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川宗教 德川宗教 7.4分

德川时代宗教对日本社会发展的影响

陽光的大池子

1603年,德川家康创立德川幕府。日本进入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江户时代。宗教作为隐性因素在该时代的日本甚至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均已发生巨变的现代日本,其对本国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形式和国民心理等的影响仍未消弭。

蒂利希认为:人面对现实困境根本上需要超脱人类感情的思绪抚慰,这称作终极关怀。宗教为困境的产生提供恰当解释,是人对终极关怀的态度和行动,使面对困境的人接受并鼓励人为追求终极关怀努力生活。终极关怀可欲难求,其源头被赋予神圣性。故宗教崇拜和基于其神圣性的仪式、社会地位和道德法律等就产生了。

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泛神论宗教。这就赋予了大部分社会行为以神圣性。因此在日本古代,宗教通过刻板化日常生活达到约束行为之目的。故宗教是当时日本维系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必需。

如同新教主义对西方经济理性化做出直接贡献。日本宗教中理性化倾向也对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理性化做出贡献。 黑船事件后,工业社会以经济价值为主流的社会价值与日本以政治价值优先的社会价值相悖。日本社会注重集体,忠诚是第一美德。权力比财富重要。即使在经济价值已极其重要的当代日本,经济价值仍从属政治价值并与其关联。

据帕森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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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3年,德川家康创立德川幕府。日本进入最后一个封建时代——江户时代。宗教作为隐性因素在该时代的日本甚至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等均已发生巨变的现代日本,其对本国的经济活动、社会组织形式和国民心理等的影响仍未消弭。

蒂利希认为:人面对现实困境根本上需要超脱人类感情的思绪抚慰,这称作终极关怀。宗教为困境的产生提供恰当解释,是人对终极关怀的态度和行动,使面对困境的人接受并鼓励人为追求终极关怀努力生活。终极关怀可欲难求,其源头被赋予神圣性。故宗教崇拜和基于其神圣性的仪式、社会地位和道德法律等就产生了。

日本本土宗教神道教是泛神论宗教。这就赋予了大部分社会行为以神圣性。因此在日本古代,宗教通过刻板化日常生活达到约束行为之目的。故宗教是当时日本维系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必需。

如同新教主义对西方经济理性化做出直接贡献。日本宗教中理性化倾向也对日本的经济与政治理性化做出贡献。 黑船事件后,工业社会以经济价值为主流的社会价值与日本以政治价值优先的社会价值相悖。日本社会注重集体,忠诚是第一美德。权力比财富重要。即使在经济价值已极其重要的当代日本,经济价值仍从属政治价值并与其关联。

据帕森斯的社会系统理论可从四个侧面剖析江户时代日本宏观社会系统。

从经济系统看。江户时代的货币经济和商品生产普遍化。发展自由竞争受到政治干预。而政治并非对经济只起消极作用。首先权力劝业为经济发展助力,其次经济单位内通过对集体价值的认同和为店效忠形成奉公守分的商业纪律。这时诞生的座制度延续到明治时代,极大促进了效率化生产和交易公平性。

从政治系统看。江户时代儒教教义的忠输入政治系统。由于幕府无法统一各藩权力且其正统性受制于天皇。故作为日本社会价值典型代表的武士效忠对象暧昧。江户时代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在末期被打破,人民不再认为和平是幕府的恩惠。武士之忠和民之不忠为尊王攘夷提供土壤,之后明治维新整体向上的风气更明晰了社会价值。

从动机系统看。江户时代日本社会一方面规定社会行为动机。日本教育根据儿童未来社会地位定向培养,故日本人从小就被要求个人规范内在化并承担与其身份相称的义务。幕府下令百姓克勤克俭,从经济上保持生产与消费平衡。最后保持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平衡,这从政治系统中对上级的忠诚等可见。另一方面该系统注重解决人格内部的紧张状态。日本人注重将事情归在严整的形式中并象征性表现出井然的精神需求。在自然中,日本人在自我灵魂与自然灵魂间的和谐交流中找到秩序;在社会中,则是要寻求适合于每个人的不同交往方式。甚至家庭都难以成为脱离社会的避难所。

从整合系统看。在江户时代,违反社会规范不仅被认为是个人问题,家庭和集体都要对个人行为负责。故迪尔凯姆的机械团结性的垂直整合在日本社会占重要位置。这种垂直整合加之社会价值影响,再混合宗教强烈的整合功能,极大强化了国民凝聚性。

对于日本社会微观结构单位不予赘述,但其作为分析宗教问题背景和理清宗教与社会其它方面的关系有重要意义。同时宗教只是社会亚系统的因素之一。面对庞杂的社会问题仅就一个因素的因果关系进行孤立研究是错误的。而将单一因素提取出来探讨其对各社会分支的影响却意义重大。

日本宗教的出现,是因神道、佛教和儒教的融合。儒教和神道借用佛教的形而上学和心理学,佛教和神道借用儒教的伦理学。佛教和儒教作为外来宗教也在江户时代完成日本化。江户时代末期宗教系统随社会阶层和政治局势日趋复杂逐渐强化,影响社会各方面。

