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世主的生态位和致命悖论

空语因明
2017-10-26 看过

救世主带来绝对,带来对渺小的拯救,带来进步的希望,带来前进的意义。然而,救世主却总是幽灵,身处致命的悖论中。……它只会在永不可实现中实现自己。也就是说,化作永恒的符号,在荒野中。

救世主的生态位和致命悖论

——读《沙丘救世主》

文:空语因明

“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这个稍微显得有些矛盾的说法,展示着人类作为有意识生物的激情和悲情。正是因为渺小,才有进步的必要;正是进步的必要,让渺小成为无法挣脱的束缚。人们意识到自身的渺小,却憎恨渺小;人们意识到宇宙总在相对化,却追求绝对。于是,救世主再次被召唤:他带来绝对,带来对渺小的拯救,带来进步的希望,带来前进的意义。然而,救世主却总是幽灵。

《沙丘救世主》以惊人的真诚,展露一位自觉的救世主的生态:他的心态,以及环绕着的世界,他的处境和宿命。理想的救世主本来被设置为生态化的主体——太阳般的主体:要与世界的沉沦做斗争,辐射光热,让信徒得以望见主体。穆阿迪布照亮了民众。…从黑暗中来,发出灿烂的光芒,照亮了所有人。这样的救世主赋予世界以良心。然而,现实的救世主,在以自己为中心建立世俗秩序之后,就被异化,被政治化了:权力秩序会逐渐压制良心秩序。

关于救世主——皇帝存在的意义,特莱拉人斯凯特尔说的很贴切。“人们之所以依靠帝国的统治,是因为太空的无穷无尽。没有一个统一的象征,他们感到自己是孤零零的一个人,无依无靠。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皇帝正是他们依附的绝好对象。他们朝他奔过去,说:看啊,他在那儿。他使我们团结成一个人。”救世主——皇帝是体制秩序的双重恒星,在政教合一的情况下。

救世主成为统治领袖,占据顶端的生态位。以救世主的名义进行的解放战争,实际上成为类似恐怖主义的侵略战争: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侵略异教徒,也在思想上侵略异端。按照《沙丘·救世主》的描述,这位救世主忙于安排部下去屠杀和攻城略地,忙于安排祭司们去传播穆阿迪布的信仰。他的统治建立在对异教徒的剿灭基础上:以救世主皇帝的名义进行的屠杀造成了610亿人死亡,远远超出成吉思汗和希特勒名下的屠杀记录。保罗·穆阿迪布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宇宙帝国,并且作为救世主皇帝的他还宣称“我的统治就是经济。”经济实际上是狭义的生态,而穆阿迪布-皇帝的统治则试图掌控生态。在权力斗争的生态系统之外,救世主皇帝控制着宇宙的意识生态。“这个宇宙已经完全痴迷于宗教式的沉醉和疯狂之中。”

在权力斗争的生态系统之内,除了以救世主为核心的种群之外,还有宇航公会、贵族与大家族、贝尼·杰瑟里特姐妹会等组织,想要替代或压制穆阿迪布。他忙于应对权力斗争,忙于应对被替代或被压制的危险。《沙丘·救世主》的主要情节就是宇航公会和特莱拉人等一伙谋划在身体和情感方面对保罗·穆阿迪布进行压制。还有保罗·穆阿迪布的反对派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去压制穆阿迪布的权威。在经济上,反对派试图捕获一只沙虫,在厄拉克斯之外培育沙虫和生产香料。以此动摇沙丘行星的经济价值。以保罗为首的弗雷曼人在沙丘行星厄拉克斯上掌握了沙丘宇宙中独一无二和极有价值的香料。这种沙丘香料的产出和沙丘生态密切地关联在一起。“离开厄拉克斯的生态环境,离开那些沙漠浮游生物、小小造物主,被捕获的沙虫根本不可能存活。”牢固地占据着沙丘行星厄拉克斯,也就牢固地掌握了难以取代的经济,和政治一起成为沙丘宇宙中秩序的根本。在政治上,反对派试图用立宪的方式限制穆阿迪布的权力。面对反对派试图用宪法限制穆阿迪布权力的做法,保罗的回应是:

“宪法会变成极端的专制,”保罗说,“其权力至高无上。宪法是鼓动起来的社会权力,没有任何道德和良心。它可以摧毁社会的各个阶层,无情地抹杀所有尊严和个性。它没有稳定的标准,也不受任何限制。与此相比,我则是有限制的。为了给我的人民提供绝对的保护,我禁止颁布宪法。”

这是一套多么漂亮的官方说辞。但它只是掩盖着异化了的救世主的悲哀。保罗·穆阿迪布意识到了身处的悲哀,自嘲自己是个傀儡,“当人变成了神,他就再也不能控制局势了。”即便如此,他也只能按照政治之路的指引去走。“政治不能以爱为基础。”…“人民不关心爱。爱这种东西太难以捉摸、太无序了,他们更喜欢专制。太多的自由会滋生混乱。…而专制是不可能打扮得充满爱意的。”不过,这里他把“爱”描述得似乎过于优越了。爱,难道不正是来源于已经逝去的基督教会体制的创意吗?历史表明,爱可以是虚伪的,而且可以和专制相处得很融洽。如果不是民众对救世主的“爱”,又怎么会有救世主的权威。

