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看电影絮语

秦飞
2017-10-29 22:53:40

读者语:看书看得很快,很多东西都囫囵吞枣,没有好好的细嚼慢咽。因绿妖才知道韩松落的,他喜欢用很多不同领域的概念来解释对电影对社会的一种理解,合情合理,顺其自然,又那么浅显易懂,继而让人心服口服,没有文字的矫揉造作,没有情感方面的鬼哭狼嚎哭天抢地,没有纪录片恢宏壮阔以及政治篇的严肃转正,就是那么细水流长那般娓娓道来,文字中总有一种女性的柔情与悲悯。

读书笔记做得很仓促,毛刺都没有修修改改,就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了。

绿妖评价:痛苦不是这本书的全部。韩松落的文笔,属性是秋天,总带着萧萧肃肃的秋凉,书写痛苦,但并不兜售悲惨,这让他笔下的痛苦保持着人类的高贵。写热点娱评,也不会走向嘈杂与狂欢,热点被他写成了悲凉,最繁华处最悲凉。

心理学领域的“创伤的代际传递”,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后代身上,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求助于精神诊所的比例远比普通人高。而经历过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的我们的父母,身上也分明有着幸存者的烙印,这烙印烙在基因里,通过一个个家庭,传递到下一代。

编辑同行中,韩松落的名字像传奇一样流传:他写得又好又快,从不拖稿,且常常作为救急作者,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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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语:看书看得很快,很多东西都囫囵吞枣,没有好好的细嚼慢咽。因绿妖才知道韩松落的,他喜欢用很多不同领域的概念来解释对电影对社会的一种理解,合情合理,顺其自然,又那么浅显易懂,继而让人心服口服,没有文字的矫揉造作,没有情感方面的鬼哭狼嚎哭天抢地,没有纪录片恢宏壮阔以及政治篇的严肃转正,就是那么细水流长那般娓娓道来,文字中总有一种女性的柔情与悲悯。

读书笔记做得很仓促,毛刺都没有修修改改,就直接复制粘贴过来了。

绿妖评价:痛苦不是这本书的全部。韩松落的文笔,属性是秋天,总带着萧萧肃肃的秋凉,书写痛苦,但并不兜售悲惨,这让他笔下的痛苦保持着人类的高贵。写热点娱评,也不会走向嘈杂与狂欢,热点被他写成了悲凉,最繁华处最悲凉。

心理学领域的“创伤的代际传递”,指的是上一代的创伤会被传递到后代身上,集中营、大屠杀幸存者的孩子中求助于精神诊所的比例远比普通人高。而经历过三年大饥荒、十年文革的我们的父母,身上也分明有着幸存者的烙印,这烙印烙在基因里,通过一个个家庭,传递到下一代。

编辑同行中,韩松落的名字像传奇一样流传:他写得又好又快,从不拖稿,且常常作为救急作者,在一天内交稿,填补天窗。他有求必应,别人出书,求他写篇书评,他不但写了,还主动替你发在最好的报刊上。他救过许多场,帮过很多人,可自己出书时他很少张口,向那些他帮过的作家讨要一篇书评。被重创过的人,被命运拒绝过无数次的人,发誓不要再被拒绝,不被拒绝的唯一办法就是不要求。你能从很小的端倪中看出幸存者后代的印戳,他,我们。

一度,他的文笔变得犀利而尖刻。那几乎是必然的,聪明人从来容易尖刻。那大概是他漫长的生病期间,去医院看病的头一天,他会特地多写一篇专栏,把第二天的补出来。

艰难地——人世间的生活从来都是艰难,被不幸烙印过而又敏感的人生更加如此——在不同医院的病房中辗转写着专栏,艰难而缓慢地,他的文风发生了变化,尖利的嘲笑变成叹息,仿佛是挖穿黑暗之后,对人性有了更多认识,更深体谅。每有热点,各大娱评人发言看遍,再看到韩松落的总有新意、总能体恤,不由点头,“毕竟还是韩老师”。