在早期日本宗教中,仪式占很大比重,这是功利性的原始巫术遗存。如丰产、祓禊等是为祈求丰收或灵魂净化等进行的。13世纪日本宗教开始朝哲学与伦理层次的理性化方向发展。仪式被简化,宗教开始重视信仰者的内心世界。出现了禅宗、日莲宗和净土宗等三大宗派。禅宗通过冥想感受佛心;日莲宗通过效忠君主、尊师敬长等伦理行动达到修行;净土宗强调信仰唯一,实践儒教美德,精神生活应全部托予阿弥陀。日本儒教在吸收理学和心学后也产生了理性化倾向。

在日本宗教中存在两个基本概念。其一是施予食物和关爱的神。如儒教的天地、佛教的阿弥陀和神道的诸神等。该范畴在血缘和政治中具化为家长和当权者。其二是基础存在和内在本质。如儒教的理、佛教的佛性和神道中经院化的神等。两者有机统一试图解释自然、神与人的关系。

神创造万物,自然包容万物。神与自然本善,作为万物之灵并蕴含二者微观之理的人亦应本善。人须排除欲望无依无靠地向神和自然乞求恩惠。感恩是宗教行动主要类型之一,其关注个人对自己以外对象的关系。感恩义务有忠君,孝道,甚至牺牲。另一类型是获求人神合一,这涉及人格修养的整合。以上相关类型皆认为,利己心妨碍义务报恩和本性调和;而无私奉献可人神合一,完善本性。这两种思想逐渐整合为武士阶级伦理——武士道。 武士阶级被有意识地视为道德化身。他们被灌输禁欲、忠为大孝、专注于死等价值观。目的是培养武士清除贪欲,恪守仁德,视死如归等品德。明治维新领袖受武士道影响,下令对国家忠诚服从而无反对之声,因为武士道体现的不仅是武士的更是全日本的价值理想。这是宗教使日本政治理性化的典型现象。

另一场打破江户时代社会整合系统的是由国学派和水户派发起的尊王与国体运动。国学派排斥佛教和中国风习,主张中兴国学;水户派主张尊日本之道,用中国学说。这里的道是对天皇的忠孝,即尊王。国体是宗教和政治的同一化。这种运动就是要使复古尊王占据日本现代国家主义意识形态后,建立强大的帝国主义。这时权力理性化已开始侵害政治外的其它社会领域,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极权即代表了这种倾向。以上成为江户时代宗教对日本政治理性化产生的影响。

自室町时代,禅宗僧侣在贸易中占重要角色。禅宗主张朴素节俭,鼓励生产性劳动。这一现象延续至江户时代,禅宗佛教已融入日本经济伦理。且日本儒教主张政经合一,经济即经世济民,并将经济福祉和道德间建立直接关系。政策即内在鼓励生产,外在抑制消费。幕府和藩大力进行道德劝勉,鼓励垦荒和经济改革。在中国缺乏的关于经济学精明且务实的理性思想在儒教和日本价值结合后迸发活力。以这种积极的经济政策为背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工业化效率极高。

汉语的“经济”是外来词,“天职”亦如是。“天職”说明职业天定,职业神圣,蕴涵着社会、宇宙和宗教思想。神区分社会中各阶级和功能集团固定明确的义务,使每个人安于自身命运,履行自身义务。这种有机的,功能的和均衡的社会理论中,地位和功能分化被认为基于客观事实与必要性,每部分的必要性都是基于它为其它部分所行使的职能。而只有社会每部分都履行职责,社会整体才能正常运行。但该思想并非把社会视为必须得到维系的和谐均衡体,而是倾向将社会看为单一方面的向上运动,这再度体现了日本社会目标价值观优于系统维持价值观。

江户时代,宗教和政治动机纯粹为稳固社会控制系统,它们的渗透对经济造成了大量非理性影响。但奖励生产和节约及活跃职业等被认为这一非科学社会系统下的有利影响。

日本佛教真宗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在为佛教服务。对职业中劳动的过分强调与商业追求利润的本质产生矛盾。不正当和过度的利润将受到谴责。真宗以利他得自利功德对佛教教义和商业本质进行调和。从宗教和商业本质讲,勤奋在其伦理义务中占中心位置。江户时代也树立了诸多兢兢业业的虔诚商人形象。他们除靠信仰维持,也靠商人阶层源于武士的家规和店规。这些训诫塑造了商人的理想状态并对店铺的经营管理程序进行详细叙述。但二者的起始条款都要求严格服从幕府和法律的一切要求。而国恩观念进一步延伸,就是对整个社会幸福的关心。商业职业中的劳动被认为是对国家、社会和百姓的感恩回报。甚至在家族商业单位中,无法保障商品质量和贸易欺诈被认为是对家族名义和祖先基业的玷污。这种由宗教而生政治动机对商业秩序是一种极大的保障。

纵观江户时代日本社会的整体特征。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日本强固的政治系统和占主导地位的政治价值有利于工业社会的勃兴。第二,日本政治和经济理性化的过程中,宗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每种宗教都试图表明超越世俗的真理,然而又陷入了试图超越的世俗之中;每种宗教都试图以自己的形象再造世俗,但在某种程度上反被重造成世俗形象。宗教试图超越人类,但却属于人类,且过于人类化。但宗教只要存在,那么它与社会的联系就会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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