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训无用塔:(国身、名欲、政治-美学-天下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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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
2anti-政府
3所要表达的不过是很旧的东西,“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
4病
5从另类(民)国歌到经典(民)国歌。流行文化与国粉的关系。
他也谈到《小河》的形式(《苦茶庵打油诗》):“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
6去接近玩味,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读者,若缺少人生的体念,无想象,无生活,对于这朴素的诗,反而失去认识的方便了。

Nefer:也就是说在热动的现代,“失去认识的方便”,但不奢侈而又懂得体认的读者,后来却会获得同理心的阅读震撼。
7病中经验很可能过于深刻,“诗”在他那里,甚至成了需要刻意回避的东西
8并不是诗对个体身心的扰乱,而是那种作为“装置”存在的主体机制,在现代中国峻急的空气中,它“使心发热”的作用会显示出更大的破坏力。
9在1927年写下的《谈虎集》后记中,他讲到:“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
10却觉得他的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读者以为很神秘么?
11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恋之歌,
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12变形与揭示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艰难地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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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1
2anti-政府
3所要表达的不过是很旧的东西,“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
4病
5从另类(民)国歌到经典(民)国歌。流行文化与国粉的关系。
他也谈到《小河》的形式(《苦茶庵打油诗》):“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
6去接近玩味,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读者,若缺少人生的体念,无想象,无生活,对于这朴素的诗,反而失去认识的方便了。

Nefer:也就是说在热动的现代,“失去认识的方便”,但不奢侈而又懂得体认的读者,后来却会获得同理心的阅读震撼。
7病中经验很可能过于深刻,“诗”在他那里,甚至成了需要刻意回避的东西
8并不是诗对个体身心的扰乱,而是那种作为“装置”存在的主体机制,在现代中国峻急的空气中,它“使心发热”的作用会显示出更大的破坏力。
9在1927年写下的《谈虎集》后记中,他讲到:“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
10却觉得他的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读者以为很神秘么?
11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恋之歌,
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12变形与揭示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艰难地把握瞬间颖悟的艺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与文并无根本的不同。废名曾将周作人与陶渊明相比,指出陶渊明由于缺少“辞采”与“才情”,与其他诗人相比并不是诗人,在魏晋六朝孤立成一派,这恰好也是周作人的位置。
Nefer:我们也可以把这话挪移到鲁迅身上,尼采,虽然提哲学,却并不像是同时代哲人那样的哲人。这恰好是鲁迅的位置。
13别扭:《知堂回想录》还提到了《碰伤》这样的写法自己颇为得意:“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懂……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
14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
15谷崎润一郎总感觉“一定有什么缺陷存在”,这是文坛不变的构成方式,还会散发出某种“文学青年的臭味”,所以转而期待一种可以供“大人们”阅读的文学,“一种安心与信仰的文学”“心的故乡的文学”。
16表面看这个“他”肯定是鲁迅嘲讽的对象,然而徐钦文说得很明确,并非!由此可见,当事人是很了解鲁迅的,而后人则沿用毛话语、毛眼光,所以那反对鲁的声音与立场也无非是后毛的延伸而已——其不自觉也如此,其为毛更其成功的学生也若此。
17高亢理念不足以根本上构造、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子君又重回琐碎的、物质性的生存中,那么《幸福的家庭》中青年作者的尴尬,则可看成是危机的进一步延续。“幸福的写作”沦为“硬写”,高亢理念本身已发生了异变。
18涓生不仅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启蒙者,同时还是一个西方思想的翻译者,他和子君的关系也就隐喻了五四新文化与普遍现代性之间的模仿、翻译关系。
19她通过书籍了解巴黎,“欲望就由这些人物产生,青年时代囫囵吞下的那些平庸作品,摧毁了她的自发性”。(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20写作应该是一种善,但落实到纸上,却包含了一种自我悖反的力量,没有带来善的张扬(内面真实与社会改造)。
21不只是“幸福的写作”,五四时期各类印刷的“信仰和希望”,其实也类似于一种“幸福”的抽象系统。(nefer按:“印刷”与“希望”。)
22革命不能压倒文学
23口味与读者:沈从文喜欢以“说话人”面目出场,插科打诨、卖关子、发议论、耍弄机智。这些手法或许格调不高,甚至惹人讨厌(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中国现代作家论》,贺玉波就在《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说是“顶讨人厌的毛病”。而沈从文一犯再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北京沙龙中那些绅士淑女们的口味,满足他们在趣味和智力方面的喜好。比起一般作家,沈从文似乎更了解自己的读者是谁,他们的口味又是怎样。
24《王文元先生来信》是给刘半农的,作者说:“你看,中国人做事那一种没有一个‘为止’的?革命以叫叫为止,读书以翻翻为止,研究学问以记几个新名词为止,学习洋文以能说my dearest为止……一切一切,都有一个以某种程度为止,呜呼!何怪中国之政治,亦仅换个共和招牌为止也!”
25“教训”与“反教训”

1927年1月11日,在北京的《世界日报·副刊》上,编者刘半农发表了《老实说了吧!》,以“教训”的口吻,激烈地指斥一般文学青年的种种劣迹:
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沈寂,心弦,密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的,热烈的,温温的,……颠而倒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总而言之,骂要骂有名一点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事实而瞎骂。我要骂A先生的某书是狗屁,实际我竟可以不知道这书是一本还是两本。(7卷,8号,1927年1月11日)
早在三年前周作人就有《教训之无用》,对于“思想启蒙”的效果表示怀疑。(nefer:太逗乐)
26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对于中国芸芸众生的不幸,与其说他(胡适)感到的是愤怒,不如说他感到的是喜悦,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拥有解脱他们痛苦之手段的时代(nefer:不知说的是啥。民国人那么痛苦,居然说有方法解脱。另外,我觉得这话可以发挥,胡适看到当时有救,所以乐呵;鲁迅看到未来无望,所以悲痛。中国人一直就喜欢乐观主义,哪怕到了极权时代,还是不许而且打压悲剧思想者。)
27在胡适那里,很明确的没有年青人的存在。“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起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1923年10月9日致高一涵、陶孟和等)玩味上面文字不难发现,胡适的“大事业”构想,虽然欢迎“少年的同志”加入,但也只是有限度的接纳,他所真正倚重的还是一班“老朋友”和“前辈”们,“少年的同志”并没有被特别看待。
这样所谓“常态”、“变态”区分的政治文化方案,不仅一般民众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为新兴势力的青年学生,也没有被看作是特别的主力。
台湾学生黄逢霖就致信胡适表示不满,建议《努力》应“在青年身上建基础,再向青年方面建方策”,“须多辟欢迎有志青年们参加的机会”。(1923年11月17日)
28本来,“整理国故”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目的在于“打鬼”——对传统的批判,但为何能泛滥一时,以至“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家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
29《现代丛书》广而告之:“《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江绍原也写道:“一种刊物,如果声明只登载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而且实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确于文坛有益,于青年作者特别有益。”这样一来,江绍原这样重视“推敲水平线”的人,立时遭到了“反推敲”(米先生:《读<黄狗与青年作者>》、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被推敲以后》),“水平线上(下)”也风靡一时,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是被反讽性性地用的。章依萍就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评论《语丝》销量:“《语丝》行销一年,居然风行全国,销数之多竟与所谓水平线以上‘大报’相伯仲。”所谓“水平线以上”的“大报”,可能就暗指《现代评论》,毕竟它曾如此自我标榜。江绍原文章刊出不久后,高长虹也特意激愤写道:“你谈起一点什么时,最好先捧出一个什么水平线来,这样,你可做成功一个批评家。也许水平线并不认识你,但也不妨敷衍一下,好在水平线也未必认识别人。”更为极端的使用是,“水平线”的上下,干脆成为文坛阵营划分的工具:
我们是水平线下的阶级,处在水平线下的地位,忍受着水平线下的生活,水平线下的文学,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若是水平线上的代表温文,优雅,美丽和和平,那么水平线下的就是代表粗暴,鄙陋,丑恶,同战争……
Nefer:这里很有尼采对宗教的意思。两派争论的时候,称善的人,常常引发了不得话语权一方者的逆反心理,而这就造成了某种仇恨,而这种针锋相对总是一种宗派主义的,于是这就和宗教争斗一样了。从尼采这个寓意看,中国的流氓青年完全是(至少也是相当程度上有它大功的)胡适、江绍原、陈西滢甚至周作人等人逼出来的。为文革负责的,不仅要有孙文、蒋和毛,也还要有不太关心当时关心学生而给胡适信件的学生的胡适,而鲁迅却总是用理解性话语或眼光去摩挲年轻人的。我想,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哪怕不触动也会震荡,直入基督教一般,越镇越大。这是无办法的。你对极权生理性生物或机构极权,那么你所换来的乌托邦将比你想要取代的极权更极权。
30宽容青年:这样对权威反抗的心理机制往往成为青年作者自我意识乃至“代际动员”的重要来源。当然,并非所有“导师”都站在“束发小生”的对立面,与所谓“正人君子”相区别的《语丝》群体,在一系列风潮、事件中,更多选择青年学生的立场,对思想专制的倾向保持更多的警惕。1925年7月,周作人饶有意味地写道:
我所觉得成为问题而且觉得殊无把握的,乃是我们对于反叛的青年有没有宽容的度量。我们如只会反对老伙计们,等到子侄辈有一点自由言行的时候,就板起脸孔来申斥,即使不至于呈请督办(其时或已改称总督或总办)捉拿,总不免是迫压行为,令卫道家有白首同归之叹。(《谁能宽容》,《语丝》37期,1925年7月27日)
事实上,对于五四之后的青年群体,周氏兄弟都不一定真的看好,知道“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鲁迅:《导师》;周作人1924年2月《卑劣的男子》开头“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偏狭,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
31此外他们更怕的是青年思想中“旧礼教”——“故鬼”之“重来”。对于不用功、谈恋爱、沉溺文学之类的青年现象,周氏兄弟并没有板起脸来教训,反倒是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鲁迅在《诗歌之敌》中就谈到:
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

与鲁迅的态度相仿,刘半农接受《世界日报·副刊》时,周作人提供的四项“条陈”中,也包括“不可轻蔑恋爱”一条,因为年轻人正为恋爱而苦闷,而“教训者”、批评者们已无此问题。(岂明:《条陈四项》,世副10号,1926年7月10日)相应的是,《语丝》群体也赢得了很多青年的信任。“老实说了吧”的讨论中,一位来稿者就指出“刘半农一伙”与其他“导师”不同:“你们一伙,我多数看过,并听过你们说话,知道你们大家都写的跟讲的差不多,不是如那般‘正人’‘君子’写的和说的行的完全不同”。(《李荐农先生来信》,世副7卷21号,1927年1月24日)
31 1920年代中期,鲁迅逐渐和胡适分道(按孙郁对鲁迅胡适通信的研究,孙郁:《鲁迅与胡适》),对于各种专业化、“常态化”的文化方案,他也一直保持警惕。特别是25年初,由于在京副发起的“青年必读书”的争议中“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鲁迅似乎获得了进一步的觉悟。(nefer按: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很容易按照语气轨道理解而引向——鲁迅自然要恨攻击自己的人,然而,毛学生们,如果你们肯看下去,我们往后看——)25年3月,在与《猛进》主编徐旭生的通信中,他这样写道: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相当好玩!)
与其他论者不同,在鲁迅,青年主要的问题不是“不读书”“乱发表”;相反,对于青年追捧新文艺的现象,他倒是有一定的同情。较之学理的讨论,他更关注一种思潮对社会风气与人心的影响,担心“进研究室主义”一类,可能会使青年在专业内部的竞技中消耗热情与精力,变得平庸,丧失文明批评及自我觉悟的能力:
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
“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
按:这说明什么呢,鲁迅非常明白理论仅仅是理论家自己的东西,出发自理论家,而不是出发自世界。你要跟随理论,那你永远是被动的、被耍得团团转的跟随者。可笑的是,很多人还一直喜欢以哲人或哲学学生做标榜,以为这是多么伟大的超越的东西。鲁迅虽然没去写什么理论,可是他并不因为这样就不懂理论的机制是什么,于是眼光也早就不屑为之了。应该说,当时热火朝天的报刊论题基本都很符合鲁迅那圈落朋友们的兴致,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能记得的、找得到的刊物、作者,却很少。鲁迅认为好的作者,基本都留下来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刊物是很浮躁但也很有生命力的——只有有生命力的、看起来略有些浮躁的东西,才能切合活生生的生活,而不是故纸研究。在生命意志过去以后,生命的书写留下来了。鲁迅和浮躁的刊物编辑不同,但鲁迅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鲁迅并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的时代太糟糕了,庸众太多(以我的眼光看,除了偶尔闪现的瞬间外,民国并没有任何天才——虽然大家好像认为个个都是。),政治黑暗,逻辑混乱,性欲泛滥,其迷幻高速的庸俗把尼采性身份的鲁迅给拉低了,好在鲁迅不断用生命思考,而不是“理论”,他从没被杜威的学生或穆勒的学生们打败。
32鲁迅还有意将“研究室”和“艺术之宫”并举,点破了其中的相关性。本来,所谓“研究室”与“艺术之宫”是不同的空间:研究室内的“国故”之旧,区别于白话文艺之“新”;学术之“实”,也迥异于文学之“空”。然而,从鲁迅的角度看来,“空”的文学与“实”的学术,距离并不遥远,二者都有可能蜕变为封闭的圈套,拘束真正主体精神的产生。
Nefer:这里很明确,鲁迅仍然有的是一种政治-美学-天下观,即一种整体审美。在这种人眼里,或者在这种天赋观念眼里,知识仅仅是知识,而体验却不能通约;体验大于知识,知识得不到体验;一切都可通约,并非不可打通,而“我”就是要打通他们——这是“我”的毕生愿望,也是“我”的“全面履历”。在这通约之间,之外,之上,还有一个不可通约之物,这就是“弘”或“弘”之器,执其柄能“弘道”,而非不识其诡谲却被道所弘。没有这个杖钥,无论怎样深刻、美丽的知识加上那点骄傲的自尊也只是破铜烂铁而已,有这杖钥,所见闻才以其最广阔的形式转化为可持久的审美甄别标准。
33恽代英的墨子修身观
34王汎森有进一步讨论,“国身通一”的宋明理学变成了国身分裂。
梁启超引用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以时人常“称名借号于爱国,以济其私而满其欲。

引文:


15
这代青年的自我授权意识过于夸张,对于自身能力及道德状况的理解或许也过于自信,日后甚至有异化、空洞化的危险……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个人的发现被看作是五四运动的最大的成功。
从传统、地方、家庭等限制性环境中解放出来,“脱域”的自我似乎拥有了全新的可能,以内在真纯的道德力量,去批判社会的腐朽、僵化,也为新文学带来最初的活力;但另一方面,现实的动荡、产业的落后以及新兴文化生活的内在区隔,又时刻阻断了可能性的实现,大量被“发现”的、可以自由流动的“个人”,实际上并不能被社会有效吸纳,而要饱尝失学、苦学、失业之苦,无法自我安顿,成为被现代教育生产出来的“零余者”。……许多焦灼而又卓尔不群的文学形象,由此泛滥于1920年代初的文学生活中。
丁玲:公寓里住的大学生们,都是一些歌德的崇拜者,海涅、拜伦、济慈的崇拜者,鲁迅的崇拜者,这里常常谈起莫泊桑、契诃夫、易卜生、莎士比亚、高尔基、托尔斯泰……而这些大学生们似乎对学校的功课并不十分注意,他们爱上旧书摊,上小酒馆,游览名胜,爱互相过从,寻找朋友,谈论天下古今,尤其爱提笔写诗,写文,四处投稿。也频在北京住着,既然太闲,于是也跑旧书摊(他无钱买书,就站在那里把书看个大半),也读外国作品来了;在房子里还把《小说月报》上一些套色画片减下来,贴在墙上。……在每天都可以饿肚子的情况下,一些新的世界,古典文学,浪漫主义的生活情调和艺术家气质,一天一天侵蚀着这个孤单的流浪青年,把他极简单的脑子引向美丽的、英雄的、神奇的幻想,而与他的现实生活并不相称。


25感性学术
拒绝在学员课堂上充当“伪神”(nefer:可解为学棍),用充满激情的学术工作提供清明的理性,而在实践领域申明自己的立场,用果敢的、负责的行动去化解冲突,这种内在的价值紧张感,构成了韦伯“志业”表述的核心。

29反政府
文学研究会是“著作工会”第一份宣言所在的集团。叶圣陶说,要不是马克思的影响,不会有“著作工会”的提法。(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叶圣陶集卷九,页一四五)
正好“志业”这个词和韦伯概念Beruf汉译之一恰好重合。现代普世叙述可能遮蔽志业背后历史驱动力。
操一业以终其身,与数易其业者,所诣浅深,未可比喻。(孟真《自知与终身之事业》)
《新社会》杂志延续“社会服务”的同时,也试图淡化其中的教会色彩,试图将这种思路和五四普遍的社会改造思潮联系起来。在他们的努力下,这份杂志获得了相当的反响,影响力甚至远至四川、两广、东北等地(郑振铎:《记瞿秋白同志早年的二三事》,郑振铎全集第二卷,632页),并与《解放与改造》、《少年中国》以及《时事新报》等报刊一起,被当局视为“以改造社会、推翻旧道德为标帜,拾掇外人过激言论,迎合少年浮动心理”的激进杂志。(浙江督军卢永祥、省长齐耀珊给北洋政府密电,《北洋政府国务院档案》)

    
32鲁与张
宗白华认为新出版物的雷同与笼统“好像是原始生物的时期”,“但是我们的目的总是要向着分工的一途(进化)做去”,以后新出版品应该“每一种就有一个特别的目的,特别的范围”,因为在宗白华看来,“‘分工’就是‘进化’最大的表示”。(宗白华:《致<少年中国>编辑诸君书》、《我对于新杂志界的希望》,1920年1月22日《时事新报*学灯》)
张东荪:“与其批评中国的出版物,不如介绍外国的出版物”。(李小峰《新潮社的始末》,《五四运动回忆录》续)
张东荪对《新潮》的批评以及傅斯年等编辑思路的调整,恰好与鲁迅为《新潮》的著名意见形成参照;鲁迅向傅斯年建议:《新潮》中“纯粹科学文”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病刺他几针”,不要上那些鼓吹“少年人专讲科学,不要议论”的老先生们的当。(鲁迅:《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鲁迅一直坚持新文化运动内在的政治性与战斗性,而不希望它只是成为现代知识系统的挪移与建立。从这个角度看,张、宗的修正方案是否不单指向了纸上事业之改造,是否同时意味着对新文化政治性、批评性展开方式的疏远?同一刊物之内,“批评”与“译介”的消长,或许也间接反映了这种变化。
罗家伦认为,群众运动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运动,1920年5月4日,《晨报》印行《五四纪念增刊》,梁启超、蔡元培、胡适、蒋梦麟、罗家伦、顾颉刚、郭绍虞等分别撰写了文章……都主张拒绝运动,回归学术。罗家伦说“最要紧的,就是要找一班能够造诣的人,抛弃一切事都不要问,专门去研究基本的文学哲学科学。世局愈乱,愈要求学问!”

47
陈独秀:希望那些“拿文化运动当做改良政治及社会底直接工具”的“有俗称癖性的人们”打消幻觉。(《新青年》9卷1号,1921年5月1日,《文化运动与社会运动》)
陈独秀说过,文化运动是对军事、政治、产业而言……军事上,“最好能令战争止住”;产业上,“应该令劳动者觉悟他们自己的地位,令资本家要把劳动者当做同类的‘人’看待”;影响到政治上,“是要创造新的政治理想,不要受现实政治底羁绊”。(7卷5号,1920.4.1.)
若是我们为预备做事而去求学,那便要问这所求的学,于做事有甚么关系。决不能象现在一般时髦青年,一听见人家说要注重学术研究了,便去上一个学,出一趟洋,有理无理的学点哲学,学点社会学,乃至于学点农业、工业、军事、商业,便以为尽了自己本分。我实在看见如此类的人,他们的主张,以为只要求的是一门学问,只要学问求得好,将来总要有些裨益于国家社会。然而不知道这句话似是而非。(恽代英《文学与革命》,《文学旬刊》第九号,1921.7.30)
郑振铎20年初在《新社会》上有所针对地称,“俄罗斯革命的成功,人们说是列宁们的功绩,我却说是虚无党十年来改变方针,鼓吹农民的效果。没有他们的传播运动,我恐怕俄国到百年后还没有革命呢?”这里,他强调的是下层启蒙的重要性。一年多以后,当文学研究会已经成立,他又引用费觉天的话:“假使没有托尔斯泰这一批悲壮、写实的文学,使人发生特种感情,那所谓‘布尔什维克’恐也不能做出什么事来。”这两段话表述方式十分相似,社会革命的发生要追溯更根本的动因,只不过原本“由下向上”的社会启蒙,已经替换为“悲壮、写实”的文学。
50观念、解构
幻灭是叶圣陶小说常见机制:作品开端,主人公往往服膺于某种观念,而事件的展开却包含了解构的力量,主人公或是暴露了内心的软弱,或是发现了观念的局限,小说结尾于暧昧不定的怀疑之中。
婉转修辞外,最值得关注的地方,还是它最终触及的问题:不是人道主义的“悯农”情怀,不是知识分子与劳动阶级的差异,而是一个似乎更为个人化、也更少意识形态色彩的问题:理想的“职业”究竟如何可能。作为农人,福堂厌恶种菜,作为知识分子,“我”则厌恶教书,两人身份相异,但都被“怠业”情绪所困。“我”因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凡从事X的厌恶X,便致怠业。……X绝无可以厌恶的地方,可厌恶的乃是纠缠X的附生物。去掉这附生物,才是制病除根的法子。”
叶圣陶的确很关注这个问题。在苏州当小学老师的时候厌教情绪严重,“精神上痛苦极了”。
在叶圣陶笔下,与“生计”区分的“职业”,其实十分接近本章所讨论的“志业”,无论是教育、文学,还是种菜,如果能摆脱生计等附生物的羁绊,带给人超越性的快感,那么这个“X”都有可能成为一种“志业”。
76
玄庐《诗与劳动》讨论了《击壤歌》到《诗经》的古老传统。“贵族中人没有诗”,“不是劳动者就没有诗”。
沈尹默的诗反军阀。
政治场中的文学场:
“诗”与“非诗”的区分,对于激进的革命文人来说也许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不仅如此,与后来一拨儿又一拨儿涌入诗坛的感伤青年不同,他们作为诗人的身份也相当地不纯粹,更多作为政论家、活动家、宣传家乃至军事家,活跃于社会生活的各种“场域”。对新文化颇有批评的吴芳吉,曾专门列出“缺乏当诗人能力”的10种人,其中就包括了“染了‘政客化’、‘资本化’、‘势力化’、‘风头化’的”一种。从他的角度看,“《星期评论》之群”,显然要被归入此一类“非诗人”当中。
有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普遍的也与身份会在文学内部塑造何种政治性人格?在诗歌与社会的广泛联动中,特定的写作、阅读和交流模式又如何呈现?
《入狱》(1919年7月)沈玄庐
怎么样是不自由?入监狱
这样自由,入监狱
这样一位先生,入监狱
岂但是先生,入监狱
先生不入监狱,谁入狱?
先生既入狱,谁也入狱
本来是狱,何待入狱?
既然入狱,何时出狱?
既都是狱,何处非狱?
一人一狱,何从入狱?
果然关得住,何必狱?
若使关不住,何用狱?
狱在哪里?在方寸地。
如何出狱?“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

缠绕的、自我否定的句式让人想到同时代的一些白话诗作,比如胡适的《病中得冬秀书》:“岂不爱自由?此意无人晓:/情愿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不过玄庐是给陈独秀的,《新青年》11月6卷6号上,专门出过一个新诗专辑,发表胡适、刘半农、李大钊及陈独秀诗作,祝贺出狱且将各自社会理念尽情演绎。
朱执信《悼黎仲实》,好像是悼亡诗,其实是讽刺孙文联段:
你抛弃了将来
来保护你的从前
到了今天;
我眼里享有自由的仲实早已死了
心理闹革命的仲实从此再无变更!
还有那活着便卖了从前的,
比你更可怜!