如今的韩松落是一个进化后的结果,他并非一开始就写成这样,这件事情令人安慰。我们都曾在黑森林中跋涉,这本书看到第二遍,我看到的不再是县城青年的心灵挣扎史,而是一个人,一个人在被驱逐的命运中呐喊出了:我爱,我恨,我依然渴望。从贫瘠的土壤中长出来的文字,汲取所有黑暗,啪地绽放,这是人的光彩,这是文学的胜利。

被命运逐入黑暗却不停留于黑暗,凝望深渊而不被深渊吞噬的,是我敬佩的人。记录下这个过程的文字,安慰了人世间的艰难。

摘抄: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更现实的标准是,他们要有经济基础。女性杂志里列出老男人的吸引力来源,第一条就是“财富吸引力”,“角色吸引力”尚排其后。我们对“老男人”的期待里,这一条其实至关重要,老男人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给人的安全感,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不安、恐惧、沮丧,多半因金钱而起。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老男人,另一层意思或许是,人人心中,都渴望一个安稳、舒适、稳妥的完美世界。我们爱老男人,或许更爱那个安稳妥帖、不被金钱困扰的完美世界。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太刻意的健康、完美,往往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有质感。

表现自己完整的人性,是危机公关时赢得支持的好办法。他们不希望他们被物化和异化,希望他们被当做人,获得比较慎重的对待。

使一个人被孤立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没有机会展示完整的人性,陷入单一扁平的、约定俗成的形象窠臼之中去。“后妈”、“通缉犯”,都拥有最简单的介绍和集体心理注解,而网络上网友对骂,也一定要破坏对方虚拟人性丰满美好的一面,“她,网名‘春花梦露’,本名‘张秀珍’,家住某市某县某村某大队”,一个心比天高虚伪寡薄的形象立刻跃然网上。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他后来向我们介绍跟孩子相处的心得,其实并不神秘,他说:“小孩子其实都是很寂寞的,很想和大人说话,但大人总觉得孩子的话很傻,不愿意听他们说话,要想和他们相处得好,只要跟他们说话就够了。”

大部分父母和孩子的问题就在于不肯对他说,不肯听他说。儿童教育教程往往教导父母“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但不管采取什么姿态,和孩子说话才是核心,“叽叽咕”是什么东西?怎么说一句“啊乌子就要来了”,就像按到了某个按钮,会让他笑个不停?四年的本科教育,到头来,难道就是为了和小孩子讨论“啊乌子”到来的问题?人每天都难免有几个刹那会精神崩溃悲从中来,和孩子说话可能是其中之一。

但你不说,自然有人会跟他说。再比如《犯罪现场》第七季中的一集,社区里有两个孩子失踪了,最后找到的嫌疑人是潜伏在社区里的恋童癖。他的屋子里有饼干糖果,有漫画玩具,他总是耐心地听孩子说话。他比孩子的家长更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破案后的警察举出一项数据,调查显示,父母和孩子每天说话的时间,平均少于二十分钟。你不和孩子好好说话,自然有人跟他说,你不肯占领的地方,自然有人会去占领。

让人知道这世界上有更好的、更强烈的、更丰富的人和事,是不是一件好事?若那人有能力追求,有资格延续,是造福;若那人没办法得到,没可能经营,就是造孽。知道比不知道更糟。《长恨歌》里就有这么一段,被选成“上海小姐”的王琦瑶和外婆回到乡下去,外婆看着王琦瑶,知道王琦瑶的日子将会很难了,而且会越来越难,因为“一个人如果长得好,是最怕她自己知道的,偏偏在上海那样的地方,人人都要争着抢着告诉你”。人一旦知道这些,又怎能甘心于落地生根呢?

