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是必然的选择——读郑永年《民主:中国如何选择》

重山

本书还是从大处着眼,无论是谈论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甚至村民选举,都觉得有些大而空。当然这是论述政治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解读还是很到位的,对于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非西方民主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很有必要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

一、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

中国向西方学习民主,但是不是全盘接收,是有所取和有所舍的。民主兼具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双重属性,基于对现代国家制度安排、治理技术手段的追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无法将民主拒之门外。但基于对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恐惧,又需要赋予民主这种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以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这两个方面的属性是否可以割裂开来,其次是割裂开来之后是否是买椟还珠、昧菁英而矜糟粕呢?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西方主流观点(以亨廷顿为代表)认为民主的两方面的属性是无法割裂开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亚非拉国家推行民主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但是在中国主流观点看来,基本上是可以割裂看来的,中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拿来主义的传统,有辩证法的扬弃。更有中国特色理论,而且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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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还是从大处着眼,无论是谈论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甚至村民选举,都觉得有些大而空。当然这是论述政治不可避免的。 但是对于新加坡民主模式的解读还是很到位的,对于中国是否有可能建立非西方民主做出了有益的探讨,很有必要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

一、传统政治文化与民主

中国向西方学习民主,但是不是全盘接收,是有所取和有所舍的。民主兼具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与意识形态、价值观的双重属性,基于对现代国家制度安排、治理技术手段的追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中国无法将民主拒之门外。但基于对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的恐惧,又需要赋予民主这种制度安排、技术手段以中国的意识形态、价值观。首先存在的问题就是民主的这两个方面的属性是否可以割裂开来,其次是割裂开来之后是否是买椟还珠、昧菁英而矜糟粕呢?

就第一个问题来说,西方主流观点(以亨廷顿为代表)认为民主的两方面的属性是无法割裂开来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在亚非拉国家推行民主必然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但是在中国主流观点看来,基本上是可以割裂看来的,中国有师夷长技以制夷、拿来主义的传统,有辩证法的扬弃。更有中国特色理论,而且结果西方在亚非拉输出民主的结果来看是必然把这两个方面的属性割裂开来的。

就第二个问题来说,中国目前的主要任务是寻求一种现代的治理之道,取代已经过时的近代以来的革命时期的治理之道,目的无非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西方民主产生之初的目的恐怕也难以说有多高尚。中国为什么就不可以借用西方民主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的一方面来实现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呢?民主的真意在于人民自己管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至于是采用投票还是其他方式,并不重要。投票固然是较能够客观公正地体现民意的技术方案,但是远非唯一的技术方案,在中国目前更非完全可行的技术方案。民主无论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作为一种解决政治问题的制度安排和技术手段,其是否能够有效运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与本土文化的契合性。也就是说,不考虑中国国情,民主在中国也势必会遭遇如其在亚洲许多国家所遭遇的困境。因而研究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对于探讨民主的适用性以及当代中国可能的与西方民主制度安排相契合的中国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这就必须研究中国政治文化的深层次结构了。

在当代中国,民族意识盛行,民族意识有时候往往盖过民主意识,虽然不排除又被操纵的结果,但是却是中国自古以来两种观年力量对比的当代呈现。其实可以说中国古代有一些历史时期,民主意识是高于民族意识的。在中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是很后来才出现的,而民主意识却是早就有萌芽了,只是到了近代,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是,民族意识盖过了民主意识。因而正确处理这两者的关系,重新挖掘中国古代政治中的民主意识资源,从传统政治文化中寻找适合现代民主形式的合理内核,或许是中国所要走的的非西方民主道路的一种选择。

二、集权制与一党执政

自秦以来,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的最大的特长就是特别善于整合各种政治力量,通过一种集权制来整合各地域、各民族,为维持和控制辽阔疆域的政治稳定。这是集权制的优点。我们不能抹杀。直到今天我们也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种集权制。中国需要的政治发展模式首先要是有序的,稳定的政治环境的重要性被摆在首位。可以说无序的政治环境会导致各种极端的思想包括极端民族主义。而要催生民主意识就必须扼杀极端民族主义,将民族主义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因而有必要首先维护稳定的政治环境。

基于上述目的,中国所希望的民主模式是一种能够整合社会而不是分裂社会的民主模式,而基于西方多元社会的西方民主本质也是多元主义民主,具有强烈的鼓励个人主义、分裂社会的倾向,这也是中国所不取的。在家天下,以和为贵的古代中国,政治必须是一元的,要以一个统一的权威通过一种统一的政治仪式来传递统一的政治意图,以此来整合社会。中国共产党继承了这种一元政治模式,也继承了这种整合社会的历史使命,也在很大程度上完善了这一整套的政治仪式。这首先是由孙中山意识到的,进而又不断完善发展的独具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模式的中国政党制度。集权制与一党执政有着这样的历史必然性,但是为了适应治理现代化,集权制下必然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权,一党执政的同时必然要保持政党的内部多元性。