在宗白华的想象中,一个理想诗人应该是“出了解剖室就到海滨,离了海滨又入解剖室”,俯仰于宏观与微观宇宙之间;在陈独秀这里,“研究室”与“监狱”连接恰好说明了五四时期社会与文化“场域”的混杂: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研究室和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陈独秀一生五次出入监狱,从容治学著述,令人联想到苏格拉底、伏尔泰以及本国“文王演易”的事迹,似乎监狱真是文明的所在。
这些诗歌的社会功能固然重要,它们的美学价值却不必太认真对待。
86诗,怪
萧邦奇在《血路》中曾引用沈玄庐写于1920年的《生与死》,陈望道誉为“玄庐迄今最好的作品”,并认为这一混合了自我反省与客观叙事的作品,采用了“超现实的手法”:
我那天从霞飞路走到民国路,
在南洋路矿学校面前电流铁柱上看见——
“肉(肉松),进坛子”;
进去了,一瞬间的事儿。”
这几行字,好像是哪个人
替“时间”拍了一张照相,
特地挂在大路边
要过路的人来承认的。
或者哪一个特地替我写的。
或者就是我写的。

我走过“杀牛公司”,
看见一群一群的黄牛、水牛,
肥的、瘦的、大的、小的、牵了进去
等我慢慢地踱到白尔路,
就看见一辆小车上捆着
几张折叠好的新鲜牛皮
毛色很滋润很红火
上面捆着剥了皮的牛头两个
牛头上撑着两只雄武的角
车子推着,牛皮抖着
牛血滴着,牛眼睛张着;
彼似乎张着两颗很大的眼睛,
告诉我说——
“我,进去了,
剥掉了,一瞬间的事。”

迎面又有一群牛牵过
一只黄的、小的、肥的,
一只也是黄的、瘦的、大的;
又有几只白雪雪的大肥牛。
那个牛头张大的眼睛也看着这群牛,
也似乎说过了
彼要说的“一瞬间的事”。
但是这群牛却没理会,
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

前半部分具有更强的超现实色彩:我记得我从前像在没有梦的睡境中国我不觉得过日子的日子。
在《生与死》的开篇,“我”仿佛置身于黑暗的梦中,被一束光所唤醒,感觉周围压迫的东西,“把我身子钻得七洞八穿,我觉我身体上都是窟窿,鼻和口,耳是窟窿中顶大的,由那压迫的东西,跑进跑出,成了一条熟路。”“我”与钻进体内的“彼等”鏖战、抗争,结果总是失败,这样“纠缠了二十年”,“我”进而设想最终“彼等若遗弃了我,也是一瞬间的事。这一瞬间之后的我怎么样呢?”上海上马路震惊的一幕随即展开。有关生死“一瞬间”的遐想,构成了这篇小品前后两部分的衔接,从奇异的心理幻象到客观的现实摄影,这一衔接多少有些突兀,关于身体内部“彼等”与“自我”的冲突,理解起来似乎也有相当的难度。总之《生与死》与其说表达了作者对上海青年文化的看法不如说围绕了自我与外部他者、与时间关系的思辨来展开。在“生与死”外,它还有一个副标题“冥想”。
自我、时间问题,是劳动问题外另一个重要问题,他与刘大白一系列唱和,就围绕“镜中我”与“镜外我”、“一个我”与“纷纷我”、“有我”与“无我”的关系展开,颇具佛教的辩证色彩。
怎么样镜里也会有一个玄庐?因为世界上有了玄庐。——从镜中映像开始,作者一路检讨玄庐的由来,从父母到提供吃穿的产业,再到创造产业的做工的人,进而看到这样的幻象:“举目一看,不问是哪一件东西,都满含着劳工血汗的色彩在那里笑”。
87-89
因为玄庐自己直到从一岁到今三十七岁,绝不是一天长成到这样大,必定是一秒秒地逐渐长大的;所以一秒前的玄庐,还不是现在的玄庐,可知没有一秒可说玄庐没有长大的,因为真的玄庐是动的,决不是静的。又如一只钟,一分一秒的过去,但过去早已过去,未来还是未来,而从来没有一秒是静的,我们因此可知真实一定是动的,静的绝不会真实。

之前施存统也写过类似的自述,写道了“彼等”与“我”的关系:“我们一共人,谁也免不了多少罪恶;但这罪究竟不是我们从娘胎里带来的,还是社会给我们受的。社会给我们受这许多罪恶,所以我们于感激涕零之余,还要从事改造社会。”(《回头看二十二年来的我》,《觉悟》1920.9.20-24)
概括早期白话诗的风貌时,朱自清曾说:“‘说理’是这时期诗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的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彻了,缺少一种余香与回味。”……用具象理解抽象,也容易泛滥成一种浅白的流行套路。(孙少侯的诗就是)

刘半农《D——》:
我那一天看不见你?
那一天不看见那“优待室”中,闷闷的坐着你?
你向我说:
“威权已瞎了我的眼,聋了我的耳。
我现在昏昏沉沉,不知道世间有了些什么事体,世界还成了个什么东西?”
但是我没有听见北京城里放大炮,料来还没有什么人,
捧了谁家的孩子做皇帝!
我有知道我和这“优待室”,还依然存在,料来哈雷
彗星,还没有奋出威权,毁灭这不堪的大地!

陈独秀的《答半农的D——诗》也是一首磅礴的说理诗,它从一系列追问开始(“不知什么是我?什么是你?/到底谁是半农?忘记了谁是D?”)
把玩生与死、囚禁与自由、地狱与优待室、健康与残疾、八十天与八十年等一系列相对的二元关系,力图泯除所有的差异,将一切人当作“在永续不断的时间中,永续常住的空间中,一点一点画上创造的痕迹。”
刘半农陈独秀围绕了“监狱”这一特定空间展开,这一类句子长短伸缩、融议论、对话、叙述、抒情、自我反省于一体的说理诗,在早期白话诗中并不鲜见,再如傅斯年医生所作的最后一首新诗《自然》就表现了他对理论和直觉、人生和自然之间的两难思绪。
“你见到没有技术的歪诗,或者惊讶和平日的论调不同,所以不得不说个明白。
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十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起推翻。……我现在自然在一个极危险麻乱的境地,仿佛像一个草枝漂在大海上,又像一个动物在千万重的迷阵里。”(傅斯年《自然》,《新潮》2卷3号,1920.4.1)

远远望天空,一星一轨道。
看那近地球的火星,也有些日光返照。
彼中人窃窃含笑;
笑地面的人,为什么?各举各的旗号。

举例子并不是说玄庐等写作有多高的美学价值,只是说在社会改造和自我改造中,他们的确发展出种种雄辩的、冥思的、幻想的、讽喻的诗歌类型。这些类型夸张、大胆,缺乏含蓄之美,但在驾驭现实经验方面,在检讨内心冲突及奇异幻境的展开上,别有一种活泼和强劲。
在谈及新诗成立的代表之作《小河》时,周作人在1940年代有一个表述很值得玩味,他说自己所要表达的不过是很旧的东西,“简直可以说这是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话就是古老的忧惧”。“新诗人所大抵不屑为的”一句表面是自谦,周作人实则有意要与一般诗人拉开距离。
92病中的诗
他与鲁迅也是当时仅有的两个“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另走欧化一路的”作者(朱自清语)。20年代初,作为最有影响力的批评家,周作人也曾为捍卫新诗做热情辩护,但后来的文学史却很少正面、深入讨论他。但周作人在短暂诗歌冲动后,表示疏远,多次表示自己不懂诗,不是诗人,曾写的不过是“别一种形式的文章,表现当时的情意,不是诗人,与普通的散文没什么不同”。20年代中后期周作人随着“梦想家与传道者气味”渐渐淡薄,他对于整个文学都持类似低调态度。从新诗立场看,疏远令人遗憾。但态度值得玩味,按照废名的说法,周作人虽然声称“诗的事情我不知道”,但“这个不知道正是他知道,他知道原来的新诗运动的意义之不合事实”。废名是要建立另一个新诗标准。病中的诗发动。(孙郁、黄乔生编《回望周作人:其文其书》,废名《<周作人散文钞>序》)

93重要
1919年的高产,是相应白话诗热潮的结果。但除了欧化,他与众并无不同。21年,对外在社会的描摹,逐渐让位于主观的玄想或内省,徘徊、困苦的情绪也愈发浓郁。要解释概念的多产以及风格的变化,不得不提到他个人生活中的一场变故。20年12月底,周作人身体发热患肋膜炎,一病不起到次年九月。(老虎桥杂诗题记,过去的生命。周作人文类编*夜读的境界)
疾病构成了日常生活的干扰和中断,同时也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心理状态。21年6月给孙伏园的《山中杂信》袒露了内心的挣扎:“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以至其极了。”“我的神经衰弱,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这段经常被引述,以印证此时“托尔斯泰的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老孔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等学说、主义在他头脑中不能调和统一。这样的主题在他部分诗作如《歧路》中也有表露,但疾病引发的不仅有思想的动荡,某种诗的感兴也伴随其中:
94病
自从三月底旧病复发,进了医院之后,连看书写字都被禁止,变成了纯粹的病人,除却生病以外,一件事都不能做了。但是傍晚发热,以及早晨清醒的时候,常有种种思想来到脑里,有的顷刻消灭,有的暂时存留。偶值兄弟走来看我,便将记得的几篇托他笔录下来,做一个纪念,这结果便是我的病中的诗。或者有人想,躺在病室里,隔开世事,作诗消遣,似乎很是风雅的事。其实是不然的。因为我这些思想的活动,大概在发热苦痛中居多,并不是愉快里来的。待到痛苦退去的时候,这种东西也自然要渐渐减少的罢。(《病中的诗》)
表面上看,周作人不过是重申了苦难出诗人的旧话,但重点却在“瞬间起灭”,诗的经验独特性就在此。这样病中的思维与诗的兴起,就有了对应性。
疾病与文学关系是被上升到疗救民族国家程度的,鲁迅的寓言就设定了诗与文学在政治上启蒙的身份。这个病和桑塔格的病类似,桑塔格描述结核病和灵感,也说到:“病”对应特殊主体状态,正是艺术活动发生时的状态,因为“对疾病的罗曼蒂克看法是:它激活了意识”。
按钱理群阐述,原先处于理想主义亢奋阶段的周作人在疾病中渐渐平息,被激进思潮暂时压抑的传统思想,又重新升腾。
96善
这时候在《三个文学家的纪念》里,就借谈波特莱耳再度表达他对病-诗的关系的看法:“他的诗中充满了病的美。”而指向全部现代的这一价值诉求,是完全正面的,因为“他的貌似的颓废,实在只是猛烈的求生意志的表现;与东方式泥醉的消遣生活,绝不相同。所谓现代人的悲哀,便是这猛烈的求生意志与现在的不如意的生活的挣扎”。这时的周作人不止一次在东西方文学间建立起这种反差,为的是引入一种强劲的主体机制——“一种极有力的兴奋剂”,以改变中国文学“新名目的就传奇(浪漫)主义,浅薄的慈善主义,正布满于书报”上的状况。(周作人1920年11月在北京师范学校和协和医院医学校演讲《文学上的俄国与中国》,周作人对俄国人生活和文学中的“崇高的悲剧的气象”推崇有加,批评了中国人的“玩世”态度,认为这是“民族衰老,习于苦难的症候”。)
20年代遍布的感伤、浪漫新诗写作中,痉挛、羸弱、焦灼乃至疯狂的体验常常成为文学经验发生的前提。比如闻一多就喜欢高度痉挛、自我肢解破碎的抒情形象诗:“若讲新诗,郭沫若军底诗才配称新呢”。(《女神之时代精神》)这传达的是,新诗之“新”,不只是语言工具的更替,更在于经验方式、自我意识、精神气质等一系列的转变,即一整套文学装置的形成。并将其概括为“二十世纪的时代精神”,诸要素为一种在绝望与消极中“挣扎抖擞底动作”,“现代的青年是血与泪的青年,忏悔与奋兴的青年”。
白采《羸疾者的爱》
胡适外甥胡思永曾反思自己写作的问题,就说过:“所受的刺激不深”。“我很希望我能够吃一剂猛烈的兴奋药,给我一个强大的刺激”。刺激或许能带来新诗境界,但也可能患病。患病早夭的不在少数:白采、刘梦苇、朱大枬、杨世恩等等。重要的不是疾病的有无,而是病的背后那个发热、易感的、在不安中汲取能量的主体。
98重要
“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
无论是在新诗尝试的初期,还是在进入正轨之后,周作人的位置都相当特殊,他的写作方式以及诗学趣味,很难在一般的新诗历史脉络中得到说明。从这个角度看,周作人日后反复声称自己不懂诗,不是诗人,不完全出于自谦,他的态度其实相当傲慢,对自己与其他新诗人差异的强调,未尝不是他的用意所在。
事实上,从《小河》开始,周作人的新诗写作就很难被归入一般的诗歌轨范,虽然它曾被胡称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Nefer按:从另类(民)国歌到经典(民)国歌。流行文化与国粉的关系。
他也谈到《小河》的形式(《苦茶庵打油诗》):“不是直接的,而用了譬喻,其实外国民歌中很多这种方式,便是在中国,《中山狼》里的老牛老树也都说话”。

《新青年》8卷3号(1920.11.1)波兰民歌《赤杨树》
赤杨树,赤杨树!美丽的赤杨树!
你为什么这样悲戚?
莫不是那老而且白的冰冻,使你的汁冻僵了;还是恶风吹你呢?
或是那小河,他从你柔嫩的根上洗去了泥土么?
赤杨树说道,阿里伽姊,老而且白的冰冻,以及那风与小河,都不伤害着我
但从远的地方来了鞑靼,折断我的枝条,点起大的火堆;
踏倒我周边的草,那美丽的绿草。
他们生过火的地方,草便永远不生了。
他们骑马走过稻田的时候,稻便都像秋天的残株了。
他们的马徒涉过小河的地方,便没有野兽来饮水了。
他们的箭射着的地方,要到坟墓里去了,伤痕总能再愈合了。

周作人自言《小河》“仿那欧洲的俗歌”,值得咂摸。写作资源上,诗歌、童话、民歌乃至另类民俗曲调,都和“另类”系统、边缘、异类异端有关,某种奇异、反常之物。它传达的“古老的忧惧”(nefer:极权的安逸)也并非朝向普遍的读者敞开,单纯依靠“心弦拨动”、“智光点燃”不一定能把握内在寓言性和政治性。周作人后来讲法说,所谓“忧惧”,是古老情绪,发生于中国历史内部幽暗的感受当中;另一面又针对五四前后特定政治空气,与知识分子面对群众运动及可能的社会暴力疑虑有关。《知堂回想录》里把《小河》和新村并提,显然有内在联系。看似朴素的《小河》并不简单,一开始就“溢出了一般新诗的抒情河道”。
《所见》:
三座门的底下,
两个人并排着慢慢走来。
一样的憔悴的颜色,
一样的戴着帽子,
一样的穿着袍子,
只是两边的袖子底下,
拖下一根青麻的索子。
我知道一个人是拴在腕上,
一个人是拿在手里,
但我看不出谁是谁来
……

这是完全的写实,但面对诗行勾勒的人物、细节,相信读者会感到些许的困惑:这两个人是谁?他们的关系怎样?如果说一个牵着绳索,另一个是被索者,他们为何又是同样的衣着,同样的颜色?按照胡适《谈新诗》中的“金科玉律”,具体的写法或许是早期白话诗人的共同追求,而与具体性相联系的是语言对事物逼真、鲜明的呈现。在这节诗中,对生活片段的描述,的确体现了具体性的美学,但也恰恰因为过度的具体,外在的生活也显出一种封闭性和神秘性。成仿吾在《诗之防御战》中也曾引了这一节诗,并轻蔑地评价:“这不说是诗,只能说是所见,倒亏他知道了。”然而,这首诗仅仅是毫无意义的“所见”吗?如果读者随同诗人一起观察、沉思,其实也能隐约感受到什么。在1922年出版的《新诗年选》(1919)》中,编者愚菴在评论顾诚吾《杂诗两首》时,曾有这样一段话颇值得玩味:
这两首诗看来是用最简单最经济的文学手腕写的;但我曾见许多着意做短篇小说的还没写出。我也很难说出他的好处,却觉得他的好处也就贵在说不出。读者以为很神秘么?
六株盆栽的石榴,
围绕着一大岗的玉簪花,
开着许多火焰似的花朵。
浇花的和尚被捉去了,
花还是火焰似的开著。

不知什么形色的小虫,
在槐树枝上吱吱的叫着。
听了这迫切尖细的虫声,
引起我一种仿佛枯焦气味的感觉。
我虽然不能懂得他歌里的意思,
但我知道他正唱着迫切的恋之歌,
这却也便是他的迫切的死之歌了。

感受虽然奇异,但没有超出常识,碰到类似的感觉,其他新诗人在处理方式上,或许就没有如此的沉着、洗练了。
104
周作人在文学理念上,虽然不断重申抒情、言志的传统,但他具体的写作,却与“情感表达”的浪漫诗学无关。在他那里,写作对应于一种平凡事物背后意义变形与揭示的行为,更多的是一种艰难地把握瞬间颖悟的艺术。在这一点上,他的诗与文并无根本的不同。废名曾将周作人与陶渊明相比,指出陶渊明由于缺少“辞采”与“才情”,与其他诗人相比并不是诗人,在魏晋六朝孤立成一派,这恰好也是周作人的位置。
Nefer:我们也可以把这话挪移到鲁迅身上,尼采,虽然提哲学,却并不像是同时代哲人那样的哲人。这恰好是鲁迅的位置。

《知堂回想录》还提到了《碰伤》这样的写法自己颇为得意:“我这篇文章写的有点别扭,或者就是晦涩,因此有些读者就不大能懂……但是那种别扭的写法却是我所喜欢的。”
千家元麿《苍蝇》:拉着土车艰难前行的夫妇,虽有苍蝇“云一般的飞起”,但他们“毫不为意”。诗的结尾是这样的:
这样的人是到天国去的,
即使我们下了地狱。
《陀螺》,238页
前描写平凡物,后引入自我反省或忏悔,类似的展开方式也出现在周作人的《小孩》和《苍蝇》等诗中。
朱自清1922年就指出,周作人翻译的日本是个影响甚大,但所影响的似乎只有诗形,而未及于意境与风格。因为周君所译日本诗底特色便在它们的淡远的境界和俳谐的气息,而现在流行的短诗里却没有这些。
周作人心目中的好诗:各派或闲寂、或鲜明、或庄严、或滑稽,但写一时景、情,都迫于生理的冲动——实感:引述与谢野晶子:条件为五项:真实、特殊、清新、幽雅、美。
尤其看重小林一茶,“乖张而慈悲的性格”,不仅脱离了闲寂禅趣,也不止于诙谐与洒落,“他的俳谐是人情的,他的冷笑里含着热泪”,诗虽千变,“叙景叙情各方面都有”,“但在这许多诗的无论那一句里,即使说着阳气的事,底里也含着深的悲哀。这个潜伏的悲哀,很可玩味。”这种随便袒露主观想法追求瞬间写实的作风,周作人与笔下的小林一茶很像。
107
木山英雄论述周氏兄弟和正冈子规关系的时候说,指出他们在面对死亡意识时都采取了一种相近的“唯物论”倾向,即通过将主观的死之想象客观化,而获得一种诙谐与豁达。然而这毕竟特殊,“日本文学自然主义之后对于身心与痛苦的表现,大有安于自我之主观性上的倾向”。木山的表述理解起来有相当的难度,但所谓“唯物论”态度似乎指向了某种“自然主义”之前的文学态度,一种不被“自我之主观性”束缚的可能。将周作人诗歌清淡的写实性,放在木山英雄的思路中去考察,会有怎样的解说呢?如果说以“病的美”为表征的不安、热动的气息,构成了新诗乃至新文学的前提,也贯穿了它的历史展开——在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上,它表现为激烈的不满与批评,在个体意识层面表现为苦闷、焦灼的主题,在形式层面上则表现为修辞热度、强度和新异性的追求,那么周作人的文字显然缺乏这种气息,他的诗虽然也产生于病中,但发热、痛苦并没有带来过度的紧张,缺乏那个不安的“内面”,一切的呈现依旧是唯物的、写实的。在隐忧的自我与平凡的对象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也相对随意、即兴,恰恰因为缺乏那种强烈的主体机制,世界琐碎的纹理反而无拘无束地向语言敞开了。
成仿吾就反对周作人引介俳句,说“不足模仿”,理由就包括“俳句既多是轻浮浅薄的诙谐,在文艺上便没有多大的价值,至少没有普遍的价值”;“抒情诗的真谛在利用音律的反复引我们深入一个梦幻之境”,而俳谐之句“实在没有抒情的可能”;“我们的新文学要有真挚的热情做根底,俳谐那种游戏的态度,我们绝不容许”。“普遍”、“真挚的热情”,成仿吾恰好显示了现代文学装置的轮廓,而周作人对平凡、随便“实感”的偏好,恰恰落在这种装置之外。沈从文也谈过周作人这种诗风:
去接近玩味,这成就处实则也就是失败处。……读者,若缺少人生的体念,无想象,无生活,对于这朴素的诗,反而失去认识的方便了。