王琦瑶还算是有资质的,尚且如此,那些没资质的呢?看《今生今世》,逃亡路上的胡兰成,一路留情,到处招惹小地方有点小秀丽的女人,认真地启发她们沉睡的感情,但他注定是要走的,她们还得留在原地,情感阈值却已经被调校到了半空中,却再难遇到这么体贴入微、这么会说话、这么懂情调、这么会调情的主儿。从此,普通的男人都难入法眼,再好的人都得被她们捡起来和那个影子进行比较,她们得用剩下的半辈子做个怅望窗外的包法利夫人。她们的日子从此也很难了,而且越来越难。

我有个女性朋友是服装设计师,年纪轻轻已经成名,但她却和一个出身平凡的保安恋爱。她毫不介意他的出身,带他去看服装,引他认识圈中名流,小保安渐渐也获得某种自信,甚至能就服装设计发表一些意见,聚会上,他坐在她身边,显得十分快乐。然而我却想,他如果和她分开了呢?他恐怕再难有这样的机遇,获得她这样身份的女孩子的垂青,也难再获得这样强度的、自觉的、细腻的、有建设性的爱。他如果能忘记还好,但恐怕他多半忘不了,那种爱,常常是一生的最强音,要在将来可以预见的孤寂中被无数次咀嚼。也不必像爱情那么强烈的刺激,有时候,让别人知道外面的世界,知道有更多的可能,从此生出不安稳的心思,也是福祸难料。我有个作家朋友到小地方体验生活,大力夸赞房东的儿子“聪慧”、“是个天才”,他本是无心,在北京圈子里的饭局上,有的是比这更夸张的赞美,但过了几个月,那个孩子捧了自己写的小说来了,并且还打算继续写下去。他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地在小地方结婚生子,实现他开一间超市的梦想的,这下全毁了。

所以,爱被启迪未必是福,欲望始终沉睡未必是祸。有时,唤醒欲望,启发精神,需要智慧;而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任它自生自灭,需要更大的智慧。

于是他挟着醉酒的赛尔玛去停车场,试图对她进行强暴。就在此时,路易丝的枪抵住了这个男人,她带着激动的、惨痛的、无限挣扎的语气说:“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这个男人犹自不干不净地骂着脏话,“砰”的一声枪响后,两位狂花走上不归路。后来我们知道了,路易丝曾被人强暴,而对方却逃过了制裁。

《末路狂花》被认为是一部女权主义的电影,但由此我怀疑,我们印象中的女权主义,都是被夸大和妖魔化了的。央视有一个午间节目叫《全球资讯榜》,随机采访国外街头的男人,让他谈谈对女权主义者的认识,该男愤然回答:“她们丢掉工作,抛弃丈夫,离开家庭,走上街头,最后还会杀死自己的孩子,成为女同性恋者。”真正的女权,哪有这么夸张?她们不过是在原子弹坑里盖起楼房,在庞大负资产的基础上用储蓄罐蓄资,她们所争取的权利,真是可怜得很,不过是:“当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男人们容不下女人说一不二到这般地步,男人们总是按照自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塑造女性,女人不是妖姬,就是外表贤良、内心放浪的荡妇,双手叉腰,嘴巴里叼着一朵野玫瑰,唱着《给我一个吻》。从明清世情小说到张资平到白灵、卫慧,女人表现得比男人还想要,即便不想,也是假的,是个男人,就理应在她们渴慕的范围里。他们大概从没打算分清“不”和“嗯,不嘛”的区别。男权社会里,这两者是一个意思,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想也是想,不想也是想。

所以,强暴路易丝的男人会脱罪,而赛尔玛后来也有了这样的觉悟:“他弄痛了我。若不是你站出来,他会严重伤害我。而他会没事的——大家都看见我们跳舞,他们会说成是我自找的,我的一生会比现在来得不堪。”抵抗是个体力的、技术的问题,即便放弃抵抗,也不等于证明前面的挣扎是另一种迎合,“不”和“嗯,不嘛”是两回事。看来,文明社会的男性生活指南里,在“不穿过紧的裤子”、“不要挤青春痘”、“多从事有益身心健康的文体活动”之外,还应该加上这样一条:“她说不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想要。”

在衡量一个人是否成功的标准里,还应当加上一条,那就是他是否在生活里剔除了自己不喜欢的人,脱离了自己不喜欢的环境,是否最终和那些与自己相近相投的人,走在了一起。

更现实的标准是,他们要有经济基础。女性杂志里列出老男人的吸引力来源,第一条就是“财富吸引力”,“角色吸引力”尚排其后。我们对“老男人”的期待里,这一条其实至关重要,老男人的魅力,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给人的安全感,而在这个世界上,人们的不安、恐惧、沮丧,多半因金钱而起。

