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ddha in the Attic Buddha in the Attic 评价人数不足

隔了山海的爱人,还能再爱吗?

竹日门

我们有的人来自东京,说着一丝不错的官话;有的人来自平原,整日里弯腰低头种稻子;还有的人来自山区,这是第一次看见大海。我们这些人里,最小的不过十四岁,最大的都有了两个孩子。我们一起上船,还没来得及熟悉,就互相传看起各自丈夫的照片。他是黄头发,他的眼睛真蓝,他的西装多帅气,你看他的院子多漂亮。出了日本海,往东,越过太平洋,在旧金山的港口,会有人接我们,他是我们未来的丈夫。在船驳岸之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这是这本书的开篇,一群日本女人仅凭一张相片,远赴重洋,到美国成为陌生人的新娘。《阁楼里的佛》讲述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引进了大批的日本男人作为苦力,但是他们禁止这些男人和本地女性结婚。这些男人们只好通过媒婆或者家人、朋友,和日本国内的女性交换照片来决定结婚对象。日本在一战失败之后,国际地位节节失守,又遭遇了关东大地震,国内民生凋敝,很多女性迫于家庭生存的压力,选择到美国成为“相片新娘”,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可叹的是,这些男人提供的都不是本人的照片,而是自己的白人雇主英俊、富裕的照片和信息。对此,这些前往美国的女性一无所知。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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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的人来自东京,说着一丝不错的官话;有的人来自平原,整日里弯腰低头种稻子;还有的人来自山区,这是第一次看见大海。我们这些人里,最小的不过十四岁,最大的都有了两个孩子。我们一起上船,还没来得及熟悉,就互相传看起各自丈夫的照片。他是黄头发,他的眼睛真蓝,他的西装多帅气,你看他的院子多漂亮。出了日本海,往东,越过太平洋,在旧金山的港口,会有人接我们,他是我们未来的丈夫。在船驳岸之前,我们中没有一个人想过这个想法是多么的荒唐。

这是这本书的开篇,一群日本女人仅凭一张相片,远赴重洋,到美国成为陌生人的新娘。《阁楼里的佛》讲述了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十九世纪末期,美国引进了大批的日本男人作为苦力,但是他们禁止这些男人和本地女性结婚。这些男人们只好通过媒婆或者家人、朋友,和日本国内的女性交换照片来决定结婚对象。日本在一战失败之后,国际地位节节失守,又遭遇了关东大地震,国内民生凋敝,很多女性迫于家庭生存的压力,选择到美国成为“相片新娘”,可以说是一种变相的买卖。可叹的是,这些男人提供的都不是本人的照片,而是自己的白人雇主英俊、富裕的照片和信息。对此,这些前往美国的女性一无所知。

这本书是作者朱丽·大塚( Julie Otsuka) 的第二本小说,她也借此获得了2012年的美国笔会和福克纳文学奖。菲利普·罗斯、约翰·厄普代克等人都获得过福克纳文学奖,可见这个奖项的分量。 朱丽·大塚本人是日裔美国人,她的父亲是一代日本移民,母亲是二代日本移民,大塚本人自从1962年从加州出生后就一直生活在美国。她对于那一段日本移民的了解一部分来自家族故事,一部分来自于田野调查。大塚的第一本书是以自己的祖母在二战时期的经历为蓝本的。当时她的祖母生活在美国,因为被怀疑是日本的间谍,所以全家被送往拘留营隔离。这本书的英文名字是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在2002年出版时,曾引起轰动,还被编入了教材。

《阁楼上的佛》的独特之处在于叙事方式。全篇以“我们”这第一人称复数为叙事主体,讲述这一群女人在美国沉重的工作负担、矛盾重重的家庭生活、备受歧视的社会地位以及二战中被怀疑、被遗忘的灰色记忆。这本书是群像刻画,个人的经历成为点缀,像浮雕一样浮出墙面,整个群体则有山峦起伏般的态势。一群人的坚忍、一群人的耻辱、一群人的乡愁,都通过“我们”说出来。从这点来讲,小说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的揭露是成功的。

在船上头几天,我们晕船晕得厉害,饭都吃不下,走路时每一步都要紧抓扶手。
我们有些头晕目眩到无力行走,躺在舱位上昏迷不醒,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清,更别说我们的新丈夫姓甚名谁。
我们有些紧抓着自己的独自,大声向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乞求——观音菩萨你救救我呀——而其他几个宁可黑着一张脸默不出声。
经常,三更半夜,我们被一阵上下左右猛烈的摇晃惊醒,一时间弄不清自己身在何处,这床怎么会摇个不停,这心怎么会这么恐惧而蹦蹦跳个不停。

对于小说来说,这样的手法是十分另类而且具有挑战性的。小说讲究深刻的洞察和描绘,而群体叙事则容易磨平个体的代表性、戏剧性和深刻性。全篇的群体记叙,给人以排山倒海的气势,我们好像在看一部纪录片一样,能看到人群的流动、喧嚣的背景,也能看到个别突出的人物,但是在单个人的刻画上是刻意弱化的。这本书很薄,读起来很享受,因为它的语言优美而又简单,时常读着读着就会不知不觉地朗诵起来。

这本书的主人公:日本相片新娘,让人很容易联想起早先的童养媳或者包办婚姻之下的悲惨妇女。她们几乎就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工具的形式存在着。她们承担着劳动、发泄和生育的重任,却没有得到一点关怀和尊重。即便是自己的孩子也因为文化的差异而疏远自己。在二战中,她们的丈夫被当成间谍一个个被抓起来,而她们自己也被送进拘留营隔离,当她们再度回到生活的地方,发现这里的白人根本没意识到这里曾经有过这位日本人。大塚本身是日本移民的后裔,她对移民的处境有深刻的体认。在小说末尾写到的文化真空,让人感觉比暴力冲突更加可怕,因为在主流文化中根本没有这些移民的地位,他们对美国本土的人来说可有可无,是另一个时空的存在。这种不真实感在妇女们回到社会却被礼貌对待时达到高潮。大塚的散文化叙事在这里像麦子一样拔地而起,众多细小的、具体的控诉像麦穗一样越长越大,连篇累牍地出现,几十年的愤怒和失落像海啸一样涌来,隔着纸都能感到这些女人们的颤抖。

这本书在女性心理和群体形象的把握炉火纯青,但这和通常的小说极为不同,它的矛盾是细小的、情节是琐碎的。只有从整体的角度,才能看到潮流的涌动。这可能有点小人物和大历史的实验意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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