Nefer:也就是说在热动的现代,“失去认识的方便”,但不奢侈而又懂得体认的读者,后来却会获得同理心的阅读震撼。
109
病中经验很可能过于深刻,“诗”在他那里,甚至成了需要刻意回避的东西,在1931年致废名的信中,周作人就提醒自己的高足:“不知近来是在写散文,抑仍写诗乎?鄙意做诗使心发热,写散文稍为保养精神之道,然此亦是一种偏见,难得人人同意也。”周作人忧虑外还有不安。让他忧心忡忡的,并不是诗对个体身心的扰乱,而是那种作为“装置”存在的主体机制,在现代中国峻急的空气中,它“使心发热”的作用会显示出更大的破坏力。在1927年写下的《谈虎集》后记中,他讲到:“我恐怕我的头脑不是现代的……压根儿与现代浓郁的空气有点不合,老实说我多看瑟亚词侣的画也生厌倦,诚恐难免有落伍之虑”。这时候的周作人已经告别了五四的现代主义了(至于其他时代的现代主义,还没有)。
37年《老年的书》从谷崎润一郎谈起,发挥“文抄公”作风大量引用,其中:
读日本的现代文学,特别是读所谓纯文学的人,都是十八至三十前后的文学青年,极端的说来只是作家志望的人们而已……目前日本国内充满着不能得到地位感觉不平的青年,因此文学意愿者的人数势必很多,有些大报也原有登载那些作品的,但是无论如何,文坛这物事是完全以年青人为对手的特别世界,从自然主义的昔日以至现在,这种情形毫无变化。

谷崎润一郎总感觉“一定有什么缺陷存在”,这是文坛不变的构成方式,还会散发出某种“文学青年的臭味”,所以转而期待一种可以供“大人们”阅读的文学,“一种安心与信仰的文学”“心的故乡的文学”。
新文学主要追随者、消费者,不外乎那些掌握些许文化资本但处身于权势网络之外的青年

古人云,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法国路易十四云,朕等之后有洪水来。其一戒惧如周公,其一放肆如隋炀,但二者的话其归趋则一,是一样的可怕。把这类的思想装到诗里去,是做不成好诗来的,但这是我诚恳的意思,所以随时得有机会便想发表,自《小河》起,中间经过好些文诗,以至《中国的思想问题》,前后二十馀年,就只是这两句话……

Nefer:周作人自己说得很好,“大抵忧惧的分子在我的诗文里由来已久,最好的例是那篇《小河》,民国八年所作的新诗,可以与二十年后的打油诗做一个对照。”胡风说“这个作者却就是当年为诗的解放而斗争过了的《小河》的作者”。(1934年4月16、17日,《过去的幽灵》,《申报自由谈》)这是不懂周作人和现代文学。周作人那“忧惧的分子”一直存在,只不过一脉相承中在年岁和对日本恬淡的爱或对五四聒噪的厌的积累下渐渐引起明显回复,即古打油诗的回复。

131
无须社后,有《线下》:“线下者,水平线一下也。几个穷小子所组织的刊物,当然不敢与所谓名人教授所组织的相比。名之曰线下,并非自谦。”(《世界日报·线下》第一期,1926年12月3日,《编后记》)这些确实都是穷小子,在“窄而霉”的公寓里栖身,这穷小子刊物果真无法引来旁人的关注,创刊两个月后,编者不得不承认:“两个月来,我们所感觉的只是一种沉寂的悲哀。除了有些不相识的朋友寄给我们一些稿件之外,我们简直没有得到一点指导和批评。我们不怕教训(应该说我们欢迎教训!)我们不怕痛骂,我们只怕死一般的静寂。”
蹇先艾将习作《二闸纪游》偷偷寄给《晨报·副刊》,本以为石沉大海,但“那首诗居然登了出来,自己的名字印在报上,这还是破题儿第一遭,当时欢喜得跳起来,大有‘一等龙门声价十倍’的样子”。
先生们或许具有了某种克里斯马气质,破除偶像的运动,也催生了潜在的新权威模式。五四文坛上,“导师”的存在,成为不少小社团的来源,董秋芳、徐钦文、何植三等人组织的春光社,就因为“觉得自己的学识太浅薄了”,将周作人、鲁迅、张定璜、徐祖正列为“导师”,甚至宣称“中国青年文学团体之有导师,要算我们春光社为之娇矢”。荆有麟、胡也频、项拙等人编辑的《民众文艺周刊》,也有类似的声明:“本刊长期担任撰稿的几个人,大半是鲁迅先生课堂上的听讲者;所以这几个人在本刊上面所发表的文字,有些都是请鲁先生看过的”。其他小社团虽然没有“导师”作纽带,却也通过邀请演讲、登门求教、主动约稿的方式,与周作人、鲁迅、郁达夫、徐志摩等作家取得联系。
大概由于希望指导的“导师”以及希望被指导的“青年”太多,1925年5月,鲁迅专门撰写《导师》一文,特意劝告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去……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对于“导师”招牌的拆解,一段时间内曾是鲁迅言论的重点……他激烈的否定态度,恰恰说明“导师”与“青年”之间的权威结构,已经成为一个需要正视的命题。有意味的是,拒绝头戴“导师”、“领袖”、“权威”高帽的鲁迅自己,在不少小社团中恰恰扮演导师角色,莽原社、未名社正是围绕他而形成,召唤青年以养成“思想革命”的战士,也是他1925年明确提出的方案。鲁迅深知“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他对青年的支持并非不加选择、没有条件。
35年,《中国新文学大系》成功推出,鲁迅编选的《小说三集》负责收录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这两个大社团以外的作品,对北京青年有不少关注,但也有没有选入的。沈从文评论这本书的时候说:“取舍之间不尽合理,王统照、许君远、项拙、胡崇轩、姜公伟、于成泽、闻国新几个人作品的遗落,弥撒社几个人作品的加入,以及把沉钟社莽原社实在成绩估价极高,皆与印行这种书籍的本意稍稍不合”。沈从文说的委婉,其实是强烈不满,他列出的“遗落”名单里,几位正是无须社的友人。沈自己也没被选入,这有些意外,蹇先艾就谈到:“许多读者都有遗珠之憾,直到现在我都弄不清是什么原因”。
众所周知,因为变换笔名,乃至“用一女人之名,以细如蚊虫之字,写信给我”,鲁迅对于二十年代的沈从文——“孥孥阿文”曾多次表示反感,书信里还表示要在《莽原》上对他“张起电器网”,将沈从文归入耍弄化名游戏的欧阳兰一类。除了沈从文、欧阳兰,按荆有麟说法,张友鸾、黎锦明等人也由于“思想上、态度上、技术上的种种不正与缺点”被鲁迅所嫌恶。这名单颇有些从绿波社到无须社出落者,这是否暗示鲁迅的“反感”不只针对个人,而是朝向了某个特定群体?
北京出版界、言论界活跃在于政治空气的活跃,24年基本上围绕女师大风潮等公共事件展开的论战,形成了基本对峙阵营:“《莽原》,《语丝》,《猛进》对《现代评论》;‘京副’,‘民副’对‘晨副’。”(高长虹《1926,北京出版界形势执掌图》)
沈从文说:“我的作品找到出路,恰是《晨报》改组由刘勉己、瞿世英相继负责,作品才初次在《小公园》一类篇幅内发表。后来换了徐志摩先生,我才在副刊得到经常发表作品的机会”。却是,孙伏园主编时,副刊手稿范围十分有限,青年作者很难露面,20年代初的北京,更多向文青开放的,其实是王统照主编的《晨报·文学旬刊》。绿波社、曦社和周边作者入于赓虞、焦菊隐、李健吾、韦素园、蹇先艾、严敦易、欧阳兰等,都得到过王统照的提携,在旬刊上确立了最初的文名。
注释:徐志摩讲近代英文文学,天津文学界的一件大事,听讲者四十余人,绿波社都入了学(赵景深《五四时期的天津文学界(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我与文坛》);曦社也请徐志摩两次,是《谈诗》和《海滩上种花》,王统照演讲过《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蹇先艾《我与文艺会社》,《乡谈集》);星星文学社在《京报·文学周刊》18号(1923年12月25日)发布过《本社公开文学演讲启事》,称本月22日邀请郁达夫演讲“近代文学上的自我主张”。
李小峰《鲁迅先生与<语丝>的诞生》:《晨报》本身是当时某一派系的机关刊物,同他们意气真正相投的,乃是后来创办《现代评论》的那一批“学而优则仕”的所谓“正人君子”,而和鲁迅以及孙伏园等是并不协调的。等到“诗哲”、“闲话”家们陆续学成回国以后,斗争便逐渐尖锐了。(《鲁迅回忆录·散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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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写道:“以前的几个作者都随到孙所接手的《京报副刊》上去做文章去了,因此晨副上,始渐见几个新进的陌生的人名。晨副为对抗京副起见,乃有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以及几个小东小西的文章出现。新的作者中,常见到的,又以黎锦明、休芸芸、许君远、焦菊隐、于成泽、蹇先艾、默深、天心等为最熟。”(《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沈从文全集》卷17,页6-7)这恰好是绿波到无须社的群落。蹇先艾终生难忘地提起徐志摩的帮助:“我们的苦难时代算是慢慢地过去了,大家这时才开始摸索到一点光明。沈从文先生也是在这个时期,和我们同在晨报发表代表作品而露出头角来的。当时给晨报发表供给稿件的全是一版年轻朋友。”
文坛在横向扩张,也在纵向紧张。鲁迅的观感肯定能够想象。对垒阵营中的《语丝》还有一定包容性,《莽原》则有更清晰的群体界限。选稿严格,活跃于其上的大致是尚钺、长虹、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黄鹏基等狂飙社、未名社成员。《莽原》不仅对沈从文们张起“电气网”,据高长虹书佛啊,黎锦明、焦菊隐屡次投稿也不被采纳。这与鲁迅特定选稿策略有关,相对于小说、诗歌等“纯文艺”类型,他更期待那种对于社会、文明“毫无忌惮加以批评”的文字,这样的判断慢慢就会对群落夹杂亲疏好恶,27年3月15日致韦丛芜信中,鲁迅曾明确表示:“《莽原》只要能支持就好,无须社之流,我以为不妥当,我一向对于投稿‘晨副’的人的稿子,是不登的”。
这样附庸性的新青年就慢慢趋加了“导师”与“青年”的紧张,或攻击、或嘲骂、或全面的批判,这种紧张甚至影响了新文学后来的走向。当鲁迅号召青年们去“寻朋友,联合起来”,不要管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其实也以一种特别的方式,表达了对主体依附状态的不满。突破有形无形的结构,保持主体的批判性、开放性和独立性,正是鲁迅提出的命题。
142梁zhi?
沈雁冰致周作人信:(《茅盾全集》36卷37页,1997)
曾有数友谓如今《月报》虽不能说高深,然已不是对于西洋文学一无研究(或可说是嗜好耳)者所能看懂;譬如一篇论文,讲到某文学家某文学派,使读者全然不知什么人是某文学家,什么是某文派,则无论如何愿意之人不能不弃书长叹;而中国现在不知所谓派(X义),以及某某某某文学而阅《小说月报》者,必在数千之多也。

作为刊物的编者,沈雁冰感叹合格读者之匮乏,在刚刚接触新文学的少年人那里,因“知识的饥荒”引发的焦灼,或许更为广泛。1923年7-8月间,绿波社赵景深、曦社朱大枬、蹇先艾等,成为了“新某生体”“算学与诗人”等问题,与清华的梁实秋及孙伏园在《晨报》上打过两场笔墨官司。在论争中,身为大学生的梁实秋,对于赵景深、蹇先艾等十分藐视,称对方只是中学生,“不配大言不惭高谈文学”。这种倨傲态度让几个中学生颇受刺激,蹇先艾后来回忆:“我和大枬立刻跑各家书店买了不少的文学理论书籍来,埋头苦读了好些日子”。(《向苦难的路途走去》)
鲁迅的选稿策略见陈洁:《“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的阵地——鲁迅保存的<莽原>时期青年作者稿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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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学:绅士中国的青年出路
《皇权与绅权》
19世纪末中国绅士的人数在700万以上,而上层绅士中有半数是出身于“异途”。这表明军人、商人、买办乃至新式学生等群体的涌现,逐渐瓦解了中国社会原有的流动结构,(张仲礼《中国绅士》,李荣昌译,关于“正途”与“异途”区分以及解说,见26-28页。1991)鲁迅当年“走异路,逃异地”的选择,无疑也是这一历史变动的缩影。(《呐喊·自序》)
据张能耿的考察,鲁迅当年三味书屋的同学,后来多数学生意、做幕友或商人,因为这是衰落了的读书人家子弟的出路。——《鲁迅在南京求学点滴》、《鲁迅早期事迹别录》
命运、时势、选择或遭遇的无常基本定调了学新学者的职业经历甚至声望轨迹。
沈从文《从文自传·女难》写过著名一段:
假若命运不给我一些折磨,允许我那么把岁月送走,我想象这时节我应当在那地方做了一个小绅士,我的太太一定是一个略有财产商人的女儿,我一定做了两任知事,还一定做了四个以上孩子的父亲。照情形看来,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