意识形态是怎么来的?很多人认为是某种人或者组织强行制造出来并传播开来的。但是意识形态必然是一种对现实的反映,虽然在很多情况下都是歪曲的反映,但是毕竟首先是社会有对这种意识的市场,才会有意识形态的产物。“先知先觉“带动”后知后觉“和”不知不觉”,“先知先觉”者们也没有办法凭空制造一种意识形态,其必须最先觉察出社会的需要,将这种隐而不显的真理用大众能够懂的语言阐述出来。不是强迫社会接受国家的意识形态,而是执政党主动靠近社会的意识形态。因而执政党扮演的角色不是先知。

三、中国政治的最大优势在于开放

中国古达士大夫一项建议君主广开言路,兼听明察,相信理论越辩越明,事实相较而真。坚持公开讨论政事,是中国古代的优良传统。上古帝王有大事,必“询于刍荛”(《诗经·大雅·板》 )。周朝有“国人集会”制度,西汉昭帝时有盐铁论,东汉章帝时有白虎观会议,唐太宗更是流传有诸多与大臣议论的佳话。就算是秦始皇这样独断专制的帝王,采用皇帝的称号和全国实行郡县制的重大决定,都是和群臣议论出来的。“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处置。要不公开也不可能。”(钱穆:《历代政治得失》,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2-153页。 )这里说的公开指的是廷推、廷议、廷鞫,再加上汲取“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教训,统治者也特别重视民意,尤其是太学生的清议。统治者必须重视民意,尤其是士大夫的意见,而士大夫往往也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民意,因而这种公开,就具有了的群众路线的雏形。坚持公开讨论,重视吸收知识分子的建议,注意民意,在政策制定中就注意到政策实施可能遇到的问题,减少政策实施招致的反对意见,使得政策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些都是中国古代政治的重大智慧。

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动力——经济改革

只要中国仍然走在经济改革的道路上,那也就同时是走在民主化的道路上。市场化与民主化是并行的,在东西方都是如此。中国也不能例外。选择市场化,也就选择了民主化。但是市场化和民主化的程度却是可以控制的。根本上来说,民主化的程度取决于市场化的程度。中国近几年市场经济的完善,可以预期民主制度的完善也是必然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动机——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党内

民主是一种至上而下的过程,是一种精英民主,而社会民主是一种至下而上的过程是一种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依靠选举,一人一票,公平竞争,任人唯票、唯民意;精英民主则依靠选拔,组织来考察,候选人要经过层层历练,任人唯贤。要说公平,可能大众民主初看起来更公平。但是要说科学,那就很难说了。最公平的选人方式应该是抽签制,最科学的选人方式至今为止还未出现过。选举和选拔都有被操纵的可能。但是两者的社会基础不同。在西方,基于个人主义和强大的市民社会,要操纵选举有一定的难度;在东方,基于差序格局和人际社会的特征,要不操纵选举不投人情票更有一定的难度。在西方,政党并不具备培养和考察党员的功能,要让正当自己选拔自己的干部也很困难;在中国,政党自身培育自己的干部,有着自己的严格的干部标准和晋升体系,选拔干部的制度比较成熟,也获得了较为明显的成功。当代中国其实是两种选人制度并存、两种民主模式并存的。既有依靠选举的大众民主,也有依靠选拔的党内民主。两者都有不完善的地方,都需要继续完善。但是党内民主的完善能够为中国民主制造强大的动力,至上而下推动民主政治发展。市场经济提供的动力,必须经过党内民主这台发动机才能够发挥出来。如果在党内民主这一个环节中断了,党内弊端丛生,腐败横行,党内不良的政治风气也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政治风气。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尤其是完善党内民主制度的党内法规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也就显现出来了。我对党内民主研究不够多,但是听一些认识那么认为我们党不重视党内民主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也相信,一个没有党内民主的政党是不可能屹立近百年而不倒的,党内民主必要有一套成熟的模式,有一套内在的运行逻辑,只是我还缺乏了解。那就涉及到另外的许多其他工作了。

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保障——宪政民主

还涉及到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政策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在西方民主模式下,表面上政策是通过两党或者多党选举竞争出来。但是实际上很难说这种政策有多少资本交易和政治交易的混合物在里面。在中国目前来看,大的国家政策都是党制定的,首先在党内公开,然后再通过各种途径上升为国家法律或国家政策。虽然我们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是似乎大多数重大的决策并非由其真正制定。这是宪法规范与事实的脱节。由谁来制定政策,必须要形成一个公开的制度,这个制度要具有开放性,能够吸纳各方面的意见,也要能够经得起批评,承担相应的责任,对人民负责。这是宪法政治的要求。代表人民做决策的机构必须代表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最终对人民负责。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规律,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根本宪法规范。郑永年先生认为宪政民主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那么民主离不开宪政,宪政为民主提供制度保障;宪政也离不开民主,民主政治是宪政的核心。民主政治建立之后,还需要通过宪法的实施即宪政实践去维护、发展和完善,使之更符合民众的意识和一般的文化精神。 最后,总结一下这本书的重大贡献。作者认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这是基于两个事实:第一,中国民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了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我认为有必要再加上一个,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保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也即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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