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老男人,另一层意思或许是,人人心中,都渴望一个安稳、舒适、稳妥的完美世界。我们爱老男人,或许更爱那个安稳妥帖、不被金钱困扰的完美世界。

凡事一旦“刻意”起来,立刻落入窠臼,“非要这样”和“非不这样”走的都是同一条路,迟早会碰在一起。两种方式所付出的代价也完全一致,就是丧失真实感受。我从不敢反对健康明亮的生活,但若这种生活要以高度控制自己的身心感受、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为代价,那还不如不要。现代管理学倡导“情绪管理”,而那些励志书刊、励志社团的通病,就是竭力主张对人生进行情绪管理,把所有的情绪、感受都纳入同一轨道,最终消灭真实感受。

普通人所有的一切缺陷,克莱尔和她的妈妈费雪夫人都有,包括一点点颓废,一点点懒惰。面对人生,她们有时候会迷茫,有时候会绝望,家庭成员之间偶然的交流不畅,她们都有,所有这些缺陷,我们也都有。但唯有这样的人生,才有真实的质感,那点质感,是我们贪恋人生的全部因由。

太刻意的健康、完美,往往缺乏真实感,更不会有质感。

表现自己完整的人性,是危机公关时赢得支持的好办法。他们不希望他们被物化和异化,希望他们被当做人,获得比较慎重的对待。

使一个人被孤立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他没有机会展示完整的人性,陷入单一扁平的、约定俗成的形象窠臼之中去。“后妈”、“通缉犯”,都拥有最简单的介绍和集体心理注解,而网络上网友对骂,也一定要破坏对方虚拟人性丰满美好的一面,“她,网名‘春花梦露’,本名‘张秀珍’,家住某市某县某村某大队”,一个心比天高虚伪寡薄的形象立刻跃然网上。

要做到这一切,必须要放下“自我”与“身份”,并且放弃追问。“人生有些事是不得不做的,于不得不做中勉强去做,是毁灭;于不得不做中做得很好,是勇敢。”“出现问题不要紧,要紧的是被人看出来,因此更加得不到帮助。”

其实每个人都身处这样一个有限的“圆舞关系”网络中,人的精力时间总是有限,把交际圈的半径延伸再延伸,恐怕还是大不到哪里去。何况还有口味脾性在做指引,你交往到的人,永远只是你想要交往的人,你所以为的浩瀚宇宙,不过是属性相近的星星不自觉凑成的一个最小星系。

人际关系圈子,不过是一支圆舞圈,虽在不断更换舞伴,但跳舞的人,就那么几个。愿意被圈进来的,也就那么些人,换来换去,换不出什么新意。我卷走了你的舞伴,踩脏了你的舞鞋,或者把你的钟表提前拨到了十二点,都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是一支圆舞。

他后来向我们介绍跟孩子相处的心得,其实并不神秘,他说:“小孩子其实都是很寂寞的,很想和大人说话,但大人总觉得孩子的话很傻,不愿意听他们说话,要想和他们相处得好,只要跟他们说话就够了。”

大部分父母和孩子的问题就在于不肯对他说,不肯听他说。儿童教育教程往往教导父母“蹲下来和孩子说话”,但不管采取什么姿态,和孩子说话才是核心,“叽叽咕”是什么东西?怎么说一句“啊乌子就要来了”,就像按到了某个按钮,会让他笑个不停?四年的本科教育,到头来,难道就是为了和小孩子讨论“啊乌子”到来的问题?人每天都难免有几个刹那会精神崩溃悲从中来,和孩子说话可能是其中之一。