回忆美术学校田大哥时,沈从文就情不自禁感叹:“这人若当时机会许可他到任何大学去读书,一定也可做个出色的大学生……可是到后来机会委屈了他,环境限制了他,自己那点自足骄傲脾气也妨碍了他,十年后跑了半个中国,还是在一个少校闲曹的位置打发日月”。(《从文自传·预备兵的技术班》)
周遭尚武的氛围中,“一切青年人的出路寄托在军官上”,通过从军获得社会进阶,实现家族的“将军梦”,或者借助既有社会网络,按部就班“混”成一任官僚或乡绅,对于沈从文来说,非但不是一条“异途”,恰恰是他所谓的“那么一个公式”、“正途”。然而“正途”不仅被一次次意外事件打断,军中生活和不断循环的暴力,还领沈从文对它失去了信任感。后来的回忆中,他经常会谈起一些少年时代的友人,他们大多勇敢智慧、志向远大,但受制于环境,最终在乱世中死去或沉沦,“结果便不免依然一例消耗结束于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宿命中”。可见在少年沈从文眼里,维系个人前途的社会之“常”已经岌岌可危了,一切都处于不确定的“变”当中。因而要摆脱可怕、衰败环境、封闭社会循环,就意味着另一种身份公式,初到北京时在一家小客店的登记簿上,是这样向新世界介绍自己的:“沈从文年二十岁学生湖南凤凰县人”。从“小兵”到“学生”,是自己设定的转换身份,也是社会转型的普遍看法,学生在历史舞台上日益显出强大历史推动力,“学生”形象也与进步、活力、知识等一系列正面现代价值相关。相比之下,武人形象每况愈下,192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中国社会动荡的根源在于武人的专政、乱政,“去兵”、“废兵”呼声一度甚嚣尘上。(《新青年》5卷6号胡适《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王星拱《去兵》,《新潮》1.1傅斯年《去兵》,《解放与改造》1.6上的虞裳《废兵运动》等等)即使是封闭的湘西社会,尚武氛围也受到了冲击。沈从文写到面对学生时自己内心的艳羡和羞惭。脱去军装做学生,意味着参与新兴的文化秩序。这努力包含的不仅是明确身份,也包含朦胧期待。
作为军中“小师爷”,沈从文早年军旅生涯里接触到了不少报刊书籍:《秋水轩尺牍》、《西游记》、《聊斋志异》、《镜花缘》、《昭明文选》、林琴南译书、《申报》等,制造了幻,也制造了与军的隔阂。
“对于身上的灰布军衣有点抱歉……我以为我是读书人,不应当被别人厌恶。可是我有什么办法使不认识我的人也给我一份尊敬?我想起那册厚厚的《辞源》,想起三个人共同订的那一份《申报》,还想起《秋水轩尺牍》。”
在旁人眼里,沈从文有书呆子气,不断向“迂”发展,沈自己也意识到了“迂”(疏离感)所蕴含的能量,“因为我在那些上司和同事间,虽同在一处,以显明是两种人,对于生存意义的追求全部相同,决裂是必然的”。某种阅读社会学,定位了他的身份。他的迂发展下去,无非是脱离军队,成为一个地方知识人或乡绅,真正撕裂他和湘西关系的,还是他后来对《改造》《向导》《新青年》《新潮》《创造》《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一系列文化刊物的阅读。
五四风潮还是传到了偏僻的湘西,沈23年被调到陈渠珍报馆,从印刷工赵奎五处读到了不少杂志,一下子“被这些大小书本征服了”。他说这些刊物体术的抽象问题“让我有机会用些新的尺寸来衡量客观环境的是非,也得到一种新的方法,新的认识,来重新考虑自己在环境中的位置”。是受环境习惯支配按部就班升职,“还是自己来重新安排一下,到另外地方去,做一个正当公民?”这样阅读不仅让沈为“如何做人”、“怎么爱国”激动,更重新梳理时空关系和文化身份。虽然他自称乡下人,湘西世界也成为想象力和道德优势的来源,但撕裂暴力和无常的转换网络不能被掩盖。这样的北京本就是“道德化”的,国家框架下一种普遍自我(“公民”)想象,用他的话说即先做“自由人”,“独立人”,“才能作第二步打算”。
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空间定位的活动变得越来越与自我的反思连接正在一起。
女师大风潮中,周作人回应“某籍某系”指摘时,就提出自己“最好改籍贯为京兆人,从公布日起实行,不复受某籍之拘束”。“京兆”提法当然与居住地有关,但不仅是地理观念,更暗示了超地缘、学统、血统上的普遍身份。(凯明:《京兆人》,1925年6月1日)49年他还说北平城内“十九住的是新市民,没有多少年前从全国各处迁移来的名义上是北平人,实际乃是东南西北之人”。(《中国气味》)
在时间空间的变迁中,某种尼采式现代“升降观”或“兴衰观”的形成也就普遍化了。
光绪三十二年(1906),北京外城巡警右厅对前门大街右侧以及西至宣武门、广安门一带的会馆进行调查,共254家,分布宣南108条胡同、街道中。(《清末北京外城巡警右厅会馆调查表》《北京会馆档案史料》798-818页)
章依萍在《古庙集·他们尽是可爱的!》里写道:“东城,梦里的东城,只有她是我生命的安慰者:北河沿的月夜,携手闲游;沙滩的公寓里,围炉闲话;大学夹到中的朋友,对坐谈鬼。那里,那里的朋友是学富才高,那里的朋友是年青貌美,那里是朋友是活泼聪明。冬夜是最恼人的!我有时从梦中醒来,残灯未灭,想到那如梦如烟的东城景象,心中只是凄然,怃然,十分难受!……我是一个爱美爱智的人,我咀(诅)咒而厌恶那丑陋和愚蠢。这羊市大街的左右,多的是污秽的商店和愚蠢的工人和车夫,我应该向谁谈话呢?”
董渭川《我十年来学校生活之经过》:“北京的公寓可称得起藏污纳垢,无所不有。多数当学生的住在里面,每天睡到十一点才起,不吃饭就赌起来,什么麻雀、牌九、扑克……之类,高兴就连赌好几个通宵。”(《学生杂志》10卷1号)
即使是当时不在北京的郑超麟,也回忆:“我羡慕那些在《新思潮》杂志上写文章的人,以为那是高不可攀的。当时我住在一个小城市,租了一间公寓房子,自炊自濯,自学文学和哲学。”(《怀旧集》,165-166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
《莎菲女士的日记》、胡也频《北风里》
沈从文曾冒充学生参加了一场北大的考试,居然考及格了,还得了三角五分钱的奖金。
汉园公寓,张采真、焦菊隐、于赓虞、顾千里、王三辛、蹇先艾、朱湘、刘梦苇、冯至、黎锦明、王辛三、陈炜谟、赵其文、陈翔鹤。
公寓困守与街道漫游。
“公寓中度着可怜的岁月。藉着连续的抑郁,小孩子般大哭,昏昏的长睡,消磨了过去的每一天时间。”(《公寓中》,1925年《晨报副刊》18-19号,全集卷1第351页)
时间缓慢又虚无地流逝着,对我形成一种无名压迫。无论是醒还是睡,我似乎都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十篇日记,几乎每篇都暗示时间焦虑感,如:“正是下午七点钟样子”,“这正是应上灯时间”,“这一个月看看是又被我混过去了”,时间似乎是真正的主角,“我”还给它取了一个外号“老厌物”,“人与人都是为这老厌物背起无穷渺茫长跑!”这称呼让时间具象、人格化了,化身成桌子上那只“一滴一答走着”的小钢表。
小钢表是表弟黄村生赠送的礼物,或许是沈从文身边唯一能体现现代文明的奢侈品。作为一件作品中重要的道具,在作品的每一个角落回响。钟表的行走,带来的谁一种典型的现代时间体验,即本雅明所言的一种机械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如何在空洞的时间流逝中,获取生命不确定的意义,也是现代文学的一个经典母题。当然,沈从文并没有上升到恐惧的生存哲学层面,更多只与一种百无聊赖的空虚感相关。但戏剧性却很逼仄,窄小的室内,没有任何能动物事,只有“时间”和“我”相互逼视:“它却只准我看着它那又冷酷又枯燥而且还死呆呆的面孔默坐。可恶的老厌物啊!”这种对视,又被转换成一种镜像关系:钢表反面未脱镍处,映出了“我的瘦小脸子”。
“我”也曾乘着苍茫暮色,“到外面去找一点能够兴奋我这神经的事情”。外面是五光十色的店铺,缭乱街景,是食物和女人的诱惑,我只能得到更大的挫败,“出游”也就成为了一种“自虐”,因为外出的结果还是回到室内,释放出更多的眼泪,更深地陷入时间与自我的镜像循环中。
节日的到来带来了一种公共性和排场性,即宏达现代历史:“无论如何,这个年节我要在这失了国际畛域,中西共治的北京城住过了!”
高长虹也写过这样的文章。“我再也不相信自己是比别人好的了!如其是那样,岂不是人类中竟有两种绝不相同的东西,一种是好人,一种是坏人吗?我走到大街上时,是不是还是在小屋里想着的我?人的冲突也许只是小屋里的我和大街上的我的冲突吗?
然而什么是小屋?什么是大街?什么是想?什么是做?行为派的心理学说:只有刺激,只有反应。我确乎是机械吗?机械如何能知道呢?”(高长虹:《反应》,京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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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本雅明,现代城市游手好闲的漫游者,恰恰是“发达资本主义时代”抒情诗人的原型,他们行走街头,不断寻找崭新的、震惊的体验。沈从文也有点类似,但他笔下的自己更像是一个自卑的觊觎者、偷窥者、形单影只者,穿行在闹市、人群中,忍受着孤独和欲望的折磨。对于这个形象,沈自己有一个不错的命名:“怯汉”。27年6月的小说,正以此命名。他徘徊着,贪婪窥望来往的女性,内心纠结又感伤。而后,他尾随了两个女孩,从西单牌楼、菜市口、手帕胡同、教育街,一路跟到石驸马大街,最后“怯汉”被识破,遭到一句“痞子”的轻骂,只得匆匆逃离“女子师范大学的门前”,在归途中呜咽哭泣。小说最后出现的“女子师范大学”,暗示了女孩的大学生身份,意味着“怯汉”的尾随,不仅出于对异性的渴望,也闪现了某种社会身份的焦灼。
刘洪涛:《沈从文小说新论》:“以作家身份出场的自传性主人公,频频出没于公馆、街头、影院、公园、妓馆、旅馆,像孤魂野鬼,寻找艳遇,放纵情感。方式也多种多样:窥视,跟踪,私通,嫖妓,性幻想等等,一切都不成功时,转而用哭泣来自虐。”
怯汉社会学是值得研究的,甘博在1919年统计(Sidney D. Gamble,Peking:A Social Survey,New York:George H. Doran Company,1921,p.30),当时北京人口中,男性占63.5%,女性占36.5%。某些地区男性比例高达77%。这样外来青壮年男子如此多的地区,自然,情欲和不得而造成的自虐会是很广泛的问题。类似的“怯汉”身影或并不少见。顺带问题就是,“怯汉”青少年经常在哪儿出没?漫游路线又怎样?
民国时期北京市民的消闲消费网,主要是以下几类:
1固定日期开放的庙会;
2新、旧式综合商场;
3皇家名胜蜕变的公共休憩景点;
4中、西式消闲游乐场所;
5流动性街巷摊贩;
6妓馆;
7会馆、报馆;
比如说金三角地区——东安市场、西单商场、天桥市场;东安与西单满足外侨、中上等人家、文人学者与青年学生等族群的消费欲望与需求,天桥则是众多市井小民与劳动阶层从事所有生活消费娱兴的主要商区。(许慧琦:《故都新貌:迁都后到抗战前的北平城市消费》(1928-1937),130页,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8)从这个角度看,怯汉们似乎有偏爱的场所和路线,按沈的文章,往往是西单、东单、大栅栏一类繁华街市,还有北海、中央公园,真光影院、图书馆一类,这些地方热闹又摩登,一些特定现代城市符号、意象,也常常被他提及。
“电车”即沈选择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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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车风景一经出现,立刻吸引了不少眼球,丁西林当时发表《北京的电车真开了》,自称“我不但看见过我还亲自坐过”,兴奋地向读者报告了自己初次乘车的感受。电车票价为“十七个字儿”,丁西林不由感叹:“唷!你想,这真不贱。”电车票价虽高,“怯汉”们却时常光顾:1925年3月写下的《狂人书简·与X》中,“我”抱怨北京这样大、这样陌生,却也不无自夸地说:“但我也曾跑过几次公园,进过几次电影院——尤其是做那辆白U字的电车”。1925年10月做的《一天》中主人翁也为自己设计了这样一条出游路线:“我若能进城去,到马路旁不怕汽车恐吓的路段上去闲踱,把西单牌楼踱完时,再搭电车到东单;两处都有灯可看”;“实在西单东单都到了无可挤时,我再搭乘二等电车到前门,跑向大栅栏一带去发汗”。这条路线中,电车轨道恰好串联起西单、东单、前门、大栅栏几个繁华区。
“怯汉”就有点变成了“电车痴汉”,虽然社会还不至于如此痴露。
中央公园开放于1914年,是民国北京著名文化消闲场所,众多文人知识分子聚集、活动的中心。北海公园则于1925年8月1日开放,离沈从文寄居的北大沙滩公寓很近,在公园开放的当月,沈从文就发表《到北海区》,反应如此之快,看出他对这类空间的关注。27年的《老实人》则叙述了终日游手好闲、困守公寓的“自宽君”像“无家可归的狗一样,每日到北海去溜。到北海去溜,原是一些公子小姐的事!自宽君是去看这些公子小姐,也就忘了到那地方的勤”。不为风景,主看人,这是自虐。女学生不仅是大学生,而且还是新文学的热心读者,因为一些文坛掌故和作家评论,包括鲁迅、周作人、冯文炳的名字,不时出现在他们的对话中。让青年喜出望外的是她们携带的正是他刚出版的小说集《山楂》:“因为别人是在看自己所作的书,自宽君心中只是为一些幸福小泡沫在涌。在十步以内,就是那所谓极忠实的读者,且这读者的模样,又如何动人!”自宽君一路跟踪,想搭讪,表明身份,后来被警察当做流氓带走。
电车在沈从文小说里的意义,日本学者斋藤大纪有《遥远的夜里的有轨电车——1924年在北京开通电车和知识分子》(《饕餮》第五号,中国人文学会,北海道大学,1997)。
中央公园收费。1925年4月24日《猛进》第八期第七版,有韵石《中央公园怎么还不放大呀?》,谈到“票价长到十六个铜子,很有反对他们的,说他是中央私园……我想中央公园的要钱,一方面是因为人民程度幼稚,藉此可以限制乱七八糟的人胡往里跑,一方可以弄几个钱维持他的虚礼费。”后来价格更高,张向天《故都消夏闲记》里说“北海公园、中央公园、中南海公园等等到底不能算是平民消夏地,因为那二十枚的门票限制,许多俭食省用的住户小家,是隔在外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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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这乡下人,不是抽象地被城市、被衣着光鲜的女学生拒绝,作为一个游手好闲者、不能参与的移民青年,他的羞怯尴尬与无奈,体现了……
几乎每次出游都是这样结束:“于是,他便又返到他那小鸽笼般的湿霉房子中了。”外部公园街道与湿霉公寓的一次次对峙,显示了上述经验结构的稳定性,而他对文学“志业”的执拗寻求,或许正发生在公寓内外的张力之中,发生于“怯汉”之纠结心绪的化解与克服中。
现代社会“流动性”增强,取决于既定障碍的不断拆除,如宗教、民族、地域等。但新阻碍方式与恶不断生产出来,典型的即“文凭”制度。(讨论可看Robert Erikson and John H. Goldthorpe《阶级流动的趋势:战后欧洲的经验》,戴维·格伦斯编《社会分层》。)
北京高等教育访问社调查,24年投考全国24所大学的学生16000余人,录取3300人,占总数百分之二十;北大1923年投考2488人,仅录取163人,不及7%。(《中国青年学生升学的难关》(社评),《学生杂志》,1925年6月)
外省青年很多并不能在激烈竞争和高额学费压力下升入大学,失败的一位考生就致信《学生杂志》,希望编者就此问题组织讨论,“因为像我这种人,北京不知有若干数。大家都是彷徨歧路,意气颓唐”。作为落败者的一员,沈从文就声称很早就放弃了升学打算,原因之一即北大“门户开放”,无须正式入学。但他想进入大学的努力从未断绝,甚至在获得文坛认可后,还在友人鼓动下,参加过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考试,在口试时“一问三不知”,当然无果而终。公寓类似拉丁区,大学并不能作为保障,有一位年轻作者就深知其中奥妙,他原来向《申报》投稿,通信处写T公寓,文章采用率相当低,后来灵机一动,改为P大学,果然奏效,十篇中能发表九篇。(镜人:《一偏之见》,京副69号1925年2月23日)
北大教授林宰平用唯刚作笔名,在看到沈从文《遥夜》(五)后写文章评论,把他误认为大学生。沈从文受宠若惊地回复,并在自己和大学生间建立有意味的区分:“凄清、颓丧、无聊、失望、烦恼,当然不是什么立志改良社会,有所作为,尊严,伟大,最高学府未来学者应该有的事情。……至于我这种求生不得,于生活摩石齿轮下挣扎的人呢?除了狂歌痛哭之余,做一点梦,说一点呓语来安置自己空虚渺茫的心外,实在找不出人类夸大美满的梦来了!……从浪费中找出一点较好的事业来干吧!可惜想找的又都悬着‘此路不通’的牌子”。(《致唯刚先生》)
沈曾经表达自己“来寻找理想,读点书”,却遭到姐夫田真逸的反讥:“你有什么理想,怎么读书?你可知道,北京城目下就有一万大学生,毕业后无事可做,愁眉苦脸不知何以为计。……大小书呆子不是读死书就是读书死。哪有你在乡下做老总有出息!”(《从现实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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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话出于激愤,但也道出基本历史事实,新式教育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知识青年,但实业不发达,组织落后,导致了循环教育产生了除了少部分人能继续升学外,幸运者只能在教育界栖身,其余难免无业流落的境遇。所谓“高等流氓”、“高等游民”等说法,1920年就成为社会流行习语。青年失学、失业、苦学的讨论报刊是常见的。郁达夫的《给一个文学青年的公开状》里就勾勒了这样的漫画:站在北平的十字街头,看到衣着考究的什么学士、什么博士。再问他们的职业,“我恐怕他们都要红红脸说:‘兄弟是在这里找事情的’”。(1924.11.16晨副)有意思的是,郁达夫为沈从文列出的上、中、下三策,如拉洋车、当校对、看护或门房等,以及入伍参军、做盗贼等,也并非完全是荒唐的玩笑,当时失业者的大致出路,也确实如此。
实际上,报刊,即青年在创造社会的需要。
天庐《失业者的生活运动》(《国民新报·副刊》130号,1926.4.25)谈到失业者谋生方法有:当兵,仆役(包括打杂、人力车夫,总之都是要为求别人安逸的事物)、盗贼、乞丐。
陶孟和在1924年说:“最可痛心的,就是现在各学校所造出的人才仍然不脱士的窠臼,而在外国受过好的专门教育的等到归国以后也竟加入了士的阶级。现在因为士的人数的加增,所以士的前途更形困难。这些失业的士构成了‘高等流氓阶级’。”(《士的阶级的厄运》,《孟和文存》,亚东图书馆,1925)
沈的心理机制:我还不会标点符号;我可以学起,丝毫不觉得惭愧,因为我相信报纸上说的……(nefer:我的天……)
在现代自我认同形成过程中,挣脱地域性限制、重新组织自我和空间关系的“脱域”机制,往往离不开对某种“抽象体系”的信任……
相对于那个在黑暗涧谷里的挣扎者、哭泣者,一个默默承受的写作者的形象越来越清晰了:
我的灵魂受了别的希望所哄骗,工作接到手后,又低头在一间又窄又霉的小房中做着了,完后再伸手出去,所得的还是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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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笔下的《绿的花瓶》和鲁迅的“蜡叶”一样,对应生命的某种形态,在“我”持久抵抗中,时间的繁多层次、个体的内在成熟被层层暗示出来。写作虽可能失败,但努力挽留时间、挽救与历史的脱节,在空洞中逐渐丰满起来。文章不断读着,就能获得淡淡回忆的展开。这样敞开的主体,形成了沈的“志业”:“替社会成就什么事业?这些是有用人做的。我却只想到写自己生命过程所走过的痕迹到纸上”。
这个自我肯定不再是渴望而不能的,而是周旋性的,仿佛谙熟陷阱的,甚至自比为“一个以淫业为熟练技术的有经验的妇人”。(《此后的我》)
1925年4月的《狂人书简·给到X大学第一教室绞脑汁的可怜朋友》:“你们也许还不认清你们的敌人吧!这我可以告诉你:眼前的一切,都是你的敌人啊!法度,教育,实业,道德,官僚,……一切一切,无有不是。”
这样在公寓内的倾诉已经转为对外部一切权威、秩序的抗议,某种不可得招致了怨愤,然后对艺术、文人、志士、名士进行了讽刺,揭露其虚妄之处。文字的游戏和新奇,轻松的调子,是沈早期的风格,也是引起喜欢的地方。

鲁迅的“发生学阐释”:
要做论文罢,没有参考书,要翻译罢,没有底本,就只好做一点小说模样的东西塞责,这就是《狂人日记》。
(《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写作过程纳入叙述里,是传统小说作法,这说明了作者的高度自觉。
在不断动荡的社会和时代,稳定性宣传是荒谬的谎言。徐钦文《砖塔胡同》(《鲁迅日记中的我》)就写过:
照鲁迅先生的说明,是通过假定作者小说的作者写稿的失败,暴露当时社会上的黑暗: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盗匪”四起,有“马贼”一类,“要绑票”。所谓幸福的家庭,连地点都假定不好,只好凭空定在A。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却有一派人妄想不经过革命就组织起幸福的家庭来。

徐钦文说:《幸福的家庭》特色之一就是层次多,每个层次都有可以使读者满意的地方。

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那作品,像太阳的光一样,从无量的光源中涌出来,不像石火,用铁和石敲出来,这才是真艺术。那作者,也才是真的艺术家。——而我……这算是什么?……


190所有批皆同
……我要高声的叫唤着:出售心灵!出售心灵!(售灵:《售灵》,1924年7月15日《学生杂志》11卷7号)
表面看这个“他”肯定是鲁迅嘲讽的对象,徐钦文却认为:“这个‘他’不是真正的艺术家,只是为着捞些维持生活的稿费而‘硬写’的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的一个,鲁迅对那些青年作者,显然是很同情的。如果以为鲁迅先生把那‘青年作者’当作主要的批判对象,那是很不恰当的。”作为“不幸的人们”一员,徐钦文也经历过“硬写”的痛苦(“我在穷苦的时候却是硬做的。越穷困,越是埋头硬做,因为肩背上压着严重的负担”《卖文六十年志感》,《钦文自传》),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发现小说中讽刺以外同情的一面。对于这个问题,鲁迅也表过态,谈及自己写作,他说:“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做不出的时候,我也决不硬做”;“但这是因为我那时别有收入,不靠卖文为生的缘故,不能作为通例的。”从后面一句中,能看出鲁迅的宽大,他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硬写”反对者,一个教条的“幸福的写作”(“做不做全由自己的便”)的实践者,而是能洞悉人事的曲折,深切体知青年“硬做”的缘由及艰难。那些有关“幸福的写作”的摩登想象,在他看来,不过是一种漂亮的却也是流俗的套话,他对新文学内在生产性的批判,或许要更为内在。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2卷48期(1925.11.7)《闲话》中写道:“他们有时创造的冲动来时,不工作便连吃饭睡觉都不成”,“一到创作的时候,真正的艺术家又忘却了一切,他只创造他心灵中最美最真实的东西,断不肯放低自己的标准,去迎合普通读者的心理。”
鲁迅在《并非闲话(三)》就讽刺说:自己“何尝有什么白刃在前,烈火在后,还是钉住书桌,非写不可的‘创作冲动’;虽然明知道这种冲动是纯洁,高尚,可贵的,然而其如没有何”。

幸福的家庭的房子要宽绰。有一间堆积房,白菜之类都到那边去。主人的书房另一间,靠壁满排着书架,那旁边自然绝没有什么白菜堆;架上满是中国书,外国书,《理想之良人》自然也在内,——一共两部。卧室又一间;黄铜床,或者质朴点,第一监狱工厂做的榆木床也就够,床底下很干净……

这是那个作者构想的居室环境,与之相对照的,则是这个作者真实的生活场景拥挤而凌乱,书架旁边的白菜“叠成一共很大的A字”,床下的劈柴用完,“只有一条稻草绳,却还死蛇似的懒懒的躺着”。其实,这些都是鲁迅在砖塔胡同真实生活的细节,即便“连榆木床也真是从第一监狱工厂买来的,因为那里有个熟人,是常常来往的。”鲁迅的写实技巧令徐钦文佩服不已。
奥尔巴赫专门以巴尔扎克《高老头》对公寓老板娘伏盖太太的描写为例,分析了人物道德状态与公寓环境之间的互换关系:“她的人品足以说明公寓的内容,正如公寓可以按时她的人品”。
庐自然:居室表现法。

鲁迅笔下的室内,暗示家庭空间的符号性特征,类似《伤逝》。

姊妹篇。后者仿佛是《伤逝》的另一种结局。他在看到女儿天真可爱小脸时,也想到了“五年前的她的母亲”:“那时也是晴朗的冬天,她听得他说决计反抗一切阻碍,为她牺牲的时候,也就这样笑眯眯地挂着眼泪对他看。他惘然地坐着,仿佛有些醉了。”
这不正是当年的涓生与子君吗?《伤逝》凄婉深沉,《幸福的家庭》诙谐轻松,但两个故事是何其相似:失业之后的涓生,也不得不成了一个“硬写”的作者,琐碎的家庭生活也成了干扰。如果涓生投稿幸而通过,那结局上演的不过就是《幸福的家庭》。
194重要
    如果说《伤逝》触及了新文化内在危机,高亢理念不足以根本上构造、应对日常生活的压力,子君又重回琐碎的、物质性的生存中,那么《幸福的家庭》中青年作者的尴尬,则可看成是危机的进一步延续。“幸福的写作”沦为“硬写”,高亢理念本身已发生了异变。
“雪莱半身像”充满了造作的符号性,两人的恋情也有了“非自然”味道。在“雪莱”光环的映衬下,作为第一人称的男性叙述者,如有论者指出的那样,涓生不仅是一个虚弱无力的启蒙者,同时还是一个西方思想的翻译者,他和子君的关系也就隐喻了五四新文化与普遍现代性之间的模仿、翻译关系。(史书美《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张恬译,2007》)……她通过书籍了解巴黎,“欲望就由这些人物产生,青年时代囫囵吞下的那些平庸作品,摧毁了她的自发性”。(勒内·基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

借助报刊的传播,文学的接受、消费、反馈以及再生产,无疑被加速了,一个突出的表现是,各类投机性的“抄袭”、“仿作”事件层出不穷。

1925年1月,北京女师大新年同乐会上曾演出北大学生欧阳兰所做独幕剧《父亲的归来》。1925年1月21日京副43号发表“许子”文章,指出该剧几乎完全抄袭菊池宽的剧本《父之回家》。欧阳兰在京副44号发表《关于<父亲的归来>》进行答辩。这一事件闹得沸沸扬扬,来苏、甘人、云卿、“琴心”、镜人等又相继发表了揭发或辩护的文章。
1925年4月10日,陈永森在“京副”发表《抄袭的能手》,又指出欧阳兰赠S妹的诗《有翅的情爱》(《腐女周刊》第九期),跟郭沫若译雪莱的诗句有三分之二相同。欧阳兰又化名“琴心”“雪纹女士”,在4月14日“京副”118号上发表《有一个不平鸣》和《细心“误用”了》。
这样的频发让副刊编者十分警惕。严苛的读者们也开始在报章上兴奋地搜索着各个作品之间的相似性,而变换笔名、伪造身份等手段,也增添了识别的难度和刺激性。
“欧阳兰摇身一变,一张嘴变成三张嘴,却是打笔墨官司的真好利器”。这猫捉老鼠的游戏,吸引了不少人眼球,许广平和鲁迅通信里还多次谈及此事,称“琴心”、“雪纹”“司空蕙”(欧阳兰)其实“三位一体”。
抄袭与揭发的风潮,也波及了沈从文,因与丁玲笔迹相仿,又经常“用了各种名字,玩各种玩意儿”,25年春夏间,他就遭到了鲁迅的误解、厌恶,被归到“欧阳公一流”。
在各类出版物提供“互文性”的世界里,“抄袭”与“影响”界限难以辨认了。依照流行的“硬写”作者模式,“‘抄袭’,在现在我们这种奋勇新进大胆作家如雨后春笋一般多的国度里,两个字给人的难堪的味道,本来早就消失干净了”。(沈从文:《“我心里”也“常常想”》,京副130号,1925.4.26)
彭家煌《蹊跷》。
强调“观察”或注重“源泉”。

我其实不愿意写什么字。每一个字,只要是我写下的,立刻便变成了恶。……为什么我竭力把我所认为的善写成字,而我所写的字都个个变成恶呢?把恶给与我所愿意给以善的人们,使他们难堪,使他们看见恶的扩大,使他侮辱我,终于使他们陷入那扩大的恶里去呢!(泽民:《文学与革命的关系》,1924.11.6《民国日报·觉悟》,另又可参郁达夫《血泪》(1922年8月8、12、13日《时事新报·学灯》,留学生归国看人们谈“血与泪的文学”而几年后潦倒,作血泪小说,换了一钱。影射郑振铎等。))

