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舆论为何认为对中国的侵略是正义之举?

孤往

1894年10月24日,时任日本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率军强渡安平河口,越过鸭绿江,摧毁清军防线,进入中国境内作战。这是近代以来,日本军队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山县有朋及其后继者,都渴望实现丰臣秀吉的未竟之志。

自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日军不断扩展在华势力范围,走上全面侵华并最终战败的道路。

日本侵华过程历时甚久。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日本国内逐渐发展出一些理论,为其侵略行动提供思想支持。其中有些理论,在今人看来,不免会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战争期间,尽管日本吞并了半个中国,还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四处挑起战端,可日本媒体报道战争的基调始终是:日本代表正义,错误在于中国。再如,在日本国内,“满蒙是我国生命线”的论调一度非常盛行,可“满蒙”却从来不曾是日本领土。

日媒如何报道侵华战争:日本正义,错在中国

1931 年9月18日晚10时25分,“九·一八”事变爆发。截至1931年末,《朝日新闻》共发表了3785封与事变相关的特别电文。该报特派员作了70次 “九·一八”事变报告演讲会,共吸引观众60万人次;事变相关资料制成的新闻纪录电影,也吸引了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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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24日,时任日本第一军司令山县有朋,率军强渡安平河口,越过鸭绿江,摧毁清军防线,进入中国境内作战。这是近代以来,日本军队首次踏上中国大陆土地。山县有朋及其后继者,都渴望实现丰臣秀吉的未竟之志。

自此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时间里,日军不断扩展在华势力范围,走上全面侵华并最终战败的道路。

日本侵华过程历时甚久。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变化,日本国内逐渐发展出一些理论,为其侵略行动提供思想支持。其中有些理论,在今人看来,不免会感到匪夷所思。

比如,战争期间,尽管日本吞并了半个中国,还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上四处挑起战端,可日本媒体报道战争的基调始终是:日本代表正义,错误在于中国。再如,在日本国内,“满蒙是我国生命线”的论调一度非常盛行,可“满蒙”却从来不曾是日本领土。

日媒如何报道侵华战争:日本正义,错在中国

1931 年9月18日晚10时25分,“九·一八”事变爆发。截至1931年末,《朝日新闻》共发表了3785封与事变相关的特别电文。该报特派员作了70次 “九·一八”事变报告演讲会,共吸引观众60万人次;事变相关资料制成的新闻纪录电影,也吸引了一千。如此大规模地报道,既追认了日本军部策划制造事变的 既成事实,也煽动了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和排外性民族主义情绪。

截至1932年1月,《朝日新闻》共发表了54篇与“九·一八”事变相关的社论。事变发生后,《大阪朝日新闻》在最初的社论中说:“错在对方(中国)那里……绝对不能容忍!……不得不说我国守卫部队立即做出的迎击行为,是理所当然的紧急措施。”

此后,中国政府就事变向国际联盟进行投诉,《大阪朝日新闻》又发表题为《绝不容许他方干涉,维护我帝国政府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声明,维护我国的正当权益》的社论,再次强调事变正当性。

相较于《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的立场有过之而无不及。《每日新闻》赞同松冈洋右“满蒙是我国生命线”的主张,狂热支持“满蒙权益论”。

“九· 一八”事变发生后,《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东京版)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态度强硬的社论,包括:《满洲正处于交战状态中——日本的正当防卫》(9月 20日)、《“九·一八”事变的本质——对中国错误行为的抗议》(9月23日)、《只有态度强硬——对中国冲突的基调》(10月1日)、《正义之国,日本 ——不讲道理的理事会》(10月26日),等。

从这些标题中,不难发现一个事实:日本媒体始终认为,此次中日冲突,责任在于中国方面,而日本是代表正义的一方。

1937年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爆发。经过争论,日本政府决定继续向中国派兵,将事变扩大化。此后,日本各报纸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暴支膺惩(讨伐暴戾的中国)”运动。

当时,除一些极罕见的唱反调言论外,日本报纸上充斥着敌视中国的新闻标题。《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一个比一个强硬:《疯狂的中国士兵开枪射击》、《挑衅的中国,无视誓约》、《丝毫没有反省之意的中国》、《戴着面具磨刀霍霍的中国》……

从“暴支膺惩”字样及报道标题不难看出,此时,绝大多数日媒的报道思路,依然延续了六年前的基调:错在中国,日本代表正义。

1938年出版的《日本新闻年鉴》,如是总结这一阶段日本报纸的态度:“关于国内问题的批评直接从报纸上消失了。爱国精神的高扬和以事变为中心的诸议论占领了新闻论坛。舆论被正确指导、集成和统制了。……以言论自由为传统的《朝日新闻》,成为了最热烈的日本主义鼓吹者。其他的报纸就更不用说。

战后反思:战时日本媒体何以至此?