但你不说,自然有人会跟他说。再比如《犯罪现场》第七季中的一集,社区里有两个孩子失踪了,最后找到的嫌疑人是潜伏在社区里的恋童癖。他的屋子里有饼干糖果,有漫画玩具,他总是耐心地听孩子说话。他比孩子的家长更知道孩子们喜欢什么。破案后的警察举出一项数据,调查显示,父母和孩子每天说话的时间,平均少于二十分钟。你不和孩子好好说话,自然有人跟他说,你不肯占领的地方,自然有人会去占领。

编剧的想象力,其实也是我们的想象力。我们集体培育出了这些情节,这些情节也反过来影响着我们的想象习惯,我们习惯了这些套路,并且热爱这些套路。好人跌下悬崖就死去,战火中分开的情侣终于没有重逢,未必能伤害到我们的感情,却损害了我们对那个世界的自信。

俗套,像走了十年,永远也不会走错的那条路,像是摸了二十年,也不会摸错的门后的电灯开关,像不用吃就知道是酸是甜的水果。然而,世事多变,一条路渐渐不可能让我们走十年了。门后的电灯开关不可能永远在那里——连房子都在拆迁大潮中动荡,电影电视小说里的俗套因此尤为重要,因其虚拟,它们反而成为最少变动的、最可以依傍的。什么都在变,但至少它所蕴含的价值观没变,或者变化极为细微。

人穷可以志不短,却不能短了故事。贫穷是容易的,找到故事是艰难的,请求帮助的人是众多的,被发掘出故事的求助者是寥若晨星的。如果再有一个需要帮助的家庭出现,就只好像长平指出的那样:“除非你再找到一个更好的角度,讲述一个更动人的故事,否则你不要指望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媒体给出同样热情的相助。”这个孩子已经用掉了写书法这个素材,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

没有经常性的、更普遍的救济制度,只依靠同情,结果就是这样。我们的同情不是针对贫穷,而是针对故事,我们有同情心,我们同时也是掠夺者。我为我们对故事的渴求感到反感,但却无能为力。于是,下一个孩子只好画画,下下一个孩子只好裸奔,下下下一个孩子,只好横渡大西洋。人生在世,必须努力成为有故事的人。

传言和谣言是另一种量身定做。谎话能被编造出来,能够广泛流传,说明总有与社会人心契合的地方,有着广泛的现实心理基础。一个谣言一旦流传开来,基本就等于是真的了,那说明了群众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时代的。即便现在没有这样的事,不等于过去没有,也不等于将来不可能有。传言和谣言未必是真的,却最接近真实的操行评定。

但群众更需要传奇,需要神话,需求量大得惊人,大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在这种需求的驱使下,他们只看到他们愿意看到的。他们只愿意供奉一则神话,谁也别想破坏,或者夺去。

神话就是这么造成的:时间,距离以及对神话的渴求。而渴求,是造就神话必不可缺的要素。但不幸的是,艺术家的作品,就是艺术品,名人的轶事,多半都是神话。不是也是。我们需要神话。不是也是。只要有足够的时间、距离以及足够的渴求,什么人、什么事都会被过滤和沉淀成为神话。

在那样极端的生活里,悄然决定了,要以一种极端的方式与周遭相处,不饶恕,不宽恕,因为,她们从没得到过宽恕与安抚。

这大概是我们和许多事物必然的关系形态:我们都是链条上的一环,既承受着不快,也施加自己的影响令别人不快;既是受害者,也是不动声色的加害者。

战争、危急局面、社会动乱,是发生在国家身上的“例外状态”;而疾病,尤其是精神疾患,则是发生在个人身上的小规模的“例外状态”。当一个人被宣判为对周围人有害,或者有潜在的危害,就等于进入了这种“例外状态”,外人可以对他为所欲为。她遭遇的是某种铁律:先剥夺你作为正常人的属性,继而就可以剥夺你作为人的属性。

历史由强人书写,由男人书写,稍弱一筹,就会被男人讲述的历史屏蔽掉过滤掉,成了“看不见的人”。

推动了时代前进的,永远是那些不安分不知足的人们。

传统,就是那些与生俱来的东西的叠加和扩大吧

但不论明星还是作为看客的我们,都已经屡经洗礼,接受冲击的阈值越来越高,越来越不为所动,也越来越无情。如木心在《烂去》一文中所说:“人类的历史,逐渐明了意向:多情——无情。往过去看,一代比一代多情,往未来看,一代比一代无情。”