写作应该是一种善,但落实到纸上,却包含了一种自我悖反的力量,没有带来善的张扬(内面真实与社会改造)。
不只是“幸福的写作”,五四时期各类印刷的“信仰和希望”,其实也类似于一种“幸福”的抽象系统。(nefer按:“印刷”与“希望”。)
陈毅早年非常喜欢文学,甚至压倒了其他志业。然而后人陈昊苏却说:“他在中法大学学习和从事文艺工作,都是职业上的掩护”,意思是更好地服务革命。陈毅写过很有意味的自我悖反文章《介绍室中旅行法》,反映当时人们的无聊,并不能派遣,旅游又要花钱,而陈毅后来也干革命了,可见这“法”是做不到的。如果做到了,他就不必去革命,在室中就可以了。
但政治的“志业”取代了文学的“志业”,显出优越性,但并没有真从内部打破“室内”问题,“走出”是在默认“封闭”。与其说解决了问题,不如说回避了问题。
文学被当做“封闭”,革命则为“开放”,为群众,这两种“志业”区分似乎在25年以后难以化解了。鲁迅1926年给许广平的信中就感叹:“我现在对于做文章的青年,实在有些失望;我看有希望的青年,恐怕大抵打仗去了,至于弄弄笔墨的,却还未遇着真有几分为社会的。”(全集11卷226页)相对于沉浸在“以文学为业”的狭隘态度而不自知,另一类用“革命”来遮蔽文学可能性的倾向,也让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忧虑,沈泽民就特别提醒:“我们要注意,单抱有这种信仰与见解的人,正是一班政治家,却不是文学家呵!无怪乎近来觉悟投稿的革命诗中,只见些论文似的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道理的散文,却没有好诗了。为什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1927年4月,鲁迅在广州黄埔军校发表著名的演讲《革命时代的文学》,借用托洛茨基“革命人”的概念,提出:“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全集卷三418页。讨论者见长堀佑造:《鲁迅“革命人”的提出——鲁迅接受托洛茨基文艺理论之一》)鲁迅的表述建立在“文章”与“实力”的区分以及对“文学总是一种余裕的产物”上,拒绝夸大文学在革命时代的现实功能。另外,在文学与革命两种“志业”关联的取得上,革命之先锋立场、观念的获得,并不是他关注的重点,对于“赋得革命,五言八韵”一类,他更是厌恶。在鲁迅看来,所谓“革命文学”并不是指向特定题材、风格,而是以人格身心的全面性为基础:只要从内部把握了革命的必然性,“则无论写的是什么事件,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乃至有“活不下去了”的勇气。“叶遂宁和梭波里终于不是革命文学家。为什么呢?因为俄国是实在在革命。革命文学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鲁迅对彼时代判断是都是小革命,处于“青黄不接”阶段,“对于社会没有多大改变”,“所以没有怀旧的哀词,也没有崭新的进行曲”。
丁玲写胡也频的“前进”时说“他很少在家。我感到他变了,他前进了,而且是飞跃的。我是赞成他的,我也在前进,却是在爬。”这样表述,很明显是说“爬”不如“飞跃”,爬不仅意味着因循落伍,更意味着被动的特别曲折和艰难,而飞跃的前进和爬的前进不同。
有人指出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自我总在理智(尊严、意志)与情感(欲望、情绪)对立中,这冲突也决定了她的转向,因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从自我表白型的心理分析小说到‘革命+恋爱’的叙述模式,其中人物的主体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只不过用‘革命’填充了‘理智’占有的结构性位置”。(贺桂梅)
沈从文师法乡下人的幻象,尤其师法鲁迅、郁达夫、废名、都德。李同愈就说沈从文深受法国作家影响,“以都德的气息为尤多。于是我接连读了《小物件》《达哈士孔德狒狒》《磨坊手札》,从这些书中,寻到了同沈从文小说中相同的一旦,那就是文章的轻松。”(《沈从文的短篇小说》,1935年《新中华》3卷7期)《北京之文艺刊物及作者》1926年2月起陆续发表在基督教文社《文社月刊》上,细致对其中20余种“继续”或“不能继续”的文艺副刊、周刊、旬刊、半月刊、不定期刊如数家珍作了介绍,包括刊物的历史、编辑、版式、风格、倾向乃至销路,等等。要了解1920年代北京文坛的构成,这篇文章是一份相当重要的史料。作为一个出道不久的作者,沈对北京复杂的刊物、人事状况竟有如此深入的把握,让人惊讶。文章仿若一篇游走北京文坛的全面指南。换言之,此时的沈从文已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个怎样的文学空间中,也清楚地知道这个空间的分布、方向、规则以及深浅。按照他自己多次声称的那样,一个“职业作家”的确诞生了。后来沈又被当做“自由主义作家”……
225口味与受众
沈从文喜欢以“说话人”面目出场,插科打诨、卖关子、发议论、耍弄机智。这些手法或许格调不高,甚至惹人讨厌(1936年上海大光书局《中国现代作家论》,贺玉波就在《沈从文的作品评判》中说是“顶讨人厌的毛病”。而沈从文一犯再犯。),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迎合北京沙龙中那些绅士淑女们的口味,满足他们在趣味和智力方面的喜好。比起一般作家,沈从文似乎更了解自己的读者是谁,他们的口味又是怎样。

而汪曾祺谈到沈从文的时候说:“我看徐志摩,林徽因这些新月派或京派文人欣赏沈从文先生,一方面他们重视艺术,另一方面还因为他们对他的经历和他所描写的边民,士兵生活感兴趣。这些文人受西方文化影响,都有人道主义倾向,他们感觉到自己身上的弱点,觉得和劳动人民存在距离,他们本身负有一定责任。”(《人生素描,》李辉《与汪曾祺谈沈从文》)斋藤大纪引用这段放在《沈从文与徐志摩——“文章的魔术家”与“自卑的魔术家”》里深入分析徐志摩这样“经验有限”的城市读者,在沈从文这样熟悉自然底层生活的作家面前的“自卑感”。

232
讲故事人总是用讲故事口吻讲听到的故事或自己的故事,却要营造仅仅是在讲故事,而且是在讲“他人的故事”。这闲笔是累赘,但恰恰也是自觉产物。迫不及待表达的,是对新潮文化生活的总体看法:“人是全靠要有些空想才能活下来,这不是瞎话。”(《乾生的爱》)
高长虹在《书的销路与读书》中称:“据几家书店供说,《性史》是最好卖的书,吴稚晖鲁迅的著作是次好卖的书,情书一束也是好卖的书,落叶、飞絮也好卖,从这里也可以知道读书界的一点什么消息。”(《走到出版界》)
情书确实卖得好。比如《情书一束》出版两个月销三千册,再版一千册,三版两千册(参见依萍的三版自序《北新》21期1927年1月15日)、两性关系的小说都销路很好,徐钦文的《赵先生底烦恼——描写三角恋爱的日记》1926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徐钦文自言:该小说出版第三天,他的四妹就说她的同学因此在议论他,“这书销得很快,不久就再版”。(《从<故乡>到<一坛酒>》)彭家煌《皮克的情书》也卖得非常好,28年现代书局出版,再版五次。

沈从文:又被证明为骗局,以无聊开始,又结束于无聊。提到自己理想的读者:“当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因此他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一份“情感发炎”的过程记录:“吾人的生命力,是在一个无形无质的‘社会’压抑下,常常变成各种方式,浸润泛滥于一切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和文学艺术组织上,形成历史过去而又决定人生未来。”(47年的《性与政治》,引用了夏斧心的说法,也从性的角度,讨论不同年龄群体的政治态度。夏斧心,沈20年代的老友,即“骑老”,弗洛伊德译者。)
侍桁说:“一件有趣的参考,是在这位作者一篇批评上,那是题名《郁达夫张资平及其影响》。他所刻薄张资平先生的话,全是可以说向他自己的身上,读者最好找来看一看的。”(《一个空虚的作者——评沈从文先生及其作品》,1931年《文学生活》1卷1期)
沈对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的攻击,也在这里。
有意思的是,鲁迅翻译托罗玆基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也谈到了类似问题:“总之,幽居的室内的诗人,即使不选择,也可以将自己的歌啭,加在沉闷的生活的愁诉上,连接下去。然而在被时代所拘束,而且将时代译为自己的内面底的言语的勃洛克,却有选择的必要的。于是他选择了,而且写了《十二个》了。”
237
“教训”与“反教训”

1927年1月11日,在北京的《世界日报·副刊》上,编者刘半农发表了《老实说了吧!》,以“教训”的口吻,激烈地指斥一般文学青年的种种劣迹:
功是不肯用的,换句话说,无论何种严重的工作,都是做不来的。
文句不妨不通,别字不妨连篇,而发表则不可须臾缓。
有什么了不得的东西可以发表呢?有!悲哀,苦闷,无聊,沈寂,心弦,密吻,A姊,B妹,我的爱,死般的,火热的,热烈的,温温的,……颠而倒之,写了一篇又一篇,写了一本又一本。
总而言之,骂要骂有名一点的,可以抵骂一百个无名的。……既然是“为骂人而骂人”,所以也就不妨离开了事实而瞎骂。我要骂A先生的某书是狗屁,实际我竟可以不知道这书是一本还是两本。(7卷,8号,1927年1月11日)

这篇文章措辞严厉,表达了郁积的不满。三天后考虑到发言不免说得过火,又发表《为免除误会起见》,态度从“教训”转为“建议”,温和起来,概括为:
一、书是总要读的;
二、书是要整本读的;
三、要做文艺创作家,应当下切实的功夫;
四、记载或描写事物,应当诚实;
五、评论或骂人,应当根据事实。

五四后,如何处理大量涌上文坛的青年,发表、出版园地总是很难处理。先后指出“晨副”、“京副”的孙伏园就表达了两难:一面声明“记者竭诚的欢迎新进作家”,一面又说“据我的经验,读者大抵希望记者多登名人的作品,投稿者大抵指摘记者多登名人的作品,其实两者都有偏见的”。作为两大副刊编者,孙自己就因对所谓“第四等”无名投稿者过于轻慢,“在京当了几年副刊记者,弄得怨声载道,蜚话丛生”。对一班青年撕破脸皮、“老实说了吧”的刘半农1926年7月应成舍我之邀接手《世界日报·副刊》之初,就有相当觉悟。除了约老友助阵,还特意摆出开放姿态:“我现在是有稿必看,好的不论有名无名,无不赶登”。一段时间后,“世副”甚至给人留下发稿过滥的印象,使“平时却又被极森严的法律和壁垒限制着,都不能满其欲望的”小民们现在“也来大出其风头,占人的大便宜了”。那么,一向眷顾青年的刘半农,怎么半年后突然板起脸来“老实说了”呢?

成舍我创立于1925年2月,副刊7月发刊。张友鸾在《报人成舍我》里有刘半农和成舍我关系的记载。
第一等是元老投稿者,第二等是与编辑有关系的亲属投稿者,第三等为懂得编辑心理学的投机投稿者,第四等是无名投稿者。(依萍《呼冤》)

刘半农曾言自己“做了半年《世副》编辑,觉得那时的青年,有部分走错了路头”,所以才发表这文章,而又是“受了一种刺激以后一气呵成的”。创造社小伙子们26年10月出现在上海,潘汉年等在杂志上攻击嘲骂刘半农及《扬鞭集》,“老实说了吧”的愤怒由此引发。考虑到青年们的“教训”在先,刘半农的攻击其实是一种“反教训”。
27年1月18至30日,世副以《“老实说了”以后》为总标题,连续发表了周作人、尚钺、王雄、蒋缉安、徐霞村、健萍、竹心、负生、李荐农、王文元、樊伯山、翟凤阳、王鸿图、禹亭、徐爱波等人的18篇来稿。被“教训”的青年也不善罢甘休,《每日评论》和《幻洲》等杂志上,迪可、山风大郎、汉年、泼皮男士、太乙老人等(多为潘汉年化名),又对刘半农发起持续围攻。相关文章或支持,或反驳,或辩护,或质询,或正话反说,或插科打诨,一场围绕“教训”青年是否合理、又该如何“教训”以及青年之“反教训”的笔战,在北京上海两地热闹展开了。
幻洲:
1卷9期:
迪可:刘半侬之流可以休矣!
汉年:我也来说几句;
泼皮男士:博士的胜利——纪念我家博士而作
山风太郎:骂半侬劝北新

失名:岂有此理的刘复
《每日评论》具体未详,按刘半农说法,此刊为阎锡山所办。鲁迅在1927年2月7日致李霁野信也提到这份刊物:“《每日评论》附赠《莽原》,很像附送‘美女月份牌’之类,我以为很不合适。有麟曾函告我,我亦如此答复他。”《鲁迅全集》注释为:“《每日评论》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报纸,荆有麟编辑”。
太乙老人发文章就有“来,教训你”这样一句。刘半农回应说:“果然,我在这一篇文章里,以及他的同党诸君的文章里,得到了不少的教训。”(《“老实说了”的结束》,世副7卷28号,1927年1月31日)
很多人都卷入,周作人戏言“老实说了”一举闯下“弥天大祸”,同时也谈到自己“闯了一点小祸”:“因为我如自由批评家高长虹先生所说‘对于我等青年创作青年思想绝口不提’。夫不提已经有罪,何况半农乃‘当头一棒’而大骂乎?”(岂明:《何必》,世副7卷19号,1927年1月22号)
周氏兄弟同时也和高长虹有论战。高长虹在《狂飙》上说周作人“不提”,在《与岂明谈道》中写道:“然而岂明自谓老人,而无老人之宽大,乃有婢妾之忌妒,对于我等青年的创作,青年思想,绝口不提,提则又出言外的讥刺。”(《走到出版界》)
早在三年前周作人就有《教训之无用》,对于“思想启蒙”的效果表示怀疑。(nefer:太逗乐)
五四之后青年的讨论变成话语竞争,有关“青年”之进步、希望、朝气、青春的整体形象,也日趋破碎,青年界普遍出现的浮泛、娇纵习气,受到越来越多的责难。

打穿后壁说亮话,平常人若是没有好教育没有坚强的意志与努力,则听讲义何如看小说,上讲堂何如逛公园,正经的集会,辛苦的工作,何如馆子里小吃,女朋友闲谈,一般趋势自然都走到眼前快活的这一条路上了。(唯刚《大学与学生》)
这和“老实说了吧”何其相似。
不用功、乱发表、随便骂人、只图“眼前快活”……这些或许不是不常见的现象,但却降低了参与文学生活的门槛。
一位青年就这样号召自己的伙伴:
你们投给这个杂志不给登,还可以投给那个。(我想投给杂志不如投给周刊或日刊好,因为发表得快些)投给这种副刊不登,也可以投给那个;即使都不给发表,好在中华民国底法律现今还给你出版自由,而且近来三五个人办底刊物也是屡见不一的,你们也可以联络你们底同志,自行发表。(随衣:《给创作家们底一个建议》,京副115号,1925年4月11日)
针对这一现象,张奚若就发表《副刊殃》,痛斥副刊对文化环境的败坏:“看副刊的是学生,做副刊的也是学生。拿副刊做教科书,固属荒时,藉副刊作出风头的场所,更属堕志。”
同样被《幻洲》攻击的江绍原1925年7月就在《现代评论》上惹祸刊出《黄狗与青年作者》,批评当时“刊物多,乱发表”的现象,鼓吹“推敲文字”及“青年作者制产”。他甚至将刊物和编辑列为青年的大敌:“这些人和这些刊物多一个,就是我们青年作者多添一个敌人”。
也有论者认为青年“对文艺兴味日浓一日”很好,但漫画式勾勒已成社会习见。而这些都和“爱国与求学”、“青年必读书”等征集话题有关,后续讨论里,尚钺就说:“当去年胡适之,陈西滢,徐志摩,章(原文如此)奚若等先生用着诅咒的言语,来讨厌青年的时候,老实不客气,我是极端反感的,正如暑天我嗅着臭毛厕的恶气一样。”言下之意,是把刘的教训,当做前面一系列教训的延伸,甚至岔开话题,转而指摘“胡适之先生提倡整理国故的错误”。这无意的跑题,暗示在“老实说了吧”和“整理国故”之间并不是两个无关的话题。

《王文元先生来信》是给刘半农的,作者说:“你看,中国人做事那一种没有一个‘为止’的?革命以叫叫为止,读书以翻翻为止,研究学问以记几个新名词为止,学习洋文以能说my dearest为止……一切一切,都有一个以某种程度为止,呜呼!何怪中国之政治,亦仅换个共和招牌为止也!”
这位作者的笔下,“以某种程度为止”的不彻底现象,代表了中国各项事业的空洞化。

胡适对青年的指导里,有一个是“变态”和“常态”社会划分。五四一周年的时候,就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开出“古今一例”“中外一理”的公式,即“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纠正的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nefer:这是什么意思?民国明明有,这话颇有意味。),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依据公式,胡适当然认可学生运动的合理性,也重视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责任。又说:
“试观英美二国的青年,他们所以发生兴趣,只是足球、篮球、棍球等等,比赛时候,个人兴高采烈,狂呼歌曲;再不然,他们就寻找几个女朋友,往外面去跳舞,去看戏,享尽少年幸福。……他们之所以能够安心读书,安心过少年幸福者,就因为他们的政治,非常清明,他们的政治,有中年的人去负责人之故。”(《五四运动纪念》)
“殊不知少年学生所以干政,正是因为中年的智识阶层缩头袖手不肯干政”。(《蔡元培以辞职为抗议》,胡适)(nefer按:很怪。干政是什么词,不是褒义的。干政,政客算不算干政?他们缩头吗?他们做坏事,也比不干政好?我也许理解错了……)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37)》:对于中国芸芸众生的不幸,与其说他(胡适)感到的是愤怒,不如说他感到的是喜悦,因为他生活在一个拥有解脱他们痛苦之手段的时代(nefer:不知说的是啥。民国人那么痛苦,居然说有方法解脱。另外,我觉得这话可以发挥,胡适看到当时有救,所以乐呵;鲁迅看到未来无望,所以悲痛。中国人一直就喜欢乐观主义,哪怕到了极权时代,还是不许而且打压悲剧思想者。),这些思想不但没有使他成为一名他的国家的公民,反倒使他成了一名他那个世纪的颇为怡然舒畅的公民。

在胡适那里,很明确的没有年青人的存在。“在这个大事业里,《努力》的一班老朋友自然都要加入;我们还应当邀请那些年老而精神不老的前辈,如蔡孑民先生,一起加入。此外少年的同志,凡愿意朝这个方向努力的,我们都应该尽量欢迎他们加入。”(1923年10月9日致高一涵、陶孟和等)玩味上面文字不难发现,胡适的“大事业”构想,虽然欢迎“少年的同志”加入,但也只是有限度的接纳,他所真正倚重的还是一班“老朋友”和“前辈”们,“少年的同志”并没有被特别看待。
这样所谓“常态”、“变态”区分的政治文化方案,不仅一般民众不被信任,五四之后作为新兴势力的青年学生,也没有被看作是特别的主力。
台湾学生黄逢霖就致信胡适表示不满,建议《努力》应“在青年身上建基础,再向青年方面建方策”,“须多辟欢迎有志青年们参加的机会”。(1923年11月17日)
247
胡适乐于、善于引导风气,将个人趣味提升为公共方向,甚至扩张成一种潮流,以致“手段”大过了“目的”(梁启超:“胡君致误之由:第一在不顾客观的事实,专凭自己主观为立脚点。胡君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借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见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饮冰室专集》七十一,29页,全集第九册,1989)。
本来,“整理国故”是一项非常专业的工作,目的在于“打鬼”——对传统的批判,但为何能泛滥一时,以至“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家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确实是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吴稚晖主张“用机关枪对打”的时代,“整理国故”并非急务。
不少鼓吹用功读书、学好外文、不乱发表的青年指导者们,都用心良苦,但不了解边缘青年。有位作者就坦言自己便是刘半农所骂的“一个不争气”的青年,但这也是处境使然:
刘博士骂我们“不肯用功”,“不能作严重的工作”,这是诚然的。但是用功,……到哪儿去用呢?闭在手冷脚冻的空屋子里,就能平白悟出什么伟大的发明吗?醒出不朽的创作吗?……说到“国渣应扔进毛厕去!”我们虽有毛厕,可惜无渣可扔?至于外国文呢,我们连“国渣”都没有,更何论数元以至数十元一本的“外粹”呢?(负生《污了名人的宝刀》,世副7卷19号,1927年1月22日)
像胡适为清华学生开出的“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声称“并不为国学有根底的人设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清华周刊》记者就提出书目“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胡适全集》)。梁启超也觉得书目名不副实:“依我看,这个书目,为‘国学已略有根底而知识绝无系统’的人说法,或者还有一部分适用。我想:《清华周刊》诸君所想请教胡君的并不在此,乃是替那些‘除却商务印书馆教科书之外没有读过一部中国书’的青年们打算。……胡君答案,相隔太远了。”(见梁启超:《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饮冰室专集》七十一,29页,全集第九册,1989)

另一位作者也历数求学艰难的原因,诸如公共图书馆少,学校靠不住,自修也没条件,中国学术也处在萌芽阶段等,他进而断言:
‘比较稍有成绩的,还算是文艺界。……所以市场内,书店里差不离布满了文艺书籍,青年们在“求知欲”炽烈的时候,自然觉得这是甜蜜的水果;这就是造成青年嗜好文学的源泉。所以不求专门学问,嗜好文艺,是在这种变态紊乱社会中必然的现象,并不是青年们本身的罪恶’。(王日新,《我的意见》,世副7卷26号,1927.1.29)
这样逐渐生成的新文化体制、新学术体制中,胡适等教授、学者、编辑作为五四后兴起的一个新知识阶层,扮演着“负有指导之责任者”角色, 而上述角色之所以能确立,其实都和他们占据的位置,垄断的资源,以及掌握的学术能力、语言能力相关。扩展来看,由“专家阶层”崛起导致的权威结构,本身就是“启蒙”的一个内在结果。
查特吉重读康德《何谓启蒙》时就提出康德所说的言论自由权“只属于那些有能力、有资格参与理智运用并负责地使用这种自由的人”,这导致“一方面,我们觉得不应该根据宗教或其他类型的社会偏见剥夺一部分人接受教育、追求知识的权利。另一方面,我们也坚持认为某些人的观点更值得信赖,因为他是这方面的专家。换句话说,我们指出启蒙是理智实践的自由、普遍领域,但同时又建立起一个复杂分层的权威结构,规定好哪些人就哪些话题有权发表哪些言论。为了标记这种权威,我们发明出各种考试、学位、头衔和位阶。”(《我们的现代性:帕沙·查特吉读本》)
1919年瞿秋白在《知识是赃物》一文中,直接道破了这一点。在文中,他检讨了知识私有制的历史,认为现代已渐渐从“形而上学时代脱离到实验哲学的时代”。在实验哲学的时代,知识私有制一方面被破坏,一方面还在建设:
破坏的一方面,当然是因为实验哲学用归纳的解释法来解释一切,使人家对于各种知识多有一条明瞭的途径可循,的确解放了好些。然而在建设的一方面,又因此用许多科学的律令科学的定义,把这知识私有制弄得壁垒森严,譬如从手工业制度变成工厂制,使劳动家更苦,就是非经过多年的专攻,不能得到一种知识,不能使他到事实上去。……因为教主和学者认定这些知识是他的,一般人也承认这些知识是他的,有所谓宗教的信条、学派、家法,秘传,所以要说这个人知识多,那个人知识少。

