帛书《易传》的哲学新知

韧勉

《周易》作为“五经”之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传世经典的思想之源。20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关于经典文献的识读有了重大突破,亦如上博楚简,阜阳双古堆汉简等均出现《周易》传本,对于《周易》的经文部分的释读都具有参考价值,尤以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具有《周易》的经传两部分,为《周易》自上古秦汉以来的版本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周易研究学者赖贵三教授曾指出,海内外的周易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向,其一是从历史文献学入手,研究《周易》文本经典化过程之流变。其二是从中国哲学入手,研究《周易》经文以及各种传文的思想内涵。其三是从文字训诂等传统小学入手,研究《周易》经传中的字词深义。丁四新教授曾撰写《郭店楚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以及《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周易》相关出土文献专著,为国内研究《周易》出土文献的权威学者之一,《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一书分为三编九个章节,三编正从以上三个方向全面解析马王堆帛书《易传》与早期易学的紧密联系。

本书的第一编共分为两个章节,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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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作为“五经”之首,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中华文化传世经典的思想之源。20世纪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大量涌现,关于经典文献的识读有了重大突破,亦如上博楚简,阜阳双古堆汉简等均出现《周易》传本,对于《周易》的经文部分的释读都具有参考价值,尤以1973年出土于湖南长沙的马王堆帛书《周易》,具有《周易》的经传两部分,为《周易》自上古秦汉以来的版本流变,产生了深远影响。

台湾周易研究学者赖贵三教授曾指出,海内外的周易研究大致分为三个方向,其一是从历史文献学入手,研究《周易》文本经典化过程之流变。其二是从中国哲学入手,研究《周易》经文以及各种传文的思想内涵。其三是从文字训诂等传统小学入手,研究《周易》经传中的字词深义。丁四新教授曾撰写《郭店楚简思想研究》(东方出版社,2000年)以及《楚竹书与汉帛书〈周易〉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等《周易》相关出土文献专著,为国内研究《周易》出土文献的权威学者之一,《周易溯源与早期易学考论》一书分为三编九个章节,三编正从以上三个方向全面解析马王堆帛书《易传》与早期易学的紧密联系。

本书的第一编共分为两个章节,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概述出土文献与周易溯源之间的理论关系。《周易》与《连山》《归藏》在上古时期并称为“三易”,均是上古时期的占筮之书。现今出土的商周时期甲骨文大多是卜筮之辞,张政烺先生在1978年率先提出“数字卦”概念,指出在周原甲骨中所见数字多为一、五、六、七、八的筮数,具有早期《周易》阴阳爻画的雏形,为早期《周易》卦爻画之来源。2013年公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楚简《筮法》篇的发现,进一步的佐证了张先生的观点,不过丁四新指出张政烺的结论过于经验化,他指出《周易》卦爻画为周易爻辞常见之一、六之数,缺乏《周易》筮法理论的有力支持(第4页),他利用清华简《筮法》与陕西西仁村出土的陶拍易卦为基础,指明“一”在卦爻画中应是数字“七”的省形,根据大衍筮法产生的四象数可知,数字卦中的卦爻画应为七、八两数构成,而六、九两数在外被安排为爻题。(第37页)总之,夏商周三代的易卦多分为本卦和用卦两部分,本卦以经爻表现爻画的一般形式——卦画。用卦以揲蓍法在具体占卜中展示演算卦画,形成了“数字卦”的概念。先秦时期的揲蓍法,又分为天地之数揲蓍法与大衍之数揲蓍法两种,前者为五十五数,后者为五十数,故而卦爻画的构成与来源不同,则揲蓍方法不同,由此造成了张政烺等学者的误解。丁四新以此论证,足以窥视周易溯源之门径。(第37-39页)

除却《周易》的经文部分,有关先秦时期《周易》的解释部分向来被称为《十翼》,其中《说卦》《序卦》与《杂卦》三篇在丁四新充分研究出土文献材料之后,认为此三篇并不是王充《论衡》中所谓的“得逸《易》一篇,一分为三”的后得之书,结合出现在西晋时期的传世出土文献——汲冢竹书中的《周易》可知,在春秋时期,《周易》虽未占据易筮的主导地位,但《周易》作为卜筮之学由来已久,并非秦汉后学所撰写其经传之主体部分。