对于生活,我们一向是有样学样,摸着石头过河,所谓命运,或许不过是我们学习的结果。

古斯塔夫·勒庞在《乌合之众》里所说的那样:“人总是乐于接受暗示和自我暗示,并将这种情绪传染,群众因此会看见他们没看见的,或者歪曲他们看见的。”所以,即便是集体记忆,也不一定真实,即便是大家以为一起看见的,也不一定靠得住。

所有的故事都必须是爱情故事,而且是鲜艳的爱情故事。就连泰坦尼克号沉没,或者珍珠港事件,亦得托赖一段三角恋,才被梳理出脉络画出骨骼。凯伦·布里克森的《走出非洲》,分明是一部散文集,等到改编成电影,也得变成一个生死恋故事。非洲大陆的羚羊和白鹭,要想在《动物世界》之外的地方露面,唯一的办法是恰好在男女主人公拥吻时从旁边经过。

一个故事,要想获得存在的资格,必须得是爱情故事。最严肃的文学杂志,也希望作者的小说里能有若干情欲描写;最畅销的纪实杂志,不管是英雄故事还是捐肾、捐骨髓的故事,编辑总会要求“加条感情线进去”。最初的欲望,仍是一切的动力,最堂皇的人和事背后,仍然需要用人的欲望打底子。

所以,徐志摩的全部身份,是陆小曼的情人,而不是写下《云游》和《偶然》的那个诗人。我们小城那个著名的女律师,从没能和她接手的大案一起进入小城居民的记忆,倒是因为她恋上了小她二十岁的青年而被挂在嘴边。终其一生,我们都得和一段爱情故事捆绑在一起。爱情故事就是我们的一生。没有像样的爱情,就仿似没有这一生,甚至失去了被人谈论的资格。

阿城在《闲话闲说》里说,中国人最注重世俗生活,“中国文化基本就是世俗文化”,但这种世俗生活后来被破坏了,中国人的世俗文化和世俗空间,也都在被扫除之列。所谓现代国家,只是高度控制、景象肃穆、水清无鱼的“完美世界”。

不过,不论词义如何发生变化,我都喜欢“素人”这个词,喜欢用它来限定我此刻的工作状态。素人,就是普通人,是门外汉,是偶然客串的业余爱好者。“对于人生,谁不是一知半解的门外汉?”张爱玲这么说

一直很佩服一种人,在不正常的环境里,保持正常生活的人。要确立一种自律的生活方式。人可以是戏子,但不能活得像个戏子,昼夜颠倒,晨昏不分,嘴角挂着妖艳的笑,唇上留着昨夜的唇膏。

让一个人成为戏子的,不是这身份本身,而是他的生活方式。

常常听到别人说“放下”,而“放下”的真谛应当是真实面对自己,爱就是爱,恨就是恨,没有“放下”就是没有“放下”,承认这一切,才是真正的“放下”。而不能真诚面对自己的结果,就会让爱与恨不但没有得到释放,反而陷入了僵局。

她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的女人,大概不大容易被打动,尤其不会被矮小猥琐的中年男人打动。至于感情世界,在那样冷漠的家庭里长大,在流离中辗转,这样的匮乏中,胡兰成确实是她天地鸿蒙第一个人。她确实无法想象,郑苹如可以不动真感情。

在匮乏之中去爱,在匮乏中匀出爱去爱,是多么艰难。

她说不定还在北京,早已成为胡同里一个臃肿平庸的妇女,却不知道,自己决定着几千里之外,一个男人微妙的宠爱。他不可能回去找她,却任由着她,成了他生命中的密码。

生命的密码多半由此而来,不断重复的温暖场景,一点温柔的回忆,在还没有能力把握、也没有资格争取的少年时代出现。因为从没得到,所以无比完美,从此成了一生最固执的愿望,安静而凶猛地潜伏在每个细胞里,在某一双眼、某一张嘴出现的时候,猛猛地荡了一荡。