1945年8月15日12时,日本对外广播裕仁天皇宣读《终战诏书》的录音,此举意味着日本宣布战败。

8月16日,《每日新闻》关西总部所发行报纸,只有一张双面空白的薄纸。自此连续五天,《每日新闻》西部版,均以不同程度的白纸状态发行。《每日新闻》关西总部编辑局局长高杉孝二郎,在得知日本投降后,向社长提出辞任和停刊建议:“我们应该以最大的形式向国民谢罪,以承担作为一家核心大报一直以来讴歌和煽动战争的责任。”结果,高杉和以社长为首的5名报社重要人物都辞职了。

8月23日,《朝日新闻》也公布了《关于自我认罪的声明》,就战争责任向国民谢罪。11月7日,该报又发布《与国民站在一起》文告,承担了没有将事实告诉国民、使国家卷入战争的责任。

日本静冈县立大学名誉教授前坂俊之,在其《太平洋战争与日本新闻》一书中指出:一方面,日本报纸是军部和政府言论统制的受害者;另一方面,报纸也是没有将真相正确传达给国民的加害者。

曾 于战争期间担任《朝日新闻》编辑局长和主笔的绪方竹虎,在战后反省道:“《朝日新闻》和《每日新闻》如果真的联起手来,在‘九·一八’事变前就开始思考如 何压制军部的政治干预的话,难道不是可以成功地做到吗?”然而,为了竞争,各家报纸当时竞相派员报道战事,以扩大发行量。

结果,以往注重客观公正的报道内容,逐渐变成对既成事实的追认。这样的新闻报道,容忍和煽动了军部的独断专行。另一方面,“狡猾的暴力团伙抓住了报社的弱点。报纸需要刊登广告,就用恐吓广告主的手段,试图使他们将广告撤出……报纸只有无条件投降了。”

据前坂俊之研究,从明治时代以来,一直捆绑报纸手脚的《报纸法》,也制约了日本报纸的报道自由。根据《报纸法》,陆、海军大臣和外务大臣,均有权禁止报纸发表特定内容。

事实上,在“九·一八”事变前三四个月,《朝日新闻》编辑局长绪方竹虎,还能直接跑到陆军大臣家中抗议。当时,该报也曾在社论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军方:“今日的军部貌似很不希望世界和平,并让人怀疑军部有一些见不得人的自私目的。……没有比这更危险的了。”

然而,《朝日新闻》对军方的批评,引发强烈反弹。军部及在乡军人会,在各地掀起“不买运动”,号召民众拒购《朝日新闻》。与此同时,《朝日新闻》的竞争对手《每日新闻》,则抓住机会不断扩大发行量。《朝日新闻》因此向军部屈服,转而支持军方发动“九·一八”事变。

前坂俊之所做前述考察,无疑极富意义。然而,通过前文叙述,我们不难发现一系列更令今人诧异的问题:那时,日本人何以会认为,“满蒙”是他们的当然利益?而且,明明是日本到中国土地上进行殖民和武装侵略,何以仍要宣称,日方代表着正义,而中国是错的,需要“膺惩”?这些观念,可能是比军方压力更深层次的原因。

日本为何认为“满蒙”是其当然利益所在?

可以从一个寓言说起。

1930年代,日本颇受欢迎的《少年俱乐部》杂志,曾于九一八事变后,在其1932年新年特刊上,用一则寓言故事来解释日本“满蒙政策”的正当性:

“日本蟹”在甲午战争获胜后,得到辽东半岛。结果,“中国猴”委托俄德法要回辽东。后来,“日本蟹”耗费十万人生命和二十亿元金钱,经过日俄战争获得“南满洲”。为发展南满洲,日本又花掉十五亿一千万元。等南满洲发展起来,“中国猴对这果实垂涎三尺企图抢夺,于是……来找日本蟹的麻烦。”“日本蟹终于发怒”,这就是九一八事变。但是,“中国猴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又去国联告状,“日本蟹为了不象过去老蟹子那样被猴子欺辱,就必须坚决保卫本来是其生命的满蒙。”

这里得先拎清“满蒙”问题的由来。事实上,日本并非从一开始就想鲸吞整个中国,其侵华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获得东三省的领土。

据学者金海研究,所谓“满蒙”,是日本在侵华过程中制造出的政治地理名词;相应地,侵略该地区的方针就被称为“满蒙政策”。随着日本侵略势力扩张,“满蒙”这个地域概念,经历了由此及彼、由小到大的演变过程。每个历史时期的“满蒙政策”,也有不同的内容和具体目标。

从 地域范围来看,日本“满蒙政策”经历了由“南满”→“满蒙”(南满、东蒙古)→“满蒙”(东三省、东蒙古)→“满蒙”(东北四省、东蒙古)→内蒙古(察哈 尔省北部)→“蒙疆”(察哈尔省、晋北、绥远省)的演变过程。在每个发展阶段,日本“满蒙政策”的不同内容和目标,都是为其侵占中国、称霸亚洲的侵略行动 服务。