他们希望知识不至于自我空洞化……

易卜生主义多多少少唤醒了新青年思路和功能,精英专家的政治构想和门槛颇高的研究室主义则不太像考虑边缘情境,常态不考虑边缘群体,流露优越感和权威意识,更会触动“束发小生”隐衷,引来他们反感,从而拒绝“被指导”、“被教训”,并激烈为自身的习性辩护:
如果你正正经经和一个女同学恋爱,不说手淫家会反对,嫖家也得要反对!如果你爱做两首新诗么?就会有长于词赋的“束发小生”骂你浅薄无聊。如果你讨论新旧之争么?就会有更聪明的人教训你说:“只有好的才是好的,坏的才是坏的!”如果你爱看两张副刊么?就会有学者大骂你怎么不去念原版书……
(黎锦明《教育?》,京副297,1925/10/4)
《现代丛书》广而告之:“《现代丛书》中不会有一本无价值的书,一本读不懂的书,一本在水平线下的书。”江绍原也写道:“一种刊物,如果声明只登载在水平线以上的作品,而且实在朝这个方向去努力,的确于文坛有益,于青年作者特别有益。”这样一来,江绍原这样重视“推敲水平线”的人,立时遭到了“反推敲”(米先生:《读<黄狗与青年作者>》、江绍原:《<黄狗与青年作者>被推敲以后》),“水平线上(下)”也风靡一时,即使在多数情况下是被反讽性性地用的。章依萍就在给周作人的信里评论《语丝》销量:“《语丝》行销一年,居然风行全国,销数之多竟与所谓水平线以上‘大报’相伯仲。”所谓“水平线以上”的“大报”,可能就暗指《现代评论》,毕竟它曾如此自我标榜。江绍原文章刊出不久后,高长虹也特意激愤写道:“你谈起一点什么时,最好先捧出一个什么水平线来,这样,你可做成功一个批评家。也许水平线并不认识你,但也不妨敷衍一下,好在水平线也未必认识别人。”更为极端的使用是,“水平线”的上下,干脆成为文坛阵营划分的工具:
我们是水平线下的阶级,处在水平线下的地位,忍受着水平线下的生活,水平线下的文学,才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若是水平线上的代表温文,优雅,美丽和和平,那么水平线下的就是代表粗暴,鄙陋,丑恶,同战争……
Nefer:这里很有尼采对宗教的意思。两派争论的时候,称善的人,常常引发了不得话语权一方者的逆反心理,而这就造成了某种仇恨,而这种针锋相对总是一种宗派主义的,于是这就和宗教争斗一样了。从尼采这个寓意看,中国的流氓青年完全是(至少也是相当程度上有它大功的)胡适、江绍原、陈西滢等人逼出来的。为文革负责的,不仅要有孙文、蒋和毛,也还要有不太关心当时关心学生而给胡适信件的学生的胡适,而鲁迅却总是用理解性话语或眼光去摩挲年轻人的。我想,年轻人的逆反心理,哪怕不触动也会震荡,直入基督教一般,越镇越大。这是无办法的。你对极权生理性生物或机构极权,那么你所换来的乌托邦将比你想要取代的极权更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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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对权威反抗的心理机制往往成为青年作者自我意识乃至“代际动员”的重要来源。当然,并非所有“导师”都站在“束发小生”的对立面,与所谓“正人君子”相区别的《语丝》群体,在一系列风潮、事件中,更多选择青年学生的立场,对思想专制的倾向保持更多的警惕。1925年7月,周作人饶有意味地写道:
我所觉得成为问题而且觉得殊无把握的,乃是我们对于反叛的青年有没有宽容的度量。我们如只会反对老伙计们,等到子侄辈有一点自由言行的时候,就板起脸孔来申斥,即使不至于呈请督办(其时或已改称总督或总办)捉拿,总不免是迫压行为,令卫道家有白首同归之叹。(《谁能宽容》,《语丝》37期,1925年7月27日)

事实上,对于五四之后的青年群体,周氏兄弟都不一定真的看好,知道“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鲁迅:《导师》;周作人1924年2月《卑劣的男子》开头“我们看了非宗教大同盟,知道青年思想之偏狭,听了恋爱定则的讨论,更觉到他们的卑劣了”。)(捧腹!)
(Nefer:相对的,胡适则看好一切,看好日本战胜中国,看好二十一条,看好青年,唯独对青年倒是谈不上理解。)
此外他们更怕的是青年思想中“旧礼教”——“故鬼”之“重来”。对于不用功、谈恋爱、沉溺文学之类的青年现象,周氏兄弟并没有板起脸来教训,反倒是给予了更多的理解和同情,鲁迅在《诗歌之敌》中就谈到:
听说前辈老先生,还有后辈而少年老成的小先生,近来尤厌恶恋爱诗;可是说也奇怪,咏叹恋爱的诗歌果然少见了。从我似的外行人看起来,诗歌是本以发抒自己的热情的,发讫即罢;但也愿意有共鸣的心弦,则不论多少,有了也即罢。(捧腹!)

与鲁迅的态度相仿,刘半农接受《世界日报·副刊》时,周作人提供的四项“条陈”中,也包括“不可轻蔑恋爱”一条,因为年轻人正为恋爱而苦闷,而“教训者”、批评者们已无此问题。(岂明:《条陈四项》,世副10号,1926年7月10日)相应的是,《语丝》群体也赢得了很多青年的信任。“老实说了吧”的讨论中,一位来稿者就指出“刘半农一伙”与其他“导师”不同:“你们一伙,我多数看过,并听过你们说话,知道你们大家都写的跟讲的差不多,不是如那般‘正人’‘君子’写的和说的行的完全不同”。(《李荐农先生来信》,世副7卷21号,1927年1月24日)
作为《语丝》阵营内的一员大将,刘半农泼辣、劲健的发言方式,的确区别于“正人君子”文风,对于“水平线上(下)”,他也有自己的发明,曾炮制了一份《刘博士订正中国现代文学史冤狱图表》(捧腹),以“水平线”为界,将文坛区分为两大阵营:“水平线以下”的有刘半农、周氏兄弟及“其他学匪”(哈哈哈);而“水平线以上”的人物,则是一连串古怪名字的组合:卖鳌鱼肝油公司的伙计、徐树铮、段祺瑞、章士钊、山东神童,以及“现代评论派”的诸人。(《骂瞎了眼的文学史家》,《语丝》63期,1926年1月25日)当他接受《世界日报·副刊》,周作人不忘提醒自己的老友:“况且你,也是我们一伙儿,翻印过《何典》之类,难以入博士之林。”颇有点戏剧性的是,当自居“学匪”“也是我们一伙儿”的刘半农,带来“博士”头衔自法国归来,在“线装书”与“机关枪”对立的年代,出版了一册古香古色的线装《扬鞭集》,而后又主持大报副刊,在一班“新新青年”眼里,他的形象或许已经转变,如潘汉年所言:“线装他已经得了花样很多的博士,(他的卡片上刻着许多的头衔)只想顾全面子身份,自然渐渐地没有以前那种新流氓精神,慢慢的成为Gentleman,走到老年人的死路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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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导师”的位置及可能,“我们一伙儿”中的其他人,在认识上似乎更为清醒。针对胡适等人对青年运动的批评,林语堂以“泣告名流”为题发表感慨:“我读人家的敬告青年训示青年的文章,无论是‘勿凭感情须讲办法’呵,‘爱国心不能救国’呵,‘你们唯一职务是——念书’呵,都要替他们的作者肉麻一下”。周作人也饿撰文回应,他认为刘半农的建议都是“老生常谈”,“教训”青年的想法更是“迂阔”:“难道半农相信‘以大学教授的身份加上博士的头衔’应该有教导(或提携)青年的义务?”在周作人这里,“教导(或提携)青年”纯属虚妄,与他20年代中期以后有关“教训之无用”的认识相关,他同时也嘲讽了“教授”“博士”一类头衔所标记的权威结构。围绕上述问题,鲁迅1925-26年的集中表述最有意思,如何“教训”又是否可能“教训”青年,对于鲁迅而言,也是一个重要的思想课题。在“水平线”之上下的对峙之外,他的发言提供了另外一种维度。

鲁迅的表态:

20年代中期,鲁迅逐渐和胡适分道(按孙郁对鲁迅胡适通信的研究,孙郁:《鲁迅与胡适》),对于各种专业化、“常态化”的文化方案,他也一直保持警惕。特别是25年初,由于在京副发起的“青年必读书”的争议中“很受着几位青年的攻击”,鲁迅似乎获得了进一步的觉悟。(nefer按:这句话的表面意思很容易按照语气轨道理解而引向——鲁迅自然要恨攻击自己的人,然而,毛学生们,如果你们肯看下去,我们往后看——)25年3月,在与《猛进》主编徐旭生的通信中,他这样写道:
前三四年有一派思潮,毁了事情不少。学者多劝人踱进研究室,文人说最好是搬入艺术之宫,直到现在都还不大出来,不知道他们在那里面情形怎样。这虽然是自己愿意,但一大半也因新思想而仍中了“老法子”的计。(相当好玩!)
与其他论者不同,在鲁迅,青年主要的问题不是“不读书”“乱发表”;相反,对于青年追捧新文艺的现象,他倒是有一定的同情。较之学理的讨论,他更关注一种思潮对社会风气与人心的影响,担心“进研究室主义”一类,可能会使青年在专业内部的竞技中消耗热情与精力,变得平庸,丧失文明批评及自我觉悟的能力:
学者文人们正在一日千变地进步,大家跟在他后面;他走的是小弯,你走的是大弯,他在圆心里转,你却必得在圆周上转,汗流浃背而终于不知所以,那自然是不待数计龟卜而后知的。
……
“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
按:这说明什么呢,鲁迅非常明白理论仅仅是理论家自己的东西,出发自理论家,而不是出发自世界。你要跟随理论,那你永远是被动的、被耍得团团转的跟随者。可笑的是,很多人还一直喜欢以哲人或哲学学生做标榜,以为这是多么伟大的超越的东西。鲁迅虽然没去写什么理论,可是他并不因为这样就不懂理论的机制是什么,于是眼光也早就不屑为之了。应该说,当时热火朝天的报刊论题基本都很符合鲁迅那圈落朋友们的兴致,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能记得的、找得到的刊物、作者,却很少。鲁迅认为好的作者,基本都留下来了。这也就是说,当时的刊物是很浮躁但也很有生命力的——只有有生命力的、看起来略有些浮躁的东西,才能切合活生生的生活,而不是故纸研究。在生命意志过去以后,生命的书写留下来了。鲁迅和浮躁的刊物编辑不同,但鲁迅也有自己的局限性,那就是鲁迅并不能完全脱离时代。我们的时代太糟糕了,庸众太多(以我的眼光看,除了偶尔闪现的瞬间外,民国并没有任何天才——虽然大家好像认为个个都是。),政治黑暗,逻辑混乱,性欲泛滥,其迷幻高速的庸俗把尼采性身份的鲁迅给拉低了,好在鲁迅不断用生命思考,而不是“理论”,他从没被杜威的学生或穆勒的学生们打败。
鲁迅还有意将“研究室”和“艺术之宫”并举,点破了其中的相关性。本来,所谓“研究室”与“艺术之宫”是不同的空间:研究室内的“国故”之旧,区别于白话文艺之“新”;学术之“实”,也迥异于文学之“空”。然而,从鲁迅的角度看来,“空”的文学与“实”的学术,距离并不遥远,二者都有可能蜕变为封闭的圈套,拘束真正主体精神的产生。
Nefer:这里很明确,鲁迅仍然有的是一种政治-美学-天下观,即一种整体审美。在这种人眼里,或者在这种天赋观念眼里,知识仅仅是知识,而体验却不能通约;体验大于知识,知识得不到体验;一切都可通约,并非不可打通,而“我”就是要打通他们——这是“我”的毕生愿望,也是“我”的“全面履历”。在这通约之间,之外,之上,还有一个不可通约之物,这就是“弘”或“弘”之器,执其柄能“弘道”,而非不识其诡谲却被道所弘。没有这个杖钥,无论怎样深刻、美丽的知识加上那点骄傲的自尊也只是破铜烂铁而已,有这杖钥,所见闻才以其最广阔的形式转化为可持久的审美甄别标准。我称之为“庖丁”精神。

更重要的是,在不同志业下,“教训”所作的话语已经成了某种高涨的革命动员分水岭,除了热心的支持和破口的嘲骂,也有人跳脱了刘半农设定的讨论逻辑,更强调“现代的经济与社会的严重压迫”,主张青年们应“比老实说了”更进一步,走上现实的反抗之路、救国之路。(翟凤阳:《请刘先生还要老实说吧》,世副7卷24号,1927年1月27日)
对“救国”运动,鲁迅当然不会反对,但也不一定完全信任“学生干政”的历史效能。(鲁迅:《华盖集·题记》)他有自己的关注点:文学、学术、政治等不同“志业”的冲突,或许只是问题的表象,任何一种“志业”如果只按自身原则运行,缺失了主体能动精神,缺失了内在批判意识,都有可能画地为牢,被“常态”体制吸纳。1925年4月,鲁迅和几个青年作者创办了《莽原》,目的恰恰是能使“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在这里,对批判性主体的再度呼唤,其实已绕开了“救国”与“读书”的二项对立,在“文明批评”的前提下,构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训”方案。
1925年5月8日,在《北京通信》中谈及军警镇压xueyun,鲁迅的态度是:“其实,只要听他们开会,结果不过是开会而已”。
“近来很通行说青年;开口青年,闭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睡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progressive)
要前进的青年们大抵想寻求一个导师。然而我敢说:他们将永远寻不到(像不像尼采?!)寻不到倒是运气;自知的谢不敏,自许的果真识路么?凡自以为识路者,总过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态可掬了,圆稳而已,自己却以为识路。”(惑斋犹惑)
(《莽原》:《导师》。)
所谓“青年”不能一概而论,所谓识路“导师”永不可寻,鲁迅似乎有意要拆解“导师”与“青年”这一对关系抽象的自明性,也将“常态”的权威化启蒙结构问题化了。文章最后,他还向那些想“寻求一个导师”的青年们,发出这样的呼吁: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人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去。……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类似的表述,鲁迅1920年中期曾有多次,对于教授、学者、前辈一类标示性头衔,他也非常敏感。在“青年必读书”风波,有青年以“素负学者声明”“引起青年瞻仰”等名号相加,鲁迅就从中看出了“圈套”:“如果开首称我为什么‘学者’‘文学家’的,则下面一定是谩骂。我才明白这等称号,乃是他们所公设的巧计,是精神的枷锁,故意将你定为‘与众不同’,又借此来束缚你的言动”。(毛岂不是?)在“女师大风潮”的笔战中,徐志摩曾吁请“大学的教授们”“负有指导青年的前辈”,不该这样“混斗”下去,在学生面前“丢丑”。(徐志摩:《结束闲话,结束废话》,晨副1926.2.3)鲁迅则拒绝“带住”,也拒绝高高在上的身份指认:“中国的青年不要高帽皮袍,装腔作势的导师,……倘若戴着假面,以导师自居的,就得叫他除下来,否则,便将它撕下来,互相撕下来。”(《我还不能“带住”》)
这立场显然和鲁迅独特的“歧路”感受以及“历史中间物”意识相关,《导师》一文发表前几天,他曾致信狂飙社的吕蕴儒和向培良,坦白“指导”青年之不可能:
倘使我有着力量,我自然极愿意有所贡献于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从心,因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说得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我自己,是什么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渊,荆棘,狭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然而向青年说话可就难了,如果盲人瞎马,引入危途,我就该得谋杀许多人命的罪孽。

在态度上,鲁迅高调拒绝“指导”,但在实际行动中,“倒是一向就注意新的青年战士底养成的”。在给徐旭生的信里,他就提出应延续《新青年》“思想革命”的方案,而具体办法则是:先准备“思想革命”的战士,“待到战士养成了,于是再决胜负”。(我以为鲁迅这话很有豪气,在鲁迅的新青年观念里,新青年首先就只是新青年,而不是暴动青年。所以继续搞所谓的思想革命,也根本谈不上文革可言,因为如果鲁迅真想要有人陪着去做暴动,去砍头,去抄家,去让知识分子在菜市口罚跪被揍,那他已经有了机会。然而他认为的延续,不是更暴力,而是更富有思想。)(《通讯》)《莽原》、未名丛书、乌合丛书,这时候聚集了:尚钺、高长虹、向培良、韦丛芜、韦素园、台静农、李霁野、姜华、金仲芸、黄鹏基等名不见经传的青年。相形之下,当时的《语丝》群体,“其作者的‘基本班底’主要还是《新青年》时代‘五四老人’。”(荆有麟:《<莽原>时代》,《鲁迅回忆断片》,《鲁迅回忆里》)
鲁迅拒绝那些现成的、无需反思的“常态”方案,更关注“青年”——这个尚未被知识、权力异化的群体的精神可能性。从这种立场出发,他暗中扭转了“导师”与“青年”之间指导与被指导、教训与被教训的权威结构,将纵向的“指导”变成了一种共同担当的意识、一种指向未来战斗的联合。站在“歧路”上,朝向不可知的未来,某种精神的开放性以及不惧灭亡的勇气,恰恰是两代人再次协力、重新开始一场思想革命、文明批判的前提。
1926年11月11日,鲁迅在《坟》后记写道:
中国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辈”和“导师”罢,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们。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知道的,无须指引。

这段话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是有抵触心理的。大概是那个惹眼的“坟”字。再三读后,我突然爆发出一阵热烈的大笑,鲁迅说了一个最被人忌讳的词,这个时候在阅读者那里的应该是寂静、不安与不满,而下一刻就是“然而这是大家知道的,无须指引”。这种意志是非常幽默的,在鲁迅那里,死亡被超越了,这个鲁迅大概比野草的鲁迅更强了一些,因为海德格尔们还会去思考全部的现象死,而鲁迅则“无须”即明其终点之可至,可言,而不必言。

不仅对“导师”“权威”的头衔,鲁迅相当厌恶,对于另外一些文坛权势划分或秩序指认,他同样激烈拒斥。1927年梁实秋发表《北京文艺界之分门别户》称“北京究是新文学的策源地,根深蒂固,隐隐然至全国文艺界的牛耳”,并将北京文艺界命名为“现代派和语丝派交战的场所”。(1927.6.4《时事新报·学灯》)陈西滢的《西滢闲话》的出版广告中也引述了这一判断,进而宣称:
鲁迅先生(语丝派首领)所仗的大义,他的战略,读过《华盖集》的人,想必已经认识了。但是现代派的义旗,和它的主将——西滢先生的战略, 我们还没有明了。现在我们特地和西滢先生商量,把《闲话》选集出来,印成专书,留心文艺界掌故的人,想必都以先睹为快。

梁实秋的划分不能说与事实不符,但鲁迅断然拒绝,随机发表《革“首领”》予以回应:
然而我竟不知道有一个“北京文艺界”,并且我还做了“语丝派首领”,仗着“大义”在这“文艺界”上和“现代派主将”交战。虽然这“北京文艺界”已被徐丹甫先生在《学灯》伤指定,隐隐然不可动摇了。

有青年就给鲁迅信:“尤其使我百读不厌的,是第一段关于‘青年与导师’的话。……我切急要对先生说的,是我正在找个导师呵!我所谓导师,不是说天天把书讲给我听,把道德……等指示给我的,乃是正在找一个能给我一些真实的人生观的师傅!”(《田园思想》)

“北京文艺界”等等称谓与指认,无不表明新的文化以及学术内部某种“复杂多层之权威结构”的存在。在这里,鲁迅一方面拒绝承认“踱进研究室”“搬入艺术之宫”一类“现成”方案的合理性、自明性(类似赫拉克利特,反柏拉图);另一方面,他也对这些方案的权势化、实体化倾向,保持了一种特别的警惕:一旦“导师”“派系”“北京文艺界”一类称谓,被“指定”为常态,并“隐隐然不可动摇”,那么它们不仅会落实为无形的权力关系,作为“公设的巧计”,也会潜在地支配青年的意识,将其囚禁于“隐隐然不可动摇”的结构中。(nefer按:我讲本雅明完全是因为鲁迅的这类表述。语言可以改变精神现象的结构。鲁迅的全部世界,是语言世界—实在世界。)如何使新文化运动的诸般设计依然能保持批判性的思想活力,不致被常态化、物化的体制所吸收,重又沉积为一种“硬化的组织”,这恰恰是“文明批评”的核心使命。面对种种“硬化”的组织,面对种种无形的“圈套”,他召唤的是一种否定与挣脱的能力,一种在运动中不断确立主体位置的能力,即“只要掷去了这种尊号,摇身一变,化为泼皮,相骂相打”,(Nefer按:我始终认为这句话谈不上红卫兵,倒更像孙猴子的天然油然)精神或许才有出路。(《通讯》)
在《十四年的“读经”》里鲁迅写道:“衰老的国度”“正如人体一样,年事老了,废料越积越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于灭亡”。

1924年焦菊隐想要造成的大联合,似乎是空洞的。潘汉年就不同,知道什么是更简便有效的策略,非常适合忧愤无助的青年:“新流氓主义,没有口号,没有信条,最重要的就是自己认为不满意的就奋力反抗”。(《幻洲》1926.10.1,亚灵)
按:严谨、正经、有药可救的学者研究流氓文学,基本没有和鲁迅联系的意思,并不是不可,并不是没有想到过,而是鲁迅从来没有提过任何这类主张,说鲁迅唯骂主义,那只是后毛学生的压抑想象。鲁迅从来不会利用青年的忧愤,更不会说“自己认为不满意就奋力反抗”,那简直是麻风病。鲁迅是向内的,他“内攻”自身,像他这样的人很少。如果都像他这样,文革是不可能存在的;正是忧愤的人喜欢攻击外物,且容易被利用,文革才会存在。

胡云翼《论无名作家》四方面优势:创造底,不是模拟底;解放底,不是规律地、古典底;抒情底,贵族文人是礼法底;实感底,不是粗制滥造底。
《幻洲》由光华书局印行,标志了创造社小伙计们的幻社自立门户,某种代冲突,也造成了他们与创造社元老们的分离。高长虹就想酝酿一场新的思想革命,他多次提到25年北京出版界“因为特殊的时局的缘故,思想上引起了一个小小的运动”,它以《莽原》《语丝》《猛进》为代表,“比新青年运动却深刻得多”。运动兴起时,高长虹的想法接近鲁迅。甚至周作人也在25年8月借此划分了北京言论界的分野:
此刻中国(至少是北京)的言论界显然分出两个局面:一是继承《新青年》以来思想革命的革新运动,目下并没有中心,(nefer按:而人们本就依赖“中心”——注意,没有读懂的要考虑一下,我这句话是反讽)方面颇广,但实力不多(老兵有被俘的,有退伍的,新兵又还未练好)。一是继承《公言报》以来的反动的复古运动,目下的中心是《甲寅周刊》,附和者各种人都有,虽说是乌合之众,现在的势力却不可轻视。
高长虹对自己的角色并不满意,周作人“新兵又还未练好”一语就激怒了他。但他事后追溯,还是重申了上述说法。在他眼里这场“小小的”但又“深刻得多”的运动,同时还是文坛不同阶层的权势争夺战:
这不但是被压迫者反压迫者的运动,而是同情于被压迫者反同情于压迫者的运动;是士人中不阔气的士人反阔气的士人的运动,是艺术与思想反士宦的运动,是真实反虚伪的运动,是人反非人的运动。

