人士的一次转向。我想,这种转向并非是黄嘉略对献身宗教事业产生了怀疑,也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推出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即使后来我们看到,他在巴黎结了婚,娶了一个当地女子为妻。黄嘉略在他的自述中说:“为了今后不能再自己做主改变决心,我甚至结了婚。”由此可知,结婚对黄嘉略来说无非是想给自己更多的羁绊,他想留下,至少是在这儿没有人干涉他的宗教信仰,他也可以完成更多关于中国/汉语的书写。身为黄嘉略上级的比尼昂更是对他的婚姻、生活照顾备至。
也许,这是法国人的功利,他们太想留住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为他们服务。不可置否的是,在巴黎十多年的时间里,黄嘉略实际上完成了更丰富的历史的书写,也打开了法国汉学研究的大门。

熄灭的梦想

中国就像一个琳琅满目的盒子一般,法国人如饥似渴地想找到打开它的钥匙,黄嘉略显然也想成为那个开启者,或者他也想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弥合自己身上的那种撕裂之感。一个来自东方国家的基督徒,在“礼仪之争”中没有说话,不言之于一个中国教徒何尝不是一种潜藏的挣扎,没有人知道他对教廷在“礼仪之争”中最后决议的意见。我们只知道他对中国礼仪一直处于批评的姿态,甚至孔子也是他认为的虚伪的存在。
黄嘉略来自中国,却已经不是很中国了。如此状态下开启中国与法国之间的交流之门总是让人怀疑的,他是否可以胜任这样的任务呢?
从1711年开始,黄嘉略遵从比尼昂的指示,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编写《汉语语法》和《汉语字典》上。比尼昂的用意是非常明显的,他并不在乎作为学问的汉语,他在乎的是让法国人可以掌握一种学习汉语的路径,这样无论传教士还是商人都可以在远行之前学到基本的汉语用法。无论怎样这都是一件具有开创性的工作,甚至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工作。虽然当时的条件所限,黄嘉略在没有任何经验可循的前提下,只好先后跟着弗雷莱和傅尔蒙学习法语语法,然后再把没有语法习惯的汉语装进这种西方的语法体系中去。
从后来者的角度看,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粗暴的工作。不过我们却无法责怪黄嘉略的努力,在那个时代,他还能想到什么路径呢?黄嘉略深知这种嫁接的局限,因而在他编撰这本书的后半部分,更多介绍的是中国知识。
在一定意义上,编写《汉语语法》是黄嘉略一次强行为之的努力;而当他准备《汉语字典》编写的时候,黄嘉略似乎找到了一种真正的释放。他在选字、设置词条和释义这三个方面来看,他不仅考虑了法国人的需要,更适当地介绍了有关中国的常识。比如他在解释“山”这个词时,不仅指出中国有五座名山,还说了其中最著名的泰山,更写了泰山的多重含义,还引出关于泰山的谚语。所述不仅详细,而且非常实用。
非常可惜的是,一直饱受肺结核困扰黄嘉略在编写完《汉语语法》之后倒在了书桌旁,他未竟的事业,也随着他的死去而凌乱散去,无论是《汉语语法》,还是《汉语字典》在今天都只剩下些许散碎的篇幅。他以一种最为彻底的方式从东西方世界里消失,在其后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几乎无人提及。
当我们回想黄嘉略那唯一一次就要返回中国的机会,不知是否可以说,中国已经是他永远无法回去的故乡。他所有的思念,所有的精神指向,都已经化约为一个又一个文字,献给了巴黎,献给了法国。
汉学家史景迁曾经这样哀叹:“黄嘉略的那个梦想,那个中西交流新纪元的梦想,就这样,像流星一样在瞬间划亮了天空,又在瞬间熄灭了。”而他葬身何处,甚至都没有记载,更没有墓地。学者许明龙在21世纪的时候来到了位于卡耐特街不远处的公共墓地,他猜想这五百万人的尸骨场中也许就有一个中国人的遗骸。许明龙只能静静地表达哀思,这无处寻觅的魂兮,亦无归处。
现在,如果还有人询问从巴黎到中国的距离,我想回答:301年。1716年10月13日,黄嘉略病逝于法国卡耐特街寓所,时年仅仅36岁。

(参考资料:《黄嘉略与早期法国汉学》)

(刊发于2017年7月《世界遗产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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