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果主义 后果主义 评价人数不足

后果主义的两难

Amasia
2017-10-31 02:33:56

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的吸引力是自明的。第一眼望去,它十分符合一般的道德直觉。我们大致认为,无论如何,促进人类繁荣的做法总归不会错。效用主义者们也往往有救世和进步的热忱。他们渴望立法和改革的成绩可以用效用主义这把尺子衡量。尽管承受了方方面面的批评,效用主义面对其它理论,尤其是道义论(Deontology)的竞争时仍然大获全胜。我将在后文进一步指出,政府和政策研究者偏爱效用主义方案绝非偶然,而是内在契合于效用主义的若干洞见。 作为效用主义直接继承者的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理论家族是为了应对古典效用主义面临的一些严苛诘难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放松了古典效用主义的若干假设,尤其是将善好定义为愉快的满足与痛苦的避免的享乐主义(hedonism),同时试图挽救效用主义的核心特征——“后果是进行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 不过抽象化的风险之一在于,到底什么是“后果”,什么不是“后果”,在过于形式化的假设下会丧失有意义的区分。因此,一种非琐屑的、尤其是区分于康德主义的后果主义理论必须有更加厚实的内容。这也是《后果主义》一书的主张。 这种实质立场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成分。首先,后果主义必须是全局(Globa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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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用主义(Utilitarianism)的吸引力是自明的。第一眼望去,它十分符合一般的道德直觉。我们大致认为,无论如何,促进人类繁荣的做法总归不会错。效用主义者们也往往有救世和进步的热忱。他们渴望立法和改革的成绩可以用效用主义这把尺子衡量。尽管承受了方方面面的批评,效用主义面对其它理论,尤其是道义论(Deontology)的竞争时仍然大获全胜。我将在后文进一步指出,政府和政策研究者偏爱效用主义方案绝非偶然,而是内在契合于效用主义的若干洞见。 作为效用主义直接继承者的后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理论家族是为了应对古典效用主义面临的一些严苛诘难而发展起来的。这些理论放松了古典效用主义的若干假设,尤其是将善好定义为愉快的满足与痛苦的避免的享乐主义(hedonism),同时试图挽救效用主义的核心特征——“后果是进行道德评价的唯一标准。” 不过抽象化的风险之一在于,到底什么是“后果”,什么不是“后果”,在过于形式化的假设下会丧失有意义的区分。因此,一种非琐屑的、尤其是区分于康德主义的后果主义理论必须有更加厚实的内容。这也是《后果主义》一书的主张。 这种实质立场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成分。首先,后果主义必须是全局(Global)的。它所考虑的事态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后果的改善,而不是个别场景下的善的增进。其次,它必须假设善是一元的,或所有善都是可以通约的。如若不然,后果主义将无法评价作为后果的事态A和作为后果的另一事态B的优劣,导致后果主义丧失其最大的实践吸引力。第三,后果主义(顾名思义!)应该是后果中心,而不是行动(者)中心的。此处的“后果”指的是行动和不行动造成的不同客观事态。这些不同事态(后果)是道德价值的终极承载者。虽然后果主义可以认定主体(agency)的意向和实践慎思是导致好的后果中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主体的意向和实践的道德性只能通过其后果得到辩护。这和将行动者的主体的法则当作道德行动和道德评价中心的康德式建构主义有着根本不同。 三个要素中,第一个立场和第二个立场是后果主义得以作为一种规范伦理学存在的基石。他们萃取自我们日常道德一些根深蒂固的直觉。我们自然而然认为,相对于较小和局部的善,较大和整体的善更可取(全局最大化)。我们也认为、并且实际上也权衡各种行动之间的可能后果,而这种权衡需要某种单一的价值尺度(善可通约)。货币化是这种单一尺度最直接和最成功的例子。通过比较不同选择的货币成本,以经济学为核心工具的社会科学得以直接评估各种政策后果的优劣。 但是上面提到的第三个立场——道德评价围绕事态而非行动者——和我们日常道德直觉之间有着无法克服的张力。实质的后果主义关心某事态发生(something being done), 而不是某人、某主体造就某事态(someone did something).这造成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后果主义认为,将事态的因果责任追溯到某个道德主体只有在实用主义(经验实践理性)的层面上有用,而不具有内在(一阶)道德价值。极端来讲,由于真正具有价值的只有事态本身,某事态到底是人类行动导致的,还是纯粹自然力导致的,在道德上不可区分。这和我们日常语言中对道德责任的理解南辕北辙。根据这个逻辑,假若我应官方的要求帮助建了墙,在道德上就是不可责的。论证如下:给定有无数多的人准备合作,我的不合作无法改变“墙被建起来”作为一个客观结果。因此,我的合作和不合作就是道德上等价的。虽然很多参与者的确拿这种逻辑给自己这种行径洗地,但任何有正常道德感的人都不会接受这种开脱。 我们的道德慎思先天(a priori)围绕行动者展开。我们将行动及其后果看作自己或别人的作品。道德可责性来自于行动者本应做(should have done)而没有做的正确选择:亦即服从意志自身的立法。