这场运动曾让初登文坛的他兴奋无比,日后也反复追念,但在同一阵营中,作为“被压迫者”,与“同情于被压迫者”“不阔气的士人”相比,他和《狂飙》一伙只是在“那种热闹里也凑了一个份子”,并没占据中心。26年来到上海重新出版《狂飙》,他希望的是思想革命再起,主角也必须更换:
如果再来一次思想革命,我以为非得由几个青年来做这件工作不可:他们的思想是新的,他们是没有什么顾忌的,他们是不妥协的,他们的小环境是单纯而没有什么纠葛的。

高长虹感到高兴的是,运动再起有了契机:“近来南方出版的刊物又有几种了,如广州文学、白露,幻洲,火山之外,又有苍蝇,挣扎,烽火,很有一种新气象。”潘汉年也有感受。1926年仅10-12月间出版的刊物就有:10月,狂飙、幻洲、火山、飙风、孔德月刊、新锋、民锋、努力青年、筚篥季刊、广州文学、世界日报的七种副刊;11月,白露、短棒、挣扎、烽火、野火、微沫、缤纷、小集、苍蝇、景风;12月,艺术界、土拨鼠、甲寅续刊、代邮。(Torngliz:《一九二六年之中国》,世副6卷30号,1926年12.30-31)
高长虹、潘汉年等新一代青年将周氏兄弟、刘半农等“老人”也列入攻击对象,所采用的文风又极力效法“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语丝文体”。这点他们不否认,反而多次提及。“不装腔作势”是高长虹目中所谓《A11》《幻洲》等刊物共同的态度。不过潘汉年又想把语丝的几个主将列入阵营:“究竟还算是不可多得的新流氓主义者”。(按,这样潘汉年就开了文盲的恶例。他真的以为他随随便便写文章骂,就和启蒙散文家一样了。后来的人反而不能分清。但我想,民国人尤其是语丝派是分得清的。)
语丝同人泼辣、犀利的文字,结合于特定的文明批判、社会批判而发挥作用,指向了“德”、“赛”先生尚未站稳脚跟之时,某种“故鬼”重来的精神现实,“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文体本身不能单独成立。但“穷青年”往往只流于“骂”——这样一种简单的攻击性战法,甚至“大有一声他妈的,文价顿十倍之势”,致使“正人君子,望而摇头,青年学子,皆大欢喜”。(无聊人:《“下部”注册不?》幻洲一卷六号,1926.12.16)
1927年1月13日,高长虹的《寄到八道湾》说:“傻子们太多了,这真使我们气闷!比如,半农今天又在世界日报副刊上空嚷了!我看了真是失笑,唉,这只哑猫!”(《走到出版界》)
高长虹这只PUNK猫倒是有43和王敖的味道。
潘汉年曾经以“泼皮男士”为名在幻洲上对朱湘诗作大肆嘲讽,自称朱湘友人的山风大郎(罗皑岚)来稿表示,自己也爱读骂人文章,但提醒泼皮:“骂人须得骂得有道理,有证据,骂得人心服,那才是骂人成了家。不然,你便是瞎骂,说得不好听点,你便是疯狗乱咬人”。潘汉年显然没认真读过朱湘的诗,却辩解说:既然有人“乱捧”,则“必有乱骂,此义为泼皮‘骂人哲学’第一章也”。这就是完全取消了理性讨论的可能。
迪可也这样骂:
你那篇老实说了还不是和你说一般青年骂人的态度一样!我们并没有说不要读书,不要学外国文,也没有想成名而骂“名人”,只是看不过你一流的名人太多,不客气的“老实骂了你”罢了!

这样的新陈代谢工具,承认“老实骂了”,在新流氓主义旗号下,成了哗众取宠自我展演。所谓反权威只是表象结构,真正颠倒的还“隐隐然不动”。更深入的思想批判的责任与可能,却在发泄中被回避了。

高长虹:
中国如其会有科学吗?那一定是那些流浪人们做出来的!中国如其会有伟大的运动吗?那一定是那些流浪人们做出来的!总之,中国将来无论有什么非常的事件,我便以为除了那些流浪人外,是不会再有人去做呢!而且,在这中间,那些流浪人们将要做出纯新的艺术。(《艺术批评与艺术》)

在我看来,语丝,现代评论,向导,醒狮,创造这几种刊物,都是各自一派的,而且都是相互反对的,几乎是绝对不能归在一类的样子。但是要从思想上去观察,却仍然是一类的。(《思想上的新青年时期》)

高长虹的论述比较空洞,他提出新青年宣传科学而不做科学,“反而做了科学的阻碍”;思想是舶来品,而没有经过自己制造,“所以是极其浅薄的,一挥而去,于是便又合回过去的思想去了。”诊断五四,高长虹很不够超凡,意图是明显的——超越五四。他还说郭沫若的《女神之再生》代表它的开幕,鲁迅的《颓败线的颤动》代表落幕;两位作者之中,一个已“投身在战争的漩涡”,另一个则“彷徨于权威的偶戏”。他不认可各领域科学工作的现状,认可的科学家大概有两个,心理学家郭任远和朋友陈德荣,二人研究领域都是行为主义心理学,二十世纪初美国华生提出的行为心理学影响广泛。郭任远毕业于伯克利,理论有所推进,《人类的行为》(上卷)1923年由商务出版,在高长虹看来,“无论如何,是中国科学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对这门“实验性”极强的科学,高长虹有极大兴趣,似乎也进行了一定的研读。26年11月宣称要研究经济学,从事一项“不但不是一派的,也不是一国的,而是全世界的”科学工作,而他写出的第一章,题目就是《论人类的行为》。狂飙社又在上海发布出版预告,宣称要创造科学与艺术,而“科学是从心理学,经济学做起来渐伸至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各方面去,不注重研究与述说,而注重发明。”事实证明,他们宏伟的计划只是粗糙构想,远远没有做好准备。(《答国民大学X君》就说道自己“虽然我常有一些新的发现,但因受种种限制,始终没能组成一个大体略具的新的科学,这时常痛苦我。别一方面,又可知道我的思想还实在支离破碎,而且,我寻常所写过的文字,与其说是我的思想,倒还是说写我的愤怒或悲哀或什么的好吧。”)
戈风在《高长虹的著作》里就提出高作品大多由泰东、光华、现代这些书局出版,“老板曾企图在郭沫若等留日青年文学者之外,树立起高长虹等跑到上海滩的青年文学者的名声,来捞一笔大财”。张谦在《谈狂飙社成员高长虹》里提到:“承印《狂飙》周刊的书局老板,看见这伙人劲头很足,《狂飙》销路也很好,很有发展前途,便鼓励高长虹说‘你们好好搞下去,将来也能搞到郭沫若他们那个样子’。”
在我看来,这简直是民国出版界资本家的疯狂冒险,这对出版业和文学阅读是非常不良的,鼓动了不深沉的著作,也鼓动了青年人对岁月的浪费、情感的虚掷,浪费财富和读者时间。老板真的懂文学?我完全怀疑。懂不懂,我看也次要,主要是有钱赚。

如大家都不拿人当人,则一批倒下,一批起来;一批起来,一批也仍然要倒下,猴子耍把戏,没有了局。所以有当年的康梁,也有今日的康梁;有当年的章太炎,也有今日的章太炎;有当年的胡适,也有今日的胡适;有当年的章士钊,也有今日的章士钊;所谓周氏兄弟者,当有以善处了!
所以穷人们起来以后便都学会了阔气,羞与其他的穷人为伍了。这是穷人的退化。退化的穷人们组成了特殊阶级,作威作福,然而肉食者鄙,于是而灭亡,而有别一穷人们取而代之。历史便是这出乏味的复演。(《穷人的世界》)

我猜鲁迅看了这样的文字,一定苦笑不已。

鲁迅在1919年10月发表的《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就提出对待“幼者”应有三种态度:理解、指导、解放。谈及“指导”他这样认为:“时势既有改变,生活也必须进化;所以后起的人物,一定优异于前,绝不能用同一模型,无理嵌定。长者须是指导者协商者,却不该是命令者”。

鲁迅就提出了:“长者牺牲,幼者本位”著名命题,又有后来对导师金字招牌的拒绝,也正是源于“肩扛黑暗闸门”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这样对鲁迅们的批判总是靠不住的,所谓“新新青年”“真天足”的书佛啊,只能说是粗劣模仿。
但敏感的高长虹不是没有意识:
我常不满足于我的过去和现在,我也不满足别人的过去与现在,我常想念未来。然而未来,在现在,是空的;到未来,又已变成过去了。所以我,其实什么也没有。
     Nefer:我对高长虹这段话是很触动的,我认识不少年轻人,就是情绪文字家,我也曾是。愤怒的声音,或永远是短暂的声音。我对这声音是厌倦的,却狠心不来。很心寒,又心软地知道声音的主体是爱的缺乏造成的游子和幼者。我很震撼地,想抚摸他们那没有形成起来的丰富未来。
高长虹仍然按照新青年时代思路和战法来着眼实际运动的分离领域——“科学与艺术”。甚至这样分工构图:“国民党做政治工作,共产党做劳动工作,国家主义者办教育去,语丝创造两派去当大学中学教员,狂飙运动者来做科学运动,艺术运动,这样大妥协起来,倒可小康一时”。(《每日评论·妥协也有办不到的!》)
潘汉年26年底直接加入了江西南昌国民革命军总部政治部宣传科长,经历了“八个月灰色、刺激,苦厄,病痛和流浪逃避的生活”之后,当他重新在幻洲露面,也自觉改换了文风,更有针对性的用杂文去回应“剧变与黑暗中的残酷的历史”。而高长虹们就没有调整姿态、步履。
恽代英说:二三十年来,康有为、梁启超,章行严、黄炎培、胡适之辈,皆曾为一时士大夫救国者之领袖,然一一都堕落,成为过去之人物。目前应当关注的是下层阶级群众。
(《评醒狮派》,《中国青年》76期,1925年4月25日)
这样穷、阔、老、青之间的新陈代谢的循环,确实“没有了局”又相当乏味。纵使一代代“穷青年们”有幸“赶上一次热闹”,但这类“思想革命之再起”与其说体现了启蒙权威结构的颠覆意识,不如说是在某隐隐然不动的结构中复制了结构,使涌动的群体内部变革能量消耗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虚无循环中。显然,这不是精神“圈套”之大破,恰恰仍是“老法子”之重来、“旧鬼”之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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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和起点,具体到《中国青年》杂志的文学“批判”,正如程凯指出的,其实与一般的“革命文学”有相当的不同。(《国民革命与“左翼文学思潮”发生的历史考察(1925-1929)》)
Nefer:这就是个党报,读一读就就知道了。
邓中夏:
新文化运动以后,青年们什么都不学,只学做新诗;最后连长诗也不愿做,只愿做短诗。今日办一个弥洒,明日办一个湖光;今日出一本繁星,明日出一本雪朝……真是风靡一时,几乎把全中国的青年界都被他们占为领域了。(《新诗人的棒喝》)
“凡是想做新诗人的多半都是懒惰和浮夸两个病症的表现”
1923年曹锟贿选,彻底打破了以和平手段实行宪政的迷梦,中国政治似乎走到了最腐败的时刻。
反曹锟的议员刘楚湘写道:自辛亥至今,国内祸乱频繁,“然犹可委之曰:此万恶军阀万恶政府所为。今岁政变,乃并全国四百兆人民之代表,与万恶军阀万恶政府同恶相济,悍然不顾国家之纪纲法律,蹂躏无遗,将中国数千年道德所涵养熏陶而成之廉耻大防扫除干净……祸害之烈,虽洪水蒙受未足比拟。”(癸亥政变纪略)
1923年12月北大25周年纪念日召开活动之际,几个北大学生在北大三院发放问卷,就中国政治问题进行“民意测量”。问卷内容包括10个问题,前4个问题及回答情况分别是:1你对于曹锟做总统有何感想?在收回的千余份问卷中,有明确答案的共801票,其中“持反对态度者占百分之九十七强”;2你相信当今国会吗?须怎样办?“不相信票数占百分之九十九以上”;3你对于此次政府所颁宪法应取甚么态度?“表示不愿遵守者” 约占百分之八十亿以上;4下列方法你认为那种可以救中国——军阀宰制、外国共管、国民革命?此问结果是“主张国民革命可以救中国者为最多,共柒佰贰拾伍票,约占全书百分之九十四”。参与这次测量的人平均年龄26,问卷本身也有倾向性,是否反映一般国民的看法尚需讨论。不过日趋激进的社会心理由此可见一斑。(朱务善:《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之“民意测量”》,1924年3月4-7日《北京大学日刊》)
李剑农和李大钊认为:国民党的根萌,实际上培植在海外华侨散在的地方和中国南边华侨母国的广东一省。第一次革命后,虽然一时全国到处都有了国民党,但这些虚浮无根的花草“一阵风来吹遍大地旋即萎谢了”。国民党从前的失败就是因为“在中国中部及北部没在社会上植有根底的组织”,而“一个政治革命的党,必须看重普遍的国民的运动”。(T.C.L:《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21期,1923年4月8日)
恽代英评论国民党一大发表的政纲指出国民党的问题:第一,不甚注意对民众解释他的主张;第二,对于时局不曾发表过他们最切近而具体的要求;第三,组织与纪律颇多问题。(但一:《评国民党政纲》,中国青年18期1924年2月16日)
罗家伦的《六十年来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也有这类看法。
吕芳的《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里统计了1926年国民党“二大”时各省党员中学生群体明显占据多数的情况:湖南50%,湖北63.1%,江西50%,江苏学生为主,安徽学生为主,河南70%,陕西90%,山东40%,广东21.2%,察哈尔10%,绥远8%,内蒙10%。

中共三大决议基本体现在《中国青年》上,其与《学生杂志》都是这类刊物,杨贤江和恽代英起了巨大作用。
沈雁冰和后来的文学史家就有意无意误读了这场“新诗人的棒喝”,他们更多是站在文学本位上去理解这几位党员发言的,但这扭转了话题的走向。
是否解决社会问题,从这意识的出发,导致“为艺术而艺术”被批判,“为人生而艺术”的倾向其实也没有得到信任。比如邓中夏在《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里就说:“有些是很柔和的标榜‘为人生而艺术’,不过,他们的人生,是个人的人生(少爷小姐的人生),绝不是社会的人生”。(《中国青年》15期,1923年1月26日)
郑振铎曾大力鼓吹血泪文学,期望文学运动能自动激起社会革命的可能,俄罗斯就是他们的典范。(nefer按:在党报中……)……列宁们显然比托尔斯泰们重要。
恽代英的《八股》是著名的文学批判:“倘若这种文学终不过如八股一样无用,或者还要发生更坏的影响,我们正不必问他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应当像反对八股一样反对他。”然后说:“全国的中学生,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去学习英文、几何、三角”是一种浪费,是“八股的教育”,因为英文、数学这样的知识只适合少数升学或要深造的人,对于多数中学生来说,他们只是升学的“敲门砖”,为此耗费大量精力时间得不偿失。他进而呼吁要让中学生“多有些时间精力去学习读书、写字、算账的必要技术,自然科学的常识以及历史、地理、政治、经济的大概”,因为这些都是一个健全公民“所需要的常识”。
“我要问蔡先生,把英文的重音或会话学好了,便可以救国了么?一国的人,都懂了三角微积分,便可以救国了么?再不然,大家都会做‘风啊’‘月啊’的‘新文学’,便可以救国么?”(《蔡元培的话不错吗》)
随后的《学术与救国》《再论学术与救国》中,这样的话不断被重申:
若所说自然科学是指的工业、农业等技术知识呢,则我以为学这种技术的当然总比那些学灵学和学白话诗的人要好些,我们也并不十分反对。不过我们觉得要救中国,社会科学比这些技术科学重要得多。

这就把社会科学当做第一位的优先学科,提出轻重缓急来。在郑振铎和《新社会》那里,文学与社会学两门不同的学问,非但没有虚实、轻重、缓急之分,而且恰好能在分工前提下,共同服务于社会改造的总体目标。但1920年代不断激进的行动主张,导致了更复杂的辩证状态,或者说某种脱口而出的暴力语言性正在孕育当中——虽然这时还不能判断,至少想用语言的暴力反驳恽代英是不太可能的。因为这与其说是对关系对峙的强调、对知识的贬低,不如说是对知识提炼的提高,这表现为知识彻底转向为“觉悟”之物,重要的不是以行动取代知识,而是重建“知”的有效性尺度,即“什么样的知最紧迫”。问题已经不再抽象,具体的阴冷转化为具体的感召。
五卅之前,在杭州读书的王凡西就深受创造社浪漫文风影响,杭州学生主流属于胡适方面,对少数“国民党分子”十分轻视,王凡西也是这派。“五卅”爆发后,王凡西很快投入到运动中,意识到学问和行动的结合,意识到两者绝非对立,他后来有如下反省:
我几年来的自以为追求的“真正学问”——乱七八糟地阅读杜威、罗素以至伯格森等辈的大作,这时却被证明出非常无知与混乱的。这时我才初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从那两位“搞国民党”的乡前辈手里看到一些前进的社会科学书籍,觉得这是一种切实而有用的学问,与我先前所学的一些不同。(王凡西:《双山回忆录》,jin书……)

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对于许多踏进“行动”的革命青年来说,可能构成了一个相当困扰的问题。王凡西就说当时北京很难买到社科新书,在1926年底之前,他和他的同伴们放佛只读过蔡和森编的《社会进化史》。秋天来到革命“圣地”广州后,上述苦闷才得以化解,因为各种印着“共产主义”或“马克思”字样的书籍到处充斥。
《学生杂志》曾开设一个“问答栏”,回答青年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王飞仙对1921-1927年间该栏目中“XXX是什么?”一类问题做过统计,被询问3次以上的名词、概念有:新文学(10次),共产(9次),第一、二、三、四国际、布尔什维克主义(6次),德墨克拉西、帝国主义、逻辑(5次),文艺、人生观、唯物史观、社会主义(4次),科学、无产阶级、剩余价值、乌托邦、法西斯、狄克推多、三民主义、阿Q(3次)。虽然“新文学”高居榜首,但后面总和远超榜首。按我思想,我总觉得:某种不寒而栗的“暗之胎动”几乎揭竿而起。
蔡毓骢的社会学分类是1文化学、史学社会学、人类社会学系(虽然他按照后两者为分支做分类)2社会行政学派,训练实地社会救济人才,主在教会3唯物学派,私立大学多,公立大学也有。
早期是语焉不详的。恽代英勾勒的“我们所谓研究社会科学”的范围是研究1社会构造与各种势力关系2社会进化原理3各国与中国财政与社会政策4研究各国与中国农工商业兴衰原因及现状。又说与其攻读理论,不如从具体历史和时事入手,方法无非是遍读各种近代史书籍报刊。
1949年的社会学主流不承认唯物史观为纯正社会学,这基本是真正社会学专业的人所认为的。孙本文就说“凡以此种观点所编的书籍,概从割爱”。(《中国社会学发展史上的四个时期》,《社会学刊》2卷3期,1931年4月)费孝通在1947年的《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为日本社会学会年报写》中也称:“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中国社会学依旧在经院理论、实验区的调查和社会主义者教条性的实践的三条碰不上的平行线上”。(《社会研究》7期,天津《益世报》1947年10月)
恽代英在《怎样研究社会科学》(1924年3月23日《中国青年》23期)里开列了书报目录:“时事”包括:民国日报、中华新报、商报、晨报、东方时报、东方杂志、银行月刊、向导、前锋、新建设、新民国、评论之评论;“历史”包括:西洋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外交史、清史纲要、华盛顿会议、华盛顿会议小史、开国史及若干重要文章。
这是泛化的。等同于对时事与历史的关注,并不像科学、文学、玄学那样对应于具体的知识门类。“一切学术都可以供给我们一些基本的资料”。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决定着“一切学术”的功能和方向。(恽代英:《再论学术与救国》)在(肖)楚女那里,这样的看法表达得更为清晰,他声称:“在人间世,只有社会是唯一的,根本的工具,究竟的真实学问……其余一切哲学、科学、艺术都是完成这个学问的工具!”(楚女:《一切学文都是研究社会科学的工具》,中国青年14,1924.1.19)一切服务于救国,因此更暧昧了。
“主义”过快变成行动,往往革命组织和实践会领先理论的细致把握。
两三年前,恽代英还是个“未来之梦”的“互助”青年,转向后,他的知识储备也没什么更新,针对《中国青年》的社会学提倡,读者致信编者希望“除抽象的说理以外,还应加以具体的东西的介绍”,要求开列研究所需的书目。代英就措手不及,他承认:“一种批评性质的介绍实在要紧”,又说此事困难重重,坦言“像我们这般读书便少,对于新出的书,或只看过目录,或只能大概翻过以便,怎敢说批评介绍的话呢?”即便如此,恽代英还是推荐了三本入门读物:《社会问题概览》(李达译,中华书局发行),《社会学问题详解》(盟西译,商务印刷馆发行,与前书同一原本译出),《社会问题概观》(周佛海译,中华书局发行)。事实上这几本书他自己也没有读完,但为了满足读者要求,还是“现学现卖”,将自己阅读的片段收获在《中国青年》上公布。
恽代英很坦诚,这点和蔡和森等人类似,与后来的流氓绝不相同。不过临时抱佛脚,还是有点尴尬,半个文盲治国,这是提倡者的问题,提倡者知识准备不足。但流氓的问题是拒绝承认不足,而且用不足要消灭“充盈”。但挂上了招牌,总拿不出货色,总归不行。五四之后,“行”与“知”的错位,导致一批“倦飞知还”的新潮巨子,转向“固本培元”的学术积累。更专业的发言还在后面,冰冰的《一个马克思学说的书目》和施存统的《略谈研究社会科学》提出了具体系统的书目,更为明确限定了社会科学范围和所指。针对恽代英不重理论的书佛啊,施存统就表示了异议。
冰冰书目:
陈独秀先生讲演录、社会主义讨论集、社会主义史(李季译)、近世经济思想史论(河上肇著,李佩天翻译)、欧洲政治思潮小史(高一涵翻译)、马克思学说概要(施存统翻译)、社会经济丛刊(施存统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唯物史观浅释(刘宜之)、唯物史观解说(李达译)、经济史观(陈石孚译)、阶级斗争(恽代英译)。
施存统书目:
共产党底计划(大柳译)、俄国共产党党纲(张西望译)、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成则人)、资本论入门(李汉俊译)、工钱劳动与资本(袁让译)、价值价格与理论(李季译)、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溥贤译)、马克思经济学原理(周佛海译)、社会科学讲义(上海书店)、新青年、前锋、向导、中国青年、觉悟。