日本“满蒙政策”的形成,也可追溯到丰臣秀吉时代。此后,在日本幕府末期颇具影响的“海外雄飞论”和“攘夷论”中,也包含了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侵略扩张的内容。幕末思想家佐藤信渊在《支那经略论》中提出:“皇国易于攻取之地,莫过于中国之满洲。”

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确定的对大陆地区的侵略步骤,是先占朝鲜,继而侵占中国东北以至全中国。明治重臣山县有朋提出的“防护利益线”,就是要以武力向与日本邻近的朝鲜和中国侵略扩张。而对中国侵略的第一步和重点,正是东北地区。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满蒙政策”正式形成。1930年,松冈洋右当选日本参议员后不久,出版了《兴亚之大业》,宣称“兴亚之大业”是日本最大的奋斗目标。1931年,在《动乱之满蒙》一书中,松冈洋右又提出:“满蒙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

日本军部曾要求所有记者、讲演者都必须宣传“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日本必须囊括满洲”。凡违反该方针的一切言论和行动,都要严厉取缔和制裁。各报极力强调“满蒙”在日本经济、国防上的重要性,称“满蒙”不但是日本的出口市场,而且是日本的原料供给地,同时还是日本过剩人口的吸纳地。

类似“满洲特殊利益论”的观念,在战时日本十分流行。不过,日本国内对此说法也一直有质疑。例如,在战败后出任首相的石桥湛山,曾于1931年9月和10月,分两次阐述了“满蒙放弃论”。石桥指出: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光靠武力推行不会成功。

1931 年11月,室伏高信写出6万多字的《满蒙论》,主题是:日本国民应该认识到,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政策是错误的国策,而应代之以与中国合作、共同发展的方 针;否则,日本必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世界为敌,最后自取灭亡。然而,在当时,这些极具预见性的言论,无力改变实际政策走向。

日本为何认为“侵略有理”,相信日军代表人道正义?

前述《少年俱乐部》杂志的寓言故事,不仅阐述了日本人心目中“满蒙政策的合理性”,而且,也透露出日本人观念里“中国贪得无厌、不肯认错”的形象。

其实,自幕府末期以来,日本建立起一套比较独特的中国观和亚洲观。正是基于这种独特观念,才发展出了日本“侵略有理”的强盗逻辑。

近代日本“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富强后,从西方中心主义出发,鄙视东方专制主义。另一方面,成为军事强国后,日本开展侵略邻国,也从观念上厌恶和蔑视亚洲其他国家。

据日本长崎县立大学教授祁建民研究,战前,日本学界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具有停滞性,日本才是亚洲真正领导者和解放者。日本著名思想史家丸山真男说:“中国的停滞性是当时站在第一线的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们多多少少都共有的一种认识。”

过于强调中国社会发展“停滞”的结果,是出现了为日本对外侵略辩护的论调。谷川道雄指出:“按照这种想法,就导致这样一种理论,即如果没有日本的援助和领导,中国的近代化是困难的。其结果就是要把日本侵略中国的行为进行正当化。”

日本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把近代化仅仅看作西洋化,而在亚洲推行近代化,就是要实现日本化。福泽主张:当推行日本化遇到抵抗后,既然那些亚洲国家顽固不化,日本就应不惜以武力来促进其开化。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对此,当时的学者秋泽修二说:“此次日华事变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光明的结果。也就是依靠皇军的武力将中国社会中那些被称为‘亚细亚的’停滞性政治支柱的军阀统治,从中国广大的主要地区扫除掉。”

“九· 一八”事变的主谋者之一石原莞尔,曾对资源局事务官横山勇说:“拯救中国民族的天职是日本。”所以,“要赌上国家的命运救济可怜的东洋各民族。为了拯救中 国,其根据地就是满蒙。”对于南京大屠杀负有直接责任的松井石根,曾狂热主张结成“亚洲联盟”。松井这一主张的理由是,中国正走向“堕落”,会牵连日本, 所以日本不能袖手旁观。他把日本出兵中国说成是对中国进行挽救。

可以说,20世纪30年代发动侵华战争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都持有这种“中国社会停滞论”的观点。他们把对中国的入侵称之为是来拯救中国,把日本与西方列强在亚洲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说成是为了解放亚洲,宣称只有日本才是亚洲的领导者,要以日本为首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

亚洲国家停滞不前,需要日本出来拯救和领导,这就是近代日本由中国和亚洲社会“停滞论”所演变出来的“侵略有理”的逻辑。

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日本报界配合政府不遗余力地宣传“膺惩暴支”的正当性。《报知新闻》提出:日本无论面临何种困境,“都不能丧失根本的传统精神”,这就是“日本立足于正义人道,目标是实现东洋的和平,将皇道散布于世界。”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方设立的“满洲伊斯兰协会”向“全满信徒”发出“谕告”时,也宣称日本的侵略行动,“不外是友邦日本为了维护东亚和平大义,而派出了正义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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