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野侦探 荒野侦探 8.7分

卡拉加斯演讲

山河入梦

波拉尼奥凭借《荒野侦探》获得了第十一届堂罗慕洛奖,下面是我拙劣的翻译,从一本英文版的波拉尼奥访谈录转译而来。本人英语水平实在不行,仅做参考而已。实在翻不出来的段落,我保留了原文。

卡拉加斯演讲

这段序言献给多明戈·米拉尼(Domingo Miliani),对我而言他就是拉美文学的先驱。他经历过一切,阅读过所有,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是那句短语“了解他就爱上他”最好的证明。我更疯狂,看见他就爱上他。当我真正见到他时,我看到了一个勇敢的智者,看到了一个好人。(爱上他)你甚至不需要听他说话。米拉尼在这个时代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拥有像米拉尼这样的作家,是拉丁美洲文学的荣光。

许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有关飞行员的小说,我试图在这个飞行员身上表达无限的恶以及这片大陆的噩运。多明戈·米拉尼也当过飞行员,是他的故事启发了我写作这篇小说。他是那些试图启蒙我们却徒劳无功的先驱中的一员。我们——新的一代——却将除了兰波(Rimbaud)和洛特雷阿蒙(Lautreamont)之外的所有人都忘了。最后我要说,我们爱他们,每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去世就像远房舅舅去世了,或者是妈妈的坏脾气兄弟、被遗忘的外公,他们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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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拉尼奥凭借《荒野侦探》获得了第十一届堂罗慕洛奖,下面是我拙劣的翻译,从一本英文版的波拉尼奥访谈录转译而来。本人英语水平实在不行,仅做参考而已。实在翻不出来的段落,我保留了原文。

卡拉加斯演讲

这段序言献给多明戈·米拉尼(Domingo Miliani),对我而言他就是拉美文学的先驱。他经历过一切,阅读过所有,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优秀的人。他是那句短语“了解他就爱上他”最好的证明。我更疯狂,看见他就爱上他。当我真正见到他时,我看到了一个勇敢的智者,看到了一个好人。(爱上他)你甚至不需要听他说话。米拉尼在这个时代将是我们共同的遗产。拥有像米拉尼这样的作家,是拉丁美洲文学的荣光。

许多年前我写了一篇有关飞行员的小说,我试图在这个飞行员身上表达无限的恶以及这片大陆的噩运。多明戈·米拉尼也当过飞行员,是他的故事启发了我写作这篇小说。他是那些试图启蒙我们却徒劳无功的先驱中的一员。我们——新的一代——却将除了兰波(Rimbaud)和洛特雷阿蒙(Lautreamont)之外的所有人都忘了。最后我要说,我们爱他们,每一次他们中的一个去世就像远房舅舅去世了,或者是妈妈的坏脾气兄弟、被遗忘的外公,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不可计数的遗产。很荣幸也很愉快,我曾见到过米拉尼。

我一直有一个关于委内瑞拉的愚蠢问题。一个很愚蠢的问题,是我所受糟糕教育的后果,它不合逻辑而且没有一点意义。这个问题既与词性有关,也与画面有关。可能是因为我一些先天的表达问题(dyslexia),我妈妈并不是没有带我去看医生。事实上,十岁前我都是诊室、医院里的常客,直到我妈妈认为我的身体已经足够强壮能应付无论什么病。

回到那个问题。我小时候喜欢踢足球。我是11号,和佩佩(Pepe)和扎加洛(Zagallo)在瑞士世界杯上的号码一样。我喜欢踢球,但是个臭脚。我的惯用脚是左脚,据说左撇子在数学上有天分。这话对我不适用,我一直踢不好球,尽管每过六个月我都会超常发挥一次挽回一点名声。晚上,我躺着瞎想,想到自己伤心的足球生涯。那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脑子有点理不清(dyslexia)。我惯用左脚,但却是个右撇子,这是真的,我真希望我是个左撇子,但我确实是右撇子。那就是问题所在,每当教练说把球传给右边,波拉尼奥!我不知道向哪传球。有时候我在球场左侧踢球,教练大吼之后我甚至需要停下来思考:左边-右边。右边是球场,向左传就是把球踢出界了,传到几个像我一样的孩子身边或是像Quilpue、Cauquenes、biobio这些地方一样乱糟糟的空地。渐渐当有人向我问路或是我向别人问路时,我学会了用我的脚而不是手来做参考。直到昨天我仍有一个有关委内瑞拉的相似疑惑。