她盯着她们,几乎出了神,她们感受到了她的目光,狐疑地打量着她,她只好转过头去。那种隔膜,是她被异化和自我异化的结果,她自绝于人群之外,自绝于真实的幸福之外,成为一个离魂异客,和如她一样的女人们都有了隔膜。

隔膜有时是自我保护,是在情感、生活遭受巨大重创时,由自身分泌出来的一种情感阻断剂,让感受仅仅停留在表面,让痛苦和欣悦一起麻木,以免激起更深刻的内心动荡。像以色列作家阿摩司·奥兹在他的小说《了解女人》中所写的那样,主人公约珥在妻子死去之后,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对这一切无动于衷,只有一种持续不断的模糊感觉,觉得他没有真再见,隔膜正醒来……这一切仿佛都在睡梦中。如果他仍抱有希望,他就必须从这浓雾中走出来。他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哪怕为此罹受一场灾难。真希望有什么东西能切开那像子宫似的从四面八方包裹着他、窒息着他的柔软肥腻的胶状物。”

印度女作家基兰·德赛的小说《失落》中也曾描绘这种感受,赛伊的祖父留学剑桥,在异国他乡,他不被容纳,始终与周围的一切有隔膜。当他在杂货店购物,听到老板娘说,她的丈夫也用同样的剃须刷时,他讶异于“他们居然有着相同的人类需求,还有着私密性的联系”、“这大胆的想法让他一阵眩晕”。

但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这沉睡中醒过来”。费里尼作品不过八部半,我看过不到一半;塔尔科夫斯基作品只有七部半,我是借着一次影展,才全部看全;更别提伯格曼、安东尼奥尼、基耶斯洛夫斯基,或者黑泽明,每次要看他们的作品前,都得像小时候终于决定要写作业一样,下一番决心,才敢按下“播放”键。甚至不止他们,任何一个电影,只要听过别人的称赞,知道它确实是好的,就足以让我失去观看的勇气。

不是因为担心他们晦涩、艰深、缓慢,不是,而是因为我已经领教过了那些大师之作的厉害,伯格曼作品总让人想起不愉快的童年,大卫·林奇总让你逼视自己内心的恐惧,基耶斯洛夫斯基仿佛神谕,总要穷极命运的可能性。《黑暗中的舞者》让我整整几天都悲愤不已,《北极圈恋人》让我恨不能冲进银幕,去杀掉那个电车司机。和他们相比,还是好莱坞动作片来得妥当,英雄总在最后一分钟剪断了定时炸弹上的红线或者蓝线,从而拯救了整个地球,弱女子永远在最后关头摸到了一把刀,干掉了在万圣节杀光了整个小镇居民的杀人狂。看一部撼动人心的好电影之后,永远需要再去看十部大快人心的电影,去消除它的不良影响。所以,我的观影记录里,多的是商业片和B级片,豆瓣“恐怖”、“惊悚”标签下的电影,我看过八成以上,尽管我承认,它们大多数都是垃圾。不只电影。所有那些太美的、太好的、太深刻的、太慎重的、太重大的东西,总让人下意识地想去躲避。

要使叛逆者得到矫正,回归正道,有两个武器,一是成功,二是年龄。一计不成,还有一计。成功是最好的矫正,老去是最好的招安。要改造坏孩子,就让他当班干部;要让叛逆者温顺,只需等他慢慢变老;要让梁山泊成为园林绿化先进单位,就给宋江一个官做;要让P.J.Harvey不再号叫,并且穿上维多利亚时代的长裙,只需要等她到三十九岁;维托·唐·柯里昂一旦成了“教父”,自然会去寻找合法生意,曾经的激进派一旦年老,自然会痛改前非地转变成保守派。