在进行道德慎思时,我们首先1)思考“所有合情合理的人都会服从的原则;进而2)认识到“我”作为一个合情合理的人,该原则并不外在于“我”;最终3)得出结论“我”应该服从该原则。正因为道德责任有所归属,道德评价即便依托于具体的客观事态,也必须将该事态理解为“某人行动的后果”。如果墙是罪恶的,其罪恶性就不仅仅来自于其客观后果,也来自于它是人类动机和意志的直接产物这一事实。仅仅依赖对客观事态的模态分析无法充分把握和描绘人类道德判断的本质。这就是后果主义面临的行为所有者问题(action ownership problem) 换句话说,客观理由不管以何种方式从外部加诸于我们身上,都会导致他律。我们的实践理性将被降低为某种对客观理由做出回应的官能,类似于眼睛接受光线产生视觉。这和道德法则作为自律-自由的理解相冲突。如同康德指出的,“做出”正确理由所要求的事只是道德行动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我们必须将客观理由通过某种方式变成“自己的”,并且基于这个理由行动——而这恰好就是定言命令程序所完成的转换。然而后果主义认为,客观事态的可欲求性和主观动机之间不用建立一种意志上的道德必然性(因果性),只需要一种自然的(机械的)因果性。这背后是休谟式的道德心理学:理由(理性)无法单独作为动机驱动人的行动。因此主观理由不是道德价值的恰当承载者。但这实际上并不真的是一种可以被人类心智理解的道德证成。 我相信,即便是全局式后果主义的信奉者也无法真正脱离行动者视角而思考道德责任。我们总是倾向于将某些事态归结为某个/某些人 行动或不行动的后果。只不过此时他们会不自觉地假定自己所占据的宇宙视角是唯一且真正的道德视角。在现代社会中,这种倾向将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视作决策者的“作品”,进而取消其它主体的道德责任。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所提出的私人之恶可以为公共之善的论证就是这种倾向的最初体现之一。私人之“恶德”由于在更客观的视角下的到了“美德”的结果,因此不再成为恶。但是对于“作恶”之私人,并不需要对这一客观视角的道德辩护有所认识。客观理由只是进行道德评价和辩护的尺度,而不需要是个别的行动者的动机。如果制度是完美的,那么公民原则上只需要根据自身欲望和制度互动所塑造出的倾向服从经验实践理性的指导,就足以成为道德的人。除了占据公共视角的决策者之外,其他的行动者不需要论证自己的行为通过了某些公共道德原则的检验——守法将被第一人称地理解为违法成本还不够低。这将导致政治上可怕的他律:除决策者之外,社会其他成员将沦为单纯的工具而不是目的,只被期望服从自然规律所规定的必然性,而不必将自身设想为服从道德必然性的行动者。只要在宇宙视角看来,总体善得到了最大的满足。后果主义对于这种情景并没有任何内在的不安。 挽救这种道德灾难的办法之一是采纳行动者中心的视角,将后果主义的承诺当作通过定言命令测验的具有普遍性的原则。赞同后果主义的最初直觉来自我们的道德义愤:世界并不足够令人满意,而我们对世界的不完美负有某种责任。当威权主义还在肆虐、贫困还在蔓延之时,把自由主义民主和OECD的经济发展水平当作可以心安理得享受的果实是不道德的。但这种处理和一种理智的、个人的生活愿景有着巨大张力:如是理解的后果主义似乎要求,一直到世界上最后一个孩子都吃得饱饭的之前,我们为自己养的猫花的每一分钱都是不道德的。这就是后果主义另一被广泛诟病的“过苛问题”(demandingness problem) 伯纳德•威廉斯正确地指出,后果主义没有给个人的人生规划提供足够空间。一种全局的、一元善的、关注后果的后果主义要求所有人将自己献祭给所有人。我们将成为满足道德要求的机器,为了让世界总体上变得更好一点而疲于奔命。除非我们将自我同一为(identify as)为了最大化善好而行动的人,那么我们将不再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尽管区块理论(sector theory)之类的策略,缓和了这种严苛的要求,认为某种类似于特殊的个人义务的虚构有助于最大化总体善。我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自己能够关心的人和事,就已经足够好。但这仍然只是一种经验上的妥协,而没有在理论上改变后果主义的逻辑终点。后果主义只是试图修订和调整自己的方案来机械地迎合日常道德,却没有在规范上给予它们更多的保证。因此它和日常道德之间的可能和谐源自危险的经验巧合(contingency)。 相对的,康德主义一方面要求我们客观/理知的自我应该占据一个普遍性的视角,但另一方面也承认我们也是有限(finite)的存在者:我们所属的自然因果链决定了我们的个人历史。这些个人历史将个别的私人理由给予了我们。从这些私人理由出发,我们对个别的事业、个别的人、个别的乡土负有特殊的义务。定言命令只要求我们作为自由的承载者,应该并且有能力在任何时刻跳出个人历史,从无条件的法则出发,决定自己的道德行为。在罗尔斯看来,这意味着实践慎思中道德主体可以进入无知之幕。但是实践理性无论如何对我们作为具体的个体是宽容的:我们只被要求不和定言命令的法则相冲突。亦即,我们所依据行动的原则,可以被所有理性的行动者所接受。合法的私人理由也许不会和所有人都发生同等的关切,但至少可以被所有人宽容。在限定范围内,我们有权利根据“自己”的选择,而承担只有“自己”才能负责的故事:我们既是人类故事的书写者,也是“自我”这本书的作者。 综上而言,实质的后果主义面临一个两难。一方面,如果将其仅仅理解为对客观的事态的道德判断与估值,那么后果主义事业将本质地不是一个人类事业。在导致事态的客观因果和人类的主观理由之间将不存在必然的理智联系。这意味着后果主义没有把握规范判断的本质维度。另一方面,将后果主义理解为一条施加于行动者的诫命(“总是去采取最大化善的行动!”)则会导致个体的人类生活的消亡,并因此在一个直观意义上是过度苛求而没有实践吸引力的。与之相对,某种版本的康德主义在承认后果主义有益的洞见的同时,似乎为更加周全合理的道德图景提供了更有希望的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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