弗雷曼人

保罗·穆阿迪布看到救世主的意义正在褪变。“创建之初,所有帝国都不缺乏目标和意义。可当它们建成之后,早期的目标却丧失殆尽,取而代之的只是一些意义含混的仪式而已。”对此,保罗的母亲杰西卡用“致命的悖论”来解释:

“你们制造了一个致命的悖论。”杰西卡写道,“政府不能既是宗教的,又独断专行。宗教体验有其自发性,法律却要压制这种自发性。而没有法律,政府就无法统治。你们的法律最终注定会取代道德、取代良心,甚至取代你们以为可以用于统治的宗教。宗教仪式一定来源于对神明的赞美和渴望,并且从中锤炼出道德感。而另一方面,政府是一个世俗组织,疑虑、问题和争执是它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我相信有一天,仪式会取代信仰,象征符号会取代道德。”

杰西卡的这段阐述实际上来自她的贝尼·杰瑟里特教育。在《沙丘》第一部里曾经提到了与之相关的话:

贝尼·杰瑟里特谚语:“当宗教与政治同乘一辆马车时,驾车人会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他们。他们会一路狂奔,速度越来越快,把一切思想障碍都抛到一边。他们会把一切危机意识抛诸脑后,忘记前面的悬崖并不会主动提醒闭起眼睛盲目狂奔的人。”

贝尼·杰瑟里特

当然,这段话的描述并不是专门针对保罗·穆阿迪布。但是,它们描述的都是宗教和政治之间的裂痕,并且至少在一点上是符合历史的:宗教会很容易在世俗中异化成腐败的体制。

法律和信仰之间的矛盾是救世主悖论的外在方面。内在地,救世主逐渐空洞化,成为固定体制的仪式和符号,甚至只是成为人们表示惊讶的叹词。救世主的致命悖论是:他被设置用来拯救世界,可到头来连自己都拯救不了。反而,他的堕落或熄寂,成为了最高的启示:生存者的本体在此回应本源,漂浮在世界上。

救世主的致命悖论实际上源于环绕着的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的一系列对立。

无限←→有限。救世主被设想成无限的,他有预知能力,能洞察人心,他同时是魁萨茨·哈德拉克,“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的男性”。但,这只是出于神化救世主的夸张。保罗·穆阿迪布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他或许是“超人”,但绝不是“神人”。

关于穆阿迪布的预知能力,“没有经验的人都把预知能力想象成遵循某种自然法则。”……“但这种说法实际上毫无意义,就跟说它来自天堂的声音一样,没有任何意义。可以这么说,预知力量是一种协调,与人共存、与人的行为共存。换句话说,现在向未来涌动,预知则伴随着这一过程。从表面上看,预知像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但这种力量不能用于预测目标、预知目的。…神谕没有因果关系,它只管传送过来、汇集起来,而你只能接受这一切。如此一来,你便知道了许多智力无法探测究竟的东西。你的理性意识会排斥它们,而在这个排斥的过程中,理性也变成了预知过程的一部分,最终被这个过程征服。”

预知能力不是让救世主真正超越时空,而是让他更确切地融入到时空中,或者说,让时空成为救世主的“生态环境”。他就像拥有更高效的感知能力的捕食者,进行捕猎;同时也像拥有更敏感的感知能力的被捕食者,等待被捕猎。这是多么荒谬,让救世主有选择地无可选择。

革命←→恐怖。救世主被设置成带来革命,用超然的意志,让民众更有希望地生存。但,这只是天真神话的虚构。保罗·穆阿迪布知道自己带来的更多是恐怖,是屠杀,是压抑。信徒在疯狂的信仰中用暴力冲刷异教徒,信仰的绝对化是建立在绝对地排斥或消灭异端的基础上的。在人类的已有历史中,“阿拉伯帝国”和“法国大革命”为此提供了鲜活的例证。

自由←→宿命。救世主被设定成充分的自由。救世主宣称,“我的行为就是验证我的预言,事实将证明,我是神明的终极仆从。”但,预言却让他屈服于宿命。因为,预知必须以存在宿命为前提,否则预知就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更有问题的是,穆阿迪布的预知能力并不能达到理想的获取宿命的程度,它有不确定性。对于这种实际的预知,宿命就像规律,却不是规律;规律似乎必然,却被偶然所环绕。预知的运转恰如“气”,处在感知和遮蔽之间。当救世主的预知之“气”相当强势的时候,他能更加清晰地感知;然而,他的预知之“气”可以被其他人的预知之“气”削弱,以至于不能清晰地感知时空。《沙丘》小说里曾不止一次提到,“生态学的最大功能是理解因果关系”。预知能力就蕴含着这种生态学式的功能:得到的是理解,而不是自由意志。

在《沙丘·救世主》里,“救世主”保罗·穆阿迪布·厄崔迪试图以其掌握的理解去挣脱救世主的致命悖论。兼得理想和现实是不现实的,他必须作出选择。穆阿迪布曾经说,“世间万物都有模式,……在理想的模式中,一切事物只能走向死亡。”这,大概是理想唯一成为现实的途径。它只会在永不可实现中实现自己。也就是说,化作永恒的符号,在荒野中。

沙丘

穆阿迪布走了,……他是傻子圣徒,

幸运的陌生人,永远活在理智的边缘。

……夏胡鲁,他在永恒的河滨等着你。

那儿,情侣们在悠闲踱步,默默地相互凝视,

美丽而永不满足的爱。

而他大踏步穿过时间的漫长通道,

将愚钝的自我抛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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