身在其中的人,还要独自面对重创之后漫长的煎熬。

人生的大部分,都是没有情节的煎熬。有的时候,我很想知道,别人是怎么度过那些没情节、无意义的煎熬的。例如最坏最极端的那些时刻,经历过一次大战的那些人,知道这事没完,还有第二次;窗户玻璃上贴的防空袭的纸条都没清理干净,果然又来了——这次更坏。那中间的几十年,都是怎么过来的?被后世当做战争史诗中的一个一个人,是怎么面对琐碎的日常生活和并没因为战争而得到豁免的种种烦恼的?那种煎熬,是不是甚至会形成一种惯性?如杜拉斯说她母亲:“一辈子都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储存鱼子酱。”她到底没等来,好像楼上的第二只鞋子始终没落下来,她担惊受怕地过了一辈子。

还有生老病死,还有生命中最糟糕的际遇,自己的错误决定,那都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也不是外星人入侵,那是肯定会来的,迟早要来的。而且这都不是电影,不是几个镜头就能结束得了的,中间的日月流年,时时刻刻,都要熬着。潮水一样的访问慰问的人走了,更长的时间里还是得自己挺着,痛苦酸楚,都是真真实实地在自己身上。经历过这些的人,都是怎么熬过来的?不是在自己身上,所以想不到,到了自己头上也就明白了,人的忍受力真是无限的。从前,粉红娇嫩地依傍在父母亲身边的时候,想也想不到的那些事,黑白分明的世界观里永远容不下的那些事,最后也都忍过来了。

人的精力,花在什么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结果的;花在忍受和煎熬上,却多半看不到。人类大部分的勇敢和力气,并没用在冲锋陷阵和经天纬地上,而都是用在这些看不到的地方。人生,犹如尤金·奥尼尔所说,是“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所以我们需要各种影像,因为即便在它表现痛苦的时候,它也设法遗漏了真正的痛苦。

我们经常随便地抓点救命稻草,来使自己安心:色彩、门神、避火图、经济学家、新总统,或者爱情、塔罗牌,甚至周围人笃定的神色。

弗吉尼亚·伍尔芙的话,可以作为《致命的吸引力》的注脚。她说:“出来找乐子的男人,碰上用情太深的女人,犹如钓鱼钓到白鲸。”就像陈佳明对许美静,他只是像男人一样爱她,而她却分明是像女人一样爱他。他希望她理智、适可而止、希望这段关系愉悦身心、希望事态在不可收拾前款款止步;她却像古往今来许多女人那样,为爱不顾一切,带着所有的悲郁、期望、神经质、甚至歇斯底里去爱他。而男人并不是神、不是天,男人也是人,既然从这段感情中得不到愉悦,很快就悚然退却了。

但,白鲸这意象,仅仅适用于女人么?《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的萨宾娜,听说弗兰茨要为她离婚,披星戴月地逃跑了。白鲸亦有可能是男人。但米兰·昆德拉意不在此,他借助萨宾娜的选择,表达了一种更久远的恐惧,对于“重”的恐惧。有人身世惨厉、气息沉重,与他相处,犹如重拳打在脸上,有人却毫无负载、吐气如兰,所谓如沐春风,大概就是和这种人在一起时的感受。有的人从来都躲不过这些选择——家与国、生与死、爱与恨,不由人不沉重,有人却从来不曾面临这些抉择,一味轻盈,轻盈到让人嫉恨。与前者相处,就要分担那些“重”,与后者相处,却有可能分享“轻”,到底选谁弃谁,很容易做出抉择。

所以,《致命的吸引力》其实是“轻”与“重”的较量,不过刚好发生在两性之间。而在别的地方,这种较量也依旧存在。我有两个朋友,一甲,一乙,都很穷,甲身世凄厉,有轻度听觉障碍,人生故事里满载家族罪孽、阴森的大屋、病房里发毒誓、手臂上刻字、为磨炼品质冬天洗冷水澡之类的桥段,我被他吓怕了,换句话说,我被他身后拖拽的“重”吓怕了,我闪;乙也穷,但来历简单,懂得及时行乐,有钱就去买醉,甚至敢于对热脸贴上来的富女友忽冷忽热,我倒天天与乙混在一处。我的势利,不在于穷与富,而在于轻与重。

人都在本能地回避“重”,趋向“轻”,遇过于“重”的人,其实都如钓鱼钓到白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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