如何消化这庞大的群体,是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舒新城1924年的《中学生的将来》提供的数据是中华教育改进社统计全国高等学生34880人,中等学生(师范甲种实业也算)共182804人,中等学生按照该数据升学率只有19%。至少77%的中学生无法升学(nefer按:我不寒而栗的地方就在这里:那些没有读明白书的人去革命……会革成什么样?国家会被治理成什么样?)不能升学的出路:
小学教师,塾师、初等教育机关职员、县教育行政人员(某种程度上与当今县委党校公务员相当?);
出版业,新闻业的中级、高级职员;
高等教育机关或行政机关的佐理员;
工商业界中级职员;
乡绅;
军士;
小政客、小军阀——即依傍下等政客与军阀为生的无业流氓。

据他说,第一项最多,第四项较少,五六七是不正经,第二项也有限。
这样看来,众多青年难免沦入失学失业的境地,其中不乏沈从文这样的文青,也可能获得出路,也可能没获得。现代都市,大量“脱序”游荡青年,如果说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学繁盛,那么某种政治潜能(这是太保守的说法了。不就是暴动?)曼海姆曾指出,官僚系统,教育系统等大规模组织的存在,造成了知识分子“智力枯竭”,然而在一个知识分子无法有效被社会组织吸纳的时代,不满与探索的因素会相当活跃。(曼海姆:《知识阶层:它的过去和现在的角色》,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文化社会学论集》)这也适合20年代的中国,中小知识分子的苦闷群体不仅天然地与文学相近,而且“很容易被某种意向高远甚至带有乌托邦色彩的社会政治理想所吸引;革命乃至反叛意识,自然也最易在这一处于游离状态的知识青年群体中孕育而生。”(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有不少学生讨论、问询“革命问题”,“全都是牵系在青年们心上的事”,随着“革命斗争的形式发展得很快”,杨贤江又在“通信”以外开设“回答”一栏,简明扼要回答读者的各种问题,“在三年零两个月的时间里,由贤江同志回答的问题共有七百四十二个”,数量实在惊人。(叶圣陶:《杨贤江同志逝世五十周年》)包括学业、生计、婚姻、恋爱、生理等。(专号《青年与恋爱专号》、《择业问题专号》、《学习法专号》、《学生生活态度专号》,目的是:“使彷徨在歧路的青年,可以得到一个引导;围困在烦闷的青年,可以得到一个解脱”。)
苦学生:消极办法是节俭,积极方法是借债、卖文、找事做、做小贩、卖报等。
择业:应以职业教育纠正以往教育培养“文人”的缺陷(李云良:《我国青年的职业问题》)
不过,总体上他们都会引导到暴力革命的暗示上去。(这是我的看法。)比如谈升学问题,虽然也有论者试图细致研究解决之道,但讨论的结果似乎更多强调了解决的不可能,如贤江所言:“老实说,非把中国的腐败政治及世界的经济组织改造过了,不会有满意的解决方法的。”(《青年求学问题》)不止如此,择业、自学、婚姻、恋爱乃至性欲问题,编者都努力进行类似的导引,表述策略也与杨贤江等人别无二致。
恽代英说:所谓革命青年,如果只是理论上觉悟,甚或只是凑热闹、出风头,都不能创造出真正的革命文学,因为“他们不明了自己的生活之有需要革命,他们瞒却自己生活的卑污与苦恼,专门矫揉虚伪的以为革命是牺牲为社会做好事”,要获得革命意识:
第一要使大家认清自己的出路,要他相信中国的革命是“为他自己”的必要而且不是不可能的事情,第二要使大家赤裸裸的承认自己的地位,要明白自己一切奴婢娼妓盗贼式的生活,使自己认定革命是“为自己”刻不容缓的事情。(张乃光:《中国所要的文学家》)
“所谓帝国主义者的本国,即资本主义的发达,已经很普遍的促起多数人民的无产化”这样的解释和列宁关于殖民地理论的论断无二,粗暴翻版,吻合政党媒体的分析,不过这种非理性多少已经张起了理论的大网。用王凡西的话说,政治上处于压迫的人,根本无法做纯粹学术,他们的学问应该集中于一门,即如何为改变这个地位而斗争。
费约翰的“代表”区分:同情式代表(Representation-by-sympathy)、觉悟型代表(representation-by-consciousness)。
1920年代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国民党和ccp之时,对某种特殊形式的意识的觉醒,取代了出于同情而去授予(某人以)代表人民的权力。现在,醒来的少数人不是通过同情沉睡的大众,而是通过为后者描画真正的物质利益来代表他们,他们自己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种利益。
(费约翰:《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之现状”:
由此点观测,可知中国内乱,实有造于列强,列强在中国利益相冲突,乃假手于军阀,杀吾民以求逞。不特此也,内乱又足以阻滞中国实业之发展,使国内市场充斥外货。坐是之故,中国之实业,即在中国境内,犹不能与外国资本竞争。其祸之酷,不止吾国人政治上之生命为之剥夺,即经济上之生命亦为之剥夺矣。试环顾国内,自革命失败以来,中等阶级频经激变,尤为困苦。小企业家渐趋破产,小手工业家渐趋失业,沦为游民,流为盗匪,农民无力以营本业,以其土地廉价售人,生活日以昂,租税日以重。如是惨重,触目皆是,犹不得不谓已濒临绝境乎。


“为自己”,而非“为他人”,比起抽象强调救国的使命更具说服力;将个人苦闷转嫁到宏观社会视野,这种理性分析方式也相当新颖,甚至让人有耳目一新、茅塞顿开之感。(陆定一:《我的第一个共产主义老师》:恽代英到校演讲,讲的不是工业救国、道德修养那些老套,而是国家大事。他告诉听众,中国之所以落后贫穷,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的压迫,中国人民的出路是团结起来反对他们。这在现在已是常识,而在当年却是闻所未闻,茅塞顿开。)
朱湘说:……新文学的作者一百人里有九十九人是来自常年进项在五千圆以内的家庭;简直可以说是没有人来自普罗里塔利亚的家庭。
事实上,在中国社会是否存在“阶级压迫”“无产阶级”,在二十年代还是个争议问题,梁启超、张东荪否认阶级分析在中国的适用性,社会上的贫民、游民只能算“无业阶级”。这“无产阶级”与其说是实际阶级,不如说是“被召唤阶级”。
费觉天和郑振铎早就进行过革命文学的讨论,费觉天就说:“革命底动机虽是理智,而其发展及成功,却在神秘的信仰和感情的冲动,则要想建设这种信仰,造出这种感情,自非冷冰冰的学理,如马克思主义所能办到,而必得借助于革命的文学”。
这看法来自吕班(勒庞)对“法国大革命”的论述。
萍若就曾为频遭诟病的“感伤文学”辩护,认为感伤不是什么“假的情绪”,而是包含一定“社会必然”的:“因为居住在现代的中国社会里面的现代中国人多少都是‘受了社会上许多的苦恼欺骗’的。”又说:“感伤虽也是没用的,但却是对于压迫的觉悟,反抗的起点。”对感伤的人,也抱着乐观看法:“因为他们的的确确觉悟到社会的压迫而发出呼叫了,他们可以进一步走上反抗的路了”。感伤本来是文学青年的“原罪”,却被萍若转化为反抗的动力和起点,感伤文学和实际运动间的……也化解、建立。
(萍若:《论“不准感伤”及其他》,世副1卷15、16号,1926年7月)
“全生活过程底批判”下个人糟糕处境被置于政治经济总体视野中,由此生发的阶级觉悟是否具有坚实理性基础和伦理内涵,指向革命的激情是否超越五四的浪漫逻辑?
光有意识是不够的,必须“造党”(nefer按:魁!):
革命所需要的不只是青年而已,更需要真正的干部,即那些“能自动转移政治局面的人才,换一句话说,便是需要能够指挥与实行革命的政治家”。(代英:《造党》)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被唤醒的青年来说,要走上实际的道路,光有意识的觉悟是不够的,他们还要在情感、知识、才干、品行等方面,完成一系列“革命的修养”,革命的“志业”需要相应的人格与能力。
邓中夏所谓的“真诗人”,是必须以注意社会问题、从事革命活动为基本的。
诗的生活,在肖楚女那里就是沉溺想象的:
大都非常放纵,不自检束。他们是时时刻刻把自己底精神埋葬在一种神忽飘逸的景况里。……他们底一切言行,在他们自己,方且自命为“名士”,为“艺术的艺术家”,为“风流才子”,为“高人逸士”……刘伶、李白、唐寅、王尔德……就是他们底代表。他们这种怯懦的疯人生活,除了“浪漫”没有一点别的意义——和“诗”之成立于想象的构造之虚幻一样。(楚女:《诗的生活和方程式的生活》)
于赓虞的态度迥异,但他的自我描画却给对方的批判提供了一个佐证:
每每于夕阳的残辉里,我个人从荒凉的路径,走向漫野无边涯的芦苇里。在芦苇的丛中,有壁澄的湖水,有渔人的踪迹,在湖滨有时我掉着寂寞的泪,……那时候,我在散步的时候,手里常拿着Rubaiyat,我每次必读的是当那是人立在苍波之前,向滚动的天海发出惨叫的声音,他问命运之子在黑暗里彷徨的意义那一首。
(于赓虞:《月色朦胧中的白河》)
Ccp的先锋并非工人,但cp本应以工人为主体。但中国近代工人极少,组织成员只能以学生为群体。学生作为主体,本不合法;“学生病”也妨碍了组织发展,当时就有观点认为青年团初期的失败完全要归咎于它“差不多可说完全是‘学生团’。” 施存统就说:
学生因无经济与阶级的背景,故利害观念不一致;而且所受教育,皆资产阶级的教育,其观念为“德墨克拉西主义”,为“自由主义”,为“安那其主义”;其心理为“发展个性”,为“反对束缚”,为“好名”,为“怯懦”,为“怕死”,五光十色,无样不备,这些皆与吾人主义与革命精神根本冲突。(存统:《讨论本团伺候进行的方针》,《中国青年运动历史资料》(1925-1924))
杨贤江:《青年之大敌》:四大敌人,“顽固头脑”、“时髦朋友”、“颓唐习气”、“厌世思想”。浪漫派被他认为是“颓唐习气”。
方程式的生活:逼视现实、勇猛奋斗、充满意义,需要相当的素养,“并不能像诗的生活那样容易”。肖楚女甚至曝光自己的“手淫”史,并反省:“改造社会,首先需要一个强健的改造者。锻炼身心,使抵于至坚极强,使成为尼采所期望的‘超人’那样——是一个先决条件”。(《身心的锻炼与反锻炼》,《学生杂志》11卷6期1924.6.5)这无疑传达出一种极强的现代理性规划色彩。
在《中国青年》创刊号上,恽代英就发表《对于有志者的三个要求》,建议那些有志于社会改造的青年:一、每星期至少牺牲六个小时,作有益社会改造的事业;二、每星期至少牺牲六小时作时事与社会改造理论与办法的研究;三、有收入时至少捐其十分之一作有益社会改造的事。他又列出,最好能组织团体,以集体方式开展。由于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这篇文章影响力不可小觑,确实有读者按照恽代英的方法在自己生活圈子里积极实行。(成都张霁帆致信恽代英:“你的三个要求,已拿在蓉社去实验,从下星期起”。《勖读者》,《中国青年》12期1924.1.5,另一位读者也回忆他和几位朋友按代英要求在1924年春建立了一个读书小组,“每周以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学习时事和社会问题,组织讨论,受到了很大的教益,逐步了解了一些革命的道理”。陈养山:《恽代英是走向革命的引路人》)
这些青年导师自身也是高度自律性的“方程式生活”,刻苦勤勉,自我严管,给周围人留下深刻印象。据叶圣陶回忆,杨贤江是一位极端认真的实干家。恽代英更是一位苦行僧形象:“刻苦宽厚,无丝毫癖好……终年御一灰布长袍,不戴帽。体貌清癯,而精力过人”。(茅盾:《<记Y君>及其他》)他的朋友肖楚女还戏称他为“摩顶放踵而利天下”的现代墨子。(阳瀚笙:《照耀我革命征途的一盏明灯》)
这些自为的公式,包含的是不同的生活体悟法,某种超越五四的意图、社会学价值和诗学意义。主体穷、无学、无业、无权,但更善感、心灵更丰富,自我认同更强烈。洪为法就写过一篇狂喜的作品,描绘了一个诗人形象:
“于是我觉得一切一切,都是诗人,变做诗人了。变了!崇高了!美了!
谁是诗人?谁都是诗人。只须他自家能深信的说,‘我确能成个诗人!我确能成个诗人!’”
(洪为法:《诗人之薄暮》,《学生杂志》10卷3号1923年3月5日)
不学而能的作风普遍化了。浪漫文学潜在支撑了自发乌托邦改造方案,渗透到政治世界观内。独立诗人、艺术家由于敏感,往往成为社会革命的先声,浪漫诗学强调这点;而主体苦闷、不满、冲动,又唤起集体能量。这种“自然生长的革命意识”会带来革命动员的可能。
五四时期,“人为”大于“自然”,“人为”相对于“自然”取得了更正面的意义,如“自然的秩序是未经反思的,人为的秩序是理性建构的;自然的状态是梦寐的,人为的状态是觉悟的”。(王汎森:《从新民到新人——近代思想中的“自我”与政治》,王汎森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
体现在自我管理上,在“极艰苦的方程式”里,“自我”不是汨汨而出的创造力源泉,而是需要被控制、管理的对象,一整套管理技术随之被提出,对日常生活时间的规划是重要一环。恽代英是“六小时”就给人深刻印象。有论者甚至在时间上指出要纠正“病的、无生气的、无目的、畸形的生活”,追求“有规律、富生气、有目的、德,智,体,美,群性……生活方面大和谐的生活”,首要方法“要定生活表”(仙女生:《中学生一周间之生活表》)……可以比照,沈从文早期作品里,生命意义的匮乏往往显现为日常时间的失控,在无序的光阴虚耗中,自我只能加速地沉沦。
在中国现代性的进程当中,钟表作为计量单位的现代“世界时间”的输入,起到了极为特殊的作用。(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
五四时期,打造“新青年”为改造社会、思想变革的历史主体,小团体普遍考量人格砥砺与锤炼能力的鼓吹,实验“新生活”或“自我修养”方案,王光祈向“少年中国学会”友人提出的方案就有这样一份每日日程表:“(一)种菜两钟;(二)读书三钟头;(三)翻译书籍三钟;其余钟点均作为阅读、游戏时间。”(王光祈《与左舜生书》,《少年中国》1卷2期,1919年8月15日)
康白情也特别提出一个“八分钟闲谈”主张,建议每日闲谈以八分钟为限,消除那种“终日群居,言不及义”的旧习,以保证学习、工作的有效时间。
恽代英可说是众多革命家中的理想典范,作为“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现代墨子,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十分重视自我时间严格管理,几乎做到了每日“三省吾身”,高度关注自己起居、饮食、运动、读书等各项运动。早年日记(1917-1919)记录了其中点点滴滴,各式各样时间标记,如“起晏四十分钟”“阅书二小时”“读德文三刻”“聚会一小时”“家庭服务二小时”等,构成了这份长长的日记的主要内容。1917年12月22日起,他甚至还采用“计分格”方式详细为每天的活动分项打分,以求规范自己的言行。这一天日记如下:
天气,阴,夜晴。 起居,各晏半个小时。 智育,杂课半小时。阅书二小时。阅报二小时。 工作,翻译二小时。 写致子强弟函一小时。料理家事一小时。 体育,操八段锦五次,浴。 德育,今日颇不遵守日程,明日决改。 开会,子俊来教同人八段锦一小时。互助社一小时。 助人,教聘三小时。借书仲青、绍文。
今日起起行修养记分格,得七十分。

312
生活如此自律,该日得分只有70,可以看出恽代英自我要求的严格。过了一天, 他又将每日得分细化为修养和日程两项,随后几日的修养分在68-80之间,日程分则在40-70分之间摇摆。
恽代英的自我管理实践与中国知识分子修身、自省的传统有关,也受到了基督教夏令营集体生活方式的影响:“观彼中祈祷、查经之效,而悟一日三省之必要”。接续传统、借镜其他,依靠日记、表格、评分、团体等,恽代英在五四之前已发明了一整套完整的“方程式的生活”技术,细致与苛刻程度,让后人惊叹。
修身在近代的技术化和手段化提供而且作为了资源。张灏说,王阳明虽然仍是梁启超有关“私德”论述的重要来源,但他吸收的主要是“辩术”“立志”“慎独”“主敬”“主静”等一系列修身原理方法,而“儒家修身的两个重要成分,即心理宇宙论世界观和以儒家内圣外王人格理想为核心的那些道德价值观,很大部分已不再居重要位置了”。(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
即使脱离儒家世界价值观,他的私德论述仍有道德决断和紧张感,并非“束身寡过、循规蹈矩”的外在工夫,而是根本道德动机,学者应“须从心髓入微处用力”。到现代墨子这里,传统资源仍发挥影响,但寄托却变为“自主的”、“进步的”、“进取的”、“世界的”、“实利的”、“科学的”。
梁启超引用王阳明的“拔本塞源论”,以时人常“称名借号于爱国,以济其私而满其欲”现象为例,分析爱国心“夫其自始固真诚也,而后乃不免于虚伪,然则非性恶也,而学有未至也,亦于所谓拔本塞源者,未尝一下刻苦功夫焉耳”。又反驳了“今日只当求爱国忘身之英雄,不当求束身寡过之迂士。既为英雄,即稍有缺点,吾辈亦当恕其小节,而敬其热心”等说法,进一步阐明:“况吾之所谓旧道德者,又非徒束身寡过、循规蹈矩之云也……苟不宜心髓入微处自为课程,则束身寡过之虚伪与爱国忘身之虚伪、循规蹈矩之虚伪,与龙拏虎掷其虚伪正相同耳”。(nefer:我读出了不少鲁意!鲁的天才,建立在梁启超的思-文上,接尼采之力,续文言与欧体,故为高蹈,而仍有梁味。)
恽代英1917年1月有《社会学之修养》,论改造社会“舍修养国人之社会学,更无由也”。具体表现为八方面:公德、公心、诚心、谨慎、谦虚、服从、礼貌、利他。(简直是墨子。)“吾人于不得已时,固不妨略参用手段,然所谓手段者,必根本于诚心”。
(《恽代英英文集》)
王汎森有进一步讨论,“国身通一”的宋明理学变成了国身分裂。
王汎森还说到,这些修养的“虚位”所待的,可以是任何立场,“儒、马克思主义或三民主义的信徒,或其他任何东西。分裂而不相连属的成分却可以借一个外在最高目标联结在一起。”
曾经的感伤,慢慢被“克己自律”和思想敏锐的革命家所替代,不再是主人公了。
费觉天曾经沿用罗素说法,改造中国要“一打好人”:
罗素说,要改造中国,只要有一打好人便足,我深以为然,我所谓一打好人,就是两个理论家,如马克思孟德斯鸠之流(nefer:他还没明白马克思和孟德斯鸠的矛盾极大),四个运动家,如列宁托洛斯基之流,六个革命的文学家,如福禄特尔摆伦之流。有此十二人则中国之革命成功,可操左券。(nefer:确实“左”,其实中国何止有一打,像鲁迅这样的就有几百个,党员里的好领导人更是不可计数,然而下场也都和托洛斯基一样,只剩下那么一个。真‘左’!)
在费觉天看来,理论家不会打架,实践家也不会,他们不会竞争,他们肯定会协力……
不过五四时代的这群人,多多少少都类似鲁迅和胡适的特殊“冷”“友谊”,那时代的人还没有走向流氓,或者说,流氓本不是能走向的,很多人一开始就是流氓(比如潘汉年、郭沫若),所以在战斗之间还能有高拔目志:互相目为“我们的人”——我们今天没有五四,恰恰就是因为只剩下那些只能写出《胡适还是鲁迅》的人……而从不认为人和人——尤其敌人和敌人,更尤其是尼采意义内的高超的尊严之敌——之间可以互相承认为“我们”:“互相”被取消了,某种“绝对”“压倒”一切“对立面”(所以胡适若略崛起,胡适读者就要打得别人一点也不许喘气——(怎么?不把我这“——”读成一种“窒息”么?))。比如“刹那主义”的朱自清与《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的邓中夏,在1920年代就保持了持久的友谊。(微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
邓中夏大力批判文学,而朱自清这时候却写下了《赠友》:

你的手像火把,
你的眼神像波涛,
你的言语如石头,
怎能使我忘记呢?
……
去年一个夏天的大早我看见你:
你何其憔悴呢?
你的眼还涩着
你的头发太长了!
但你的血的热加倍地薰灼着!
在灰泥里辗转的我,
仿佛被焙炙着一般!——
你如郁烈的雪茄烟,
你如酽酽的白兰地,
你如通红通红的辣椒,
我怎能忘记你呢?”
在这个时候,价值冲突的个人联动还可维持;“研究室”和“艺术之宫”正在紧张斗殴、撕扯,使人彷徨;“室内”的危机不断走向“志业”的绽裂,知识、伦理在救国时走向价值的排斥、取舍,内在的反省可能不断被“取消”。慢慢的,对“隐隐然不可动摇”机制反抗的推动反而将造成更“隐隐然不可动摇”的结果,人生切要的安顿(志业)在集体乌托邦的幻象里流失了人的独立创造、远远逝去了,已在惯性中又“常态”化了。革命“志业”已迥乎旧日,革命志业本身将迎来“特权化”组织。

文氓
沈的生活很昏,鲁迅则不然。完全两码事
中国读者的几个问题:
                    1不识层次
                    2不懂文化
                    3不知史情
                    4乱排想象,拒斥文化,放一个传统内
                    5自在靡靡

当然,1我怕人说我偏见
      2我没有太多理解之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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