那就是委内瑞拉的首都。我一直以为委内瑞拉的首都是波哥大(注:波哥大是哥伦比亚的首都,卡拉加斯是委内瑞拉的首都),而哥伦比亚的首都应该是卡拉加斯。都是词性和语法惹的祸。委内瑞拉的v读起来和波哥大的b很像。(注:在西班牙语中,v和b的发音几乎相同)而哥伦比亚的c和卡拉加斯的首字母又是一样的。这对其他人来说可能是小问题,但对我而言却是个大烦恼。有一次我参加墨西哥的一个城市诗人的讲座。我提到卡拉加斯诗人的影响力,当时的听众像你们一样安静有礼地等我发现我搞错了卡拉加斯和波哥大。但我仍然滔滔不绝地讲卡拉加斯诗人,关于他们的死亡美学(aesthetic of destruction),我甚至将他们和意大利的未来主义相比较。Though without taking the comparison too far,of course,and to the first Lettrists,the group of Isidore Isou and Maurice Lemaitre ,the group where the seed of Guy Debord’s situationism was planted .我想当时的听众一定在想是不是波哥大的诗人都搬到卡拉加斯去了或者卡拉加斯的诗人在波哥大诗人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我结束发言的时候,观众起立为我鼓掌。我出去了一小会儿,和我的好朋友马里奥·圣地亚哥一起回来的,他肯定注意到了我的错误。但他没有跟我说,他的错误和误解像天上的云一样,比我还多。换句话说,这显而易见的错误一直没有人提醒,直到当我们出去时碰到了一个委内瑞拉老诗人,当然那时候他可能比我现在还年轻,他眼里泛着泪花对我们说肯定有一定小错误,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卡拉加斯有那么奇幻的诗人。

我感到堂罗慕洛·加列戈斯要从他的坟墓里爬出来。他肯定在想,是哪个混蛋得了我的奖。请您原谅,堂罗慕洛·加列戈斯。但《堂娜芭芭拉》也有一个b,听起来像委内瑞拉人写的,bilivar听起来也像是委内瑞拉和堂娜芭芭拉。但堂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另两部名著,Cantaclaro和Canaima像是哥伦比亚人的作品。我的病一定是混杂着图像、语音、语义的影响,或者简而言之是一种诗歌病。)认为卡拉加斯是哥伦比亚的首都和认为波哥大是委内瑞拉的首都。同样的,玻利瓦尔(Boliva)r是委内瑞拉人,但他死在哥伦比亚,在我看来,他既是委内瑞拉人也是墨西哥人也是哥伦比亚人。堂罗慕洛·加列戈斯的小说Pobre negro像是一部秘鲁小说,而马尔加斯·略萨的小说《绿房子》则像是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的小说。Fuentes的小说Terra Nostra是一部阿根廷小说。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答案又长又无聊。这种极其荒诞的解释方式像是玄学老师教的,但制订规则常常限制了意外的发生,而这类误解我认为是想象力的一种需要。

还是回到堂罗慕洛·加列戈斯奖吧。这是第11届堂罗慕洛·加列戈斯奖,第11届,我的球衣号码也是11。可能你们觉得这只不过是个巧合,我却备受震动。那个不知道向哪个方向传球和搞错了卡拉加斯和波哥大的11号男孩得了堂罗慕洛·加列戈斯奖。我要再一次感谢评委会,尤其是Angeles Mastretta。堂罗慕洛·加列戈斯对我得奖会有何感想呢?

另一个博知万物的伟大诗人Pere Gimferrer曾在电话中对我说,巴塞罗那的两幢大楼在争夺谁才是堂罗慕洛的故居。Gimferrer不愿意发誓承认两幢中的一幢是那个伟大的委内瑞拉小说家开始写Canimad的地方。我相信Gimferrer说的事,虽然其中一幢楼的牌子上写着一大堆问题,比如堂罗慕洛是不是在巴塞罗那生活过(我说的是生活而不是流亡因为拉美人只要是在说西班牙语的地方都不算流亡),他是在银行工作还是银行后来搬过去的。当Gimferrer说这一切的时候,我想起自己曾到过Eixample(巴萨罗那的一个区),我记忆犹新那时候已经走得精疲力竭了。那是1977、78年,也可能是1982年,反正大概在Muntaner边上我面前突然出现一条漫漫黄尘中的街道。我看到了一个数字,那个11,我又往前走了几步,那有个招牌。我瞎想当我住在巴塞罗那的时候我走过那条街,街上的招牌上写着“堂罗慕洛,小说家、政治家,曾在此居住;生于卡拉加斯1884年,卒于卡拉加斯1969年”之类的话。后面还有许多小字,有主要著作、家族徽章等等。我当时没有细看,以为是个著名的哥伦比亚作家,我发誓如果我走近了细看的话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我不记得是在智利那会还是后来在墨西哥看的,反正我当时已经读过堂罗慕洛的作品了。我喜欢《堂娜芭芭拉》,虽然Gimferrer觉得Canaina更好一些。当然我记得很清楚堂罗慕洛不是哥伦比亚人而是委内瑞拉人。Not that it really matters whther one is Venezuelan or Colombian ,which brings us back at ligjtning speed to the b of Bolivar,who wasn’t dyslexic and who wouldn’t have been displeased by a united Latin America,which is a sentiment tha I share with the Liberator.我太在意人们是不是知道我是智利人,我的一些智利作家朋友以为我是墨西哥人,一些墨西哥的作家朋友要不是以为我是西班牙人就是觉得我是开小差跑出来的。我不在乎人们觉得我是个西班牙人,然而一些西班牙的作家朋友却叫我出生在卡拉加斯或波哥大的委内瑞拉人。我不太在意这些。事实是我是个智利人,但不止如此。