马王堆帛书的六篇《易传》——《二三子》《系辞》《衷》《要》《缪和》《昭力》中的言论,在丁四新看来均是出自孔子之手。帛书《易传》的哲学思想主要分为——解《易》原则、阴阳哲学和乾坤说三个方面。其中,解《易》原则主要体现在《要》篇之中,孔子提出了拟德而占、以德解占、以德知《易》和“求其德义”的一系列特点,在思想上的总结和提高,十分鲜明地突出了占蓍者和解占者的主体性与断占、解占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主体性原则对于易学发展至关重要,从而使得解《易》的“十翼”及其他易学解释学说不断涌现。

继而作者以核心概念出发点,探讨《要》篇的“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帛书《要》篇的公布,再次证明了孔子“晚而喜《易》”的传统说法。孔子的君子易学思想区别于史巫之筮的关键,在于将阴阳观念引入《周易》之中,使得《周易》固有的卦爻象占被注入了新的内涵。以“阴阳”观念分析《周易》卦爻辞,使得乾坤两卦地位凸显。以乾坤二卦象天地,意味着《周易》的卦爻体系可以与阴阳气化的宇宙体系相结合。天地之间万物生灭,均可被包括在《周易》之中。(第111页)一切事物只有在“类”的约束下,才可以称之为“象”。在易象的世界中,最大的象是天与地,君子观察天地之象,进而推及人论之则,此乃三才之道。

全书最为旗帜鲜明的观点来源于第五、六两章有关帛书《缪和》《昭力》篇的成书过程与文本性质的讨论。作者认为《缪和》和《昭力》中的“子曰”是孔子的言论,并非欧阳修解释、廖名春所证明的“讲师之言”,应就是孔子本人之言行。因为《缪和》中一问一答具有极强的针对性与连续性的特征,继而一问多答,最后无问无答的“子曰”辑录形式符合《论语》以来的孔子论学的固定问答语境,符合孔门思想对言语之道的重视。虽然《昭力》一篇与其他五篇《易传》相比,没有分篇的墨迹符号,但是究其文本性质应是独立成篇,其文本内容与《缪和》的结构类似,具有浓厚的黄老思想色彩。孔子叙述、解释与讲授周易《经文》的教学活动的言论结集,构成了《周易》经、传相结合的文本模式,在学术上揭示了孔子与《周易》的密切关系及重要学术价值所在。之后作者专辟一章探讨了一些出土文献中的文字问题,虽然丁四新教授并不是文字学家,但是其耐心对比字形字义,其中辨析之处可在易传研究中备为参考。

全书下编中,作者结合出土早期易学材料与同时代其他出土文献材料的文本性质的流变,反思了现代学术观念下有关出土文献研究的一些问题。他指出“经史子集”的分类观念自乾嘉之学以来影响颇深,《论语》《周易》与《老子》均是先秦思想的经典著作,但是以目前之学术观念认为《论语》与《周易》是经学著作,而《老子》是子学著作,尤其像是《老子》与《周易》在战国、西汉均有简本出现,甚至同在湖北孝感郭店楚简中既有《老子》的两种简本,也有《太一生水》这样与《周易》有着紧密联系的出土文献。由此可知《老子》与《周易》等出土文献在战国秦汉时期的文本流传过程中应是同时发展的,我们不应该把它们割裂开区分对待,这样才能更好把握经典文本的传承规律。

最后,全书从解释系统、文本材料与训诂文字的角度总结了《周易》经学的哲学解释的现状与未来可发展的空间,作者慨叹《周易》研究乃“训故(旨趣)举大谊(义)”之事,难度之高,需要旷世英才才得以解决,既是在昭告后学,勤能补拙,周易之学大有可为。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动态》2017年第10期第123-124页,如需转载,请联系本人,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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