我想谁(肯定不是雅里和玻利瓦尔)曾经说过语言是作家的故乡。我不记得是谁说的了,也许是哪个西班牙语作家,也许是英语作家法语作家。他说作家的故乡,是语言。这话说得太煽情了,但我完全同意。有时候我们别无选择就像在街灯和红色月光下我们就要跳一支波莱罗。说作家的故乡不是他的语言而是他的人民也对,说作家的故乡不是他爱的人民而是他的回忆,说作家的故乡是坚韧与勇气,这样说好像都对。事实上,一个作家可以有很多故乡,这取决于在写作的那一刹那什么影响到了他。我就是那个有许多故乡的人,但通往故乡的路只有一条,写作的深度。我所说的写作深度并不是说写得好,我觉得每个人都能写得好,也不是说写得非常好,我觉得谁都能写得非常好。

成为最优秀作家的规律古往今来都是相同的,要有凝视黑暗的能力,要跳进虚无,要认识到文学是桩危险的事业。你将在悬崖边奔跑,一边是无止境的黑暗,一边是你所爱。还要学会接受探索所得,尽管你发现的东西可能比所有死去作家的墓石都重。就像安达卢西亚民歌里唱的那样,文学是危险的。11号是足球场上边锋的号码,同样也意味着危险。我记得《堂吉诃德》中有关于从军还是写诗的针轮,我想争论的中心大概在哪一个更危险上,也有人觉得争论的中心应该是各自追求的内在价值不同。塞万提斯上过战场,功名未使他不朽,是诗作让他扬名。如果我们仔细读他的作品将为他的忧伤而感叹(我的桌上现在就放着两版《堂吉诃德》,但很遗憾我要写演讲稿);塞万提斯努力在他的诗文中怀念他逝去的青春。

我自己的写作从大方向上看都是给我这一代人的情书和挽歌。我们这些生于五十年代的人都在某个特定的时刻当了兵,准确的说受战争驱动。我们把仅有的微小青春献了出去,我们曾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合算的买卖,然而并不是。我们热血奋战,却是在腐朽的领导之下。控制着宣传机器的懦夫领导人比恶名昭著的殖民者更糟糕。我们为党而战,可他们胜利后,很可能立即将我们送入劳改营。我们为之拼搏并且慷慨献身的是一个死去五十多年的理想。其实一些人早就明白了,当我们阅读托洛茨基(Trotsky)的书成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时候,但我们还是献身了,因为我们又傻又慷慨,不求回报地付出。年轻的生命都已消逝,他们要么死在玻利维亚,要么死在阿根廷或秘鲁,活下来的那些人去了智利和墨西哥并死在那里,剩下的人又在尼加拉瓜、哥伦比亚、塞尔瓦多被杀。

整个拉丁美洲洒满了青春的骸骨。这是为什么塞万提斯要参军而不是写诗为生,他的同伴也都消逝了,或是老了,被遗忘了,贫穷而疲惫地生活着。他们选择了青春,选择了失败,选择了被一切束缚。塞万提斯也选择了青春。但哪怕是在感怀伤逝之时,塞万提斯也是清醒的,他知道作家不需要任何人为他的作品唱赞歌。作家们自我鼓励。我们鼓励自己方式常常是诅咒自己决定相当作家的时刻。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孤独地为自己鼓掌起舞。成为作家就意味着追寻孤独,我们不需要任何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也不需要任何的调查研究告诉我们这是最荣耀的事业,我们只是诵读自己的作品,鼓励自己。

塞万提斯没有得表达困难,他打仗丢了一条手臂;他对自己要表达的东西很清晰。文学是一场危险的游戏。它会让我们变成雅里(Alfred Jarry)那样的人,要是有把枪准会给自己来一枪。它会把我们变成穿11号的左边锋,在堂罗慕洛故居前飞奔。我希望堂罗慕洛不要生我的气,也不要到多明戈·米拉尼的梦里问为什么是我得了他的奖。得一个奖对我来说意义重大,我是第一个得这奖的智利人。文学奖的设立加倍了游戏的艰辛。如果可能的话,以文学的本来面目,依靠着它的内在价值迎接挑战,这场游戏不会如此困难重重。

得奖也就成为一场免费的演出,既然我提到了这一点,那就说些免费的话吧。还是少说写我的小说和价值,多说说评委会的慷慨。(顺便说一句,直到昨天,我都没有见过他们中的一个)。明白地说,就像塞万提斯在Lepanto的军队经历,就像在拉丁美洲数不清的战争经历,所有的这一切我能够拥有都是我的荣耀。也许不是多明戈·米拉尼而是堂罗慕洛将出现在我的梦中。

我的讲稿是在委内瑞拉的卡拉加斯写的,有一件事我要说一下,堂罗慕洛可能不会出现在我的梦里,原因很简单,我实在是睡不着。外面的蛐蛐声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起码得有一两万只。也许这些虫鸣中有堂·罗慕洛的声音,悠扬而令人沉醉;在委内瑞拉的夜晚,在美洲的夜晚,在所有属于我们的夜晚,为那些沉眠者和不眠者歌唱。我觉得自己像匹诺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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